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书》出版札记

宾长初

从2005年至201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徽州文书》6辑共60册，引起了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关注和肯定。《徽州文书》第1辑出版后，获得了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此后，《徽州文书》第1—3辑30册，获得了安徽省人民政府颁发的2009—2010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社科类）著作一等奖，《徽州文书》第四辑、第五辑分别获得2011年度和201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回顾《徽州文书》系列图书的出版过程，尤其是在出版过程中编辑、作者的成长以及图书整理、出版工作的不断调整和完善，或许对其他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有所启迪。

一、缘起：基于学术情怀的契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一家高校出版社，与学术有着天然的联系。当出版社通过出版教材教辅打下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当时的领导决定向两个方向拓展，一个是社科人文，一个是珍稀文献。而后者就是把有重要史料价值且存世稀少的文献，不管什么题材、什么语种、什么体裁，尽可能地整理出版。为了尽快提供学者使用，一般采用影印的方式出版。

民间文书的整理、出版是我们的重要目标，早在2002年就已经关注徽学研究动态。当年3月，我到上海组稿，拜访了王振忠教授，看了王教授收藏的徽州文献实物。我也提出了出版王藏徽州文献的请求，王教授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没有答应。在与王教授交谈过程中，大致了解了徽学研究的机构。7月份，我给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幸好留有底稿。

×××先生：

您好！

未曾谋面而给您去信，实在冒昧。

今年3月份，史学片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会议在沪召开，我正好在沪组稿，就徽学研究有关问题请教王振忠先生。王先生认为，资料未公开是制约徽学研究的瓶颈。我也有同感，故萌发了影印出版徽学资料的念头。但由于本人是徽学研究的门外汉，对徽学资料收藏情况一无所知，与徽学研究者的联系也不多，所以这一工作无从下手。由于工作关系，葛剑雄先生提供了一份基地主任会议名单，得知您的大名及地址，故不揣冒昧写信向您讨教。

我社作为大学出版社，一直致力于历代珍稀文献的出版，现已出版十多种（见书目），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影响。徽学作为21世纪三大显学之一，在资料的出版上，落后于敦煌学和藏学，严重地制约了该学科的发展。若能将各收藏单位的资料汇总起来，影印出版，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安徽大学是研究徽学的重要基地，是全国徽学研究中心，是否可以牵头做这一工作？就徽学资料的出版问题，您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谨致

研祺!

信发出后，石沉大海。

2004年3月份，我看到了刘伯山老师发表在《历史档案》的一篇文章[1]，当读到刘老师将自己收集、珍藏的1.1万件徽州文书捐献给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时，非常激动。虽然当时与刘老师素未谋面，还是斗胆地给他去了一封信。据刘老师说，原信已经找不到了，但大致内容我还依稀记得。在信中，我首先对刘老师将自己收藏的上万件徽州文书捐给安徽大学的举动表示钦佩和敬仰。我介绍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珍稀文献的基本情况，表达了出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所藏徽州文书的意愿。为了说服刘老师，我分析了史料出版与学科发展的关系，认为徽学研究在当时虽然有所升温，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但是，如果没有新资料的公布、出版，就不可能让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学术交流中，也就不可能推动徽学研究的发展。因此，很希望刘老师能够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信发出后，也没有得到刘老师的复信。

2004年4月，我随社领导拜访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参观了“伯山书屋”，也见到了“伯山书屋”藏品的捐赠者刘伯山老师。后来通过电话沟通、交流以及面谈，刘伯山老师不但答应整理出版“伯山书屋”的徽州文书，而且还决定整理、出版自己家藏的文书及相关资料。就这样，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藏徽州文书终于落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从这件事中我们得到启示：编辑要对有价值的选题持续关注，想尽办法落实选题。最重要的是，编辑尤其是学术编辑，一定要有学术情怀、学术意识、学术修养和学术鉴赏力，这样才能与学者对话、沟通，才能获得学者的信任，才能组到高质量的稿件。

二、出版：编辑、作者、图书与学术共成长

2005年1月，由刘伯山老师整理的《徽州文书》第1辑正式面世。该书首次大规模采用归户形式进行徽州文书的整理影印出版，并且采用了8开本的形制，使得文书的图版展示空间、文书内容可辨识度相比之前的整理成果有了很大提升，为广大的徽学研究专家，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刘伯山老师几十年来在徽州民间抢救、收集与捐献的徽州文书原件达数万份，难以在短时间内一次性完成全部整理并出版，因此《徽州文书》的出版采取边整理边公布的出版方式。继2005年出版第1辑后，2006-2017年又出版了第2-6辑。《徽州文书》的陆续推出，一方面不间断地为读者提供新资料，可以很好的持续吸引学者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保证了编著者有充分的时间开展严谨的整理工作，并可根据最新的学术动态、学者反馈及时做出调整和更新，以更加便利、充分地呈现徽州文书所具有的资料价值。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徽州文书》系列图书的出版过程中，先后有六位编辑参与图书的统筹或责编工作。通过参与《徽州文书》的出版工作，编辑的学术能力得到明显提高。以笔者为例，在接触徽州文书前，是徽学研究的门外汉，对该学科只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和了解。参加了《徽州文书》的编审工作后，反复研读书稿，对书稿的价值有了自己的判断。在第1辑出版后，笔者对其价值做了归纳：该资料是反映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可靠的原始资料，它的整理和出版对推动徽学研究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多学科的、重要的参考价值。[2]通过进一步思考、研究，对徽学的某些问题还有了自己的认识，在学术期刊先后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

作者在整理、研究徽州文书中，认识也不断提高，整理理论不断完善，并及时用于整理实践中。《徽州文书》第1辑到第6辑的整理、出版是一个适时调整、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首先是辅文不断增补内容，由第1辑的《前言——徽州文书的遗存与整理》《编辑体例》两篇辅文到第6辑增加了《关于第六辑的说明》《我与徽州文书》等辅文。即使是各辑都有的《前言》和《编辑体例》，编著者也会根据最新学术动态，不断更新和补充相关内容，为读者提供了更多、更新有价值的信息。其次是整理原则。2012年，刘老师曾提出徽州文书整理的两尊重原则：“充分尊重民间文书档案的历史形成”和“充分尊重民间文书档案的历史留存”。[3]2015年刘老师又提出了第三尊重原则：“要把握文书档案的发现和收藏的实际情况，充分尊重民间文书档案的发现状况”[4]。在此后的整理、研究工作中，刘老师很好地贯彻了自己的观点，这在第6辑的22篇“寻获记”有突出的体现。第三是“寻获记”。从第1辑到第6辑“寻获记”的内容和外延都在不断丰富、扩展和深入。“寻获记”详述文书的发现始末、整理过程、调查经历，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徽州文书》的持续出版，以其丰富的史料内容，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和使用，既有对出版本身的关注和评介，更催生了利用所刊布资料进行科学研究的诸多成果。学者利用《徽州文书》各辑所提供的资料进行了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并不局限于徽学领域，而是涉及中国明清及民国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推出了一大批成果。这可以从《徽州文书》的引用率得到体现。2017年1月7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即“CNKI”）在北京主办的中国图书学术影响力评价专家研讨会上，发布了由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研制的《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2016版）。《徽州文书》名列“中国高被引图书各学科（图书档案学）TOP3名单（1949—2009年高被引图书）”。而在此之前，《徽州文书》还曾在国家图书馆2010年6月中文图书借阅排行榜名列第8位。

《徽州文书》的出版过程，伴随着书与人的共同成长。书的出版、传播，又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形成了出版与学术的良性互动。

三、思考：民间文书整理、出版工作的拓展与深化

对于出版者来说，一套好书的价值莫过于既能忠实、充分反映作者的劳动成果，又能对读者有所裨益，对社会有所贡献。《徽州文书》编著者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有益探索，有助于民间文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比如刘伯山老师提出的文书整理“归户性”原则，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此后的一些文书的整理工作大都遵循“归户性”原则。另一方面，《徽州文书》也引发学者、出版者对民间文书整理出版工作的思考，进一步深化了民间文书整理理论和拓展了民间文书出版工作。

《徽州文书》出版后，一些学者就对民间文书整理理论做了有益探索。如徐国利就民间文书“归户性”原则提出了“分层级的归户性整理”方法，即“将以家庭为单位的归户性整理纳入更高层级的以宗族或以村落为单位的归户性整理”。[5]张应强在整理清水江文书过程中，在同意刘伯山“归户性”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完整性”和“系统性”原则。[6]周正庆则在整理闽东文书过程中，一方面把归户性纳入以宗族为单位的归户性整理，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史料群”的概念[7]。同时，《徽州文书》出版后，我们也收到了学者的一些建议，如希望出版释读排印本，或者在影印本上附上释读文。

学者的探索和读者的反馈，对改进民间文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具有很好启发作用。近年来，我们对拓展和深化民间文书整理、出版工作做了有益的尝试。

第一，选题范围的拓展。一方面是徽学资料选题的拓展。在出版《徽州文书》的过程中，我们不断与作者沟通、交流，决定拓展徽学资料的范围。比如，我们2017年将《徽州谱牒》纳入出版计划，并整理了20册书稿，申请获批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已于2018年正式出版。此外，徽州报刊资料、徽州碑刻资料也列入了开发计划。另一方面是其他民间文书的开发、出版。《徽州文书》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契合了学术向经济史、社会史、区域史的转向，因此挖掘其他地区民间文书资料，及时向学界公布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我们积极与相关收藏机构、研究机构以及学者、专家联络，大力开发民间文书选题，先后推出了《清水江文书》1-3辑、《福建民间文书》、《太行山文书》第1辑、《徽州合同文书汇编》《闽东家族文书》《万篆楼藏契》等，将要推出的还有《赣南文书》《闽北文书》《土默特文书》等。民间文书系列图书的推出，将大大丰富出版品种，推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第二，整理方式的改进。一方面对影印出版的文书进行分层级的归户性整理，把归户性文书纳入家族、村落文书中，体现其归属关系。如《清水江文书》先把文书归户，然后将各户文书纳入村寨文书里。《闽东家族文书》也是将归户文书纳入家族文书中，体现其完整性、归户性和系统性特点，便于学者的使用和研究。另一方面，我们在坚持影印出版的前提下，增加一些整理工作。一般来说，原件影印本对文史学者来讲，使用起来没有多大难度，而对非文史专业的学者来说，则有一定难度。因此，对原始资料进行点校、注释是很有必要的。可采用两种方式处理，一种是出版两种版本，如《徽州合同文书汇编》影印本出版后，将推出《徽州合同文书辑释》；一种是将释读文放在影印件之下，或以附录的形式统一放在影印本之后，《南岭民间契约文书》即采取影印加释读的方式整理。

总之，《徽州文书》的整理、出版因学术而结缘，因学术而完善。在《徽州文书》的整理、出版过程中，编辑、作者与图书共成长：编辑、作者在吸收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真思考、探索，整理、出版理念不断更新，并将这些新理念、新思想运用于整理、出版实践中去，推动民间文书整理、出版工作的拓展和深化，不断推出新成果，服务读者、服务学界，推动学术的进一步发展。

（宾长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副总编辑、编审）

        

[1] 刘伯山：《徽州文书的遗存及特点》，《历史档案》2004年第1期。

[2] 宾长初：《发掘民间文化遗产 展现底层生活实态——<徽州文书>的特点及史料价值》，《中国出版》2006年第11期。

[3] 刘伯山：《民间文书档案整理的“两尊重”原则》，《光明日报》2012年12月31日。

[4] 刘伯山：《民间文书档案整理的“三尊重”原则》，《安徽史学》2015年第6期。

[5] 徐国利：《关于民间文书“归户性”整理的理论初探》，《安徽史学》2015年第6期。

[6] 张应强：《清水江文书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刍议》，《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3年第3期。

[7] 周正庆：《闽东民间文书的新发现及其学术价值》，《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