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徽州宗族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及其影响 |
| 来源：《安徽史学》2013年第 5期 作者： 江小角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01-10 |
摘要:清代徽州，教育发达，文化繁荣，商业兴旺，经济昌盛，是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发达繁荣的一个典型地区。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徽州地区有上千年的文化教育传统，从宗族内部到社会各界，都把发展教育和人才培养，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去认识，善于从制度、管理和投入上重视人才培养。徽州宗族注重人才培养，源于振兴宗族、立身社会、光宗耀祖的目的，但在实际过程中，收到了益于自身、功在宗族、惠及社会、利被后世的作用。清代徽州在人才培养与使用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学界研究与思考。
关键词 :清代;徽州;宗族;人才培养
Huizhou Patriarchal Clan’s Attention to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ts Effect
Abstract: In Qing Dynasty，Huizhou had well－developed education，prosperous culture，flourishing business and booming economy．These factors made Huizhou to be a typical region which had harmonious，stable society and rich，prosperous economy． There were many complex reasons to cause the phenomenon，but the most important one was the thousands of years education tradition in Huizhou．From the clan to various circles of the society，they put the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talent cultivation onto a very important place to recognize． Also，they supported talent cultivation through good system,management and investment.Huizhou patriarchal clan ’s attention to talent cultiva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purpose to revitalize the clan，get on in life and uphold the family honor．However，in practice process，the attention was beneficial to person，clan，societyand posterity．Therefore，Huizhou’s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employment is worthy of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s: Qing Dynasty; Huizhou; patriarchal clan; talent cultivation
明清时期，徽州成为中国境内经济、文化、教育发达一个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宗族。古代徽州人才培养，的一个典型地区，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自上个世特别是清代徽州地区的人才培养，离不开宗族的支持与纪以来，学术界从各个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对徽州地区倡导。本文试图从徽州宗族重视教育、支持教育、关心呈现出来的历史现象，进行了深入解读和研究，关注的教育的层面，探析清代徽州宗族中的人才培养问题，旨领域甚多。但在徽州，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任何在揭示宗族教育在徽州人才培养和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及其影响。
一、清代徽州宗族重视人才培养的主要原因
徽州出名于徽商，但徽商和全国其它商帮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贾而好儒”，在营商中做到 “以诚待人 ”、“以信接物”、“以义为利”和“仁心为质 ”。这些特点的显现，都离不开教育的影响，特别是宗族教育的作用。清代徽州宗族重视教育的主要原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徽州本来是一个地广人稀、“民鲜田畴 ”、山多路远、交通受阻的贫困山区。但到明清时期，经济、文化、教育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时间，达官显宦、商界名流、文人墨客，无不心向往之，被称为“文献之邦 ”、“东南邹鲁 ”，“东南称饶，推吾新安 ”。产生这一巨变的原因，首先也是得益于徽州的教育。近千年的徽州发展史，离开教育，无从谈起。所以，赵华富曾说 : “徽州世家大族子弟绝大多数都是 ‘中原衣冠 ’的后裔，是孔孟之道的信徒和儒家思想的继承者。重视教育事业，是儒家学派和儒家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儒家思想的一个传统。他们把教育事业提高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战略高度。”【1】特别是宋代以后，徽州这一区域社会受到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极大，徽州各地，“自宋元以来，理学阐明，道系相传，如世次可辍 ”【2】， “自紫阳朱夫子以理学大儒生于其乡，至今俗尚儒学，诵弦声比户 ”【3】，“承紫阳学风，夙重理学 ”【4】。在徽州呈现出“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 ”【5】的景观。可见，儒家思想在徽州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2．自然环境所迫和营商交流的需要。徽州是一个山多地少的地区，俗称 “八山一水一分田 ”。为了生存和发展，许多家族和个人走上了“以贾代耕 ”的道路。徽州 “田少而值昂，又生齿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滨河被冲啮者，即废为沙碛，不复成田。以故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6】“吾徽道路梗阻，交通乏便 ……由陆路旅行者，东则有大鄣之固，西则有浙岭之塞，北则有黄山之隘;由水路旅行者，则东涉浙江，滩险三百六十，西通彭蠡，滩险八十有四。经历险阻，跋涉山川，糜费金钱，牺牲时日，旅之往来，殊非易事。”【7】徽州人为了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不得不向外迁移，特别是到了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徽商营商之道的发展与成功，徽州人 “奔走四方”，“足迹几半寓内 ”【8】。据赵华富统计，歙县棠樾鲍氏家族中的 59位商人，徙居的省份达 11个，定居在近 20个重要城镇【9】。徽商既要向外拓展，寻找宜居之地，还要经商，挣取养家糊口之资。交流范围不断扩大，交流层次日益多样，对社会发展状况和对各地风俗民情的认识，也不断提高。要想交流顺畅，沟通便捷，既要讲究与人交流的方式方法，更要具备与人交流的知识和能力。这两种现实需要，迫使徽州人重视读书，形成了 “十家之村，不废诵读 ”的局面。有些地方，“一村一家，亦各有书屋。书屋者，即古所谓家塾也。族师掌之，尤为子弟讲习养心之地。学业之造成，人文之聿起，皆由此始。”假如某个宗族不重视读书，肯定会遭到其他宗族的嘲笑与蔑视，“三世不读书，等于一窝猪 ”【10】。徽州人还说 “独子不教，终身无靠 ”、“养子不读书，不如养肥猪 ”【11】。时至今日，人们走进徽州古民居或清代徽州书院时，看到悬挂的楹联，书香之气，扑面而来。如西递、宏村的民居楹联: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万世家风惟孝悌，百年事业在读书 ”、“忠孝传家永，诗书处事长 ”;歙县竹山书院和黟县碧阳书院楹联 : “竹解心虚，学然后知不足 ;山由篑进，为则必要其成 ”、“阐六经奥旨，注千圣微言，昭然若日月当天，孔孟以来于斯再旦 ;塞百氏旁注，汇诸儒正派，浩乎如江汉朝海，周程以后大矣蔑加。”【12】这些谚语和楹联，可谓是徽州宗族重视教育与人才培养的生动写照。
3．藏书、刻书业的发展。无论是官府办学、社会办学，还是宗族办学，藏书成为兴学的必要条件之一。徽州人，特别是那些有文化的富商大户，重视藏书、刻书。他们中的一些人，由喜读经典，到收藏经典图书。如清代歙县商人程晋芳，“治盐于淮。……鱼门独愔愔好学，服行儒业，罄其资以购书，庋阁之富，至五六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13】休宁汪文桂三兄弟、歙县鲍廷博兄弟、祁门马曰琯兄弟、休宁人吴骞和歙县人徐乾学、潘祖荫、吴焯、胡珽、汪梧凤、黄廷博、许承尧以及绩溪人胡培翚、祁门人倪望重等，都以收藏善本、珍本和名人作品著称。徽州刻书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 到了清代，继续发展，影响更大。有学者曾说 : “明代隆庆、万历后的徽州府出版业很快跃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并直到清代道光、咸丰前仍维系着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的地位长达 300年之久，成为中国古代出版史上最值得研究和总结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刻书史上有过杭 (州)刻时代、苏(州)刻时代、而明末后则是徽刻时代，徽州刻书成为当时全国最具影响的一大派别，世称 ‘徽派 ’。”【14】徽州刻书业的发展，对徽州宗族教育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据李琳琦统计，清代徽商藏书、刻书者达数十家【15】，这在中国藏书史、刻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正是这些藏书、刻书，为宗族教育与人才培养，提供了丰富的教材和读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给徽州宗族人才培养提供了极大支持。
二、清代徽州宗族重视人才培养的主要措施
清代徽州宗族为了培养自己的子弟，通过制订族规家法、延师办学、资助褒奖等措施，来实现对宗族子弟的培养与教育。主要表现为 :
族规家法倡导成才。从清代许多族谱文献资料来看，宗族重视并倡导子弟学习，在徽州成为一种风尚。如江氏《蒙规》对子弟的启蒙教育、尊师敬友、吟诵歌咏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
蒙规一:家之兴，由子弟多贤。子弟贤，由于蒙养。蒙以养正，岂曰保家，亦以作圣也。童蒙以养心为本，心正则聪明。故能正其心，虽愚必明，虽塞必聪。不能正其心，虽明必愚，虽聪必塞。正心之极，聪明天出。士而贤，贤而圣，虽不愚，亦可为善士。曰养心有要乎?曰有。其目在下，头容直，毋倾听，毋侧视。
蒙规二:尊师:童子始能言能行，遇有大宾盛服至者，教之出揖暂立左右，语之曰: “此先生也，能教人守礼，可敬也。”由幼稚即启发其严畏之心，适入小学，先礼服揖为师者，然后诸生肃揖。言动视听、容貌气色，为师者敦切晓诲，使之勉勉循循，动由矩度，此严恭谨畏之所由起，而动容周旋中礼之基也。
蒙规三:诵读:凡训蒙童，始教之口诵，次教之认字，次教之意识。口诵则教之遍数，使勤勉精熟。认字则教之先其易者，如先认一字、人字，次认二字、天字之类。意识则就其所知者启之，如孝以事亲、弟以事长之类。行步拱揖，皆有至理，起居会息，天命流行，孔子之申申夭夭，周旋中礼，只在日用常行之间而已。初学便须告之曰:即此便是圣贤工夫。使之心思意识日长月化，强其所未识，优游渐渍，虽愚必明。
咏歌:凡童子十岁以上，每日寅卯时诵书，辰巳时习字歌诗，未酉时诵书歌诗。五人一班，歌诗三章，具歌正雅，正风，余具端坐肃听。
字画:凡童子习字，不论工拙，须正容端坐，直笔楷书。一竖可以觇人之立身，勿偏勿倚;一画可以觇人之处事，勿弯勿斜;一撇捺如人之举，一踢挑如人之举足，均须庄重一点。如乌获之置万钧疏密，毫发不可易一，绕缴如常山蛇势，宽缓整肃而有壮气。以此习字，便是存心。工夫字画劲弱，由人手熟神会，不可勉强取效。明道云:非欲字好，即此是学【16】。
从上述江氏《蒙规》可以看出，宗族内部非常重视幼儿启蒙教育，从读书、尊师、习字等多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要求。在学习过程中，还派年长者监督，对那些不按要求去做的人，给予一定的处罚: “命年长二人，纠不如仪者，初犯诲，再犯罚，三犯跪斥。”【17】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族人从小养成知书达理、彬彬有礼、有为向上的好学精神。在《蒙规》之末，阐明了学习要旨: “规曰 :诵读所以致知也，字画、咏歌所以游艺也，习礼所以修身也。致知也者，开明心也 ;游艺也者，存养心也 ;修身也者，防范心也。童而习之，长而安之，勿助勿忘之妙也。孔子曰 :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江氏宗族如此，其他宗族也不例外。绩溪东关冯氏规定 : “(子弟 )稍识字义，即宜以《小学》、《呻吟语》、《五总遗规》及先哲格言等书常常于之观看，弹词、小说最坏心术，切勿令其入目，即见，立刻焚毁，勿留祸根。”【18】还对子弟读书做了一个规划 : “十年读诵 ”、“十年讲贯 ”、 “十年涉猎 ”。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提出了相应的具体阅读内容，从启蒙教育到成才教育，讲得具体细致明确。徽州宗族这种重视蒙学教育的观念，对徽州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办学延师推动成才。徽州的一些富家望族，都积极创办学校，重金聘请名师任教，其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族裔后人，使其成为杰出之才。绩溪《冯氏祖训》说: “子孙才，族将大。族中果有可期造就之子弟，其父兄即须课之读书 ;倘彼家甚贫，便须加意妥筹培植。”【19】歙县方氏《家训》说: “人才之盛，宗族之光。”要求对家境贫寒者予以资助，其目的就是为了光宗耀祖，“资其诵读，他日有成，则吾之祖宗因之益显矣。”【20】正是如此，许多州宗族乐于创办学校和开展蒙学教育。宗族创办的书院、私塾、书屋等多达数百所，可谓星罗棋布，处处可见。 “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21】“一村一家，亦各有其书屋。书屋者，即古所谓家塾也。族师掌之，尤为子弟讲习养心之地。学业之造成，人文之聿起，皆由此始。”【22】徽州宗族创办如此众多的教育场所，为宗族人才培养提供了保障。
聘请名师到书院任山长或到宗族蒙学中任教，为宗族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师资条件。徽州宗族创办的教育机构众多，师资需求量大。为了解决师资紧缺的矛盾，歙县施璜等人在清康熙年间建立了以塾师为主体的塾讲组织————塾师培训制度【23】，颁布《塾讲规约》，“以贞其志”;制订《塾讲事宜》，“以定其则”。就塾讲内容以及相关事宜、课程、后勤保障等做了具体规定。这一制度的建立，不仅解决了徽州各地各宗族办学师资紧缺的矛盾，而且体现了徽州宗族对教育与人才培养中的师资质量的高度重视。
宗族在办学过程中，重视延请名师执教，这在办学规模较大的书院中更是如此。清代，刘大櫆、姚鼐、施闰章、方东树等名流大家都曾到徽州的书院讲学，一方面说明了徽州书院的影响力在当时确实很大，在全国的地位非同一般。另一方面，也说明徽州人重视教育，愿意重金聘请名家到书院中讲学。其中有一事例，非常感人:桐城派名家方东树，在外客游五十年，先后主讲过庐州、亳州、宿松、廉州、韶州等处书院，年届八旬，安居乡里，祁门县令邀请他到祁门主讲东山书院。因为他年龄太大，祁门县令派人用轿子将他抬到书院，还请他的门人文汉光、甘绍盘随从。方东树到书院讲学，不到两个月，卒于书院。这件事足以说明徽州人为了培养人才，不惜代价延请名师。曾国藩的幕僚方宗诚曾说: “海峰(即刘大櫆)老为学官于徽，徽之学者经其指授，多以诗文成名。”【24】可见名师到徽州施教，成效显著。
3．褒奖资助鼓励成才。徽州宗族为了促进子弟学习，实现光大门风、扩大宗族影响，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对宗族人才培养采取了激励、褒奖和资助措施，鼓励族人好好读书，早日成才。首先是对宗族内部的贫困向学者，予以资助。如歙县潭渡黄氏宗族规定: “子姓十五岁以上资质颖敏苦志读书者，众加奖劝，量佐其笔札膏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教宗党贫乏子弟。”【25】清代歙县吴景松，以经营茶叶贸易致富，“斥万金购市屋七所，收其租直以资族中子弟读书”【26】。婺源人方龙藻，“尝念里中教读无资，首捐洋五百余元，与胞伯、从兄及同志佽助创建义学，并置田租，培植寒畯，为久远计。”【27】歙县许氏宗族规定: “今后凡遇族人子弟肄习举业，其聪明俊伟而迫于贫者，厚加作兴，始于五服之亲。以至于人之殷富者，每月给以灯油笔札之类，量力而助之，委曲以处之;族之斯文又从而诱掖奖劝之，庶其人之有成，亦且有光于祖也。”【28】休宁吴国锦，从商致富后，对贫寒的族裔，“择其俊秀者，助以束修膏火之费，使竟其学。”【29】正是由于宗族内部的大力资助，使得许多徽州人有了读书向学的机会，成就了一批批读书人功垂举业的梦想。
除了直接资助贫困向学的读书者之外，对族中子弟学有成就者，予以褒奖、激励，这也是徽州宗族重视教育与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举措。如绩溪明经胡氏宗族规定: “其学成名立者赏。入泮，贺银一两;补廪，贺银一两;出贡，贺银五两。”“至若省试，盘费颇繁，贫士或艰于资斧，每当宾兴之年，各名给元银贰两，仍设酌为饯荣行。有科举者全给，录遗者先给一半，俟入棘闱，然后补足。会试者，每人给盘费十两。”“登科，贺银五十两，仍为建竖旗匾;甲等以上加倍。”【30】绩溪周氏宗族规定: “课文延访名师，酌送束脩，寄呈评阅，定名出榜，列前五名者，给赏纸笔，以示奖励。”所有宗族裔孙，参加科举考试，给予盘费，中试者予以奖励。会试，“定于祠内每人送元银二十四两，上京户内每人送十六两，文会内每人送八两”;中进士者，“祠内送银四十八两，鼎甲及翰林照例倍给”;拔贡上京朝考者，“祠内送银二十四两，上京 户、文会俱照会试例分送，永为定例。”还规定，如果中举，贺资另出，“中举祭祖，宗祠定于公匣内送戏一台，阖族具贺，各出分资。”考中进士者，在祠堂内挂匾彰扬，“祠内挂匾，非科甲不得滥挂。科名挂下堂两廊，甲第挂中堂边间，中间正梁，非鼎甲及出仕开府以上者不得挂。”【31】宗族之中通过这些激励措施，不仅提高了族裔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有利于族人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且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成为仕宦、营商乃至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
三、清代徽州宗族重视人才培养对徽州社会的影响
清代徽州，沿袭历史传统，尊崇儒家思想，形成了读书向上的良好社会风气。清代徽州，一些世家望族，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教育发展，文化昌盛。徽州人无论在外营商聚财，还是在家励志奋读，都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值得歌颂的业绩，整个社会呈现出来的生机与活力，给百姓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这也使徽州在当时乃至今日，誉满神州，远播海外。可以说，徽州社会的巨大发展和繁荣进步，各个宗族重视人才的培养，居功尤伟。
1．清代徽州宗族重视人才培养，继承并弘扬以往的读书传统，营造了好学向上的良好风气，创造了科举史上的奇迹，对宗族和社会影响极大。正是在宗族势力的支持和帮助下，清代徽州的教育，较以往更加发达。教育机构众多，师资队伍得到重视和加强，教育内容不断拓展，个人追求、宗族期盼和社会需要，兼顾结合。在徽州宗族社会中形成了办学主体多元化、教育经费筹措渠道多样化、人才流动自主化的办学模式。也正是在这一模式下，清代的徽州宗族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功，单就科举考试方面，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据赵华富统计，清代徽州中进士者达 782人，在全国名列前茅。许多宗族科第蝉联，创造了 “兄弟九进士，四尚书 ”、“同胞翰林 ”、 “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 ”、“父子四进士 ”、“一门十一进士 ”的科举佳话。每个宗族在科举道路上创造的成功业绩，构建了清代整个徽州地区科举史上的盛名。同时，科场中的失败者，或走上经商之路，或潜心它业，但仍然不丢弃读书的传统。所以，赵华富通过对徽商的分析研究，认为徽商有 “两个重要爱好 ”，一是 “喜读经史”，二是 “耽于吟咏 ”、“讲论诗文 ”【32】。以致许多徽商也是作家、刻书家、藏书家、书法家、画家等，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这既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特征，也是徽州宗族教育与人才培养影响的结果。时至今日，徽州地区历年高考成绩颇佳，在安徽省位居前列，不能说没有传统因素的影响。笔者认为，清代徽州宗族人才培养和蒙学教育之类的规定，其某些方面，在今天仍然值得思考、研究或借鉴。
2．清代徽州宗族重视人才培养，为徽商发展和徽州社会进步提供了人才保障。清代的徽州，府县办学、宗族办学，除创造辉煌的科举成就之外，就是为徽商的经营发展聚集了一大批人才，在这方面，宗族办学的贡献更大。全国商帮很多，而徽商被誉称为“儒商 ”，这不仅说明徽州商人有文化，而且讲道德、守诚信，乐善好施，取信于他乡。徽商正是靠这一批批有文化、有职业操守的人，担当重任，行游天下，拓展事业。也正是有这样一支支精英队伍，善于捕捉商机，制定适合时情、民情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营销策略，抓住机遇，创造了清代商业发展史上的奇迹。徽商致富之后，又积极反哺教育。所以，在徽州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徽商从办学到捐助，全方位、多层次地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徽州各地各类教育机构的建立与维护，离开徽商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张海鹏指出 : “在徽州，是教育造就了一支‘儒商 ’，而这支 ‘儒商 ’在‘家业隆起 ’之后，又以他们的巨额利润反过来资助教育、发展教育。”可以说，“没有徽商便没有发达的徽州教育，更没有那斑斓璀璨的徽州文化 ”【33】。正是徽商的发展与徽州宗族人才的培养，互为促进，相得益彰，共铸辉煌。
3．清代徽州宗族重视人才培养，增强了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完善了宗族管理体制，从社会管理层面来说，徽州这种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宗族管理形式，既是对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继承，更是结合现实需要的一种创新。一是徽州宗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强调仁、义、礼、智、信，注重人的自身素质的养成与提高，要做事，首先必须先做人。徽州宗族规定，对族人的教育，从小着手，从做人开始。如济阳江氏家训对宗族子弟的教育养成，有一套完整的要求，既简洁实用，又易于掌握遵守。《江氏家训》曰: “孝亲，仁之始也 ;弟长，义之恒也 ;尊师，礼之则也 ;敬友，智之文也 ;仁义礼智，心之蓄也。童子习之，所以正心也。”认为 “子孙不可姑息，少时即当教以孝悌忠信之道 ……使之读书明理，后日自然为孝子顺孙。子孙需有职业，勿任游惰。盖游惰为饥寒之原，饥寒即盗贼之本，可不惧乎 ?”还要求子孙善于交友，多交有德之友，与人相交，要讲诚信，一诺千金。认为 “朋友有才不如有德，浮华不如诚朴。与善人处，日习于善 ;与恶人处，日习于恶，故宜择交。出言顺吾意者，非好友也 ;劝吾善，规吾过，顺意之言少，逆耳之言多，斯为直友，斯为益友。既为朋友，宜相待以至诚。财帛相通，患难相顾。不许则已，许则实行。”【34】这些传统文化的精华，从现在来看，不是什么封建糟粕，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核心价值的提炼，非常值得继承、弘扬。二是随着宗族教育的发展，宗族人群素质明显提高，在宗族事务管理方面越来越体现出民主化的色彩。如对族长提出明确要求，对族长的职责晓谕每家每户，认为族长的权威来自身正廉明，认为族长 “身正则不令而行，不正则虽令不从。整躬率物，又别有道，族长勉乎哉 ?”还对族长提出具体要求 : “凡为族长者 ……尤须公而不私，正而不偏，廉而不贪，明而不昧，宽而不隘，耐而不烦，刚而不屈。七者兼备，乃能胜任。若名实相远，怀私徇情，唯唯诺诺，而不能服人者，众共退之。”【35】由此可见，到清代，族长的权威受到制约，族长的行为受到限制，族长的任命体现族人意志，显然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这与徽州宗族族人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在宗族内部追求平等的精神，有很大关系。
总之，清代徽州宗族崇儒重教，注重人才培养，源于振兴宗族、光宗耀祖的目的，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收到了益于自身、功在宗族、惠及社会、利被后世的作用。清代徽州社会的繁荣发展，值得我们去总结，尤其是在人才培养与使用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更值得去研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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