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体与社会的双向观照——评吴琦主编《明清社会群体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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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4-03-23 |
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至今，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史的研究曾经几度沉浮，研究的方向和主题不断在变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在更新，研究的视野不断在拓展，研究的队伍不断在壮大。作为社会结构重要构成要素和社会运行、社会变动的主要推动力量，社会群体是考察社会发展与变化的一个颇佳视角。因而，当学者们不再将目光局限于政治史与制度史，开始全面审视社会、审视人类生活的时候，一个个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便渐渐走进了史家的视野。吴琦主编的《明清社会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月出版)以论文集的形式，展示了他所带领的团队对社会群体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大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皇帝和朝廷要员的群体研究;其二，士人群体研究;其三，群体互动以及群体与社会发展、时局变动的关系。该书的两大特点，一是赋予“社会群体”以新的内涵、新的解释，重新审视中上层社会群体，二是群体与社会的双向观照。
一
虽然，对于社会群体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然而，究竟何谓社会群体学界却始终未有共识。社会学对其的界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群体泛指一切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或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活动，并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类集合体;狭义的社会群体是指由持续的、直接的交往联系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这种界定对史学研究中的社会群体是否完全适用颇值思考。本书中对群体的选定显然是对“社会群体”这一概念作了新的界定。
在作者看来，不同学科有着自身的学术诉求，历史学对社会群体的理解与社会学既存共性，亦有差异。史学领域中的社会群体，应该是在更大的时空范围中，具备身份一致感，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群，他们之间并非一定直接发生交往，但一定生存在一个大的场景之下。例如，古代社会位于权力宝塔顶端的皇帝一直是史家关注的焦点，资料记载可谓翔实矣，正如梁启超之言，二十四史无非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古往而今，无数的学者对皇帝的研究投注了大量的心血，其中也包括明代的十六位皇帝。但是，学者们关注的往往是作为个体存在的皇帝，对其个人才能、品德修养、治国经略、宫廷斗争、婚姻关系、历史评价等等进行研究。事实上，明代十六位皇帝具有一定的共性和群体特征，如政治低能、荒政怠政、个性鲜明、自我价值取向多元、心态平民化等等。因此，在《明清社会群体研究》中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问题皇帝”出现在读者的面前。除此之外，州县官群体、阁臣群体、言官群体、翰林群体、博学鸿儒群体、私家刻书群体等等也都成为作者研究的对象。这种群体研究对象的选择显示出了作者对群体概念独到的理解与创见，拓展了群体的范围与视野，弥补了因概念的不明而带来的研究局限。
长久以来，社会史的研究力图摆脱传统史学目光一味向上的弊病，试图自下而上地以“社会”这个范畴去探求历史，从而将学术的视线引向了传统史学鲜少关注的社会下层，使得长期以来史学发展的路径得到了极大的修正和补足，因此，大量过去被史学家忽视的群体，诸如下层群体、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皆一并成为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史学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发掘，史学研究变得更加丰满、生动、有血有肉，当然也更深入，许多社会深层的问题都得到了讨论和揭示。这些成就学界有目共睹。然而，这种研究是否真正体现了社会史的学术宗旨？是否真正达成了社会史“整体史”的追求目标？对于下层群体和弱势群体重视的同时，是否一定要对上层群体持以忽略的态度？无疑，本书是对这些问题思索与反思的成果。在作者看来，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与社会都构成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因而都应是考察社会时不能离弃的研究对象。皇帝、朝廷百官、各级地方官员、高层士人等等，都是根植于社会的土壤之中，都与社会的变动息息相关。上层群体不应该遭受冷落，而应该是社会群体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本书中作者选取的群体对象都属社会中上层，正是对社会史研究目光一味向下的偏差所作的有效努力。
二
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生活在一定时间、一定环境下的人们构成的社会的历史。作为社会构成的一个个“单位”，群体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示群体的特征、差别及联系，更重要的是，通过群体从微观层面去反映社会的变化，从多层次、立体地观照时代的特征。明清时期，随着政治格局的演变，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动的频繁，新的群体格局不断形成，从朝廷到社会，围绕着日益加剧的利权纷争，各阶层、集团和群体演绎着新的分化与组合。围绕他们所形成的现象、事件、问题，无不透露大量的社会信息，无不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明清社会群体研究》选择了不同的群体，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视角去观照时代的变迁。
《“问题皇帝”：明代皇帝的群体特性》一文，将明代诸帝视为一个类群，置于明代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审视明代皇帝的时代特性，并探讨明代“问题皇帝”之问题，对于王朝命运、政风乃至整个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明代阁臣群体的政治作为》对明代162位阁臣的政治作为进行群体考察，通过对阁臣群体政治作为的考察揭示阁臣群体与明朝的生存关系，阁臣群体在明代历史中的地位，并从深层揭示明代的政治运行格局。《言官群体与明代政治格局：以言官群体与其他政治群体的互动为中心》围绕言官的概念、言官群体的基本特质以及言官群体与其他政治群体的互动关系等问题，阐述了言官群体与明代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明代翰林群体的社会文化功能》，针对学术界研究的不足，重点讨论明代翰林群体的社会文化功能。《晚明松江士人与地方舆论：以<五学檄>为实例》，将晚明松江士人置于社会背景之下，以《五学檄》为视点，讨论晚明松江士人在集体抗议、对抗地方官府的事件中，利用舆论发动整个地域社会的力量，参与地方活动，共同维护地方秩序。《晚明江南士人社会网络研究：以陈子龙为个案》，以陈子龙为个案，揭示晚明江南士人如何构建其社会网络以及社会网络的作用。《“高士情结”与“高士图”：观察明代社会的另一种视角》以明代瓷器上的“高士图”纹饰成为重要视点，揭示明代“高士情结”的变化，并进而揭示明代士人心性的变化。《群体互动与制度缺陷：对清代“废漕督”呼声的深层分析》围绕“废漕督”分析各群体之间的纠葛与矛盾，揭示其时的国家状态、政治格局、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以及社会的变动趋势。《博学鸿儒群体与清初学术转换》一文认为，清初博学鸿儒科的征召，导致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博学鸿儒的形成，这个学术群体以自身的能力与素质，与统治者进行交流与较量，并推动了学术风气的转变。《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群体研究》一文考察了清代两湖地区的私家刻书群体的形成及其特征，探讨了他们的文化贡献。
这些论文力图解决和回答如下问题：不同社会群体的群体特质？何以形成和构成这种特质？社会群体的职业作为和社会行为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社会群体如何互动？社会群体与国家命运、社会变动的关系？社会群体的静态与动态的辩证关系？群体考察的学术意义？等等。对以上这些问题，书中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颇具创见。
本书的特点除了前面述及的之外，在资料的使用上亦颇值称道。治社会史的学者十分注重对新史料的发掘与应用，所谓的新史料，既包括以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去重新审视、理解、利用旧有史料，也包括开发挖掘新的史料，如族谱、碑铭、田野调查材料等等。本书对新史料的开发突出表现在对瓷器纹饰的利用。对明代瓷器纹饰作美学鉴赏的研究往往多见，但把这些纹饰作为文献资料的极为少见，以文本与图像互证来探讨明代的“高士”，极具创见。此外，无论是作为史学的分支学科，还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社会史的研究都应当区别于传统史学，除了研究对象的区别之外，在理论与方法上也当有所区别。在理论的使用上，本书应用社会学的角色理论以及心理学的理论，对“皇帝”角色进行分析亦比较成功。
总之，本书在对社会群体的研究中，完成了群体与社会的双向观照，其中所体现出的独到视野和见解，为社会史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做出了极有价值的探索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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