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易劳逸

翻译：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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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劳逸（Lioyd E.Eastman），著名汉学家。曾师从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1907-1991）研究中国史，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教授。由于他对中国研究的杰出贡献，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1989年曾授予他“大学资深学者”荣誉。代表作有《毁灭的种子》《流产的革命》《国民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蓝衣社》等。

在《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重庆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一书中，作者的眼光不再局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而是上溯到16世纪，在长时段、全球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了近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历史逻辑。作者认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与西方的碰撞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内部因素发展变化的结果。早在16世纪中国社会就开启了具有近现代化社会特征的转变。“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国的社会面貌。”这些因素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认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在现代化早期不断加速，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国内。中国社会自16世纪以来越来越明晰的商品化、货币化和城镇化进程，发展到19世纪中期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本质变化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商人的权力和声誉都有所提升，拥有财富而不是受过儒家教育，即便不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首要要素，也是重要要素。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推动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无疑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接触。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早期的“变”虽有重要意义，但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过去百年间发生的技术、机构和政治变迁，其传统社会文化方面的特性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比如作为“中国社会秩序战略核心”的家庭主义（或家族主义）仍旧盛行。

以下文字受权转自第5章 ：20世纪早期中国农民的贫困化。

1933 年，经济史学家R. H. 托尼 （R. H. Tawney） 写道：“中国有些地方的农民就好像一直站在水没脖子的地方，水稍稍泛起一点涟漪，他们就能被吞没。”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很多观察者对中国农村的看法都与托尼的看法一样绝望。其实，当时对中国农村的考察大多是城市知识分子对自己返乡时亲眼见证情况的描绘：农村积贫积弱，农民愚昧无知，生活日益艰难。 1936 年，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曾这样描述长江流域，“毫无疑问，农民的生存状况越来越糟”“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费孝通认为，除了极少数地主和拥有较大片农田的农民越来越富裕，大多数贫农的生活都很悲惨，后者的平均收入只能勉强糊口，甚至不够糊口，这个过程就叫做“贫困化”。

不过，认可中国农民正在经历贫困化过程的人们却分属观点彼此不同的两派。一派叫做“剥削”派，强调农民的贫困化完全是由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他们指出，地主向农民收取过高的田租和利息，操控对自身有利的税收体系和掌控农产品市场等，由此变得越来越富裕，而广大农民却变得越来越穷。地主在聚集越来越多财富的同时购置更多的田地，从而使更多农民沦为佃农或雇农；帝国主义强行介入中国的经济体系，资本家的兴起和世界市场的变幻莫测使中国农村经济依赖性越来越强并且更加动荡。“剥削”学说的本质在于，如果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并且平均分配田地，中国的贫困和饥饿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另一派观点的关键词是“人口过剩”和“技术落后”，这一派反对把“剥削”视为问题的根源，认为农民陷入贫困化是因为中国资源稀缺而人口过剩，人均耕地面积太小，耕种方法和农产品交易方式落后、不科学。消除地主所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只会让问题加剧，因为人均耕地面积已经够小了，已经不够用了。这一派认为，只有引进改良种子和能提升劳动效率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同时恢复过度使用的土地，才能使情况得到改善。

接下来，我们将对上述争论涉及的几个关键要素进行逐一考察，以期做出自己的判断。

人口过剩

关于20世纪中国农民贫困化的探讨大多都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基础，即认为人口增长会自然而然地超出食物供应的增长。认为中国“人口过剩”和“技术落后”的这一派指出，随着20世纪人口压力不断增长和食物供应量变得更为有限，中国社会的人口数量最终下降到了饥荒时代的水平。托尼1932年曾写道：“情况其实非常清楚，中国人太多了，而现有资源根本就无法支撑。”费维恺 （Albert Feuerwerker） 近期也写道：“其他任何 （导致中国土地危机） 要素在人口与土地不成正比这个残酷事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这是对“人口过剩”“技术落后”观点的最简洁表述。

相关统计数据似乎为这个残酷结论提供了证据。明代，河北和山东等地一整片面积达100亩的耕地都算很小，因为大部分整块耕地都有二三百亩大。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河北，整片耕地的平均面积已经减少为17.5亩，在山东，整片耕地面积已经减少到了14.3亩。总体上，中国社会从1890年到20世纪30年代初，整片耕地的平均面积下降了大约32%。

不过，如果由此就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因人口过剩而导致人均粮食占有量无法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求的话，可能就过于悲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一个处于或接近马尔萨斯所说的“危机水平”的社会里，人口数量在很长阶段里都不会大幅增长——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人口增长只能依靠有限的食物供应来支撑，而马尔萨斯所说的饥荒、疾病和战争等“积极抑制” （positive checks）要素很快就会使这种增长被迫中断。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1873年到1953年期间尚处于前现代社会阶段的中国在人口数量上的确实现了快速增长。其实，争论的焦点在于人口数量在这一时期的增长率问题，一些专家坚称这一时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7%，而另一些则认为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不会超过0.5%。

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另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32岁提升到了62岁，而在这四十年间，中国人在食物平均消耗量和有效的食物分配方面的状况并无实质性改善。这表明，受马尔萨斯人口学说影响的历史学家们的观点不无道理，即前共产主义时期的中国社会人口死亡率之所以很高，并非因为食物短缺，而是因为当时卫生条件很糟糕、医疗技术很落后，各种致命的疾病几乎是无限制地传播和蔓延——当然，我们现在已能很容易地预防和控制这些疾病了。当时，每三个新生儿就有一个新生儿会在一周岁内夭折，而其中约有一成的孩子是死于新生儿破伤风，但在今天这种疾病完全可以通过对新生儿脐带做防菌处理和给孕期母亲注射疫苗得到彻底防治。此外，还有五成的孩子在不到五周岁之前夭折原因主要是他们患上了腹泻、疟疾、儿童肺炎等疾病。在成人当中，天花、小儿麻痹症、麻疹、白喉，特别是肺结核等可用疫苗防治的疾病，以及痢疾、肝炎、霍乱、伤寒等水传疾病，还有钩虫、肝吸虫、肠吸虫等引起的寄生虫疾病等，都是致命杀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之后在全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寄生虫病和传染病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根除。到了1987年，中国的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并超过了十亿。这无疑证明，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高死亡率主要是因为流行病而非食物短缺。

虽然20世纪早期中国人的食物基本能自给自足，但部分地区农村也因人口压力而导致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玉米、土豆、大麦、小米和高粱等粗粮逐渐成了穷人的主食。在17世纪，稻米为中国人提供了70% 的粮食，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36%，而在同时期，玉米、土豆及其他新大陆作物为中国人提供了20% 的粮食。一个中国人忆及在山东农村度过的童年时说，“一年中几乎每天每顿都在吃红薯”。情况稍微好一点的家庭会在红薯餐中加点小米，情况更好的家庭也能吃上一些麦子，不过只有那些富裕家庭才能在大部分时间里以小麦为主食。在中国北方其他地区，面条、米粥及用小米面和高粱面做的馒头是餐桌上最常见的食品。即便在中国南方相对富裕的广东省，人们一年当中也有三四个月要以红薯为主食。大量增长的人口被迫以不可口且容易令人厌倦的红薯、玉米和小米等为主食，这表明，这一时期中国人口不断增长对整个国家的食物供给能力造成了巨大挑战。

不断提升的土地租赁率

持“剥削”观点这派认为，在占人口比例较小的地主逐渐掌控了土地所有权，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之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就变得越来越大了。

最近一项关于中国北方小农经济的研究也颇受“剥削”派观点影响，其强调商品化程度的提升给北方小农经济造成了不良影响，还强调种植经济作物比从事自给农业生产需要更多的投资，因此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在遇到收成不好、市场陷入低迷或经济危机发生时更容易受到影响。该研究因此得出结论说，“对小农来说，荒废一片棉花田比荒废一片高粱田的损失更大，前者足以使一户小农的经济情况陷入螺旋下降的旋涡，因为接下来小农可能不得不抵押并最终失去所拥有的土地，沦为佃农，然后出外受雇干零活，最终成为没有土地的雇农”。 

上述观点不无道理，但其在证明“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时却缺乏可靠证据。此外，我们也有充分理由认为地主所有制并不是普遍现象。其实，种地这种职业的投资回报率从来都很低，很少超过5%，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种地的投资回报率甚至仅为2%，这表明这种职业对投资的吸引力越来越低。此外，在这一时期，面对佃农日益强烈的抵制，地主也越来越难收到田租，到了20世纪30年代地主们在田租 （19世纪田租曾下调了约三分之二） 上的负担已越来越重。1925年以后土地开始贬值，而相形之下，对城市工业和银行业进行投资，或者把钱存在银行里却变得更安全且回报率更高了。

的确，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土地租赁率虽没达到法国、丹麦和爱尔兰等欧洲国家那样高，但也是居高不下。其实土地租赁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或日益严重的问题，早在19世纪，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租赁现象已十分普遍。近期一项关于上述地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情况的研究显示，“没有证据可证明1870年后上述地区土地租赁比率大幅上升过”。 由此可见，关于土地租赁率在民国时期大幅提升的说法也是不可信的，我们必须从其他角度去寻找使中国农民陷入贫困化的原因。

农业的商品化

在中国尚未与西方发生碰撞之前，中国农民也很难完全实现自给自足。农民将自己种植的大部分粮食都留作自用，只出售很小一部分余粮，留出一两块地种花生、荸荠、甜瓜等经济作物。他们用出售余粮换来的现金纳税，买盐和工具及另一些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小玩意儿。此外在16世纪，某些地区的农民会专门种植茶叶、棉花或养蚕，他们因此也必须从其他专门种植水稻、小麦和另一些谷物的农民那里购买粮食。由此可见，明末清初，中国各地区间的贸易已经逐渐繁荣起来。不过，这一时期用作交易的农产品数量占农产品总量的比例仍很低。

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国的农村市场得到了很大拓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市场规模比19世纪早期拓展了至少五倍。在城市发展的带动下，交通运输成本不断下降 （主要是火车运输的发展） ，外部需求不断提升，很多农民开始专门种植经济作物。在中国北方，棉花种植用于经济目的由来已久，在19世纪的前三十六年里，棉花产量是过去三百年的总产量的三到五倍。同样，大豆、花生、烟草、油菜籽、桐树等都成了主要经济作物。

受交通设施便利程度、土壤情况及与城市和主要市场距离等因素影响，中国各地在市场专业化程度上也有所不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江沿岸一些地区超过50% 的农户品都进入了市场，而同一时期全国农产品市场化平均比例仅为30%～40%。

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生产对农民生计究竟有何影响，至今仍众说纷纭。在一般情况下，农民很可能从专业化种植和农业商品化中受益。专业化种植通常有助于提高生产力，而在适宜的气候和土壤里种植特定作物也会大大地增产。从回报角度讲，种植经济作物也的确要强于种植粮食作物。比如，香港附近的一个村子，单位面积的稻田能给农民带来107港元的纯收益，如果种植可出售的蔬菜则会带来2251港元的纯收益，而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种植桑树的纯收益是种植水稻的十倍。在中国北方，同样面积的土地，种植棉花的纯收益是种植高粱至少两倍。纯粹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生产也存在风险。不以维持生计，而以贸易为目的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易受制于市场，却无法掌控市场。农产品价格是由冷酷无情的供需法则所决定的，比如，棉花价格会因为美国南部棉花大丰收或伦敦和纽约的企业决定削减衬衣产量而大幅下降。同样，农民原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现在却需要在市场上购买食物，但某些粮食作物产量下降或相邻省份受到战争威胁等因素却会导致食物价格突然上涨。相对而言，小农更容易受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小农仅靠生产自给自足的粮食无法谋生，因此被迫将自己大部分土地腾出来种植可能会带来更高经济回报的经济作物。相形之下，拥有较大面积土地的富裕农民一般则会留出足够大面积的土地种植粮食来供应自己和家人所用。

比起种植粮食作物，种植经济作物需要更多的投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农民需要大量施肥保持土壤肥力，但借钱买肥料的利息很高，而且地主也会向种植经济作物的佃农收取更高的田租。比如，种植烟草的成本比种植粮食作物的成本要高出三至五倍。如果遭遇歉收、跌价和市场混乱等情况，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比从事自给农业的农户将遭受更大的损失。

即便在相对而言的丰年里，市价的大幅变动仍会使那些完全靠在市场上买粮食的农民面临很大风险。如果粮食涨价 50 %，那么一个把自己全部土地都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就会遭受非常惨重的损失，从而失去赖以维持生计的所有土地和积蓄。

市场的变化莫测及其对中国农民的影响突出地体现在丝织业上。种桑和养蚕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丝织业的快速发展则是在1870年以后。随着海外市场的拓展，到了1928年，中国生丝出口量已增长了三倍，丝织物出口量则增长了八倍。鉴于收益可观，大量农民从原本种植谷物和其他粮食作物转而从事丝绸生产。在浙江传统上从事丝织业的地区，蚕茧产量从1870年到1928年间增长了三分之一。在浙江海宁县，超过45% 的耕地被用作种植桑树。江苏和广东两地蚕茧产量也增长了两倍，即便在地处传统丝织业外围的山东、安徽两地，其蚕茧产量也分别增长了4.5倍和8倍。

从1887年开始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丝绸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中国农民在这个领域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益。对江苏、广东和山东等地来说，蚕丝生产虽然是新产业，但蚕丝产量的大幅提升却给农民提供了新的收入来源。浙江北部传统的蚕丝产区，越来越多的农户从事桑蚕业，而且桑蚕业产出的价值也上升了，因此该地区保持了持续的繁荣。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以贸易为目的进行丝织生产活动的风险日益凸显。在持续繁荣了六十多年后，丝织市场总体上开始走向低谷。中国在国际丝织市场上逐渐丧失传统的优势地位，最初是因为产品质量下降，外国丝织品制造商开始转向日本市场——他们觉得在日本买到的丝线粗细均匀且很坚韧。因此，虽然日本进入世界丝绸贸易的时间要远远晚于中国，但到了1920年，日本蚕丝出口额已经达到42.05亿英镑，而中国同时期蚕丝出口额仅为1.35亿英镑。质量没有保证不仅损害了中国丝织业一个领域，甚至还削弱了中国整个出口业的发展。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给中国丝织业市场带来了持续性的冲击。20世纪20年代末，人造丝开始与蚕丝争夺市场 （尼龙于1939年也加入了竞争） 。1931年以后，中国相继遭到外国侵略和经济大衰退的影响。遭受到连续冲击，中国丝织业已是强弩之末。1934年，蚕丝生产中心浙江省吴兴县的蚕茧市价已经跌到1930年的9%。很多农民因此放弃他们一度最为珍视的桑树种植业，转而种植粮食作物。蚕丝产区的农民收入也大幅降低，一项对浙江某县的考察表明，当时农户收入已下降到1930年收入的57%。几乎所有农民都无法承受收入大幅下降所带来的痛苦。

蚕丝生产者的经历，同样也发生在烟草和茶叶等其他经济作物生产者身上，这反映了商品化给农民生计带来的影响。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向商品化进程是中国农业能养活持续增长的人口的主要原因，但在市场低迷期和经济混乱期，依赖种植经济作物谋生的农民也如同蚕丝生产者一样受到重创。

中国农村到处可见伪失业者和不充分就业者。因为农田面积很小，劳动力需求又总发生季节性变动，所以在一年当中男人的田间劳作时间只有110天左右，女人和孩子在农忙季节以外则无事可做。很多农村家庭都通过开展辅助性劳动，如沿街叫卖、养猪或给别人当临时农业劳动力和运输苦力等，赚取一点微薄收入。不过，所有辅助性劳动当中，最普遍的是手工劳动。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认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外来工业和中国近代工业对中国传统手工业造成了严重冲击，也对中国农民生计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直至今天，中国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仍然坚持以下观点：

通商口岸的完全放开和协定关税的签署 （鸦片战争后） 使外国人可以无限制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并攫取新的原材料。英国纺织品像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市场，渗透到中国的乡村，摧毁了中国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的重创之下，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衰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形成。

不过，这种由来已久的说法在近期却遭到了质疑。比如说，一些传统手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依然很强大。实际上在1933年，传统手工生产仍占棉布、丝绸、食用植物油和面粉生产总增加值的65%、66%、89% 和95%，而榨油和碾米等传统手工业在市场经济带动下有所发展；收集猪鬃 （制作刷子） 和收集鸡蛋和鸭蛋的蛋白 （用于制作糕点和给胶片显影） ，编草绳 （用于做草帽和草垫） ，提炼桐油，收集动物皮，压榨豆油 （做食品） ，做豆饼 （做肥料） 等传统手工业也在出口贸易带动下得到了发展；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某些新兴工业，比如仿制西方的火柴、肥皂和香烟等。

一项关于棉纺织业——中国社会最大规模和最重要的传统手工业——的分析表明，评估中国传统手工业及其对农民生活影响并不容易。在18世纪，手工棉纺织是应强大的外部需求推动而得以发展的。所谓的本色棉布，即南京附近地区生产的棉布，非常受欧洲欢迎，因为这种棉布比兰开夏郡 （Lancashire）的英国本土工厂生产的棉布质量要好很多。一项开始于1734年直到1800年的统计表明，南京布出口量一直在稳步提升，实际上，这种强劲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了1830年。可接下来中国棉布出口却停滞了，传统的手工生产在效率上再也无法与欧洲和美国的现代工厂竞争下去。然而，1890年开始，中国传统手工织布却出乎意料地复苏了，从1886年到1890年期间每年出口量为34万多公斤，发展到1921年到1925年期间的每年出口量为380多万公斤。

在国内，手工棉纺织与机器织布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中国的消费者，至少在最初都是喜欢用6支到10支棉纱手工织成的本土手工织布的。相同面积的本土手工织布在重量上是20支到30支棉纱的英国机器织布的三倍，因此更暖和、更耐用，也更便宜。因此，虽然外国棉布进口量在19世纪到20世纪期间持续增长，但其主要是作为丝绸和亚麻的替代品卖给城市消费者的，而在广大农村，大部分中国人仍选择用手工织的布。棉纺织业主要包含两个环节，其一是将棉花纺成棉纱，其二是把棉纱纺织成布匹。在纺纱环节上，手工纺纱后来几乎完全被机器纺纱所替代了。1875年时中国还完全用手工纺纱，可到了1905年已是手工纺纱和机器纺纱各占一半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手工纺纱只占14%。上百万中国人因此从这个传统行业中被淘汰出来。这似乎可以作为“剥削”派观点的有力支撑。

其实，这里面还有更多的故事。手工纺纱之所以消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太慢。手工纺纱3小时才能供应手工织布1小时所需的棉纱，相形之下，用机器纺同样数量的棉纱却只需5分钟，而传统织布业的瓶颈也由此得以突破；同时，机器纺纱比手工纺纱要结实很多，织布工人用它能织出更长的布匹，而且在织布机上更换棉纱的频率也降低很多，因此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此外，中国消费者也逐渐适应了更轻便的布。由此，机器纺纱最终彻底取代了传统手工纺纱。

与此同时，机器纺纱既好用又便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手工织布的发展，传统的纺织中心地区由此生产出比以往只有手工纺纱时质量更好的布。1933年是织布工非常困难的一年，因为在大萧条到来的前一年，手工织布产量大幅下降，但上海附近的南通县还是消费掉了2109.45万斤棉纱。要生产这么大量的棉纱需要234.4万名纺纱工，而南通县全县人口还不到这个人数的一半。“这表明超出棉纱供给量的棉布产量肯定是1933年棉纱总产量的一小部分，更是棉纱峰值产量的很小的一部分。”

机器纺纱还使更多地区的人们开始从事纺织业。1898年，一位在华日本领事描述到：

（福州附近的） 居民从前并不掌握织布技术……但此地最近开始从印度进口棉纱，更多女性掌握了织布技术。据说现在福州地区内有一千多部织布机。 

在手工织布这个繁荣发展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大约三分之二的棉布还是用手工织就的，且手工织布产量达到了机器纺纱技术引进之前的数倍。当机器纺纱取代了手工纺纱之后，纺纱工人如何维持生计呢？很显然，他们中很多人都失业了，每年失业的纺纱工人数至少有200万；同时，也有10% 的纺纱工转向织布行业，并因此得到了实惠，因为在薪酬方面，织布所得远远高于纺纱所得；也有一些纺纱工选择从事另一些种类的手工业，比如草编和畜牧等；还有一些纺纱工人转而利用机器纺纱提供的充足且便宜的棉纱从事另两种手工劳动：针织和花边制作。机器纺纱的发展带动了对原棉的需求量，原棉产量在1900年到20世纪20年代初增长了50%，一些失业纺纱工因此找到了新的收入来源。然而，中国经济在整体上是否在传统手工业消失过程中受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过，传统手工业受到冲击的确使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辛了。

相比较而言，中国棉纺织业受外国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方式冲击最为严重，其他传统手工业受冲击较轻。1895年以后，手工缫丝逐渐被机器缫丝所取代；国际市场上，中国茶叶也逐渐失去了与日本和锡兰茶叶的竞争优势；煤油取代菜油成为采光来源。不过，1933年时中国工业产出的75%，从附加值的角度讲仍来自于手工业 （机器驱动的工厂、采矿业和公共事业等构成了余下的25%） 。此外，手工业产品出口也依旧强劲，出口总价值 （以同期价格作为衡量标准） 在1875年到1928年期间增长了四倍，而在1930年到1931年期间，出口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和价值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 可见，中国并未因与西方接触而使自身传统手工业遭到毁灭性打击，相反其比在帝制时代晚期产出了更多价值。

社会关系中日益凸显的不和谐

在中国，当个农民从来都不容易，但封建时期的士绅、乡贤和地主等地方精英却总以一种“地位高、责任重”的意识去尽力缓和乡村生活的严酷性。中国当代杰出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传统精英之于农民的关系“并非是剥削，而是互惠与共赢”，这些有学问的、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传统精英“参与乡村生活”，担负着领导和组织职责，而且还担起了“无形政府”的职责，建乡学、修路、修堤坝、解决纠纷等。 

在19世纪到20世纪期间，基层精英却逐渐离开了乡村，也就是说，基层精英原本所属的社会环境遭到了侵蚀。在19世纪中期的社会剧变中，基层精英大多逃离了乡村，定居于相对安全的城市，其中一些人也是因投资城市商业和工业而离开了乡村。这种所谓“社会侵蚀”的过程在20世纪不断加速，其间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05年科举考试的废止。此前，所有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学习的人都以儒家道德观和社会价值观为意识形态，同时，他们因有学问而有声望，并因关注社区福祉和拥有与政府沟通的能力而成为乡村社会的领袖。随着科举考试的废止，这个群体失去了从前的优越地位，此后，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野也日益模糊，儒家学说也不再是最受推崇的价值观。

“社会侵蚀”现象的发生，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受教育的年轻人不再回到乡村生活，他们到市镇的中学和大学读书，他们所学的知识与家乡无关，而且他们也适应了城市的设施与文化。费孝通说：“今天的大学生回到乡村后无人与他讲话，没有人理解他，他自己竟然觉得被家族疏远了。”另一些中国学者也观察到了这一点，“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的变迁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差异，受过教育的现代年轻人都愿意在城市里生活，而不想回到乡村去当什么领袖”。 

随着过去那些受过教育的和负责任的领导者角色逐渐从当地社会消失，新的地方“精英”阶层产生了。这些新的领导者——商人、放高利贷者和未受过学校教育的地主、民间武装头目、土匪头子等种种角色其实一直生活在乡村，但直到原来的士绅阶层消失，他们才扮演起当地领导者的角色。比之于前任，他们的构成更加复杂，不过他们拥有影响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学问，而是因为他们富有、体力好或胆子大。

比如说，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南昌一个粤语村的领导者从前就是一个“成功的”土匪兼鸦片贩子。这个人是个彻底的文盲，但很富有且随时可通过他从前的土匪头子——现在是省政府官员——与政府取得联系，所以能在村里获得领导权并拥有影响力。这类领导者一般天性粗鲁和自私，再加上后天基本没受过教育和道德训诫，所以秉性难移。有人说，这些强人虽然“肚子里没有墨水”，也没有“可用来教育村民的政治意识形态……但这恰恰昭示了，这是一个没有背景也没有德行的‘强人’能够获得成功的时代”。

当然，这个时期的乡村社会领导者过去也不都是土匪或是拥有强力者，其实，这些新地方精英在性格和背景上非常多元。不过“社会侵蚀”学说的支持者们还是认为，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普遍缺乏慈善的家长作风，而从前的士绅阶层在同乡处于人生逆境时通常都给予帮助。这种认为中国社会的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的观点并未得出确定性结论，而且它还有美化传统社会的嫌疑。其实原来的士绅阶层也并不像“社会侵蚀”说认为的那样总是讲究道学的、慈善的、无私的以及关心社区福祉的。比如在饥荒时期，这些士绅阶层也会囤积粮食而造成粮食涨价，这样他们就能趁机大赚一笔。这种商业本能压倒了他们可能持有的“地位高则责任重”的儒家观点。 

费孝通认为，那种认为中国的社会矛盾在民国时期变得越发尖锐的观点也是值得质疑的。当然，关于共产主义土地改运动的文学作品总是把地主描述得缺乏同情心、非常残忍和卑鄙。韩丁 （William Hinton） 在其代表作《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里描述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农民因为地主强奸了他媳妇而动手打了那个地主，就被拴住头发吊起来毒打，最后这个农民头皮从头骨上撕裂下来，摔在地上流血过多而死”。韩丁还说，那些没有按时交租的农民会挨打，如果地主觉得这还不够的话，就会“把农民从其租种的土地乃至家里赶出去”。 

然而，跟韩丁一样曾经研究过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乡村生活的一位人类学家傅瑞德 （Morton Fried） 所描绘的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傅瑞德并没有对这种关系予以理想化，但他显然也没有看到地主有过如同韩丁描述的那样耸人听闻的恶行。他曾提及一个地主无意驱逐一个众所周知的、既懒惰又无能，而且还是个鸦片吸食者的老农民的事情，还讲述了地主内部关于他们是否有权驱逐佃农问题上的争议。 

显然，20世纪早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导致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但总体上我们却只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即社会关系总体上变得更加“吃人”了，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变得更为富不仁了。正如一个中国历史学家所说，“毋庸置疑，认为中国的精英从1902年到1949年间变得更加去道德化和与社会相脱节的观点的确反映了现实情况”。 可见，“社会侵蚀”的确使中国农民所处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张，生活也更加艰难，但造成经济停滞和个人痛苦的根源主要还是战争、暴力以及政局不稳等，正是这些压倒一切的因素使中国在1911年革命后很快又陷入困境。

政治崩溃和慢性暴力

在清政权被推翻，共和政权建立后不久，中国很快又陷入了军阀割据状态。这是一个彻底的政治崩溃时期，政权不断在军阀之间交替，而他们却从未把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列入政治日程。早在19世纪就日益突出的行政腐败趋势在这一时期更加凸显。水利工程年久失修，原来的土堤因遭到侵蚀变得更加脆弱，在涨水时也更容易发生决堤事件。河床清淤工作被忽视，导致河道输水能力日益下降，雨水多就涝，雨水少就旱。此外，蝗虫、螟蛾、老鼠的泛滥，黑穗病、锈病以及其他作物病害频发等使得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农业收成减少了10%～20%。

洪灾和旱灾等自然灾害自13世纪以来爆发频率越来越高。宋代淮河流域每30年就会遭遇一次大洪灾，到了清代，每5.3年就爆发一次。在此前几个世纪，造成这些灾害频发的主要原因是过度砍伐森林和大范围的粗放耕种，但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却是政治崩溃。比如当时对虫害的防治往往就是管理漏洞造成的技术问题，同样，洪灾和旱灾的发生和灾害影响的扩大化也是行政无能造成的。

20世纪早期，饥荒也频频在中国农村爆发。过去由各级政府主持的荒政，比如维护每个县的赈济仓库和从有余粮的县往缺粮的县调度粮食等，现在都荒废了。因此，在这一时期，灾祸造成的伤害和毁灭比起从前王朝统治强大有效时更严重。

军阀并不操心农民问题，他们只关心建立一方政权并靠这个政权征税。战争与冲突已经成为地方性疾病。据统计，在1912年到1923年期间，中国有7个省份每年都会发生战争，而在接下来的六年当中，每年都发生战争的省份已达到14个。

在政治全面崩溃的大环境下，土匪团伙激增，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军阀麾下的“正规军”，中国社会因此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经济不稳定并陷入了更大的灾难当中。此外，各地迫于匪患横行纷纷大规模建设堡垒和村墙等，但防务建设需要大量经费，因此农民纳税比例又大幅提升。

打斗、掠夺及购买枪支和建设防务都会造成经济损失并需要大量经费支持，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不过，这些都是造成农民经济贫困的原因吗？大部分从事民国军阀研究的历史学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军阀都会毫无怜悯之心地向农民征税，很多省份的军阀都在征收田赋的基础上再征收附加税，不仅如此，新增税种在征收额度上都是常规税种的数倍。在四川省，军阀不仅征收附加税，还“巧立名目”提前向农民征税。比如，某个军阀在1918年就征收了1925年到1928年的田赋，1919年，他又征收了1929年到1934年的田赋，以此类推。到了1934年，四川很多军阀已提前征收了未来50年、60年，乃至66年的田赋。有一个地方军阀甚至已经提前征收了未来74年的田赋，也就是把2008年的田赋都征收完了。

其次，这个时期编入各种军队的武装力量——不包括土匪团伙、秘密社团和民兵等——的人数从1911年的57万人发展到了1928年的183万人。很明显，这使整个社会背负上了越来越沉重的经济负担。不仅如此，他们一旦开始行军打仗，就会给农村带来无尽的苦难——强占乡民食物和其他供给，征用车辆和役畜拖运设备，拆了木地板作为柴禾，强迫农民当搬运工苦力等。女性也休想幸免，除非藏起来，否则她们很容易在军队路过时遭到士兵的强奸。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军队实际上与土匪无异，只要是能拿走的财物，他们就都会掠走并据为己有。

军队通常会沿交通干线，特别是河谷和铁路这样的交通干线行军，所以当军队行军或撤退时这些交通干线简直就成了“暴力输送管道”。连接两广的西江就是一条这样的“暴力输送管道”，“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军队异常频繁地沿着西江干流和支流行军、打仗，在周边地方制造恐慌，给当地民众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汉江上游地区，军阀和土匪阻碍当地航运正常进行，该地区的贸易因此陷入停滞状态，当地以种植经济作物为生的农民也因此陷入赤贫状态。

虽然我们应谴责军阀、土匪和掠夺成性的秘密社团的烧杀抢掠和奸淫等恶行，但却不应夸大这些行为所造成的经济影响。据统计，当时参军的15岁到44岁之间的男性数量不超过当时中国人口的2%，而当时军费也未超过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5%～4%，这个比例与当今各国军备开支比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此外，军阀时代的暴力是插曲式地发生的，某些军阀比另一些军阀更会敲诈也更具破坏性，某些地方的战争比另一些地方的战争波及面更广，某些年代的情况比另一些年代情况更糟。比如，广西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曾饱受最严重的军阀割据之苦，这种苦难在1929年到1930年期间又再次降临，而山东和四川的农民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遭受到最为严酷的军阀统治。

不过，这一历史时期政治崩溃及战争频仍的确给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比如，除田赋之外的一大批税种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政府每年会对农民进行二三十次，甚至更多的非常规税种的摊派，以满足各级政府各类不同的花销，或仅为抵消财政赤字。政府并没有建立起一整套有序的体系来评估和征收这些非常规税种，所以他们可以随意加倍征收。由于政府可以在一年当中任意时间征税并且征收任意额度，因此农民苦不堪言。 

20世纪20年代中国铁路货运量下降，就是内战破坏经济的证据。1921年到1922年，中国北方货运总量就下降了超过21%，到1928年，又下降了36%，而这正是军阀割据造成的铁轨不兼容、道路毁坏以及强占大量车辆运输军用物资导致的后果。北方地区军阀之间的争斗还造成了原棉产量的下降以及运抵天津工厂的棉花价格的疯涨。天津的大部分工厂都隶属于不同军阀集团，军阀集团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命运一旦有所变化，这些工厂就可能失去财政支持。军阀战争也导致了河北和山东地区经济形势的恶化，两地农民被迫再次闯关东以寻求避难和谋生。

政治动荡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影响不是对农民生计的影响，而是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没有安全感的阴影。即使是在间歇出现的和平时期，人们基于过去经历和对脆弱的政治体系的认知，所产生的对暴力的恐惧感，会阻止他们进行投资。铁路建设因此延误，大型的棉纺织公司放弃了在北方建设更多作坊、加工厂和大型棉花货栈的勃勃雄心。很多富裕地主放弃在家乡投资，转而将资金投入到通商口岸。这一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它压制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使整个国家的财政和工业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了东南沿海那些被外国控制的城市。

（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