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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宗族迁徙史上普遍存在“始迁黄墩”的记载，而“篁墩”之称则始于程敏政。此类记载更多的是传说，而非史实，其实质是徽州宗族为建构自身历史而作出的叙事。围绕这一叙事，引发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各宗族为消解冲突而不懈努力。对黄墩叙事的研究，具备方法论与历史观的双重价值，可以成为打开徽州宗族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
The history of immigration of clans in Huizhou was full of the records of' immigrating to Huangdun at the very beginning' . These records were legends more than facts. The essence of these records is the narrative made by the Huizhou clans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themselves. The narrative of Huangdun created many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The clans made hard effort to eliminate the conflict. The study of narrative of Huangdun has the same value of both methodology and the point of view history. This can be a key to the gate of world of clans in Huizhou.
【关 键 词】徽州/宗族/黄墩/篁墩/建构/冲突Huizhou/clan/Huangdun/construction/conflict
中图分类号：K248；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7)04-0104-09
徽州的世家大族，大多是由外地迁徙而来，很多宗族都有“始迁黄墩”或“始居黄墩”，然后再向徽州各地迁徙的记载，这一现象与山西移民的“洪洞大槐树”、客家移民的“宁化石壁村”一样，同为难解之谜。叶显恩先生认为：“唐末迁徽的大族最初几乎都住在黄墩。原称姚家墩，黄氏迁此，改曰黄墩。据万历《歙县志》‘艺文志’五，吴修《复篁墩记》云：‘相传，凡地以黄名者，兵[按，指黄巢义军]辄不犯，盖谓己姓也。’这些大族在黄巢农民军的打击下，吓破了胆，认为‘黄墩’是救命符，才纷纷麇集于此。明人程敏政先祖亦居黄墩，因讳言居黄氏旧地之嫌，故意说原叫篁墩。”① 叶先生对黄墩叙事的由来，采纳了相沿旧说，有可商榷之处。笔者以为，围绕这一叙事的研究具有方法论和历史观的双重价值，值得重视②。
一、徽州各宗族黄墩叙事概况与特点明代嘉靖年间成书的《新安名族志》是徽州宗族社会的经典文献，收集了90余个宗族的资料。依据《名族志》，对各宗族“始迁(居)黄墩”的记载可以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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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表，可以归纳出徽州宗族黄墩叙事的基本特点：
1、普遍性。由上表可知，截止嘉靖年间，共有25个名族有入徽时始迁(居)黄墩的记载，在《名族志》90个名族中占28％，比例已相当可观。考虑到《名族志》中邓氏等五族有姓无志，夏、陆等21个宗族只有一条记载，若将这些处于名族边缘的宗族排除出去，此一比例当更高。徽州向有以程、汪、吴、黄、胡、王、李、方为“徽州八大姓”的说法，或再加上洪、余、鲍、戴、曹、江、孙为“新安十五姓”。以此观之，则8大姓中有5姓、15姓中有8姓皆出自黄墩。考虑到在嘉靖之后仍不断有宗族加入系出黄墩的行列，故黄墩叙事确为徽州宗族中颇具普遍性的现象。
2、程、黄2姓迁居黄墩时间最早，最有发言权。黄氏称该地原为姚家墩，后改曰黄墩，程氏则无此记载，透露出黄氏居该地可能早于程氏。
3、除程、黄、余3族之外，其他各族皆为唐末黄巢起义时为避乱而迁居该地。这20个宗族中，除吕氏在该地居住达十代始迁出外，其他各族很快迁出到徽州各地，时间长的不过三代，短的只有一两年，甚至几个月。对这些宗族来说，黄墩与其说是可以久居的“风水宝地”，不如说是进入徽州的“中转站”，此种现象，耐人寻味。
二、程敏政与“篁墩”的横空出世
黄墩之为黄墩，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从现存史料看，最早提到黄墩的当数现已佚传的唐代《歙州图经》。据《太平广记》引《歙州图经》云：“歙州歙县黄墩湖，其湖有蜃。”(29) 然明成化年间，程敏政改“黄”为“篁”，“篁墩”之名横空出世，这是一件大事。
程敏政(1444-1499)，字克勤，休宁陪郭人。其父程信曾任兵部尚书，殁后赠太子少师，谥襄毅。程敏政早慧，有神童之誉，10岁时为景泰帝召见，面试以圣节及瑞雪诗并经义各一篇，援笔立就，诏读书翰林院。大学士、首辅李贤器重其人，以女妻之。22岁时中成化二年进士一甲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不久升左春坊左谕德，侍皇太子(明孝宗)讲读。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成化十四年冬，程敏政归乡省亲，在祭拜始祖程元谭墓后，“大书篁墩二字揭诸故庐”(30)，遍告当世缙绅，大学士谢迁等皆为诗文以纪其事，程敏政遂编成《篁墩录》一书，刊行于世。程敏政后以篁墩自号，所著文集亦定名《篁墩文集》。
程敏政以篁易黄，所云何据？《篁墩书舍记》云：“考诸谱及郡志莫知墩之所以名者。近得一说云，黄墩之黄本为篁字，以其地多产竹故名。至黄巢之乱，所过无噍类，独以黄为己姓，凡州里山川以黄名者辄敛兵不犯，程之避地于此者因更黄以求免祸。”(31) 程敏政此说，部分依据了宋代休宁人程大昌的说法。程大昌(1123-1195)有感于徽州宗族“自言系出黄墩者甚多”，“凡遇人则以举问。积久，有老人言曰，黄巢乱天下，所过杀戮无噍类，宣歙十五州亦残破焉。独以黄者己姓也，故凡姓氏州里山川但凡系黄为名者，辄敛兵不犯。此时衣冠有尝避地于此而得全其族者，乱定，他徙，不敢忘本，则曰吾之系实出黄墩也。”(32) 程大昌以为黄巢笃信谶记，于是以此说为可信。程敏政从族谱中获悉此说，加以变幻，引入以篁代黄之说，并公之于世，大加宣扬，篁墩之名遂为世所知。然考其所本，不过野老之谈耳。
三、黄巢与黄墩关系真相
唐末迁居徽州的大族，皆云为避黄巢之乱，然徽州一府六县之地，为何独钟情于黄墩？前引叶显恩先生所据明人旧说，其实起于程大昌，而宣扬于程敏政，可以概括为“黄巢不杀黄墩人”，则黄巢与黄墩大有关系，其间真相如何，值得研究。
黄巢军队曾到过徽州，但正史与地方志的记载都非常简略。今传徽州程氏族谱有唐末程淘所作新安程氏谱序，记载则很详细。
由于族谱中早期谱序出于后人之手的颇多，而该序原文甚长，难以全引，兹作简略考证如下：
1、程淘确有其人，《新安志》、《徽州府志》皆有记载，唐末与其兄程澐起兵拒守休宁东密岩，程敏政有东密岩题咏，推崇很高。
2、序中记黄巢所部过徽州、杨行密遣陶雅入徽等事迹，其时间、经过与正史吻合。
3、序中所记官职、爵位皆符合唐代制度，又言“屋漏田芜，见鹿已遊于町疃；军输兵饷，驱民未免于租庸”(33)，按租庸调为唐代前期制度，德宗建中元年(780)行两税法后即不适用，唐以后之人鲜有以此言时事者。
4、序开篇曰：“淘生不幸，逢时多故，出入兵甲之间”，“思见四海乂安，何太平之不易得死亡冉冉之相迫也！”末尾则作“窃叹曰，后人逢时无虞，体胖心佚，岂识向上辛苦如是耶！”(34) 其悲凉抑郁，非久历兵燹者不能作。
5、程氏后裔对程澐、程淘捍卫乡里之功歌颂备至，惟程淘于序中自承其众不过400余人，户口所存者不满200户，“位不过岩将，兵不能制邻封”(35)，处境相当困难。后代子孙于前人业绩多有夸大，序中所叙或更接近于实情。
6、从文献传承看，宋庆历三年(1043)程承议作《程氏世录序》(36)，称程淘所作谱牒起于程灵洗，其上则阙而不载，与程淘谱序只言及程灵洗完全吻合，明清间程氏族谱提及该序的更多，可见该序确有传承渊源，其来有自。
反复验证，该序确为程淘所作，虽各谱于该序后均不署具体时间，依序中事迹，当作于景福二年至天祐四年间(892-907)，是不多见的唐代谱序，也是徽州地方史的珍贵资料。该序提及黄巢军队攻入黄墩的详细情形：“自淘而上止忠壮公，历十五世，世居黄墩。乾符五年，岁在戊戌，端午日，黄巢别部犯黄墩，淘之族人逃难解散，贼众遂营本宅，攻劫川谷，荡滌殆尽。至仲秋初，巢收所部犯阙。”(37)
这段史料价值很高，它说明进入徽州并非黄巢本人，而是其部将。黄巢部将曾经攻入黄墩，忠于李唐的程氏家族遭到沉重打击，“遂营本宅，攻劫川谷，荡滌殆尽”，被迫四散逃亡。黄巢并未因“州里山川以黄名者辄敛兵不犯”，所谓“黄巢不杀黄墩人”纯为子虚，当然也不存在什么以黄代篁。至于各外来大族以“‘黄墩’为救命符，纷纷麇集于此”，亦绝无可能。试想，连黄墩当地的程氏家族已经被杀得“逃难解散”，其他各族逃灾避祸，千里迢迢，于疲惫不堪之余而必入于此，岂非飞蛾投火耶？既然黄墩“本宅”尚不免于“攻劫”，又何必非得自承系出黄墩不可？可知宋以来相沿旧说，其实无据。
四、黄墩——徽州区域象征的形成
黄墩虽然不是避乱的“风水宝地”，但它在徽州确实具有特殊的地位，这是由如下三方面因素造成的：
1、黄墩地望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它是程灵洗的“忠壮故居”。程灵洗为南朝梁陈间人，梁末侯景之乱时，灵洗起兵捍卫乡里，后成为陈霸先的大将，位至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殁后谥忠壮，配享高祖庙。后世累有加封，宋嘉定年间(1208-1224)敕建世忠庙，追封广烈侯，他是正史中有传的第一个徽州人。宋代歙县人罗愿作《新安志》列为新安先达第一。《陈书》程灵洗传只说他是新安海宁人，并未提到黄墩，但从程淘序来看，黄墩为程氏世居之地是可以肯定的。程灵洗在徽州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为后人附会出许多神奇的传说。前引《歙州图经》中就有程灵洗曾经受黄墩湖蜃托梦，为其射杀其旁吕湖之蜃，后黄墩湖蜃报恩，灵洗遂因之富贵云云。罗愿撰《歙黄墩程忠壮公庙碑》云：“今距州三十里，有地名黄墩者，墓与宅在焉。宅既汇为湖，其清可鉴，时有巨鱼出游，渔者莫敢取。相传天气清晏，往往见宫室其下云。又即其墓旁为坛而祀之，如是古矣。水旱必求，求必应。”(38)
程灵洗逐渐成为徽州的区域之神，黄墩也因此不凡，为各宗族所注目，毕氏宗谱中对此透露出若干讯息。毕氏为前表曾居黄墩的22个名族之一，其实这是后起的说法。今传徽州毕氏宗谱有宋淳祐十二年(1252)毕范所作《本宗源流》，记迁徽源流为：“师远，字元功，咸通十二年袭父职，为永州司马，因家焉。乾符四年，再调歙州中散大夫佥书判事，偕仲子衡之官。甫一期而卒，遭巢寇扰东南，遂墓歙邑上南黄墩。”(39)
根据这段记载可知毕师远原家永州，在歙任职不过一年就死了，他在徽时间很短，当然是居住在歙县县城，不可能到30里外“遂居黄墩”。在遭遇大乱的情况下，无法归葬乡里，被迫就地安葬，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选择葬于黄墩，则可能与“忠壮故居”的地望有关。据明代程氏后人记载，在程氏祖墓附近盗葬的情况相当严重：“成化末，异姓遂侵葬墓前，渐遍满于东南西三面，无隙地矣。”(40) 为求风水而“墓于黄墩”比为避乱而“居于黄墩”更为可信。
2、造成黄墩地望急剧升值的关键人物是朱熹。朱熹撰《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后序》云：“熹闻之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曰，吾家先世居歙州歙县之黄墩(旧谱云长春乡呈坎人)”，“唐天祐中，陶雅为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领兵三千戍之，是为制置茶院府君，卒葬连同，子孙因家焉。”(41)
按，朱熹所见“旧谱”为呈坎人，所“听闻”则为黄墩人，呈坎与黄墩相去甚远，“旧谱”与“听闻”抵牾，惟旧谱今已不存，其是非不可考，但朱熹自承出于黄墩却是千真万确。朱熹殁于宋庆元六年(1200)，身前尚被列为“伪学奸党”，抑郁而终，但身后地位不断攀升：嘉定二年(1209)，赐谥文公；宝庆三年(1227)，追封太师信国公；绍定三年(1230)，改封太师徽国公。元明清三代，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清康熙年间朱熹在孔庙中被抬升到十哲之列，获得了孔子之后儒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地位。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黄墩作为朱子故里，其地位亦扶摇直上。
3、明代程朱阙里的确立，使黄墩完成了升值的全过程。从元代开始，徽州学人在朱子故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程颢、程颐和徽州、黄墩的历史联系。元代胡炳文撰《徽州乡贤祠记》，明确提出二程之先出于徽州。胡炳文的依据是欧阳修《冀国公神道碑》，称“中山之程出于灵洗”，中山之程徙河南，至宋遂有二程出焉，故二程“实吾新安黄墩忠壮公后也”(42)。程敏政更依此大加发挥，所纂《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极尽考辨之能事，称二程之后有南渡回徽州者，休宁陪郭程氏即是二程的直系后裔。万历四十三年(1615)，赵滂等人编成《程朱阙里志》，号称“新安第一书”，高攀龙在序中称颂道：“程夫子生洛，朱夫子居闽，人知三夫子洛闽相去之遥，不知两姓之祖同出歙，又出于黄墩之撮土也。天地之气，山川之灵，钟为圣贤，或发于一时一地，或培其先世而发于异地异时，盖上下千古不能几见。然则黄墩者，固千古灵异所钟而歙之最胜事也。”(43)
清代，经徽州官僚士绅的不断努力，乾隆二十五年，清高宗弘历为黄墩亲赐御书“洛闽溯本”(44)，此举标志着黄墩的特殊地位得到国家政权的正式承认。至此，黄墩地望不断升值而至于顶点。徽州人引以为豪“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的地位，首先在于黄墩。在这个过程中，原始的“忠壮故居”的成分在降低，徽州人有意识地用具有全国性意义的理学大师——二程、朱熹，代替了地方英雄程灵洗，作为徽州最重要的崇拜对象，将二程与朱熹连接在一起的黄墩相应的成了徽州的区域象征。系出黄墩，当然是具备徽州名族地位的重要条件。
五、黄墩叙事——徽州宗族建构的历史
对照上述黄墩区域象征地位的形成过程，来考察徽州各宗族黄墩叙事的文本建构过程，是很有意义的。以下依各宗族现存族谱中较为可靠的文献对黄墩叙事的来源作一简要梳理：
程氏：前引唐末程淘序称自程灵洗起世居于黄墩，然未言及程元谭。
黄氏：后梁龙德二年(922)黄叔宏序称：“据姚墩之寓，闻庐墓之风，仰郡守之祖故”(45)，此处之姚墩即是黄墩。
朱氏：前引朱熹序实际上依据的是其高祖父朱振的诗序，云“唐人陶雅为歙州，初克婺川。天祐中，吾祖以雅之命主婺川输赋，总卒三千戍之，邑屋赖以安，因家焉，是为婺川吴郡朱氏之始祖。”“盖初来于歙之黄墩，今歙民有朱氏秋祭用鱼鳖者，皆族也。”(46) 该序作于宋嘉祐五年(1060)。
张氏(婺源甲路派(47))：宋元祐八年(1093)张述序称：张正则遭黄巢之乱避难黄墩，“正则生知实，知实生保望，保望生徹，始自黄墩迁甲道。”(48)
王氏(武口王氏)：今传武口王氏族谱有宋嘉祐戊戌(1058)王汝舟九族图序，称：“王氏世居千秋里王村，其远不可记，今吾宗之先自始祖六府君，讳翔，生一子，即二代祖二府君，讳延钊。”(49) 显然此时王氏家族对自己迁徽的由来已经完全不清楚了，也没有任何曾到过黄墩的记载。宋元符庚辰(1100)王汝舟再作重阅九族图序同样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始祖迁徽的记录。直至宋绍兴辛亥(1131)休宁藤溪派的谱序宣称：“其先有讳希翔者，唐乾符中避黄巢乱，自宣州迁篁墩(50)，广明元年复徙家婺源武口。”(51) 出现了王氏的黄墩叙事。嘉定辛未(1211)王炎采纳并推广了这一说法：“广明中自歙之篁墩徙家婺源者讳翔，是为武口王氏之始祖。”(52) 王氏的黄墩叙事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步建构成的。
胡氏(婺源清华派)：宋乾道九年(1173)胡师言序称：“唐末黄巢之乱，常侍公由黄墩来居清华，是为始祖”(53)。
上述各宗族的黄墩叙事，建构较早。宋淳熙二年(1175)罗愿撰《新安志》，其歙县山川条下云：“黄墩湖，在县西南四十五里”(54)，“湖西北黄牢山下云黄墩，地广衍。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者相与保于此。及事定，留居新安，或稍散之傍郡。”(55)此一记载，反映了唐末从中原迁居徽州的部分宗族，在宋代已经有意识地将迁徽经过与有几分灵异之气的黄墩相联系。但即使是这些宋代出现的早期的黄墩叙事，有的也有明显的后人加工成分。至中原衣冠纷入黄墩，与前述程淘序显有不合。容纳如此众多外来人口的黄墩当为大镇，然新安志记歙县镇惟三：岩寺、新馆、街口(56)，并无黄墩，看不出如何地广人繁。程大昌谓“由其族派四出者而想其未徙之初，居舍井邑略可敌一壮县”，然而“大昌自少及长因尝往来其地，以所见揆所闻，仍大不然。路旁居屋仅可一二十家”，“又两山夹亘，不至恢广，若谓尝有数十百家居之，则其地决不能容也。”(57) 程大昌与罗愿为同时代人，其所言差异如此，盖罗愿秉于听闻，而程大昌曾亲临考察。然程大昌引野老之言为的证，则又非矣。
《名族志》中有部分宗族的黄墩叙事，可以肯定是元明以后逐步完成建构的。
毕氏：前引毕范序称毕师远子毕衡因五代大乱，“不复归永，遂筑室于中散公墓侧，此吾歙之有毕氏自其始也。”(58) 毕衡筑室父亲墓侧守丧，与迁居黄墩显然有别，至元后至元二年(1336)毕复初作序，对前序作了修正，称“师远始自永来官歙，由迪功郎衡始家黄墩。”(59) 毕氏的黄墩叙事应该建构于此时，至《名族志》将迁居黄墩追溯至毕师远当更为晚出。
萧江氏：今传萧江氏族谱中宋元年间文献甚多，但没有入徽后始居黄墩的记载，至明洪武六年(1373)修谱，汪睿作序，开始声称萧祯“平巢乱居歙之黄墩，始渡江来，遂以江为姓”(60)。
顾氏：今传顾氏宗谱有一篇题为宋淳熙十八年癸卯(1191)顾伦所作顾氏谱原，称顾文森“以智勇任仕，授宣歙节度使，征伐有功，家于歙之黄墩。”(61) 与前引《名族志》似乎相符。但是这篇谱原问题甚多：宋孝宗淳熙年号总共只有十六年，岂能有淳熙十八年？淳熙癸卯应为十年，若此为后人刊刻之误，则以顾文森身任藩镇之重，何以史不见经传？残唐五代之际，徽州(时称歙州)属宣歙观察使，并无宣歙节度使之官，以宋人叙唐事，岂能错乱如是？文中又称西汉时先祖顾杰曾以壮元及第，亦绝无可能(科举起于隋唐)，却很像明清时期夸耀科举门第的习气。该文后有元至元乙卯(1279)程复心序、后至元五年(1339)顾三隽序、明洪武五年(1372)顾景道序、洪武十五年(1382)顾仲育序、弘治乙丑(1505)舒清序(62)，都以宋代迁居婺源高安的顾恰为始迁祖，而没有提到前引顾伦的谱原，也没有提到顾文森其人，当然也没有迁居黄墩的记录，顾氏宗族的黄墩叙事当是弘治之后建构出来的。
查氏：今传《黟北查氏族谱》前有宋景祐乙亥(1035)查承之序、熙宁二年(1069)周孟阳序，都没有迁居黄墩的记载，至成化十九年程敏政作序称“师诣公自九江徙宣城，值黄巢乱，迁于歙之篁墩。”(63) 这当然是后起的说法。
戴氏：《名族志》称戴夔于永嘉年间南渡居金陵，避黄巢乱居黄墩，按晋永嘉至唐末黄巢时间跨度在570年以上，戴夔不可能为迁徽始祖，今传徽州戴氏宗谱甚多，皆以南唐年间戴护为一世祖，南唐保大乙卯(955)李克徵为戴护之孙戴安撰《忠恭庙碑》(64)，追溯先祖时，没有提及戴护曾居黄墩。今传康熙年间《隆阜戴氏宗谱》手抄本(原件藏黄山市博物馆)，有一份戴安之子戴奢(应为北宋初年人)的遗嘱，提及戴安之妻廉氏葬于小练源(65)。按，黄墩附近确有地名小练源，但戴奢在遗嘱中却根本没有提及黄墩。直到明代嘉靖年间戴氏子孙又重新在篁墩小练源“发现”了廉夫人的墓，并大张旗鼓地树碑铭记，显然戴氏宗族的黄墩叙事是晚出的。
一些宗族或其支派嘉靖之前已经建构起本宗族的黄墩叙事，但由于种种原因，《名族志》中未加载入，这种情况以李氏宗族最为突出。李氏为前叙徽州八大姓之一，对其迁徽经过，《名族志》记为：“出唐宗室昭王之季子曰祥，避黄巢乱始家于歙。祥生仲皋，仕宋江西寨将，生三子，曰德鹏，赠银青光禄大夫，分居祁门新田，即孚溪祖也；曰德鸾，官至散骑常侍，居婺源严田；曰德鸿，居浮梁界田，时称三田李氏。”(66) 并没有迁居黄墩的记录。今传三田李氏各派族谱，自称出于祁门新田派的黟县鹤山李氏宗谱中有一篇宋嘉定十四年(1221)真德秀所作的李氏宗谱序(67)，完全没有提到李氏先祖曾迁居黄墩。自称出于婺源界田派的遂安县凤川派李氏族谱同样有真德秀序，此外还有一篇宋绍兴五年(1135)李秀的谱序(68)，同样没有迁居黄墩的记录。从族谱所载内容看，黟县鹤山李氏与遂安凤川李氏都是曾经参加过明万历和清乾隆年间编撰三田李氏统宗谱的支派，这些序言也非伪作。然而民国年间婺源严田派编撰的宗谱则没有上述早期的谱序，其最早的谱序为宋咸淳丙寅(1266)李次修序，内称：“余李氏之原黄墩者，其派有三，远莫之考。”(69) 作于同一次修谱的李桃序则称：“余族出唐宣宗之后，避地于黄墩。时有兄弟三人，卜居址之地，以从田为吉。由是德鹏居祁门之敷田，或曰新田；德鸿居浮梁之界田；德鸾居本邑之严田，即余族所自出也。”(70) 这两篇谱序有黄墩叙事，但详略不同，与后世的记载也有抵牾。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两篇宋咸淳序并没有出现在黟县鹤山李氏和遂安凤川李氏的族谱中，婺源严田谱甚至没有遂安凤川的支派，但三种族谱却同样都有明万历和清乾隆会修三田统宗谱的谱序，皆称出于黄墩。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李氏各支派对早期祖先的记载很不一致，对早期文献的看法也不一致，即使有过统宗的努力，也仍然保留了各说各话的习惯。或许由于这个原因，《名族志》的作者感到难以统一，所以只记录李氏始祖避乱“始家于歙”，而不称其出于黄墩。然而经过各派建构宗族历史的长期努力，明代以后，三田李氏出于黄墩，却成了各派的共识。例如祁门云村的李氏世荣堂宗祠(出新田派)，至今仍然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陇西名家由太原都长安发祥黄墩，三田望族自孚溪转湾头分居白云深处。”
尤可注意的是，一些在嘉靖年间编撰《名族志》时尚未形成黄墩叙事的宗族，此后亦逐渐出现了始祖曾迁居黄墩的记载。
许氏：许氏为新安世家大族之一。今传许氏族谱中最早的文献为宋嘉祐元年(1056)王安石所作《许氏宗谱序》，称新安许氏出于唐睢阳太守许远，许远的后裔许儒“不义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终身不出焉。”(71) 这里只说许儒入于江南，至于具体在江南何处，王安石已不能知。厥后景定二年(1261)许霖序、明洪武七年(1374)汪睿序都沿袭了王安石序，嘉靖年间的《名族志》据此亦未提及黄墩。至隆庆三年(1569)歙北许氏东支修世谱，出现了许氏宗族的黄墩叙事，谓许儒“不义朱梁，奉父仲元公自雍州入江南，隐居歙之黄墩，卒葬黄墩程门锹北坑”(72)。隆庆三年上距《名族志》成书不过10余年，可以肯定许氏的黄墩叙事就是此时完成建构的。
洪氏：新安洪氏有两派，聚居于婺源轮溪的一派自称为共工之后，汉末为避仇以洪易共，世望敦煌。该派洪氏族谱有宋绍兴十一年(1141)洪遵序、淳熙元年(1174)洪迈序都没有提及黄墩(73)。《名族志》于洪氏婺源轮溪条下记作：“唐崇贤殿学士孝昌之孙曰昺，居歙之洪坑，昺生师敏，师敏生延寿，为长史，始迁于此。”(74) 但到了乾隆八年(1743)洪氏修谱，上述记载变成了：“昺公与弟昰学于陆参，贞元十八年参刺歙，昺、昰从之游，遂家于黄墩。”(75) 显然该派洪氏的黄墩叙事建构迟至乾隆年间方完成。
概括各宗族黄墩叙事的建构进程，与黄墩地望升值的过程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即始于宋，继于元，而勃兴于明，尾声延续至清。
各宗族竞相建立黄墩叙事的诱因何在？显然，寻求名族的地位是最大的动力。徽州风俗最重宗族门第：“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常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76)“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谊，修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贫民亦安土怀生，虽单寒亦不肯卖子流庸。婚配论门户，重别臧获之等。即其人盛资厚行作吏者，终不得列于辈流。苟稍紊主仆之分，始则一人争之，一族争之，既而通国争之，不直不已。”(77) 在等级如此森严的宗族社会中，一个宗族是否能位于名族之列，关系到该宗族的身份地位、社会声望和利益分配，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黄墩既为天地山川灵气所钟异，成为徽州的象征，自然也成了提高宗族地位的重要资源，取得“程朱阙里、东南邹鲁”的出身，对内可以提升宗族的自豪感，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可以增强与其他宗族抗衡的实力。各宗族竞相建立与黄墩的历史联系，具体事迹难有确证的唐末各宗族迁居徽州的移民历程，被演绎为具有高度同一性的黄墩叙事，以至形成了一股不可遏止的社会风气，波及了几乎所有的世家大族，连方氏这样资格最老的宗族亦有支派侧身其列。徽州方氏自称出汉哀帝时丹阳令方纮，方纮遭遇王莽之乱，遂家歙之东乡，成为今天浙江遂安和徽州六县方氏公认的共同始迁祖。但是，婺源荷田、枧溪等地的方氏支派却奉方纮后裔方雷为始迁祖，称方雷“以功授招讨将军，同子庚旺避巢乱于黄墩”(78)，建构出了本支派的黄墩叙事。此种风气的盛行，到了清代，终于形成了“南中望族之谱，什九皆出黄墩”(79) 的大格局，徽州宗族迁徙史上的黄墩之谜即在于此吧。
六、徽州宗族历史建构中的矛盾、冲突与消解
围绕黄墩叙事而建构起来的宗族历史，从一开始就面临了诸多的矛盾。为达到名族的标准，要求尽可能地将宗族历史向远古追溯，更要尽可能早地建立起与黄墩的历史联系。但经过唐末至五代的大乱之后，官修族谱早已丧亡殆尽，也很少有宗族能像程氏那样，有程灵洗那样的人物，在正史中有传。文献不足与宗族的迫切要求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消解这一矛盾的主要方法有两类：一是将正史中的同姓的将相名人凑合起来，贯成世系，再取离自己始祖最近的一位作为直系祖先；二是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找到同姓的一族，将其中最后的传人与自己的始祖衔接。这后一类方法较为隐蔽，常为各宗族采用。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唐高宗时宰相张元瓘一族，最晚的传人是张保望，甲道张氏族谱就说张保望曾迁居黄墩，是自己始祖张徹之父。实际上《新唐书》依据的是唐宪宗时编成的《元和姓纂》，张保望是元和年间人，不可能在黄巢时迁居黄墩，甲道张氏显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矛盾。对于那些早期文献中并无黄墩叙事的宗族来说，对旧有文献作出新的解释是不可避免的，如前引隆庆许氏族谱，对王安石序，在许儒之下，以小字夹注，称其曾迁居黄墩，仿佛王安石原文如此。
各宗族竞相建构黄墩叙事，势必导致对黄墩这一区域象征的争夺。这一矛盾突出地反映在程、黄这两个迁居黄墩最早的望族之间。程敏政讳言先祖曾居黄氏旧地，改黄墩为篁墩，且谓“予独嘅夫循吏忠臣赐第庙食之所，而汗于僭乱之姓七百余年，卒无觉其非者。因大书篁墩二字揭诸故庐，且借重于作者一言，使后世知此地之获复旧名自予始云。”(80) 这样的作法显然是武断的。程敏政入弘治年间后，两度遭厄，以至下狱论罪，再无成化时的意气风发，其间曾两度为黄氏族谱作序：《古林黄氏续谱序》云：“黄之先曰元集，为新安太守，始家于郡。四世孙碧璇居郡之黄墩。”(81)《五城黄氏会通谱序》则云：“琬之后曰积，仕晋为新安太守，卒葬郡姚家墩，子寻因家焉。”(82) 古林与五城黄氏皆为世家大族，程敏政为序，皆依其家族旧谱，不敢发挥篁墩之说，更不敢说出“汗于僭乱之姓七百余年”云云，实不啻自承己非。
黄氏在程敏政以篁易黄之初，并无多少反映。但是程敏政身后，篁墩为官府所承认，载入官方文书。弘治十五年，由婺源人汪舜民主修的《徽州府志》山川条下，作“篁墩湖”(83)，古迹条下作“篁墩”，且云：“在今县西南三十里，以其地多竹获名”，“广明中，巢贼经过之地，遇有黄姓则不杀，衣冠大姓避地者改为黄墩，相保于此。后平定，稍迁居他处。休宁篁墩程学士有辩。”(84) 完全采纳了程敏政的说法。万历年间，《程朱阙里志》书成，“篁墩”而非“黄墩”，成了阙里。连串的冲击终于使黄氏家族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开始猛烈反击。黄生(又名黄琯，号白山)为歙县潭渡黄氏之后，是清初的著名学者，有足够的分量来抗衡程敏政这位明代中叶的文坛盟主，他先后两作《篁墩辩》。《篁墩辩一》集中批判程敏政“考之不审，轻于为说”(85)；《篁墩辩二》进一步加强火力，质疑新安程氏始祖程元谭，其事迹不见诸正史，“容知非程氏子孙夸大其先，妄造此说”，“所谓从晋南渡，守新安有治绩，受代请留，赐第黄墩，皆妄造之说也。”(86) 黄生族孙黄承吉更直指程敏政“忽为此论，盖不欲以彼姓所居，系属于黄氏之地耳。”(87)
黄氏的反击，切中要害。程、黄同为强宗，但程更强，《名族志》列为新安名族第一。对于其他各宗族来说，采用“篁墩”而非“黄墩”，可以摆脱始祖曾居黄氏之地的历史包袱，没有什么不利，于是成化之后，各族族谱中篁墩之称越来越多。在这场程、黄两大宗族的“争墩文斗”中，黄氏始终处于下风，自弘治《徽州府志》之后，官方文书皆用篁墩，沿袭至今。黄墩则逐渐淡出，只存在于若干家族(主要是黄氏)的谱牒中。“篁墩”最终取代了“黄墩”。
与宗族间尖锐的矛盾和冲突相比，同一宗族内部矛盾的消解同样是需要煞费苦心的。以曹氏为例，新安曹氏向分两支，一为歙县派，即前表中所引歙县雄村曹氏，自称为唐末曹全晸之后。另一支为休宁派，称始祖曹尚贤唐末自山东益都迁休宁。两派向不同谱，《名族志》中亦未称曹全晸与曹尚贤有任何关系。两派在徽州各县都有分布，错落杂居，关系逐渐复杂化，“后先淆襍，或昔歙派而今入于休，昔休派而近归于歙者。”(88) 这样的局面给双方都带来了相当的困扰。康熙八年，歙派曹鸣远发起征修新安曹氏统宗谱，他声称“发现”了《曹氏迁徽首修宗谱序》。该序题为宋英宗元丰朝婺源曹完宇所撰，其人为神宗熙宁年间的进士。序文称全晸子曹翊“追贼及歙之篁墩，陷伏阵亡”，曹翊之侄曹遇奉祀篁墩，成为歙县一派之祖；全晸另有兄全昱，全昱字尚贤，“昱公裔以避乱散处，亦有自青州来歙者”(89)，这是休宁派的来源。如此一来，全晸与尚贤本为兄弟，歙、休两派实为同源之水、同根之木，何必朝休暮歙？曹鸣远伏读该序后，“乃豁焉，信其真可合矣。”(90) 于是至康熙十二年乃有歙休两派合修的《新安曹氏统宗谱》出焉，统宗大业，至此完成。
其实，这篇《曹氏迁徽首修宗谱序》漏洞甚多：宋英宗在位四年，只有治平一个年号，元丰为神宗年号，岂能相混？曹完宇为神宗熙宁进士，然遍查罗愿《新安志》进士题名录，并无其人；徽州原称新都、新安、歙州，至宋徽宗镇压方腊起义，始改称徽州，熙宁、元丰间岂能有徽州之名？至于序称“篁墩”，更为晚出，显然此序实出于曹鸣远之手。然则曹鸣远何以为此？其实他自己有清楚的交代，发起征修统宗谱后，“乃二三年间，犹迟迟未敢遽合者，以人情多惑于相沿之陋说，必先确示以可信，然后共协于无猜。”(91) 在“发现”了曹氏最早的旧序之后，终于可以示人以“可信”，破相沿“陋说”，协于“无猜”，而达“尊宗、敬祖、收族”之效。当然，这样的“可信”，更多的是一种“你不信，我信”。
为了消解矛盾，预防冲突，徽州宗族对历史文献的处理有时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徽州朱氏宗族，原为两大派，一派奉制置茶院府君即朱瓌为始祖，朱熹即出此派，另一派则奉唐末的朱{K24R905.jpg}为始祖。关于朱瓌与朱{K24R905.jpg}是否为兄弟，前引《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后序》说：“熹按：今连同别有朱氏，旧不通谱，近年乃有自言为茶院昆弟之后者，犹有南唐补牒，亦当时镇戍将校也。盖其是非不可考矣。”(92) 朱熹本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今传朱瓌一系的月潭朱氏宗谱仍坚持这一立场(93)。明嘉靖十九年休宁、婺源和福建建阳朱氏合修的《朱氏统宗世谱》(上海图书馆藏)，关于朱{K24R905.jpg}一派最早的文献为淳熙元年(1174年)朱伯云序，称：“考吾祖师古公涔世居姑苏之洗马桥，唐大和中为殿中丞，有四子。长子{K24R905.jpg}为吾始迁祖也，制封江南领将、歙州开国亭英侯。光化三年，隐居鬲山。”(94) 对朱{K24R905.jpg}与朱瓌关系没有说明，亦无迁居黄墩记载。但到宝祐六年(1258)朱莹序则称“乃吾徽始祖，则由巢寇之乱，{K24R905.jpg}公自姑苏总戍于新安”，“因家于歙之黄墩”(95)，出现了朱{K24R905.jpg}一派的黄墩叙事。明崇祯四年杭州朱氏所修《朱氏统宗谱》(上海图书馆藏)，有一篇咸淳四年(1268)朱耆谱引，称：“唐乾符间，禹一公子师古公避黄巢乱，居于歙之黄墩。厥后瓌公以兵镇婺，为考亭之派；{K24R905.jpg}公以总管任休，为鬲山之派。”(96) 显然，随着朱熹地位的不断提高，朱{K24R905.jpg}一派想方设法建构起与朱瓌一派的联系，并建构出自己的黄墩叙事。嘉靖《朱氏统宗世谱》的作者干脆将前引朱熹序文删改为：“熹谨按：连同朱氏为茶园昆弟之后。”(97) 似乎朱熹本人早已确认了两派的亲缘关系。
朱熹在明清时期地位极高，在徽州人心目中几与孔子相埒，其文集早已刊行天下，读者何止千万，对他的文章这样公然删改，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亦可见各宗族为求得名族地位，有时是可以多么的不顾一切。
结论
徽州宗族历史上的“始迁黄墩”记载，更多的是一种传说，其实质是徽州宗族为建构自身历史而作出的叙事。至于篁墩之称，出于程敏政。确立这一结论，从方法论上来说，可以对现存徽州族谱中大量题为宋元和明代早期的文献的文本写成年代提供一个判断标准，即成化以前的文献中用“篁墩”而非“黄墩”的，实际上是晚出的，是后人刊入族谱时做了改动的，也可能是完全出于后人之手。从历史观上来说，各宗族的黄墩叙事，其历史越追溯越久远，越是后起的文献记载越详细。顾颉刚先生称中国历史的早期记载实际上是“层累地造成的古代史”，其实各个宗族建构起的宗族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一建构的进程有时可以持续数百年之久，其间种种看似反常的举动，其实是出于正常的需要，不可思议的杜撰则往往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这充分体现了宗族活动的复杂性。对黄墩叙事的进一步充分的研究，完全可以成为打开徽州宗族世界的一把钥匙。
(附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伯山先生、日本早稻田大学熊远报先生和华南师范大学林济先生对本文的写作提供过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释：
①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②黄墩叙事作为徽州宗族的普遍现象，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公开发表的成果不多。刘伯山曾以程、朱、萧江三姓为中心，对徽州宗族迁居篁墩的概况和篁墩的文化遗存作了探讨，见《徽州篁墩的三大姓及其文化遗存》，《徽学》第2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熊远报就黄墩传说的形成做了研究，认为它与程灵洗的事迹特别是他促进徽州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唐代避黄巢之乱密切相关，成为徽州的精神象征和地域的文化记号，其分析相当有深度，见《黄墩伝説と徽州地域にぉけゐ祖先史の再構成》，《ァジァ遊学特集，族譜—家系と伝説》，2004年9月第67期。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戴廷明、程尚宽：《新安名族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8、144、150、152、267、300、338、338、353、402、424、432、462、493、528、540、554、562、580、621、624、640、646、678、683、696页。
(29)李昉：《太平广记》卷11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3册。
(30)(31)程敏政：《篁墩文集》卷1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册。
(32)黄寅：《金溪程氏支谱》，清光绪十二年婺源衍庆堂木活字本，黄山学院徽州学资料中心藏，本文所引族谱，除另行注明出处外，皆为黄山学院徽州学资料中心收藏。
(33)(34)(35)程国熙：《新安伊川程氏宗谱》，清同治七年祁门胜一堂木活字本。
(36)程宗禄：《东源程氏宗谱》，清同治八年婺源刻本。
(37)(40)程国熙：《新安伊川程氏宗谱》，清同治七年祁门胜一堂木活字本。
(38)(41)(42)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44、18、14，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5册。
(39)毕珊：《新安毕氏会通族谱》，明正德四年刻本。
(43)赵滂：《程朱阙里志》，清雍正三年歙县紫阳书院刻本。
(44)刘大櫆：乾隆《歙县志》卷2，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45)黄世恕：《新安黄氏大宗谱》，清乾隆十七年歙县刻本。
(46)朱松：《韦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3册。
(47)婺源又名星源，甲道即甲路，婺源甲路张氏通常自称星源甲道张氏。
(48)张搏万：《星源甲道张氏宗谱》，清乾隆三十年婺源木活字本。
(49)(51)(52)王文进：《新安武口王氏总谱》，清乾隆四十五年婺源刻本。
(50)黄山学院图书馆藏武口王氏族谱三种，皆为清代所修，所有文献，无论时代早晚，一律作“篁墩”，王铁据上海图书馆藏明天启三年(1623)休宁《武口王氏统宗世谱》所引王汝舟序、藤溪谱序、王炎序，与清代谱完全一致，唯各序文中均作“黄墩”，(见《中国东南的宗族与宗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4页。)由此可知清代各谱刊入文献时，对原作“黄墩”者，一律改为“篁墩。”
(53)胡培蔚：《清华胡氏宗谱》，民国六年婺源瞕贤堂木活字本。
(54)(55)(56)罗愿：《新安志》卷3，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57)黄寅：《金溪程氏支谱》。
(58)毕珊：《新安毕氏会通族谱》。
(59)毕珊：《新安毕氏会通族谱》。
(60)江如松：《萧江全谱》，清乾隆三十七年婺源木活字本。
(61)(62)顾福志：《玉堂顾氏宗谱》，民国二十一年婺源敦伦堂铅印本。
(63)查必达：《黟北查氏族谱》，民国九年黟县铅印本。
(64)戴秉彝：《星江马源戴氏支谱》，民国十六年婺源肇庆堂木活字本。
(65)《隆阜戴氏宗谱》，清康熙六十年抄本。
(66)戴廷明、程尚宽：《新安名族志》，第362页。
(67)李世禄：《鹤山李氏宗谱》，民国六年黟县木活字本。
(68)李华树：《严田李氏宗谱》，清道光七年遂安世德堂刻本。
(69)(70)李冬华：《严田李氏宗谱》，民国十一年婺源铅印本。
(71)(72)许见心：《新安歙北许村许氏东支世谱》，明隆庆三年歙县刻本。
(73)(75)洪立庆：《燉煌郡洪氏支谱》，清光绪三十年婺源义和堂木活字本。
(74)戴廷明、程尚宽：《新安名族志》，第516页。
(76)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康熙三十五年休宁刻本。
(77)江绍莲：《歙风俗礼教考》，见许承尧：《歙事闲谭》，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605页。
(78)戴廷明、程尚宽：《新安名族志》，第125页。
(79)施化龙：《施氏宗谱》，民国六年浮梁萃涣堂木活字本。
(80)(81)(82)程敏政：《篁墩文集》卷13、32、34。
(83)(84)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卷1、2，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版。
(85)(86)(87)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133、1135、326页。
(88)(89)(90)(91)曹诚瑾：《曹氏宗谱》，民国十六年绩溪敦叙堂木活字本。
(92)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18。
(93)朱承铎：《新安月潭朱氏族谱》，民国二十年休宁木活字本。
(94)(95)(96)(97)王铁：《中国东南的宗族与宗谱》，第82、83、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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