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宫西药德里鸦噶是外来语满文音译药名，为底野迦的同音异译。历代本草书与方书将底野迦形塑成“主百病”的万能灵药。惟底野迦一词在清初已不见于官方典籍与民间医书，及至康熙年间，始以德里鸦噶的译名再现于史籍之中。然而，在康熙朝清宫医案的论述中，德里鸦噶已不再是万能灵药，其中有不少因该药无效而更改药方或停止服用的案例。本文旨在探讨德里鸦噶在清初的再现与式微，尝试利用清宫所藏满文《西洋药书》、康熙朝满汉文朱批奏折与笔记文集，从德里鸦噶的源由、传入宫廷的途径及其在清宫的实际运用等面向切入分析。希望通过上述讨论，进一步析论中外医药文化交流、清代宫廷用药逐渐中西并用的趋势，以及统治者在宫廷西药运用过程中的掌控与支配状况。

Deriyaka was the Manchu phonetic rendering for the Western medicine Theriac． From time to time，all medical books in China have considered it a panacea which could cure all kinds of diseases．However，the term Theriac cannot be found in any official or private medical books from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t was not until the Kangxi period that the term Theriac returned，with another phonetic transliteration，deriyaka in official books． The medical records of the Qing court of the Kangxi period no longer considered deriyaka a panacea，and there were several cases in which deriyaka was replaced with other medicines because it failed to cure a diseas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eriyaka in the early Qing relying on the Manchu-language book Si Yang ni Okto i Bithe and other official books．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deriyaka，its introduction into the court，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Qing court． The articles contributes to the research on the transmission of medicine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the tendency of combining the usag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within the Qing court，and the role of the ruler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Western medicine．

［关键词］德里鸦噶；底野迦；西洋药书；满文医书；中外医药文化交流

一、前言

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渐次将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康熙年间（1662—1722），传教士为了取得中国统治者与士绅的信任和支持，将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工艺、地理等西方知识介绍到中国，借助西学以达到传教之目的。这些传教士中，凡有一技之长者，多奉旨供职于内廷，或从事工艺创作，或协助处理历法与绘测地图，或进讲西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来华传教士，有的随身携有西药，有的则通晓医学、药理，因供职内廷之故而将西洋医学带入宫廷中。

清初西洋医学得以在中国宫廷传播，亦与康熙皇帝个人的兴趣、需求以及倡导等关系密切。康熙皇帝注重养生，且对医学甚感兴趣，颇有自己的见解，他曾云：

朕研究经史之余，披阅诸子百家。至《黄帝素问》《内经》诸篇，观其义蕴，实有恻隐之心。……其后历代医家，虽多著述，各执意见。若《难经》及痘疹诸书，未能精思极论，文义亦未贯通，朕甚惜之。1

而且，康熙皇帝对于方土病以及人参等温补之药的使用时机亦有诸多了解。2 他在位期间，不仅命太医整理传统医学，也向在宫廷任职的西洋传教士学习西方医药学知识。3 康熙三十二年（1693）五月，皇帝偶患疟疾，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等教士进献金鸡纳，康熙皇帝派四大臣亲验，见其服后悉皆无恙，遂自服用，不久即康复。4 病愈之后，康熙皇帝更加信任西洋医学，日益频繁接触西洋人体解剖学、放血疗法以及创伤与溃疡等外科治疗，并学习各脏器功能和各科疾病、药物知识，致使西洋医药学在宫廷的运用日渐增多，从而提高了西医西药在中国宫廷中的地位与影响力。5

除金鸡纳外，清宫常用西药尚包括： 西白噶瓜那、如勒白白尔拉都、德里鸦噶等。6 这些药名多从满语音译或意译而来，目前学界对此类西药所知甚少，然它们却时常出现在清代宫廷医案之中，尤其又以德里鸦噶（deriyaka）为多。这点引发本文的写作动机：德里鸦噶究竟是何药？系通过何种方式传入宫廷之中？ 该药在清宫中实际运用的情形为何？这些乃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的背后，实牵涉中、西药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碰撞，以及药物在宫廷中的管理与分配，这些亦为本文所关心的课题。7

一、“德里鸦噶”与“底野迦

在讨论德里鸦噶之前，需先厘清其源由，尤其是该药与底野迦之间的关系。底野迦为一种多味成分的药品，价格相当昂贵。最初用于治疗中毒、疯狗与野兽的咬伤，之后才成为治疗蛇毒以及除去所有种类之毒的解毒剂，甚至成为一种万能灵药。8 追溯底野迦的词源，该词最早出现于公元二世纪古希腊人尼坎德（Nicander）笔下，他以希腊六部格诗体创作有关毒物学的诗作《底野迦诗》（Theriaca）。英语将此词写作theriac，希腊语写作theriaka、tiyehka，拉丁语写作theriaca，法语写作thériaque。9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年间由法国耶稣会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所撰的满文《西洋药书》中，亦有“ ”一词，满语读如deriyaka，汉文音译为“德里鸦噶”。10同时，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将皮里（Pierre Kamina）所著之法文《人体解剖学图谱》（Atlas D＇anatomie Humaine）一书，译为满文《钦定格体全录》（dergici toktobuha ge ti ciowan lubithe dergi yohi），其中亦将theriaca 译作deriyaga。11 由于德里鸦噶与底野迦的词源相似，加上在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书信中常可见theriac 一词，故可将德里鸦噶视为底野迦的不同译名。12

那么，源自于古希腊的德里鸦噶究竟如何东传至中国？ 目前所见中国医书中较早关于底野迦的描述当属张仲景的《五脏论》，该书载底野迦“善除万病”，惟此书已佚。13隋唐时期《龙树菩萨眼论》记述各种治疗眼病的药方，其中主治青盲与眼带闭塞的摩顶膏，其成分含有底野迦。14唐高宗显庆四年（659），中国第一部官修本草《新修本草》成书，该书记载：“底野迦，味辛、苦，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云用诸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亦甚珍贵，试用有效。”15由此可知，底野迦能治百病，最迟在唐显庆四年以前便由胡人带至中国，且试用后被证明是有效的。然此处的“胡人”所指为何？ 《旧唐书》载：“乾封二年（667），拂菻王遣使献底也伽。”16《唐会要》之“拂菻国”条亦载：“乾封元年，遣使献底也伽。”17其中，“底也伽”与“底野迦”为同一个词的不同音译； 而“拂菻”则是指拜占庭帝国。18由此而论，底野迦最晚在七世纪中叶以前，便已由拜占庭帝国传入中国，并被编入《新修本草》，广为中国人所知。19不过，由于此药价格昂贵，故较少流传。20

降至宋代，寇宗奭《图经衍义本草》记载： “（ 底野迦） 味辛、苦，平，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21其记述与《新修本草》大同小异。苏颂等编纂的《本草图经》亦载： “又有底野迦，是西戎人用诸胆和合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今南海有之。”22显示到了宋代，仍不时有人透过海上丝绸之路将底野迦传入中国。此后，明代官修的《本草品汇精要》与《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皆绘有底野迦图。其中，《本草品汇精要》中底野迦图的说明文字为“底野迦，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的文字说明亦为“底野迦，味苦辛，无毒，止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注云用诸胆作之状”。23将此二者与前述《新修本草》的记载相互对照之下，便可发现《本草品汇精要》与《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的说明文字皆系根据《新修本草》而来。值得注意的是《本草品汇精要》对底野迦的描述略有增益，主要在于“瓷器贮之。……气薄味厚，阴中之阳。腥。”24意即增加了对底野迦之储存容器与气味的描述。另外，《普济方》载底野迦系用猪胆制作而成，25《本草纲目》亦记载底野迦主治邪祟。其中，底野迦主治邪祟的说法，或得自上述“中恶、客忤邪气”等记载。“中恶”，泛指感受到秽毒或不正之气，突然昏厥不省人事的病症。《本草纲目》谓邪祟之义为“邪气乘虚，有痰、血、火、郁”。26

由上述关于底野迦的记载可知，历代本草书与方书将底野迦形塑成“主百病”的万能灵药，尤可治疗邪祟症症，为一赤黑色，形状酷似久放腐坏的药丸；其成分含有“诸胆”或“猪胆”，药性辛、苦、平，无毒，由西戎传入中国。

明代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所著之《职方外纪》记载如德亚国时提到：

如徳亚之西，有国名达马斯谷，产丝、绵、绒、罽、刀、剑、颜料，极佳。城有二层，不用砖石，是一活树纠结无隙，甚厚而高峻，不可攀登，天下所未有也。土人制一药甚良，名的里亚加，能治百病，尤解诸毒。有试之者先觅一毒蛇咬伤，毒发肿胀，乃以药少许咽之，无弗愈者，各国甚珍异之。27

其中，“的里亚加”即为底野迦的同音异译。28至此，底野迦开始以另一个拉丁语的音译形式出现在史料典籍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职方外纪》亦赋予的里亚加“能治百病”的形象。显示在清代以前，底野迦一直被认为是能治疗百病的万能灵药。

有清一代，无论官方档案、书籍或民间医书中，皆鲜少关于底野迦的记载，但底野迦却以“德里鸦噶”这个西洋译名再现于官方档案、药书以及笔记文集之中，成为清宫常用的西药之一。其中，清初由耶稣会士撰写的《西洋药书》（si yang ni okto i bithe），为康熙年间内府精写本，全书以满文写成，记载了三十六种未书确切名称的药方，并逐一说明用药方法及其功效。29其中，第十七种药即为“蒸煮德里鸦噶药”（deriyaka sere okto i teliyehe okto），兹将该篇译成汉文，如下：

这药是将具有剧毒的蛇肉，混合去除剧毒的数种东西蒸制而成。这药的效力，像所谓珍贵的德里鸦噶药一样。凡被具有剧毒之东西螫咬之后，使其停止疼痛；瘟疫过后，生病之后，医治体内长虫的病症；医治妇女月经时的疼痛，医治腹部绞痛，比所谓珍贵的德里鸦噶的药效佳且痊愈得快。使用时，长者少者，依据病症的轻重，病情好转者取十滴，病情恶化者取二十五滴，混合引药饮用。30

《西洋药书》记载了“蒸煮德里鸦噶药”的成分、对应症、药效以及使用方法。就成分而言，“蒸煮德里鸦噶药”是将具有剧毒的蛇肉混合去除剧毒的数种东西蒸制而成。而且，以蛇肉制成底野迦药在历史上有迹可循，古罗马君王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的私人医生就曾改进底野迦，增加多种成分，尤其是毒蛇的肉，使之成为治疗蛇毒的最佳解毒剂。31因此，所谓“具有剧毒的蛇肉混合去除剧毒的数种东西”即可被推测为德里鸦噶药，而《西洋药书》所载药方，即是透过蒸煮之法制出药效近乎德里鸦噶的药方。

二、“德里鸦噶”传入宫廷的途径

德里鸦噶治疗的病症种类繁多，且药效佳，故为宫廷常见西药。清宫医案中，即有不少使用德里鸦噶治病的实际案例。然而，此药究竟如何传入宫廷？有清一代，宫廷药材来源大致有四种途径：征收各省出产药材、同仁堂供应、各省督抚就其地方土药进贡以及外国馈赠或海关进口。32康熙年间，德里鸦噶传入宫廷的途径则略有不同，可归纳为以下三种：传教士进呈、官员进献以及皇帝向西洋传教士索取。兹就此三种途径进行分析。

（一）传教士进呈

无论是在京或散居各省的传教士，大都携有药物。这些药物一来自用，以备不时之需；二来给官员或民众作为疗疾之用； 三来当作礼品进呈给皇帝。33康熙四十八年（1709），江西巡抚郎廷极上奏该省属各府所住之传教士进献的西洋物件：建昌府天主堂马若瑟（Joseph-Henry-Mariede Prémare，1666—1736）进格尔默斯一瓶、洋酒四瓶；临江府天主堂傅圣泽（Jean-FrancoisFoucquet，1665—1741）进洋酒八瓶；抚州府天主堂沙守信（Emeric de Chavagnac，1670—1717）进洋酒六瓶；九江府天主堂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进洋酒六瓶；赣州府天主堂毕安进洋酒二瓶、德里鸦噶一盒；南昌府天主堂穆泰来进洋酒二瓶。这些洋物皆为西洋传教士各自装匣封固记认，由郎廷极遣家人径送京城。34尽管此次进呈物品以洋酒居多，但亦包括格尔默斯与德里鸦噶等药品。35

康熙五十三年（1714），耶稣会在东亚的传教基地澳门圣保禄学院（Colégio de Sao Paulo）向康熙皇帝进献药物。36根据进贡礼单，这些药物包括：治疗烧伤的药片一盒，烟草二盒共十二瓶，上乘欧洲酒六箱、每箱十二瓶，保心石两份共十二盎司，上乘弥撒用酒六箱、每箱十二瓶，金鸡纳二阿拉忒尔半，德里鸦噶解毒剂二阿拉忒尔，以及各种吐根、阿魏、树脂等制剂与各种药膏、糖浆等。37据当时在北京之耶稣会士纪理安（Kilian Stumpf，1665—1720） 和苏霖（José Soares，1656—1736）的说法，皇帝看了礼单后，相当满意，并当场称赞德里鸦噶、保心石、葡萄酒和烟草等的神奇效果。38

纪理安本人亦曾于康熙年间在中国协助找寻配制德里鸦噶的药材。根据耶稣会士巴多明神父致法兰西科学院的书信，康熙皇帝晚年对可作为鸦片复方药剂的德里鸦噶很感兴趣，曾令教士张诚、纪理安、李国正（Ozorio）以及药剂师兼植物学家鲍仲义（Joseph Baudino，1657—1718）等人，寻找蝰蛇、龙胆、前胡等配制德里鸦噶的药材予以制药，可惜未有所获。39至雍正初年，始有宫廷在耶稣会士指导下制作德里鸦噶的相关记载。40值得注意的是，就配制德里鸦噶的药材来看，蝰蛇具有强烈毒性。《外台秘要》记载蝰蛇：

喜绿木及竹上，与竹木色一种，人卒不觉，若人入林中行，脱能落头背上。然自不甚啮人，啮人必死，那可屡肆其毒。此蛇大者不过四五尺，世人皆呼为青条蛇。其尾二三寸色异者，名熇尾，最烈。41

《本草纲目》亦载：

又有竹根蛇，肘后谓之青蝰蛇，不入药用，最毒。喜缘竹木，与竹同色。大者长四五尺，其尾三四寸有异点者，名熇尾蛇，毒尤猛烈。中之者，急灸三五壮，毒即不行，仍以药傅之。42

由此可知，清代宫廷所配制的德里鸦噶药，其成分与西方古代医书中之“theriac”以及《西洋药书》中的蒸煮德里鸦噶药相类似，皆含有毒蛇成分。尽管《本草纲目》建议不要将蝰蛇入药用，但因此类毒蛇确实有其疗效，甚至可以发挥以毒攻毒的作用，故仍然时常入药。

（二）官员进献

清代宫廷中许多药材都来自于官员进献，德里鸦噶也不例外。康熙皇帝六旬大寿时，户部侍郎王鸿绪不仅贡献宋版古籍、元明两朝名人绘画、官窑瓷器等珍品，还有多种西洋药物，除德里鸦噶二匣外，尚包括：流黄露一瓶、鼻烟二瓶、罗斯玛里诺露四瓶、保心石一块、巴尔撒木油二盒、古巴依巴油四瓶、巴尔撒木香珠石挂与葡萄酒六瓶。43

其他一些省分如广东、江西等地区官员，亦常进贡德里鸦噶。究其原因，或许与两地所具有的地利之便与商业组织有关。广州药业向来发达，既是中国南方的药材集散地，又是著名的成药生产地与外贸港口。至于江西，拥有临帮药商，往来各地搜罗与买卖药材。44 以上种种，为广东与江西官员进呈德里鸦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一份来自广州的进贡单上便有以下西药：保心石六个、巴尔撒木香一匣、豆蔻油一匣、檀香油六罐、得利哑咖二瓶、丁香油二瓶、巴尔撒木油二瓶、鼻烟六瓶、避风巴尔撒木六罐。45 再如康熙六十一年万寿节时，江西巡抚王企埥亦进献诸多西洋药物，除德里鸦噶一瓶之外，还有格尔莫斯一瓶、歌尔德济德辣一瓶、巴木撒木香避凤巴尔沙摩一瓶、番红花一瓶、巴尔白露一瓶、哑挂济拿摩摩三瓶、金济纳一包、衣巴油二瓶、安利摩牛一包、苏济尼二瓶、巴尔加德哩一瓶、阿都尔则一瓶、波啰额德一瓶、色路撒一包、沙瑸香一瓶、达尔默的歌一瓶、翁文多哩歌一瓶、武玛武一包、撒勒步路蜡一瓶、西洋琉璜一包、苏尔佛助一瓶、哑挂辣喜纳一瓶、白辣济多露我乐二瓶。46

（三）皇帝向传教士索取

除了传教士进呈与官员进献两种途径之外，康熙皇帝亦曾授意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向罗马教廷特使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Tournon，1668—1710）索取德里鸦噶。康熙四十五年（1706）五月，康熙皇帝下旨：“多罗所携得利雅噶有余，赫世亨尔向伊求取，若少则勿取，可稍信到广东后寻得寄来。若有绰科拉亦求取。”47 赫世亨奉旨向多罗索取，多罗留下足够自用的德里鸦噶和绰科拉之后，将剩余毛重四两五钱的两小盒德里鸦噶，以及一百五十块绰科拉交给赫世亨，并承诺到广州后，若寻觅到德里鸦噶，便即刻送予赫世亨。赫世亨将此情形向康熙皇帝奏报，康熙皇帝后因不熟悉绰科拉药性，下令不必送绰科拉前来宫廷。48

清初德里鸦噶透过传教士进呈、官员进献以及皇帝向西洋传教士索取三种途径传入宫廷，且多是以盒装、匣装、瓶装等形式送入宫中。值得一提的是传教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论德里鸦噶系通过何种方式传入宫廷，其前提皆为传教士将海外的西洋药品带入中国。因此，传教士在康熙年间中外医药文化交流中，扮演中间传递者的角色，为西药传入中国的媒介。而且，由康熙皇帝下令纪理安等人寻找配制德里鸦噶的药材予以制药的例子可以看出，西洋传教士除了扮演中介者的角色之外，亦参与配制西药的准备工作。

三、“德里鸦噶”的贮存

紫禁城中的御药房是清宫采办与储存药品的重要机构，隶属于内务府，位于乾清宫东庑，负责替内医院处方抓药，以及配制、烹调并供应宫廷所需的丸散药。49然而，康熙年间进呈皇帝的德里鸦噶等西药，并非贮存于御药房，而是另有其地。

《竹叶亭杂记》记载：

武英殿有露房，即殿之东稍间，盖旧贮西洋药物及花露之所。甲戌夏，查检此房瓶贮甚多，皆丁香、豆蔻、肉桂油等类。油已成膏，匙匕取之不动。又有狗宝、鳖宝、蜘蛛宝、狮子宝、蛇牙、蛇睛等物。其蜘蛛宝黑如药丸，巨若小胡桃，其蛛当不细矣。又有曰“德力雅噶”者，形如药膏。曰“噶中得”者，制成小花果，如普洱小茶糕。监造列单，交造办处进呈，上分赐诸臣，余交造办处。旧传西洋堂归武英殿管理，故所存多西洋之药。50

由此观之，德里鸦噶送入宫廷后，以膏药的形式贮存在内务府武英殿的露房之中。露房位于武英殿东稍间，是受西学影响，在蒸馏法传入中国后设置的，为旧时储存西洋药物和制露之所。该房设置的确切时间不详，目前仅知于康熙六十一年被归并于武英殿。51露房设有库掌一员，拜唐阿六名，委署领催一名，医生四名。其职责除了储存瓶装的丁香、豆蔻、肉桂油等洋药之外，亦收贮狗宝、蛇牙等动物类药材，且需承担合药蒸露、造鼻烟与西洋胰子等事。52

探究将德里鸦噶收贮于武英殿露房的原因，由上所引《竹叶亭杂记》中“旧传西洋堂归武英殿管理，故所存多西洋之药”一句可知，为前往北京学艺之西洋人提供栖止之所的西洋堂，早年隶属于武英殿，所以武英殿露房存有较多德里鸦噶等类的西洋药材。又《养吉斋丛录》载：“有所谓德里雅噶，贮锡盒。”53《寒秀草堂笔记》亦载： “德里雅噶，一百六斤十五两二钱，二瓷瓶、二玻璃瓶、四十三锡盒。”54显示，德里鸦噶存于露房时，或置于瓷瓶中，或贮存玻璃瓶内，或装载于锡盒之中。

四、清宫运用“德里鸦噶”的案例

康熙皇帝相当重视德里鸦噶，康熙五十一年（1712）八月，胤祉等人上奏，称都统索奈自入秋以来，腹泻不止，服大夫所开之药后，病情并未好转，故已停止服药。康熙皇帝闻讯后，朱批：“知道了。已命服德里鸦噶乎？”55显示当所服药物无效时，皇帝即建议服用德里鸦噶。事实上，德里鸦噶在康熙朝宫廷里运用频繁，以下试就清宫医案所见的几个实例进行分析。

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八贝勒胤禩因身体不适唤太医院御医李德聪前往诊视。李德聪诊断后，认为八贝勒头疼腹痛，“寒热似疟”，有红疹，神气昏倦，脉息弦数无力，邪盛正虚，病况危急。李德聪建议用德里鸦噶来解毒化疹，并兼用西瓜津，清其烦热。56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在宫中担任要职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生病求医。大夫茹璜诊断后认为安多之病系属“脾胃虚损之症”，以致时常恶逆，四肢厥冷，大便溏泻，不思饮食，六脉虚细。由于病情重大，茹璜“讨用”德里鸦噶，并兼用理中汤医治。57康熙四十九年（1710） 五月，内阁大学士张玉书病，康熙皇帝降旨太医院御医大方脉大夫刘声芳前往诊治。刘声芳诊断张玉书之病为“湿热气滞伤脾之症”，症状为中脘胀满，按之微痛，四肢浮肿，恶心懒食，大便微溏，六脉弦数。由于先前服用德里鸦噶与渗湿和中汤之后，中脘胀痛的情况已渐渐减轻，亦已停止便溏。因此，刘声芳建议仍继续用德里鸦噶兼渗湿和中汤调治。58同年六月，理藩院右侍郎荐良病，李德聪奉命前去看视，以为荐良之病系“脾肺虚寒喘胀之症”，以致气喘自汗，胸胁胀满，难以仰卧，面目四肢浮肿，大便不实，六脉绝至不现，病情重大，恐一时虚脱。因此，建议服用德里鸦噶，兼加减实脾饮调理。59上述四个案例有一共通现象，意即使用德里鸦噶治病时，并非单独使用，而是兼用西瓜津、理中汤、渗湿和中汤以及加减实脾饮等中药方，形成中、西药并用的现象。

虽然清宫医案中载有诸多使用德里鸦噶医病的实例，但亦有因药效不佳而更改药方或停止服用的个案。举例而言，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镶黄旗二等侍卫井四勒因病求医调治，太医院大方脉大夫金廷诏前去医治。金廷诏看视之后，认为井四勒之病，原为“伤寒发黄之症”，但发病后经七日才求医治疗，已耽延多日，毒势甚盛，以致“癍疹不透，呕吐泄泻，作渴谵语”，病情重大。第一次治疗时，大夫用汤药救治，但“恐力微小”，故向皇帝“讨用”德里鸦噶二付救治。井四勒服用之后，只有癍疹渐透，但诸多症状仍未改善，呕吐泄泻甚频。第二次治疗时，由于先前症状未有明显改善，大夫因此更改药方，将德里鸦噶二付兼用加减菌陈五苓汤，但依旧无效，“发黄甚盛，鼻口出血，衄血虽为红，汗恐上厥下竭”。职是之故，第三次治疗时，便将德里鸦噶二付改兼用加减菌陈退黄汤让井四勒服用，惟仍然无效。60

再如康熙四十四年（1705）五月，保寿阿哥身体不适，康熙皇帝下令刘声芳等人诊视。刘声芳诊断后，认为保寿阿哥的病症为“脾胃虚弱呕吐，胸肋腹痛之症”，导致“头迷身软，懒吃饮食”，“夜间烦躁，四肢倦怠”。根据刘声芳的奏折，先前大夫王培、李颖滋已用过德里鸦噶与如勒白白尔拉都两味西药，尽管保寿阿哥服用之后，停止呕吐，且头迷身软的情形亦有些许改善；但腹肋有时仍痛，且饮食懒少，脾胃尚虚。因此，建议停用德里鸦噶，改以如勒白白尔拉都兼和胃理脾汤调治。61更换药方之后，刘声芳等人于同年七月再次上奏，称保寿阿哥“胸肋腹痛全止，烦躁已好，饮食有味，精神起居比前俱好”；惟脾胃元气仍不足，所以建议早晨服用六味地黄丸，晚间服用经验健脾丸，培养调理。62由侍卫井四勒与保寿阿哥的案例可看出御医亦会根据患者病情，或单独使用德里鸦噶、如勒白白尔拉都两味西药，或将德里鸦噶、如勒白白尔拉都等西药，兼用和胃理脾汤、加减菌陈五苓汤、加减菌陈退黄汤等中药，采取中西两种药物并用的药方。

此外，尚有服用德里鸦噶，但因延误就医，药效无法发挥而死亡的案例。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广储司员外郎华色长痛痈，大夫孙志定、马谦等人诊视其病后，告称华色生疮六、七日后才求医，疮恶变大至六余寸。由于病况严重，所以孙志定等人“讨用”德里鸦噶，并贴敷巴西里冈，尽力救治。然而，华色终究因延误就医，致使德里鸦噶药效无法发挥，于六日之后亡故。63

综观上述医案，首先，就患者的病症而言，大部分都是在病况危急、病情重大或其他药物无效的情形下服用德里鸦噶。其病症包括： 疟疾、脾胃虚损之症、湿热气滞伤脾之症、脾肺虚寒喘胀之症、胸肋腹痛之症、伤寒发黄之症、痛痈。其次，就德里鸦噶的药效来说，历代本草书与方书将该药的同音异译——底野迦形塑成“主百病”的万能灵药。然而，由井四勒、保寿阿哥以及华色的病案可知，此药在清代已不再是万能灵药，常出现因药效不佳而更改药方或停止服用的现象；且亦曾出现因延误就医，导治药效无法发挥而死亡的案例。再次，就德里鸦噶与中药之间的关系而论，西洋医药传入中国，首当其冲便会遇到与中药的关系问题。两者在运用上，究竟是壁垒分明还是配合使用？从上述案例可知，大夫往往会依据患者病情与药效，有时单独使用德里鸦噶，有时则将德里鸦噶配合西瓜津、理中汤、渗湿和中汤、加减实脾饮、加减菌陈五苓汤以及加减菌陈退黄汤等中药方一起使用。除此之外，就统治者在西药运用上所扮演的角色来看，一般清宫药品大多贮存于内务府御药房，太医院医官诊脉并开方奏明皇帝之后，由御药房按方从太医院生药库，以及内务府掌仪司、都虞司、奉宸苑、饭房、武英殿、广储司、庆丰司与掌关防管理内管领事务处等机构取药，并加以修合、加工和烹调。取药时，通常不须特别向皇帝申讨。64然而，西药的情况则较为特殊。在清代奏折中，常可见太医向统治者“讨用”某种西药的情形。65此种用词侧面反映出经由各种途径送至宫中的西洋药物系属稀珍之物，且价格昂贵，大多仅供皇帝使用。66以德里鸦噶在宫廷运用的情形而言，由安多、井四勒以及华色等人的案例可知，德里鸦噶掌握在康熙皇帝手中，他握有德里鸦噶的分配权，一般人无法使用。只有贝勒、阿哥等宗室和都统、侍卫、广储司员外郎、内阁大学士与礼藩院侍郎等皇帝亲信大臣，以及在宫中担任要职的耶稣会教士，在病情严重时，才由太医向康熙皇帝“讨用”德里鸦噶，而不能自行至武英殿露房取用。

康熙年间，为数众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将西洋医学带入宫廷之中，故宫廷可说是十七世纪中国与西方医学往来最为密切之地。德里鸦噶之所以能在宫廷广泛被用于治疗疾病，康熙皇帝扮演重要角色。正是康熙皇帝对西方医学与医药采取择善而从的态度，使德里鸦噶得以在宫廷中迅速传播，对清代宫廷医疗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在康熙朝的民间医书中，并未发现传教士将德里鸦噶由海外携往中国民间的记载。显示清初早期的中外医药文化交流，似乎仅限于上层社会，并未扩及民间。

本文仅讨论康熙年间宫廷中的德里鸦噶，但自此以后，德里鸦噶是否仍然继续被运用于医疗？其次，以辞源学的角度看，底野迦与德里雅噶似乎是同一种药。但若以成分及所治症状来说，两者都有不小的差异。这是否与中国以外的世界关于“theriac”的成分和用法在一千年之间已有诸多变异有关？亦或是底野迦与德里雅噶为相同药方之说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这些或许是可以继续追踪的问题。再次，根据耶稣会士的书信，康熙皇帝晚年对可作为鸦片复方药剂的德里鸦噶颇感兴趣。然而，德里鸦噶与鸦片的关系究竟为何？ 既然德里鸦噶可作为鸦片复方药剂，药效相似，且无毒，那么，其与鸦片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竞合关系？此亦值得进一步探究。除此之外，德里鸦噶在清宫的运用，其背后所反映的是中、西药之间的相互碰撞与交流。将此放在历史大脉络下来看，清初正值西洋医学盛行于宫廷之际，在此情况下，满洲传统的萨满医病、汉医学与西洋医学之间相互竞争或参合的情形，或许亦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透过类似问题的讨论，或可更加深化清代宫廷医疗史的研究。

（笔者注意到“德理鸦噶”一药，系受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陈明教授启发，特此感谢。）

注释：

1 《清圣祖实录》卷120，康熙二十四年四月辛丑。

2、关于康熙皇帝的养生之道及其医学知识的讨论，详见张莉、刘武、燃藜：《帝王养生术》，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年；李春生：《康熙的健身术》，陈可冀主编：《清代宫廷医话》，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年，第55—58 页；庄吉发：《纯嘏天錫———康熙皇帝谈养生之道》，庄吉发：《清史拾遗》，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第22—35 页；庄吉发：《清宫秘方》，庄吉发：《清史拾遗》，第189—195 页。

3、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196 页。

4、樊国梁：《燕京开教略》，陈方中主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辅仁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72 页。金鸡纳，又名金鸡勒，满文读如gingina，系Cinchona 的满文音写。金鸡纳药味苦，药性寒，可抗疟退热，解酲醒脾，用于治疗疟疾，外感高热与醉酒。另外，金鸡纳树可提炼出奎宁。奎宁能消除各种疟原虫的裂殖体，终止疟疾发作，但无法防止良性虐的复发，亦不能杜绝各种疟疾的传染源。详见李经纬主编：《中医大辞典》，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年，金鸡纳条、金鸡勒条，第1060 页。

5、关于西洋人体解剖学在清宫的传播，康熙皇帝曾下令耶稣会士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 将皮里（ Pierre Kamina） 所著之法文《人体解剖学图谱》（ Atlas D’anatomie Humaine ） 一书，译为满文《钦定格体全录》（ dergici toktobuha ge ti ciowan lu bithe dergi yohi） 。不过，须特别注意的是，此时传入的解剖学，与十九世纪传入中国者，相差甚大。十九世纪以前传入中国的西洋解剖学，仍然不脱盖伦的医学传统，对中国医学的影响不大；十九世纪以降传入中国的解剖学，则深受近代科学影响，对传统中医产生不小冲击。相关研究，详见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3、4 卷，第56—121 页；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第435—460 页；祝平一：《身体、灵魂与天主———明末清初西学中的人体生理知识》，《新史学》1996 年第2 期；郭文华：《〈泰西人身说概〉初探———以毕拱辰与其成书为中心》，龙村倪、叶鸿洒主编：《第四届科学史研讨会汇刊》，中研院科学史委员会，1996 年，第85—106 页；钟鸣旦：《昂布鲁瓦兹·帕雷〈解剖学〉之中译本》，《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 年第3 期；牛亚华：《〈人身概说〉与〈人身图说〉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 年第1 期。

6、陈可冀主编：《中国宫廷医学（ 下卷）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年，第609 页。

7、目前关于清代德里鸦噶的讨论为数不多，相关专论仅见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所著“ Antoine Thomas，SI as a《Patient》of the Kangxi Emperor （ r．1662—1722） : A Case Study on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riac at the Imperial Court”一文，见Asclepio: Revista de Historia de la Medicina y de la Ciencia，vol． LXIV，no 1，enero-junio，2012，pp．213—250．惟该文是以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 Antoine Thomas，1644—1709） 之死为一个案的探讨，并未深入讨论德里鸦噶药。

8、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407 页。

9、D．Parojcic，D．Stupar ＆M．Mirica，“La thériac: médicament et antidote，”Acta Internationales Historiae Medicinae，Vol．9，no．1，2003，pp．28—32．转引自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第407 页。

10、［法］白晋等撰：《西洋药书》，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37a—38b 页。

11、渡辺純成：《満洲語医学書『格体全録』について》，《満族史研究》第4 号，2005 年。

12、关雪玲：《清宫医药来源考索》，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4 期；Beatriz Puente －Ballesteros，“Antoine Thomas，SI as a《Patient》of the Kangxi Emperor （ r． 1662—1722） : A Case Study on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riac at the Imperial Court，”p．243．

13、［朝鲜］金礼蒙辑：《医方类聚》卷4 《五藏门一·五脏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 年，第83 页。

14、［朝鲜］金礼蒙辑： 《医方类聚》卷65《眼门二·龙树菩萨眼论》，第27 页。

15、苏敬：《新修本草》卷15《兽禽部》，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年，第372 页。

16、刘昫：《旧唐书》卷198 《西戎传》，中华书局，2000 年，第5315 页。

17、王溥：《唐会要》卷99 《拂菻国》，世界书局，1960 年，第1779 页。

18、详见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国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12 年。

19、除了中国之外，底野迦亦传至阿拉伯世界。第一剂著名的底野迦药方是公元前一世纪黑海南岸本都（ Pontus） 的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 Mithridates VI） 和御医克拉斯特（ Karteuas） 所创制。米特拉达梯是一位暴君，终日惧怕被人毒害，故对毒物学产生很大的兴趣。他在奴隶的身体上进行试验，配制出一种解毒药，名为Antidotum Mithridatium，即Mithridates 解毒剂。此外，罗马帝国东部（ 今叙利亚地区） 的景教僧人亦使用底野迦。有趣的是底野迦的阿拉伯语为diryāq，变体写法为tiryāq，两者皆源于希腊语，系以叙利亚语的词形作为中间媒介。因此，底野迦很有可能系透过精通叙利亚语的景教僧医传到阿拉伯世界的。至十二世纪，阿拉伯世界甚至出现一本附带插图，且托名盖伦（ Galen of Pergamon） 的《底野迦书》（ Kitāb  Al-Diryāq / Book of Theriac） 。该书收录多种底野迦方，且每条方剂下皆收录该方的来历，记载详细。详见J． P． Griffin，“Famous Names in Toxicology———Mithridatus VI of Pontus，the First ExperimentalToxicologist，”Advers Ｒeactions Toxicol Ｒev，Vol． 14，1995，pp． 1—16； Guido Majno，The Healing Hand: Manand Wound in the Ancient World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pp． 413—417； 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第412—415 页

20、郑金生：《药林外史》，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第166 页。

21、寇宗奭：《图经衍义本草》，张宇初等编纂：《正统道藏》第29 册卷27《兽部上品·底野迦》，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第630 页。

22、苏颂等编纂：《本草图经》，“牛黄”，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年，第385 页。

23、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 1: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 ，205；［明］佚名：《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

24、《御制本草品汇精要》，九州岛出版社，2002 年，第605 页。

25、朱橚等编：《普济方》卷426《本草药性异名门》，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 年，第545 页。

26、详见李经纬主编：《中医大辞典》，第268 页；李时珍：《本草纲目》卷3 《百病主治药》，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 年，第212 页、第149—150 页。

27、［意］艾儒略：《职方外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4 册卷1《如德亚》，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4b—15a 页。另外，如德亚国为现今巴勒斯坦的朱迪亚（ Judea） 地区。

28、王纪潮：《底也迦考——含鸦片合方始传中国的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 年第2 期。

29、关于《西洋药书》的介绍，详见李欢：《清宫旧藏满文〈西洋药书〉》，《紫禁城》1999 年第4 期；恽丽梅：《清宫医药与医事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69 页；蔡名哲：《〈西洋药书〉〈袪毒药油〉译注》，《中国边政》2011 年第187 期；庄吉发：《互动与对话———从康熙年间的满文史料探讨中西文化交流》，庄吉发：《清史论集（ 二十二） 》，文史哲出版社，2012 年，第68—84 页； Marta E． Hanson，“The Significance of Manchu Medical Source in the Qing，”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nchu Studies: Studies in Manchu Literature and History，ed． Stephen Wadley （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2006） ，p．146；渡辺純成：《満洲語西洋薬品マニュアル『西洋薬書』について》，《日本医史学雑誌》2012 年第2 期。

30、［法］白晋等撰: 《西洋药书》，第37a—38b页。

31、Guido Majno，The Healing Hand: Man and Wound in the Ancient World，pp．413—417．

32、详见恽丽梅：《清宫医药与医事研究》，第35—42 页。

33、关雪玲：《康熙时期西洋医学在清宫中传播问题的再考察》，《故宫学术季刊》2012 年第1 期。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江西巡抚郎廷极奏进西洋物件折》，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2册，第385—386 页。

35、格尔默斯又写作格而墨斯、格尔莫斯、格尔墨斯，是专治心跳惊悸之药。

36、圣保禄学院是天主教耶稣会于1594 年在澳门创立的一所高等学院，座落在天主之母堂（现大三巴牌坊） 与大炮台之间，其办学经费主要由葡商提供支持。学院内设有药房和诊所，此对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内地颇具贡献。关于圣保禄学院的研究，详见李向玉：《汉学家的摇篮：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中华书局，2006 年。

37、阿拉忒尔为“arrástel”的音译，为古重量单位，合459克。

38、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第114—115页。

39、［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中国回忆录》（Ⅱ），郑德弟译，大象出版社，2001 年，第311—312 页。

40、目前笔者所见最早关于清宫制作德里鸦噶的相关史料为雍正四年（ 1726） 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该则史料载：雍正四年二月初四日，太监杜寿持多种西洋物品，让耶稣会士巴多明与西洋医生罗怀忠认看，两人认出这些物品中含有：德里鸦噶、各斯多多尔者、撒尔味亚、阿玛撒嘎伯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 册，雍正四年二月初四日《杂活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06页。） 关雪玲认为各斯多多尔者与撒尔味亚是配制德里鸦噶的原料，阿玛撒嘎伯尼则是一种树脂，亦用于配制德里鸦噶，故可推论清宫曾制作德里鸦噶。详见关雪玲：《清宫医药来源考索》，第24—25 页。

41、王焘：《外台秘要》卷40 《虫兽伤触人及六畜疾三十二门·青蝰蛇螫方》，中国医药研究所，1965 年，第1121页。

42、李时珍：《本草纲目》卷43《蛇类·黄颔蛇》，第2409 页。

43、王原祁等纂修：《万寿盛典初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4册卷59，第83—84 页。其中，巴尔撒木油又名拨尔撒摩、巴尔萨吗、巴尔沙摩、巴尔酥麻、水安息香，是由勃参树的油脂提炼而成。该药主治刀伤，故清廷时常将巴尔撒木油作为军队中的疗伤药物使用。古巴依巴油又名古巴依瓦油、葛巴依瓦油、哥巴伊呱油、葛巴衣巴油、各巴衣巴油、郭巴益巴油，亦主治刀伤。详见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437—438页。

44、恽丽梅：《清宫医药与医事研究》，第38、41页。

45、故宫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代广东贡品》，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7 年，第10—11页。另外，引文中“得利哑咖”为德里鸦噶的同音异译。

46、萧奭：《永宪录》卷1，中华书局，1997 年，第18 页。

4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奏报向洋人索取西洋药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418 页。另外，引文中“得利雅噶”为德里鸦噶的同音异译； “绰科拉”则由满文cokola音译而来，推测为药名或巧克力的音译。

4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奏报向洋人索取西洋药折》，第418 页。

49、恽丽梅：《清宫医药与医事研究》，第29—30页。

50、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1，中华书局，1982 年，第21页。

51、关雪玲：《清代宫廷医学与医学文物》，第22页。

52、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99 《内务府·书籍碑刻》，启文出版社，1963 年，第928 页。

53、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24，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259页。

54、姚衡：《寒秀草堂笔记》卷3 《宾退杂识》，新文丰出版社，1984年，第61页。另外， 《养吉斋丛录》与《寒秀草堂笔记》中的“德里雅噶”，均为德里鸦噶的同音异译。

5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胤祉等奏闻都统索奈病情折》，第817页。

5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初十日《胤祉等奏报八阿哥病势折（附： 大夫诊治书） 》，第464—465页。

5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八年六月二十日《李国屏进书并报洋人安多病势折（附： 大夫诊治书）》，第629页。

5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胤祉等奏报大学士张玉书病势折（ 附： 大夫诊治书） 》，第677—678页。

59、加减实脾饮内含：茯苓二钱、陈皮一钱、白芍酒炒一钱、白术土炒一钱、薏米炒二钱、桑皮一钱、大腹皮一钱、木瓜一钱、桂枝七分、泽泻七分、葶苈子七分以及引姜皮三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胤祉奏报患病求医人员折（附二：大夫诊治书）》，第687页。

6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十二日《胤祉奏报患病求医人数折（附： 大夫诊治书）》，第321 页。

61、和胃理脾汤内含：当归一钱、白芍酒炒一钱五分、白术土炒一钱五分、茯苓一钱、白豆蔻一钱、广皮一钱、半夏姜炒一钱、枇杷叶炙毛一钱、石斛一钱、沉香磨汁三分、甘草炙三分、生姜一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胤祉等奏报阴雨情形并保寿阿哥病势折（附一：御医诊治书）》，第371页。

6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胤祉等奏报阴雨情形并保寿阿哥病势折（附二：御医诊治书）》，第371 页。

6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胤祉等奏报患病求医人员折》，第677 页。

64、任锡庚：《太医院志》，《续修四库全书》第1030 册《制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12a—12b 页；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内务府则例两种·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第4 册《御药房·行取合药需用各项》，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394页。

65、如康熙四十五年六月，多罗信郡王鄂扎下痢紫红血水，御医商议“讨用”西药西白噶瓜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胤祉等奏阴雨情形并报求医人员折（附：大夫诊治书）》，第430—431 页。）此种案例繁多，不一一列出。

66、陈可冀主编：《中国宫廷医学（下卷）》，第610页。

参考文献：

［1 ］［法］白晋等撰：《西洋药书》，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

［2 ］［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郑德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

［3 ］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4 ］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 年。

［5 ］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内务府则例两种·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

［6 ］关雪玲：《清代宫廷医学与医学文物》，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7 ］关雪玲：《康熙时期西洋医学在清宫中传播问题的再考察》，《故宫学术季刊》2012年第1 期。

［8 ］关雪玲：《清宫医药来源考索》，《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4期。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12］庄吉发：《互动与对话——从康熙年间的满文史料探讨中西文化交流》，庄吉发：《清史论集（ 二十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2 年，第5—99 页。

［13］陈可冀主编：《中国宫廷医学（ 下卷）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

［14］蔡名哲：《〈西洋药书·袪毒药油〉译注》，《中国边政》2011 年第187期。

［15］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6］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17］王原祁等纂修：《万寿盛典初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18］王纪潮：《底也迦考——含鸦片合方始传中国的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

［19］恽丽梅：《清宫医药与医事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20］《清圣祖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21］Hanson，Marta E．．“The Significance of Manchu Medical Source in the Qing，”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nchu Studies: Studies in Manchu Literature and History，ed．Stephen Wadley （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2006） ，p．146．

［22］J．P．Griffin．“Famous Names in Toxicology——Mithridatus VI of Pontus，the First Experimental Toxicologist，”Advers Ｒeactions Toxicol Ｒev，Vol．14，1995，pp．1—16．

［23］Puente-Ballesteros，Beatriz．“Antoine Thomas，SI as a《Patient》of the Kangxi Emperor （ r．1662—1722） : A Case Study on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riac at the Imperial Court，”Asclepio: Revista de Historia de la Medicina y de la Ciencia，vol．LXIV，no 1，enero-junio，2012，PP． 213—250．

［24］渡辺純成：《満洲語西洋薬品マニュアル『西洋薬書』について》，《日本医史学雑誌》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