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迁界是清初中央王朝在东南沿海地区推行的重要政策，朝廷对于内迁里数有明确规定，但在地方推行时却受各因素影响而未被完全遵循。在福建漳州、泉州地区，宗族势力及其与官府之关系是影响族人内迁与否及迁界线画定的重要因素。部分在地方上威望大、族人拥有较高科举功名并适时地与清廷合作的强宗大族，如漳浦乌石林氏、石狮铺锦黄氏等得以“托处边界”、无需内迁；而同样位于沿边的弱小宗族，如霞课张氏等在内迁中惨遭蹂躏。

【关键词】清初；迁界；地方势力；宗族

清初，朝廷为断绝东南沿海民众与郑成功等海上抗清势力沟通，解决明中期以来东南沿海地区长期动乱及加强对当地的控制，实行坚壁清野的迁界禁海政策。（1）迁界欲令“海滨居民尽迁于内地，设界防守”，（2）其首要问题是“画界”，即画定迁界线。朝廷颁布迁界令明文规定了内迁里数。不过，既有研究已指出，东南沿海各地迁界并不总以朝廷规定的三十里为界，负责迁界的官员、沿海各地地形地势、风俗习惯及传教士等某些重要人物都可能影响各地内迁的实际距离。（3）其实，迁界线的画定，不仅仅与上述因素相关，而且受东南沿海民众左右，因为迁界线决定了哪些人需内迁、哪些无需，关系着沿海民众之生死存亡。鲍炜对清初广东迁界的研究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有些有权势的人操纵了界线的划定，在广东便有不少买通划界官员而改变界线的记载。（4）此外，福建、广东地区明中期以来普遍兴起并成为地方重要组织的宗族在迁界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宗族势力状况及其与清王朝之关系往往影响到族人是否内迁、左右迁界线的画定。本文拟以福建漳州、泉州地区为中心，考察地方势力，特别是居住于迁界线附近的各宗族在迁界中的不同命运，分析宗族与族人内迁与否之关系，探讨宗族如何具体影响迁界。

一、文献所载漳泉地区的内迁范围

清初，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奉旨迁界，其中，福建因是郑成功势力的主要活动空间，而成为迁海令执行最严格的省份之一。（5）位于福建南部的漳州、泉州境内的龙溪、海澄、漳浦、诏安、惠安、同安、晋江等沿海县份在迁界中均有大部分地区内迁。

清初，东南沿海各地迁界、展界时间及内迁次数不一，漳泉地区大体经历了两次迁界。第一次始于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八月，“朝命户部尚书苏纳海至闽迁海，迁居民之内地，离海三十里村社田宅悉皆焚弃”；（6）康熙八年（１６６９），“都统济实奉命安兵，稍拓旧边”，（7）部分展界。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二月，包括漳泉地区在内的福建再次迁界，“上自福州福宁，下至诏安，沿海筑寨，置兵守之，仍筑界墙以截内外。滨海数千里无复人烟。”（8）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正月前，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先后疏请开边界，漳泉地区部分展界，（9）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全部展界。（10）

迁界的首要问题是画界。据明末清初士人彭孙贻所撰《靖海志》载，漳泉地区第一次迁界，离海三十的村社田宅悉皆焚弃。内迁三十里是朝廷之政令，在地方上则难以真正落实。也许正因为经历了第一次迁界、清楚了地方难以全部以三十里为界，所以文献中所载第二次内迁里数多为大概之数，如道光《晋江县志》载“康熙十八年，命沿海二三十里，量地险要，各筑小寨防守，限以界墙”（11）中的“沿海二三十里”。事实上，漳泉各地两次内迁的里数都不一。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前往福建、广东主持展界的内阁大学士杜臻在巡视的基础上，详细记载了闽粤各地内迁情况。以漳州府漳浦县为例，杜臻载道：

（康熙）元年画界，自梅洲寨，历油甘岭高塘洋、云霄镇、大梁山、高洋口、苦竹岭、秦溪村、荔枝园、浯江桥、赵家堡、张坑至横口，为漳浦边。边界以外，斗入海四十里月屿，二十里旧洋，附海三十里虎头山，十五里埔头，十二里后葛司，十里洋尾桥、杜浔，七里旧镇，皆移。共豁田地一千一百六十三顷，於荔枝园、高洋口因界设守。八年展界。（12）

据引文，漳浦各地内迁里数自７里至４０里不等。泉州府晋江县内迁里数则自１０里至５０里不等，杜臻称：

（康熙）元年画界，自大盈历龙源山鹧鸪寨、后渚澳至洛阳桥为晋江边。边界以外，斗入海五十里福全所、三十里永宁卫、二十里祥芝澳、十里东石澳，俱移。共豁田地一千二百五十二顷有奇，于观树、塔山因界设守。八年展界。（13）

与漳浦、晋江一样，漳泉境界其他县内迁里数亦不一。（14）杜臻所载为当地第一次内迁距离，亦可视为第二次内迁范围。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八月初五日，负责第二次迁界的福建水师提督杨捷咨会福建总督、巡抚，“檄行沿边各协营将弁遵照，查明原日旧址迁移，不许擅行挪越尺寸，并屡经严饬安设官兵昼夜加谨巡防，不许片板下海”，（15）告示沿边各标、协、营将弁官兵“查照顺治十八年定限立界，毋得稍有逾越寸步”。（16）可见，福建官方以第一次迁界线为基准进行第二次迁界。

为何漳泉地区一县境内各地内迁里数不一，且差距甚大？细观上引文献可知，内迁差别较大的各地往往位于不同的半岛上或处于不同的海湾周边，差距大体由沿海地形地势，特别是岛屿、港湾分布情况所决定。以晋江为例，杜臻提及内迁各地基本上在各大半岛上，其中，福全所位于围头半岛，永宁卫在永宁半岛上，祥芝澳则有祥芝半岛深入大海。各半岛中，围头半岛深入大海最长，永宁次之、祥芝再次之，相应地，各半岛内迁里数由多到少，说明了半岛深入浅出的自然地理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地内迁里数。其他县份大体亦如此。

一县之内，不同地区的迁界线受自然条件影响。不过，在同一半岛上、同一海岸边上各处的内迁情况则更多受人为因素操控。杜臻对闽粤各县的内迁里数记载虽详细，但也只是记录了军事要点或海陆沟通要道等重要地方的内迁情况，而非所有地点。一地的内迁情况不能被扩大到各地，也无法代表其附近各点之内迁距离。如我们不能以永宁卫内迁三十里的记载说明永宁半岛各地都内迁三十里。从实际操作上看，由于人力、技术、时间等因素限制，负责迁界的官员无法一一测量各地到海岸之确切距离，而是把精力放置于一些防范内外沟通的关键地方上。因而非关键点的内迁，或者说临近的两个关键地点之间的迁界线的画定实际上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对东南沿海地区而言，此线极为重要，稍微偏一点，可能就决定了一个或数个村落、宗族的命运。对当地百姓居民来说，迁界线是一条关系自身乃至整个家庭、宗族的财产、命运之线，一线之隔，遭遇迥异，因而，地方势力定然想方设法改变其位置。迁界线的最终位置当是在地方势力与负责迁界的官员互动中形成。漳泉地区的传说及族谱等民间文献的记载反应了宗族势力影响了族人内迁与否，左右了迁界线的画定。下文以漳浦民间传说及石狮铺锦黄氏、霞课张氏的情况进行详细论述。

二、“有华表的地方不用内迁”：从漳浦民间传说看宗族与迁界

官方文献明确记载了漳浦部分地点的内迁里数；不过，漳浦沿海地区的老百姓对迁界线的记忆不是以里数为标准，而是以“华表”为界。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各宗族在迁界中的不同遭遇及迥异命运。

笔者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间多次前往漳浦地区考察，与长期居住于漳浦盐场、旧镇、杜浔镇等地的老人聊当地“过往的事情”时，他们都会提及清初迁界时，漳浦地区“有华表的地方不用内迁”或“迁界迁到有华表的地方为止”。（17）当地方言中的“华表”即牌坊。明清时期，在地方上树立牌坊往往是朝廷对地方获取较高科举功名者、贞节烈妇、义夫义族、百岁老人、累世同居、孝子顺孙等的旌表。漳浦老百姓口中的“华表”则以科举功名及当官者的牌坊为主。当笔者问他们“哪里有华表？”或“华表在哪里？”时，他们回答说：“有举人、进士，或当官的人的地方。”（18）“有华表而免内迁”之说源自哪里？当地老人或说是小时候听村里老人所说，或说是父母所讲。该说来自前辈的记忆，口耳相传，流传至今，是当地老百姓对清初漳浦迁界的历史记忆。清初迁界线的画定涉及的因素极为复杂，也许并非地方百姓记忆的简单，但民间传说背后蕴含着的重要信息，即强宗大族在迁界中得以免迁，值得深究。

实际上，漳浦沿海地区的民间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如经常被提及的，作为“有华表而免内迁”代表的漳浦浯江乌石林氏在明末清初时确实有实力，受迁界影响小。此可从该族族谱及地方志的记载得到印证。

明中叶以来，漳浦与闽粤其他地区一样，宗族普遍兴起，成为地方上的重要组织。浯江乌石林氏就是其中的一个大族，并在地方上拥有较高威望。据《浯江乌石林氏族谱》载，乌石林氏始祖林安宋朝时从福州长乐迁徙到漳浦七都浯江保西径坊（今漳浦旧镇镇岩埭社南侧）居住，子孙昌盛，迁徙各地，包括乌石地区的坂上、潭仔头、后垅、浯江、山兜等村。（19）明中后期，乌石林氏在科举上取得其他姓氏难以望其项背的辉煌成就，在嘉靖十一年（１５３２）到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的短短５５年内共出六位进士。其中，十世林功懋嘉靖十一年进士，初授东莞知县，历任广西按察使等；十世林策嘉靖十七年（１５３８）进士，任江西佥事；十世林一新嘉靖二十年（１５４１）进士，任山西佥事；十一世林士章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探花， “官祭酒，终南礼部尚书”；林功懋之子林士宏万历八年（１５８０）进士，授行人、刑部郎等；林士章之子林汝诏万历丙戌（１５８６）进士，授永州推官，擢南京吏部考功郎。（20）林氏族人热衷于科举仕途的同时，积极加强宗族建设。在修谱方面，明洪武年间五世祖林纯一曾编家谱，（21）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林廷臣、林策、林楚等士绅多次修订。建祠方面，正统十三年（１４４８），族人林普玄等创建乌石林氏大宗祠“海云家庙”，正德十五年（１５２０）族人林震重修，万历八年在林士章的主持下重建。（22）

明清鼎革，乌石林氏族人较早投诚清廷，并通过科举驰骋官场。林策的侄孙林顒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中举，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考中进士，任江西九江府德化县知县。林顒族侄林琛（紫峰先生）康熙八年中举，康熙十八年进士，任内阁中书。（23）科举之路的成功给该族带来极高的威望。顺治六年（１６４９），十三世刑部主事、承德郎林萃祉称，“浦之侈望族者，必推吾家，以吾家衣冠文物，子姓繁衍，实甲梁浦也”。（24）较早顺从清朝，且科举仕途春风得意的乌石林氏与地方官府交好。康熙年间，内阁中翰林琛重修海云家庙、新修小宗宗祠，邀请漳浦知县杨遇为小宗宗祠写碑记。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杨遇撰写碑记，称乌石林氏为“甲第蝉联，为漳南第一家”。（25）

清初迁界，乌石林氏所在的旧镇诸多地方被迁弃，编修于康熙年间的《漳浦县志》载：“（顺治）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奉旨迁界，梁山以南，旧镇以东皆为弃土”，（26）旧镇城亦在“迁界时堕”。（27）根据杜臻记载的旧镇内迁各地可知，当地的迁界线经过苦竹岭、秦溪村、荔枝园、浯江桥、赵家堡等地。林氏居住之坂上、潭仔头、后垅、浯江、山兜等村落处于可迁可不迁的地方。而从该族族谱的记载，我们看不到迁界对其影响，此与漳泉地区许多族谱记载族人在迁界中遭到蹂躏大为不同，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无需内迁。林氏得以不迁，族人受影响小，当是该族士绅与地方官互动的结果。

三、同地不同命：龟湖地区霞课张氏内迁而铺锦黄氏“托处界边”

迁界间，共同居住于晋江县二十四都龟湖地区（今石狮市宝盖镇境内）的霞课张氏内迁、铺锦黄氏无需内迁的情况，也反映了迁界线的画定受宗族势力影响。

（一）霞课张氏势单力薄与族人内迁

霞课又称霞库、下库、霞顾，与铺锦村毗邻。当地四面都是陆地，距东北的出海口直线距离约有四千米，而离南边深沪湾直线距离约八千米远。（28）不过，在铺锦东北方向，即石狮东北部的小平原上有一条江——浦江。浦江发源于华表山草庵附近，流经苏内、小浯圹，在上浦、玉浦（也称“玉澜浦”）地方出海。玉浦是晋江境内诸水汇集入海处。乾隆《泉州府志》载：“玉澜浦在陈埭东十五里。凡灵源山东南诸涧汇为洑田，流为横龙、新塘、浦滨。宝盖山东北诸涧流为塘埤、曾坑，汇为龟湖，与拱塘、象畔诸水皆会于此，以入于海。”（29）自明代至民国，玉浦都是晋江重要码头之一。据铺锦村老人回忆，直到民国初，从东北而来的船只可直达玉浦。铺锦黄氏很多人从玉浦码头出发到海外经商。从福州运回的杉木等大宗货物也在玉浦码头进入晋江，并转运到龟湖街（横穿铺锦、后宅、郑厝、苏厝四村）贩卖。（30）铺锦与玉浦的直线距离一千两百多米，（31）而玉浦靠近祥芝澳，按照杜臻祥芝澳内迁二十里算，铺锦、霞课等龟湖所属地方在界外，属必迁地。居住当地的霞课张氏就在迁界中被迫内迁了。

明清以来，霞课居民以张姓为主，号称“霞课张氏”。据１９１４年编修的《龟湖霞课张氏家谱》载，始祖二十四朗公自宋代迁居龟湖乡，“二十四郎公自仙游大蛮山迁于晋江廿四都龟湖乡，娶林氏，遂居焉，是为龟湖始迁之祖。”（32）子孙在龟湖乡繁衍，后分东、中、西三派，“东派世居龟湖，即车桥，其第宅历宋元而犹存，即张氏一族之祖祠。一中、西二派迁于龟湖之鳌山、之锦里、之湖边、之长坑、之霞课，或迁于南安之云台”。（33）霞课张姓与其他姓氏一样，致力于宗族建设。宣德年间，九世祖体磐公首次编撰霞课黄氏谱图，谱载“谱始于九世体磐公宣德间本支图为之。公为处士，博雅有文，乡人咸师尊之，实始著图系代纪行辑辞，几二百年之事迹秩然可观矣”。（34）清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再次修谱。

不过，明中期以来，霞课张氏的发展并不是很好。一方面，在霞课生活的支派人丁单薄。生活于明中后期的十六世仅有４人，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十七世仅有５人，十八世仅有１人出生于崇祯年间，其他４人出生于康熙年间。另一方面，明末清初，族人无获取科举功名者。康熙二十六年，张星煊撰写族谱序言时就指出族人“少识字”。（35）

人丁稀少、势单力薄的霞课张氏，在明清鼎革及清初迁界中受到很大的冲击。康熙二十六年族谱编纂者张星煊写序着重描述了族人在迁界中的境遇，载：

人丁之凋残非由于人事，实气运衰替使然也。慨自大清定鼎以来，海氛山岚处处窃发，百姓之困苦甚于倒悬，加以饥馑荐臻、赋役繁重，族之死于流离者十之一，死于海寇荼毒者十之二；重以辛丑年奉旨迁移，界外之民失其故业，相率流亡饥寒而死者十之七。吾宗之人杂处界外者多，际此景况民安得而不糜灭哉？（36）

该谱序形成于康熙二十六年，即晋江展界后三年，编纂者张星煊亲历迁界，见证明清鼎革以来张氏人口大量死亡之惨状，并指出其中有七成因居于界外，被迫内迁，失去“故业”流亡、饥饿、寒冷而亡。经过清初洗劫，张氏所剩人口更少。即便经过三百多年的繁衍，到今天，张氏人口仍旧稀少。所以，霞课没有单立行政村，而是与苏厝共同构成苏厝行政村。（37）

（二）铺锦黄氏“托处界边”

铺锦黄氏与霞课张氏同处龟湖地区，理论上亦需内迁，实际上他们却得以“托处边界”。铺锦黄氏十四世黄式度（１６３８－？）康熙二十六年编修《铺锦黄氏族谱》，在族谱序言中就指出：

辛丑又遭迁弃之祸，我族人托处界边，荒葛屯葵，触目惊心，多有舍其乡里家族以旅游四方者。自是人烟之消息、生齿之登耗与夫婚娶卒葬之年月、方所皆不复纪录，使及今不修，后将何所于稽乎？余为此惧，乃与二三族长犁然举行。（38）

据引文载，黄氏虽然部分族人因惶恐而迁离，但政策上他们“托处界边”，部分族人没有内迁。

为什么居住于同一地方的霞课张氏需内迁，而铺锦黄氏免迁？笔者２０１１年曾两次到当地调查，发现铺锦地区村落相连，铺锦与霞课，及附近的郑厝、苏厝、后宅等村落间没有山脉或大河隔绝，村与村之间亦无明显村界，居民杂居共处。因而，造成该二族在迁界中不同遭遇的，不是自然条件。其实，明末清初两族的势力悬殊及族人与官府之关系迥异是导致其不同命运的重要因素。

据编修于康熙二十六年的《铺锦黄氏族谱》载，宋代廿八公定居铺锦后，黄姓在铺锦地区繁衍，到明中期，人丁旺盛，且族人黄一栋等考中举人。是时，族人一方面加强宗族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地方事务，掌握地方上最为重要的水利工程“龟湖塘”的管理权。在明末清初的动乱中，铺锦黄氏族人极为活跃，参与各种政治势力或武装集团，部分族人加入郑氏集团或在南明政权担任官职，（39）也有部分族人较早投诚清政府。十三世黄士宽（１６１１－？）就不接受隆武政权之任命，于清廷统治闽县时被“拔补闽县学生员”。（40）

铺锦黄氏族人还倡导并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清初，在动乱的大环境下，晋江地区盗贼频发，为自我保卫，铺锦黄氏部分族人招募乡勇、组织团练。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十二世黄銊为撰写本族族谱序言时称：

　四方壮士麾旗倡议，一二寇攘之徒又窃名蜂起，入室撄金，露刃括饷，于是团结诸子弟以保里闾。斯时也称戈比干，迄无宁处。（41）

黄銊笔下的“团结诸子弟以保里闾”者是铺锦黄氏十二世祖汉白公（字光灿，１５８１－１６５３）。汉白公是明末武官，仕途不顺，于明清鼎革后归家，招募乡勇保卫家乡，谱载其“天启甲子、丁卯，崇祯癸酉三科武举人”，“授广海寨守备，注意军政，务革虚冒，同官咸加畏惮，竟以严正不阿为忌者所扼，归家。值清师入闽，诸无赖多乘间剽掠。公募乡勇以固里闬，族人赖之”。（42）与汉白公一同组织和领导团练的还有族人南宫先生及中镇黄氏族人盖山公等。蔡芳所撰《侃肃公暨勤敬郑氏志铭》载：

明季鼎革，四方骚动，尚未削平。翁兄盖山先生授儋州知州，以沧桑故不仕，训练乡壮，为都人屏藩。继而翁兄南官先生亦自韶州乐品［昌］谕皈，都人复推任是事。皆以翁知经识权，委以繁剧。翁靡不胜任愉快焉。（43）

据载“盖山公”建立团练，“南宫先生”归乡后亦担任团练之事。南宫先生即黄荐，铺锦黄氏十三世祖、康熙二十六年族谱编纂者黄式度之父，晋江县儒学增广生员，永历二年（１６４７）以人才拔授广东韶州府乐昌县学教谕，任官二年，弃官归家。（44）盖山公并非铺锦黄氏族人，而是居住于铺锦的另一黄氏宗族“中镇黄氏”族人黄煓煃，他于隆武二年（１６４６）（45）被隆武政权授为儋州守，但其“以国变，不赴任，即绝意仕进”。（46）山公、南宫先生及汉白公在明末清初仕途不顺的情况下归乡共同主持操办团练，团练的具体事务多委托铺锦黄氏十三世祖侃肃公（字遴基，１６１０－１６９４），即上引文中的“翁”处理，他“性严毅，有勇力，当四方鼎沸，训练乡壮，为都人藩屏”。（47）

组织和领导团练的汉白公、南宫先生与盖山公都是在明末清初时具有一定影响力者，受各政权（明廷或南明）的提拔、授官，但仕途不顺，最终选择归乡，成为地方团练的领导者。不过，从他们的政治抉择可窥知，三人的政治态度不完全一致，汉白公和盖山公拒绝接受南明政权之委任，而南宫先生曾在南明当官。在团练领导者政治抉择不一，且在大部分时间内清廷无法控制晋江的背景下，黄氏的团练当与清廷无关，不过，到秉正公负责团练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秉正公（１６３０－１７２９），侃肃公次子，（48）除继承父业继续训练乡壮外，还建造七个寨堡。其子黄澄宗写《秉正公暨妣宽仁林氏墓志》称：

父天性孝友，从幼学计然术，壮年经营颇腴。无何海氛告警，本房值民、盐大当一次，造七寨征缮，繁杂箠楚难堪，堂从诸昆弟咸弃家室走外邦，父独肩其事，不惜家资之耗，不辞力役之苦，输将公务，保全祖庐。至于今犹有先人之旧居可以栖身者，微吾父曷得有此哉？（49）

从墓志铭看，迁界间，秉正公已与清朝合作，建立了七个寨堡“征缮”， “输将公务”，即为清政府征收军饷。从铺锦黄氏族人“托处边界”及福建迁界间的政策可推知，七寨当位于沿边地区，七寨不仅为清军“征缮”，而且当是清朝防范界内外沟通之寨堡。迁界间为防止界内外沟通，官府采取各种措施加强边界管制。康熙三年（１６６４），福建总督李率泰下令边界除挖界沟、立界墙外，还要加强沿边兵防建设，设炮台、烟墩，派遣军队驻扎。（50） 康熙十八年二月，福建总督姚启圣“以沿边地方接济，皆由台堡疏防，议欲设炮台”，（51）清廷“命沿海二三十里量地险要各筑小寨防守，限以界墙”。（52）在沿边加强军事据点设置的同时，福建官府还积极动员地方寨堡乡壮与官军互相守御。康熙十七年八月，福建水陆总官兵杨捷告知兴化府、泉州府各属各乡都市镇士民人，“除现在酌拨官兵，于沿边紧要处所分布扼防，并安设塘兵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各乡都市镇士民人等知悉：各宜联络附近塞堡乡壮，同心协力，互相守御，仍与汛防官兵相为策应声援”。（53）黄秉正所造七寨当在此背景下建立，与清兵“同心协力，互相守御”。

七寨堡所征收军饷来自盐、民大当。经过明末清初之动乱，晋江沿海地区里甲崩溃，田地荒芜、人丁逃散，清政府难以如明朝通过一条鞭法征收赋税。为了解决军需，清初，福建采用了“大当”之法。该法不是按照田粮征收钱粮，而是根据官府所需直接向里长征调。里长则将一里组织起来共同应对。（54）大当征派没有数额限制，一切都由官府所需决定，（55）官府需求无度，导致大当成为民众的沉重负担。迁界间，铺锦黄氏正好轮值大当之役，秉正公则以七个军事寨堡为后盾承担该役。

黄秉正建立寨堡，与清军互相守御，监督界内界外的沟通，铺锦黄氏族人也因此得以托处边界，房屋不被破坏，其子黄澄宗称“至于今犹有先人之旧居可以栖身者，微吾父曷得有此哉”。迁界间秉正公庇护了族人，展界后族人给他极高的待遇，群推其总理新建大宗祖祠之事，宗祠建立后，将其神主迎进宗祠，（56）令子孙世代祭拜之。

简言之，迁界中，同样是居住于龟湖地区的霞课张氏内迁，而铺锦黄氏因族人训练乡团、建立沿边寨堡并与清军联合、为清政府征收军饷而得以免迁。可见，宗族势力及其与清政府之关系影响与族人是否内迁，左右了迁界线的具体划定。

四、浔海施氏内迁

沿海的强宗大族左右漳泉地区迁界线之画定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较早效忠清朝、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或拥有科举功名的大族都能在迁界中享有特权。居住于今天晋江市龙湖镇衙口、南浔地区（亦称浔美、浔海）的浔海施氏（也称“衙口施氏”）被迫内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浔海施氏是晋江的一个大族。始迁祖约在宋朝时定居浔海，子孙繁衍，明中后期已积累大量财富、具有一定势力，并建立了宗族。在明末清初的动乱中，十七世施琅在军事上的突出表现使得该族势力逐渐凸显。（57）顺治十三年，施琅被任为副将。翌年，他作为清军先锋进攻郑军，招降郑将陈斌等，夺取被郑军占据的闽安镇。顺治十八年，大学士苏纳海上疏褒奏，清廷采纳其议，提拔施琅为总兵仍驻守同安。（58）总之，迁界前，施氏为地方一大宗族，族人施琅在福建威望不低，迁界时，即康熙元年（１６６２），施琅又被提拔为福建水师提督，移驻海澄。（59）即便如此，迁界令一下，浔美地区被划为界外，浔海施氏族人被迫内迁。康熙二十二年施琅撰《重修家谱序》称：“自辛丑迁移，诸巨族豪宗，凡销沈于兵燹流离者，指难胜屈。”（60）迁界破坏施氏衙口大宗祠，施琅不得不将之移到位于界内的晋江清阳，以联络宗人，“虑故庐之坵墟也，则于青阳建立祠宇，以联其祖众”，（61）值到复界后才迁回衙口。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施琅勒石《施氏宗祠碑记》记载他重建施氏大宗祠的过程：“崇祯庚辰建大宗祠，甫二十余载，值海寇为乱，顺治辛丑，沿海村民尽移内地，祠因以煅焉。时余方擢任水师提督，康熙癸卯克平两岛，乙巳择地青阳再建祠宇。方落成而余适进京，授内大臣。甲寅之变，复煅于贼，辛丑秋余复奉命专征，癸亥澎湖、台湾海疆底定，封靖海侯，世袭罔替。余惟国事勾当，祖灵未安为念，丁卯冬复建祠于祖里，越戊辰秋告成。”（62）除在青阳建立宗祠联络宗人，施琅还尽力采取措施降低家族损失， “虑子姓之颠连也，则于内地安置田宅，而给以牛种”。（63）然而，即便如此施氏大部分族人仍“颠沛流离，虽至亲不能相保”。（64）复界后，施琅又极力招抚流亡者回乡。（65）

为什么在地方上拥有势力且有施琅这样已为清廷所用的军事将才的施氏家族仍必须内迁？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与衙口的地理位置有关。衙口位于晋江阳溪的入海口处。阳溪发源于石狮的灵秀山，水流流经永和、龙湖二个镇。虽然现在的阳溪没有船只航行，但明清时船只往来频仍。阳溪的出海处现在还有前港、后港两个地（村）名，说明当地昔日曾是港口。（66）“后港”即衙口，康熙年间施琅在后港建“八座府邸”，此后，人们逐渐以衙口称呼该地。据前港施清水回忆，在他小的时候，阳溪入海口有很大的码头，当时船只可以直接进入港口，清代衙口街商业发达，很多商品都是从外地运来，在此码头卸货。可见，明清时期，前港、后港（衙口）实际上就在港口边上。清廷的迁界令往往是内迁三十里，晋江地方的内迁也多在十里以上，因而位于港口边上的村落难以免迁。

二是清初浔美所在的深沪湾一带是为清政府特别防范之地区。众所周知，郑芝龙为南安县人，但他的发家之地却是晋江县安平镇。郑氏集团活跃于晋江沿海地区，并获得当地许多老百姓的支持。浔美地区距离安平镇甚近，且自明末以来就有人跟随郑氏集团，因而当地也成为官府特别防范的地方，迁界期间几乎整个龙湖镇都被迫内迁，（67）遑论直接濒临大海的浔美场地区。

三是清政府对浔海施氏的戒备。明中期以来，浔海施氏就惯于从事贩卖食盐、及海上通商等海上活动。明末，部分族人加入了郑芝龙、郑成功队伍，如施琅族叔施福即为郑芝龙的心腹部将，施琅和其弟施显也曾加入郑氏集团。（68）虽然清政府重用施琅，但强制施氏内迁正是对浔海施氏带有戒备心的体现。

综上所述，虽然部分文献对清初迁界间漳泉地区内迁里数有清晰记载，但在地方上，特别是边界线附近地区，哪些人要内迁而哪些无需，并非都以官府规定的里数为依据，亦非如文献记载那么精准。地方上的诸多因素，包括沿边的强宗大族都可能左右迁界线的具体位置。部分势力强大、较早投诚清廷，与清朝合作的大族可能充分发挥其影响力，努力为自己、为宗族争取利益，避免族人遭受迁界之祸害。毫无疑问，沿海地区的宗族势力影响了族人是否内迁、改变迁界线的具体位置，不过，迁界线画定涉及的因素极为复杂，地方上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地理位置、地方精英、地方势力与官府之关系等因素都可能制约迁界线的画定，因而，我们必须在全盘考察各因素的基础上对迁界线才能有深刻的认识。

需要指出，宗族对迁界线画定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漳泉地区。福州府连江县的东林宗谱就记载了迁界间，该族族人林显第从戎于清，担任界防之要务，并影响到迁界线及该族在迁界中的情况，其载：“界边汛防，委以重任，叔为之画谋布置。地方得以安宁，吾叔之力居多。徐曰：‘以子之才，坐镇一方，吾可无虞矣。’爰禀于提督王公，将水头汛边田地拨还，□开垦以糊口，而吾宗播迁禁界之时，子弟得以朝出暮归，生生之机，至困乏者。汛防见叔之子侄，视为一体，故也。”（69）总之，宗族与迁界中画界的关系是分析迁界线画定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逻辑。

注释：

（1）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２辑（２００１年５月）。

（2）夏琳：《闽海纪要》卷上∥《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３５册，第１７页下。

（3）顾诚：《清初的迁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３期；李东珠：《清初广东“迁海”的经过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清初广东“迁海”考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１期；林修合：《从迁界到复界：清初晋江的宗族与国家》，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２００５年。

（4）鲍炜：《迁界与明清之际广东地方社会》，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３年，第５２页。

（5）顾诚：《清初的迁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6）彭孙贻撰，李延昰补：《靖海志》卷三∥ 《续修四库全书》第３９０册，第５０４页上。

（7）（12）（13）（14）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四∥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４６０册，第１０３６页下、１０４１页下、１０５８页上、１０３５－１０６６页。

（8）夏琳：《闽海纪要》卷下∥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３５册，第３５页上。

（9）《清圣祖实录》卷九四，康熙二十年正月辛卯条。

（10）林修合：《从迁界到复界：清初晋江的宗族与国家》，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２００５年，第６０页。

（11）胡之鋘：《（道光）晋江县志》五《海防志》∥ 《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２５册，第６５页上。

（15）（16）杨捷：《平闽纪》卷十三《告示·示沿边各营》∥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５６册，第５３８页上、５３８页下。

（17）（18）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０日到漳浦竹屿村田野调查的田野笔记。

（19）林梅朴山：《重修浯江族谱序》∥浯江乌石林氏族谱编纂委员会编：《浯江乌石林氏族谱》，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漳浦县图书馆藏，第２８页。

（20）浯江乌石林氏族谱编纂委员会编：《浯江乌石林氏族谱·古代人物录·古代科举仕宦》，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漳浦县图书馆藏，第４２－４３页；陈汝咸修：《（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二《选举志上·进士》∥《中国方志丛书》第１０５号，第８１４、８１５、８１７、８２１、８２２页。

（21）林纯一：《浯江家谱序》，第２７页∥浯江乌石林氏族谱编纂委员会编：《浯江乌石林氏族谱》，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漳浦县图书馆藏。

（22）浯江乌石林氏族谱编纂委员会编：《浯江乌石林氏族谱》，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漳浦县图书馆藏，第３７页。

（23）浯江乌石林氏族谱编纂委员会编：《浯江乌石林氏族谱·古代人物录·古代科举仕宦》，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漳浦县图书馆藏，第４２－４３页；陈汝咸修：《（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二《选举志上》∥ 《中国方志丛书》第１０５号，第８３２、８３４、８９６页。

（24）林萃祉：《重修族谱弁言》∥浯江乌石林氏族谱编纂委员会编：《浯江乌石林氏族谱》，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漳浦县图书馆藏，第３１页。

（25）杨遇：《林氏南照先祠碑记》∥浯江乌石林氏族谱编纂委员会编：《浯江乌石林氏族谱》，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漳浦县图书馆藏，第３５页。

（26）陈汝咸修：《（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一《兵防志》∥《中国方志丛书》第１０５号，第７８９页。

（27）陈汝咸修：《（康熙）漳浦县志》卷五《建置志·城池》∥《中国方志丛书》第１０５号，第３０５页。

（28）根据福建省地图出版社编：《泉州市地图册·石狮市地图》、《泉州市地图册·石狮市·宝盖镇》（２００９年版）地图测量、计算所得。

（29）怀荫布修：《（乾隆）泉州府志》卷八《山川三·川·晋江县川·玉澜浦》∥ 《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２２册，第１５３页上、下。

（30）石狮市宝盖镇铺锦村村民黄旭东、黄其新等所讲，见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４日笔者在石狮市宝盖镇铺锦村访谈笔记。

（31）根据福建省地图出版社编：《泉州市地图册·石狮市·宝盖镇》（２００９年版）地图测量、计算所得。

（32）（33）（34）张天叙：《龟湖张氏族谱序》∥张天叙修：《龟湖霞课张氏家谱》，１９１４年修，龟湖霞课张氏族人藏。

（35）（36）张星烜：《续谱小引》∥张天叙修：《龟湖霞课张氏家谱》，１９１４年修，龟湖霞课张氏族人藏。

（37）笔者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份、２０１１年８月份两次前往石狮市宝盖镇实地考察，在铺锦及其附近村落考察二十余日，当地老人告诉笔者霞课因人少而并入苏厝。

（38）黄式度：《重修族谱引》∥黄式度等修：《铺锦黄氏族谱》，康熙二十六年刊刻，２００２年整理，福建石狮市博物馆藏影印本。

（39）叶锦花：《明清灶户制度的运作及其调适——以福建晋江浔美盐场为例》，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２年。

（40）黄式度等修：《铺锦黄氏族谱·叙世录·第十三世·士宽》，康熙二十六年刊刻，２００２年整理，福建石狮市博物馆藏影印本。

（41）黄銊：《国朝顺治丁亥年重修族谱序》∥黄鸿烈等修：《铺锦黄氏衙内派宗谱》，乾隆五十八年修，福建石狮市铺锦黄氏族人黄江海藏。

（42）黄式度等修：《铺锦黄氏族谱·叙世录·第十二世·光灿》，康熙二十六年刊刻，２００２年整理，福建石狮市博物馆藏影印本。

（43）蔡芳：《侃肃公暨勤敬郑氏志铭》∥雷泽、洪顺正等修：《黄氏宗谱》，１９８８年，福建石狮市铺锦黄氏族人黄江海藏。

（44）方鼎主修：《（乾隆）晋江县志》卷十二《文苑·人物之六·国朝》∥ 《中国方志丛书》第８２册，第３４６页下。

（45）黄荐《奠盖山兄文》载“前丙辰岁，兄筮仕得儋州守”（雷泽、洪顺正等修：《江夏铺锦黄氏宗谱》，１９９０年修，福建石狮市博物馆藏）。查崇祯至清顺治年间都无丙辰年。而据族谱记载，黄荐于劝盖山在其赴粤东之前（永历二年“以人才拔授广东韶州府乐昌县学教谕”），因而，此处“丙辰岁”可能是顺治丙戌年，即１６４６年。

（46）黄荐：《奠盖山兄文》∥雷泽、洪顺正等修：《江夏铺锦黄氏宗谱》，１９９０年修，福建石狮市博物馆藏影印本。

（47）黄鸿烈等修：《铺黄衙内房支谱·叙世录·第十三世本房·侃肃公》，乾隆五十八年修，福建石狮市博物馆藏影印本。

（48）黄鸿烈等修：《铺黄衙内房支谱·叙世录·第十四世本房·秉正公》，乾隆五十八年修，福建石狮市博物馆藏影印本。

（49）黄澄宗：《秉正公暨妣宽仁林氏墓志》∥黄鸿烈等修：《铺黄衙内房支谱·墓志行状祭文》，乾隆五十八年修，福建石狮市博物馆藏影印本。

（50）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六∥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６辑第１１８册，第２３２页。

（51）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八∥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６辑第１１８册，第３５６页。

（52）胡之鋘：《（道光）晋江县志》五《海防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２５册，第６５页上。

（53）杨捷：《平闽记》卷十二《告示·晓谕兴泉各属》∥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５６册，第５１７页上。

（54）姚启圣：《请除大当积弊》∥ 《闽颂汇编》第３册∥ 《台湾文献汇刊》第２辑第３册，第２４８－２４９页。

（55）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０－２０３页。

（56）黄澄宗：《秉正公暨妣宽仁林氏墓志》∥黄鸿烈等修：《铺黄衙内房支谱·墓志行状祭文》，乾隆五十八年修，福建石狮市博物馆藏影印本。

（57）森田明：《明末清初福建晋江的施氏宗族》∥《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４６－２５６页。

（58）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９１页。

（59）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９３页。

（60）施琅：《重修族谱序》∥施德馨纂辑，施世纶等补辑：《浔海施氏大宗族谱》∥高志彬主编：《台湾关系族谱丛书》，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３年影印本，第１册，第５页。

（61）（63）（64）（65）施应枢、施毓玑等：《将军诞辰特祭小引》∥施德馨纂辑，施世纶等补辑：《浔海施氏族谱》，晋江图书馆藏影印本。

（62）施琅：《施氏宗祠碑记》∥施德馨纂辑，施世纶等补辑：《浔海施氏大宗族谱》∥高志彬主编：《台湾关系族谱丛书》，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３年影印本，第１册，第１５页。

（66）曾琴：《晋江内河航运史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晋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晋江文史资料选辑（０６－１０）》，１９９９年，第５３２页。

（67）２００９年，永和镇古厝村村民报料，该村发现一处“迁界”石刻。据石狮市文史工作者李显扬考证，该石刻“奉旨边界”等字样，与２００８年３月在漳州云霄县大埔村发现的及２００９年７月在惠安螺城镇王孙村发现的迁界石的文字和格式都一样，是迁界期间刻下的作为界限的标志，永和古厝村的迁界石是摩崖石刻，无法移动，说明清初迁界以永和古厝村为界。也就是说，迁界期间，今天的龙湖镇都在界外（参见粘良图：《“边界石”前话“迁界”》∥《晋江文化丛书》第５辑《晋江海港琐记》，第１５９页）。

（68）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８年。

（69）《连江东林宗谱·皇清恩荣七十二翁幼及祖叔赞序》∥转引自林修合：《从迁界到复界：清初晋江的宗族与国家》，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２００５年，第５４－５５页。林修合据上述文献“来证明在迁界期间，亦有公然出界而无事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