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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历史人类学学刊》2019年第17卷第2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学者就开始畲族调查与畲族研究。至50年代民族识別与民族历史大调查工作，畲族研究的一些基本命题渐渐得到梳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畲族研究趋于多元，研究者们对畲族语言、畲族音乐、畲族经济、畲民家族文化、畲族与其它民族关系等方面进行诸多探讨。近年来，受人类学族群理论的影响，学者结合人类学与历史学方法，重新思考民族史问题。反思传统民族史将民族看作是先验的存在，而忽视民族发展过程中流动的边界，只有他者的叙事而忽视民族主体性，未曾关照自我的叙事与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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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婷玉，《凤凰于飞：家族文书与畲族历史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389页。
《凤凰于飞：家族文书与畲族历史研究》一书正是带着反思传统民族史研究的决心，从一开始就提出民族主体性的问题，认为要深入理解畲族史，就要关注畲民的主体性，关注畲民自己的材料与叙事，“对于一个历史学的研究者来说，尽可能地发掘史料以还原这个被‘表述’的历史主体，才是最终的使命”。(页6)本书对畲族史中相关重要议题都重点关注，如畲的来源、畲的迁徙与源流、畲民姓氏、郎名等，尤其对元代畲军在畲族史上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给予重点关照。其具体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首先从畲民家庭和文书的特殊性开始讨论，并且将瑶族的《过山榜》与畲民的《开山公据》进行比较研究。在讨论畲、瑶的族源背景的相似性之后，再进一步介绍畲民在外的活动范围以及“畲”与“畲族”的得名经过。第二章以五个畲民家族的个案研究作为载体，展现畲民家族形塑过程及其族群意识的保存和变迁。第三章通过畲民族谱保存的明代最初的迁徙地点和时间的相关记载，结合明代社会历史背景，推断明代畲民在明初之所以从闽粵赣交界区大规模迁徙到闽东浙南的原因，是由于元末明初军屯和沿海军事卫所系统的建立，且强调畲民的迁徙是持续于明清时期从广东迁往闽东浙南，最终形成聚居于闽东浙南、散居于福建各地山区的分并格局。第四章探讨宋末元初在东南地区扮演重要角色的“畲军”、“畲寇”，虽然共同活动在闽、粵、赣的交界地区，但来源并不一致，去向也不相同。其中一些被编入元代的“汀漳屯田”，有一些成为元代的守城军，从此随着屯田军的迁移而转换生活轨迹，还有更多的被纳入版籍，成为后来的客家人、福佬人。(页342)其中第三、第四章两部分讨论的问题看似关联不强，但作者根据元末明初闽东的人户变化，结合畲民族谱资料，认为畲民来到闽东的最早记录恰好在元末明初，闽东社会动乱与人口流失严重，持续的大疫、大饥，导致闽东接纳大量“宋元畲军”。作者推测这些军可能是通过军屯安置来到闽东，随着明中期之后制度崩坏，这些畲民家族开始以佃农身份迁往浙南和闽东的其他山区，这也解释了明清以后闽东、浙南民的来历及当下的畲民分布。第五章从婚姻制度和姓氏集团的角度，剖析宋元记载中的“畲”与明清方志史料中的“畲”并不能相互等同的原因。明清时期聚居于闽东的“畲”的家族严格遵循着蓝、雷、钟三姓内婚的制度；而宋元时期史料中的“畲”则不但有陈、李这样的闽粵大姓，还有相当数量的汉人掺杂其中。宋元时期的“畲”在历史变迁中有很大一部分迁徙转变成为后来的客家人和福佬人。第六章从唐宋以来的“行第名”流变的社会传统，以及与民间道教科仪相关的区域小传统，看二者所拥有的共同文化渊源，认为以行第名相称是自唐以来的社会习俗，而对于名字书写需求很少的庶民阶层来说，行第名是在需要呈报正式名称时上报的，那些畲族早期族谱中出现的郎名，正是在“编户齐民”的过程中留下来的。结语讨论谁人为畲这个问题，从反思中原中心观的视角出发，提出“不论是闽东、闽西还是闽南，明清以来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将‘畲’视为‘闽越’后裔的普遍认知。但这种地方性知识的建构本身其实是与‘畲’的主体无关的，其中没有任何一处出现‘畲’自己的声音。这种建构是由福建地区自认为是中原汉人移民后裔者完成，是一种完完全全的中原中心的观点”。(页336)理解史料记载中宋元之畲与明清之畲所指称人群可能产生的变化，认为“宋元时期的‘畲’在姓氏群体上与明清之‘畲’存在不同”，(页337)提出重新理解畲族史，并进而对“民族”概念进行反思。总体而言，该书在资料解读与方法论的反思上都倾注了作者的努力。
从资料解读而言，畲族史中的一些重大议题至今没有定论，比如从文献看，宋元时期闽粵赣交界区居住着大量畲民，缘何消失并又如何解释明清至今聚居于闽东、浙南的畲民，他们如何迁徙，具体迁徙过程又是怎样的？畲民一些独特的族群文化一直也没有得到定论，如郎名，此前学术界普遍倾向于道教传统的影响，但也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再如畲客关系，其历史纠葛与分合的过程，也没有更多的资料支撑。因此，今天的畲民姓氏与畲族人群已在中国少数民族识別政策下明确，但历史上的畲民姓氏与畲民人群曾经历过怎样的变化，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该书的重要贡献在于，作者留意到此前的畲族研究者都关注到宋元至明清畲民由闽粵赣交界区向闽东、浙南迁徙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大多通过私家族谱，且宋元至明清的迁徙过程及迁徙原因没有明确，存在诸多猜测。本书给出一个新的解释，认为卫所屯田制度可能是导致畲民迁徙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对明清时期闽东、浙南畲民的迁徙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也提醒研究者，民族史研究的路径可能有多种，应该多作尝试，尤其应关注移民与制度史之间的关系。
而在民族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作者从一开始就提出主体性这一问题。如何界定“畲”这个群体并进而理解民族史研究的出路，是作者贯穿全书的宗旨，而这也是民族史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近年来，民族史研究经历一个变化，就是从传统民族史的研究方法向族群话语下的民族史研究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即是关注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的问题，反思研究者所面对的文献及文献生产背后的族群意识，关注他者的表达与自我表述之间的微妙关系，及这微妙关系背后所蕴含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尤其是通过挖掘本族群的自我文献，从我者的角度与自我的声音来重新审视历史上的族群议题，完善此前仅依赖汉文献的研究，并同时关注族群与区域历史进程的关系，重建关于民族史的叙事，是当下民族史研究的大势所趋。
2018年平安夜的时候，编辑大人把我的新书拿回了家。经历了漫长的审查和无法言说的折腾，终于出版了我的博士论文。距我完成它的时候，已经过了五年的时间。
我的论文没有《序》，也没有《后记》。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个没心没肺、不知感恩的作者。我真心愧对在完成这部博论过程中，帮助过我的那些人们，只能在此作一自辩。
记得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某次唐立宗学长陪徐泓老师来访厦大，我陪着陈支平老师和他们一起吃饭。路过芙蓉湖的时候，陈老师说，他最怕学生在后记里感谢他，写的好呢，那是学生自己努力，写的不好，他还要一起背锅。在后记里隆重感谢过陈老师的立宗学长，在旁边脸僵了一下。要知道，唐立宗学长的硕士论文，可是公认的台大历史所出过的最好的硕士论文。那时候我就清楚的认识到，我绝对没有资格在论文后记里感谢陈老师的。
我的博士论文并没有《后记》，但需要感谢的人却非常多。
这让我觉得愧对那些帮助过我的畲族朋友们。曾经有一位和我商榷某一问题的老师，说我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报以太多的同情。我想这的确是我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撰写博论的过程中，数以百计的畲族朋友对我施以援手，让我得以在闽东、闽南、浙南的很多畲族村庄生活和调查。我大概没有办法不对这个神秘、善良、快乐的民族报以极大的同情，很难不对他们在历史上遭遇过的贫困和歧视产生强烈的共情。而这也是支撑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历史真相的最大动力。
今年六月，当我一边处理外婆的丧事，一边在医院陪母亲住院的时候，收到了民宗部门返回的审稿意见。一位相关领导在审稿意见中，说我的论文若是出版，会引发民族“事件”。当时的我，只能用“哀莫大于心死”来形容吧。在想不通、沮丧、绝望、悲哀的各种情绪下，度过了2018年的暑假。
这样的结果，让我感觉愧对我的父母。中科大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们，其实真的很难理解人文学科的种种，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理解我的研究的意义（尽管现在也未必就理解了），陪伴我做过多次田野调查（一个年轻女性做田野调查会遇到的困难是极多的），用他们盲目的爱女之情支撑我啃老完成了博士和博士后的工作。
我也愧对待我如女的徐泓老师和王芝芝老师，在我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如果不是他们非常耐心的一遍又一遍的听我讲述研究的内容，帮助我梳理思路，我根本不可能在2013年就完成这篇博士论文。如果不是他们在我无业的时候收留我，那段落魄的日子会更加的不堪。徐老师在我的婚礼上，顶着烈日炎炎，在致辞的时候强行安利我的博论给大家，让我觉得自己被肯定和支持，成为一名有点古怪但很开心的新娘。
最愧对的，就是陈支平老师。我所做的有关畲族历史的研究，初衷就是承继陈老师有关福建六大民系和客家族群的研究，想要回答谁是畲族？是否是闽越土著？如何迁来闽东成为福建最大的少数民族？畲族和客家是什么关系？畲族和福建其他族群又是什么关系？但和老师的研究成为经典不一样，作为学生的我，甚至连公开发行这个研究都做不到，更别提可以为老师的研究做一注脚了。对老师多年教育培养的辜负，莫甚于此。
所以也没有脸面去请求老师为我作序，更别提若写序，还要和我一起承担“引发民族事件”的风险。
最后拉着和我一起承担这个风险的，是我丈夫，也是这本书的编辑。到时候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我们无论如何也是要一起承担。一起罚钱，或者一起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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