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恢复和重建，伴随着后现代思潮和西方理论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冲击，中国史学界自发和自觉的接受、加工和整合着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调整和拓展着史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而清代医疗史1作为史家研究的对象和领域之一，逐渐获得了研究者的认可和青睐，不少学者在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下，结合医学与社会生活史料，逐步开拓和探索着清代医疗史研究。然而，即便是在社会史研究已经蔚为壮观，成果丰富、名家辈出的当下，医疗史研究在史学研究中仍是较为新颖和年轻的研究领域，虽然产生了不少重要成果，但是无论是研究过程的涵盖领域、多样化资料的发掘、整理与运用，还是有关人才培养与学科学术点的建设发展，都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陆医学史研究的先行者余新忠认为，就当下海外和台港等地区的研究趋势来看，医疗史这一直接关系人的生命与健康，极具开掘深度的研究领域必定会是未来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医疗史的研究不仅仅只是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而且还将可能促进史学理念和方法的更张2。如果从史学的资政角度来看，医疗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处于医疗改革的重要阶段，医疗服务模式革新和医疗资源平衡分配等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在深化医疗改革的大背景下，调节城乡和区域医疗资源、调控医患矛盾、推进医疗公平、避免过度化医疗、培育和发展健康产业等一连串问题都是摆在政府面前的新课题，而深化医疗史研究， 特别是对明清和近代以来医疗社会问题有关的研究，也能为客观和合理解读当前医疗资源不足与不均，多样化社会医疗渠道并存等现象提供参考。因此，系统梳理近百年来清代医疗史研究的脉络和谱系，明确认识清代医疗史研究进程，分析清代医疗史研究有关问题，具有多重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因研究能力和视野所限，笔者在对近百年清代医疗史研究的整理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述评的内容也仅限于在大陆史学界和在大陆公开出版的医疗史有关著作。

一

长期以来，传统历史的书写方式中，对于医疗史的书写并非毫无关注。《史记》中的《扁鹊仓公列传》，虽然其出发点是记载杰出医者的，但无疑也是有关医疗与社会生活的精彩研究范本，自史记后，历代史家在正统史书的编撰中都少不了对知名医者和医疗有关现象的关注，作为对清代医家的关注，《清史稿》也不例外。然而，传统史学的观念中，医者身份在朝代更迭和社会发展中经历了“执技以事上”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演变3，而受制于传统史学，特别是官方史学的局限，正史中的医学史研究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其选择记录的传主标准也由史记时代以传奇色彩为主到多为带有“政治正确”色彩的官医、儒医和垄断社会文化资源的知名医者，而对于医疗现象与民众社会生活样貌的反映较少。同时，百年前的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层面的历史现象解读是史学研究更为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任务， 以至于关于医疗现象的解读和研究都较为薄弱。随着近代科学体系的全面确立和西方医学的传入，医疗史的研究和解释也呈现出与时俱进的色彩。最初医疗史的研究与著作都与梁启超等对于新史学的倡导密不可分。梁启超认为新史学“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梁氏还讲到：“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而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他提出：“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和普遍史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4梁氏的史学理论对于民国时代的思想界和史学界影响深远，作为补充新知识谱系的中国医学史研究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对象，陈邦贤可视为近代从事医疗史的先行者，受梁氏史学的影响，陈邦贤倡导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医史研究会并撰成《中国医学史》一书，该书分上古、中古及近世医学、现代医学和疾病史五篇，叙述中国医学之起源与演变、医术之发展、外国医学之传入及病名演化等内容。对于清代医学的分科及医政、病名之演变也有所提及。陈邦贤还首次提出了医史学的概念，他强调：“研究医学进展的过程，叫做医学史。更研究其文化、学术、政治、社会、经济等背景， 叫做医史学。中国人应知人类和社会进化的史迹，研究医学者，更应当知道中国医学的变迁及其进化之理由”，陈邦贤的关注旨趣，与当下医疗史研究的面向颇多不谋而合之处。此外， 王吉民、伍连德、谢观、范行准等，可视为医疗史研究的开创者王、伍所出英文著作注重记述当时医学发展状况，谢观著《中国医学源流论》， 提倡医史研究须涉猎自然、社会诸学科，范行准著有《明季西洋医学的传入》、《中国病史新义》、《中国医学史略》等，其中《明季西洋医学的传入》一书， 系统梳理从明至近代西医传入的途径、方式及重要人物、著作和事件， 自然少不了对清时期中西医交流状况的全面关注。5此外， 罗尔纲的短文《霍乱病的传入中国》通过方志文献判断真性霍乱始于嘉庆朝6。

客观而言，肇自民国时代的早期医疗史研究，与当时中国所处的世界格局和民族主义观念密切相关，作品多为贯通之作或提纲挈领式的开创作品，涉及到清代医疗方面，主要是对医政、医事和疾病等内容的具体解释，并未呈现出以社会整体视角解读医疗现象的自觉性。

二

关于中医存废的论争虽然不能改变传统医疗对清代社会、文化和民众生活的影响，但是却影响了建国以后对医疗史的研究。建国初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地参照西医的体系和模式，组建了中医管理机构，建设了中医院和中医大专院校，中医作为新中国革命体系整合的一部分，成为服务民众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力量与渠道，传统医学有关的医疗史研究也登堂入室，成为中医学院的专业设置之一，被整合进中医学科的学术体系中。此阶段，历史学领域的研究多围绕社会历史发展分期、农民革命、领土问题、发明创造和民族团结等所谓“ 五朵金花”开展，历史学研究的政治意义和民族主义观念浓厚，医学史受此影响，研究倾向也侧重对医疗技术层面的考证，以说明传统医学的先进性，或者是对现代中医分科及演变史的整理，产生了一批“填补空白”的研究成果，如耿鉴庭《祖国医学内科发展简史》、时逸人的《温病发展简史》、李涛的《祖国神经病学简史》、杨大俊《祖国耳鼻喉科的历史》等7，在按照医学分科梳理源流的过程中，都会对清代医疗有关状况有所涉及，但是多未深入，更谈不上在阐释医疗技术、概念、形式等层面的同时关注医疗与社会、医疗与人的关系等。医史学者郑金生谈到，“文革”之后，大陆的医史研究似乎越来越局限于医药学术（内史，其内史的深度不断加深，以至于少数著作非医学人士很难读懂，医界学者对社会史、文化史了解不多，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人眼界不断开阔，才开始注重多角度，多层次来研究医史。自此，大陆以内史为主、以叙述医学演变源流、发展成就为重点的医史研究取向，有所转变。

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领域研究范式转换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学术界对于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叙述模式、研究边界与方法进行了深入反思8，清代医疗史研究也呈现出新的样貌。系统梳理新时期的清代医疗史研究，初步归纳清代医疗史研究的几个重要领域和突出特点，分述如下：

一是对关注清代医疗、医政等具体层面的研究， 并对医疗与政治体制做了深入解析， 既有通过医疗视角观察宋元明清时期所谓的近世现代化历程，更多是清代中西医模式交流冲突中的整体变迁。在医疗、医政等研究方面，如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虽重在讲慈善组织，却厘清了社会下层民众赖以获得医疗资源的重要渠道一善会善堂等组织的运作与社会互动，梁其姿所发表的其他论文如《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册，1999年、《宋元明的地方医疗资源初探》、《明清中国的医学入门与普及化》、《明代社会中的医药》（ 分别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六、八、九卷）等文章，结合较为详实的史料，对明清时期的社会一般医药状况现状作了描述和分析，与一般医学史研究，更多集中在对医疗相关体系脉络演变的具体过程不同，梁文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医学到近世以来的现代性问题，显示出了超出传统医学史研究的旨趣。在关注医疗与政治方面，梁其姿从多个层面讨论了中医学知识体系在西学冲击下的变化，并进而通过对比中西不同的医疗制度体系，说明以西方历史经验为标准的近代史观，正成为思考中国近代性的误区，从医疗史入手所做的分析，为研究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9。杨念群则提出通过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在杨念群所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一书中，作者通过对近代以来西方医疗制度和设施在中国的传入和确立的探讨，展现了西方的“知识”是如何与中国民众旧有的行为习惯、医疗资源和认知感觉妥协和融合的，表明了“地方感”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从一个侧面对根据福柯“知识即权力”推演出的西方制度在近现代中国的确立和普及完全是“知识化”和国家权力综合作用的结果的说法提出了挑战10；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一书呈现了早期传教士在华医疗活动的基本情况，包括传教士在澳门、中国下层社会和中国宫廷中的各类行医事迹，并尝试从社会史与宗教史的角度，对行医传教的利与弊、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传教士医疗活动的不同反应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在刻画西医入华初期的社会史风貌的同时， 也从某个层面展示出政治视野下的不同模式医疗行为模式间的具体差异11；皮国立著《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则通过中国近代第一位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的医家唐宗海（1851—1897）的医论，阐释传统中医的内在理路，解释国人之间口耳相传的中医理论，如何与近代传入的西医知识融合，并指出中国文化中涉及医学与身体认识的转变历程。该书的切入点虽然是汇通中西医的晚清人物，但是所表达的正关乎时代背景下的国族与世界在某一领域的冲突和融合12；罗芙芸著《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揭示了卫生如何在19、20世纪成为中国的现代性表述中的紧要因素。她集中于一个中文概念“卫生”，作为贯穿时空和多样性的线索，并将其置于天津复杂的通商口岸环境之中。书中通过描述天津孤立的军事、政治事件与卫生变迁的交汇点—空间的安排、水的供应、对身体的关注、对排泄物的处理，展示了围绕天津卫生变迁背景下的帝国主义与现代化精英13；李尚仁主编的《帝国与现代医学》一书，关注晚清近代以降，西方列强的扩张活动中，医学曾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认为，医学与医疗手段也是建构殖民现代性与塑造被殖民者身分认同的关键力量，国家疆界与民族主义的分类范畴尚无法为医学传播提供适切的分析架构，该书第二章“健康的道德经济”通过从欧洲中心公共卫生观念的角度看中国和从中国边陲医学经验反思欧洲现代卫生医疗两个角度，探讨了帝国、现代医学和清时期传统中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试图说明在医学与社会、文化的差别背景下，欧洲现代医疗卫生系统和清代传统医疗卫生文化各有其存在的张力和问题，现代化框架对于有些地区或许并不完全适用14；胡成也聚焦西医中传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并通过地方社会、传教士医疗和传染病、卫生防疫等案例研究，讲述政治在身体层面的控制与抗争15。以上可以作为从医学社会史视角解读和表述政治史发展的代表著作，透过医学相关问题，民族、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政治张力与竞争由此显现16。在清代医疗、医政的具体层面，运用传统方法，开展深入研究的作品也不少，如赖文、李永宸《清末广东善堂的医疗救济活动》（《中华医史杂志》2009年第1期）、张嘉、梁峻《清代京师普济堂考》（《中华医史杂志》2010年第3期、刘聪、梁峻、闻晓宇《清朝卫生法制特点浅析》（《中华医史杂志》2009年第1期、曹丽娟《试论清末卫生行政机构》（《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2期、恽丽梅：《试论明清医疗机构的变迁》（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五辑）等。

与通过医学史视角对宏观层面政治和历史发展演进脉络的解释有所区别的是， 联系医学史及相关问题，对历史事件的再解读和对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中民众求医活动的关注也是医疗史研究的重要关注点。近些年，对瘟疫、区域地理环境与疾病等与社会发展变迁和战争与族群兴衰问题，是学者关注较为集中的热点，分析较为全面、综合、细致。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曾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可视为大陆清代医疗史的代表作，作者通过对清代江南的瘟疫发展及江南社会各阶层对瘟疫的认识观念演变及不同层面防范措施的具体开展， 为我们展示出疫病时期官方、地方精英与基层民众的反应实态， 勾陈出江南地区在防范和对抗疫病的社会动员中，不同阶层和不同组织在社会运行中的实际状况，将疫病与疫病应对这一医疗现象纳入到了区域社会史的的研究范畴。曹树基、李玉尚等人也长期关注瘟疫对社会的影响，并通过对清代不同时期传染病爆发的解读，对人口、社会、战争等层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紧扣不同时期历史背景下的疾病与瘟疫，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事件进行再解读，从而对认识历史现象有了新的角度和认识17。杜家骥的《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之影响初探》从宫廷政治变迁的角度出发，在具体研究中引入以往被忽视的疾病医疗因素，来对宫廷历史事件进行解读18。紧扣清代的医疗与社会主题， 产生了一批出色的学术成果，如张雷：《乡土医神：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华佗信仰研究》（载《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王锴涛：《何以成医：明清时代苏松太地区的医生训练和社会》（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2010年），王尊旺、李颖新《医疗、慈善与明清福建社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荀铁军《明清小说中医患关系的社会影响》（载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期）、叶宗宝《择医而治：〈抑斋自述〉所反映的医患关系》（载《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涂丰恩《择医与择病—明清医病间的权力、责任与信任》（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一卷，2010年、张华《门槛与制约：清代医生的从业规制——以小说〈壶中天〉与〈医界现形记〉为中心的探讨》（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二卷，2011年），以上研究从信仰、医患关系、社会互动、医术养成等多个角度，勾勒社会运转和社会日常生活中，医生与医疗卫生现象和医药资源在民众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路彩霞《清末京津庸医问题初探》（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2007年）、马金生、付延功《明清时期医德问题的社会史考察一以至世纪为中心》（载《史林》2008年第3期）、王静《清代走方医的医术传承及医疗特点》（载《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彭定光《论清代医生的道德生活》（载《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余新忠《扬州“名医”李炳的医疗生涯及其历史记忆一兼论清代医生医名的获取与流传》等文章，从医生的医德、医术、医名等角度出发，把医生与医疗活动置于社会生活的整体背景下考察。

游金生《清末北京内外城居民死因分析》（《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1期、杜勇《明清时期中国人对吸烟与健康关系的认识》（《中华医史杂志》2000年第3期）、佳宏伟《雍正朝官员患病类型及其死亡率——基于吏科题本的量化分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2期）等文章从病的角度出发，以小范围的个案阐释疾病对特定人群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祝平一的《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明清的医疗市场、医学知识与医病关系》（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8期）对明清时期的医疗与社会的多个面向做了全面的总结和分析，展示出明清时期在粗放式的医疗市场管控模式下，多元的医疗资源选择面前， 民众患病就医的复杂心态与行为，将新社会史研究中所关注的民众心态、生活文化、社会互动等层面的内容，渗透到明清医疗的具体现象中19。医术与巫术自有渊源，清代医疗的文本、理念和实际操作中仍颇多巫术影响20，部分研究也对此给予了关注，余新忠《清代江南的民俗医疗行为探析》（载余新忠主编：《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一文，通过对江南各地方志的收集和整理，发现江南地区存在浓厚的巫术治病习俗，符咒、祈祷、扶鸾等治病手段被基层社会民众广泛接受，尽管这些手段不尽理性，但是在调整社会人际关系，为病人提供心理安慰和为医疗资源不足提供补充方面发挥了作用。宋军所著《清代弘阳教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中，在对弘阳教所赖以生存的社区土壤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了乡村行脚医生与传教行医的弘阳教徒之间，在争夺社区患者资源上的矛盾，并试图通过官方力量来对弘阳教进行镇压这一个案， 为我们展示了民俗医疗在基层社会的生动图景； 梁景之著《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中，也在一些章节涉及提到了民间教派在基层社会中，采用民俗医疗手段，吸纳信众的情况。在基层社会发展的情况。万晴川《明清小说中的民间教门疗疾书写》（载《中国文哲通讯》第二十卷第3期）、庄吉发《真空家乡——清代民间秘密宗教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版）、邱丽娟《清乾隆至道光年间民间秘密宗教医者的研究》（载《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7年第37期）等也从民间秘密教门的医疗方式与社会影响等角度对教门疗疾现象给予关注。

综上，清代医疗社会史研究在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自觉运用的背景下，多面向和多领域都有出色的成果产生，虽然部分研究囿于作者史学专业出身的局限，书写中并未深入涉及传统医学技术与知识内部的历史，但是对于清代医疗史的整体脉络构建，仍具有重要意义。

四

余新忠对医疗社会史研究现状不足方面的评述指出：“必须看到，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还刚刚兴起，薄弱乃至缺乏探讨之处还在在多有，不少问题，特别是与社会史密切相关的医疗史问题还甚少受到关注，比如对医疗资源、民间疗法、家庭在医疗中的地位及其变迁、医家与医家的地位等探讨仍十分薄弱，有关病人的求诊和医生的诊疗行为、医德与医疗中存在的不正之风等问题，还基本无人涉及。其实，西方医学人类学和医学史研究已然表明，这一与社会相关的医疗问题对人类疾病所起到的救疗作用很大程度上甚至超过医疗技术本身的提高”21，应该说，这一论断准确客观道出了当下医疗史研究的实际状况，如何在现有成果基础上深入推进清代医疗史研究，以下几个方面或许应引起重视。

一是关注清代医疗的区域差别。清时期是传统社会中疆域辽阔、族群复杂、文化多元的时代，传统儒家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和满洲、蒙、藏等多族群的聚居地共同构成了国家的辽阔区域，江南、徽州等地相对发达的市民社会与华北宗教氛围浓厚的小农生活、华南地区组织完备的宗族生活，拼合出了差异性的社会生活图景。雷德菲尔德关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文化解释框架，对于解释清代医疗现象也有借鉴意义，事实上，就中医技术、文本和源流演变体系而言，明清时期医书的整理、编辑和通俗化流传趋势已成学界共识22，一方面，正统的医学知识和文本在知识阶层和士绅群体中广泛传布，权威、知名的儒医和世医群体的书写，构成了今天我们所了解和掌握用以开展医学史，特别是技术演进层面的医学史研究的主要文本，而事实上，在下层社会民众间，走方医者、游方僧道、各类偏方、巫术信仰、宗教仪式、保健常识等或许在因应疾病的过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民间社会的医疗自有区别于正统医疗书写的特点；此外，清代多族群聚居的国家体系中，蒙古、满洲、藏区、回部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等都有与其族群风俗习惯、地理气候等相适应的医学知识体系或巫、医等方面因应疾病的文化，非但边疆民族地区如此，即便是华北或江南的汉民族聚居区域，对于医疗的认知和因应疾病的渠道也有很大差异。当下的清代医疗史研究中，尽管成果不少，但是兼顾到“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差异，对于医学正统文本与民间方法和实际样貌的综合关注成果尚不多见，至于小区域范围内，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的医疗社会生活，以及不同族群医学与官方正统医学间的交流等方面，研究仍较为薄弱，对于普遍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综合关注与运用，还有待提高。

二是多角度运用历史资料。医疗社会史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资料的来源与使用。官方正统资料中涉及医学的文本多以医术、医方、医案为主，医学文本的累加，构成了宋以来“儒家化”的医学文本体系，这些或官方或由儒医阶层编订的医书中，突出特点之一是医学知识的理论性和应用性强，多阐释疾病的成因、种类或用于指导治病行为、记录行医案例等。此类资料对于非医学专业出身的普通历史研究者而言，解读和利用存在一定的难度，同时，此类资料展示当时社会风貌，特别是从病家的立场看问题的角度呈现弱化，也存在利用局限。文人笔记史料和各级地方志文本等其他各类社会生活史料也是清代医疗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但是，笔记资料往往只言片语，不成体系，地方志资料雜转相抄，表述等方面难免雷同，也不能独立支撑医疗史的研究。就现有的杰出成果来看，余新忠关于江南瘟疫与社会、梁其姿关于善会善堂的研究都是大量利用地方志史料的同时，辅以官办文书、文人笔记等其他资料，才构建起研究的整体脉络和框架。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官书、档案等史料的运用，也是医疗史研究的特色之一，如杨念群通过西医中传和医疗体系建立对政治的解读， 就大量应用了北京市档案馆材料、胡成对于晚清东北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卫生建设、医疗、防疫体系建设的研究，也大量运用了各地方档案馆的史料。如前文所述，医疗也有其地方性知识的特点，对于地方档案的深入挖掘和运用，或许能进一步深化清代医疗史研究。如梁其姿、邱仲麟的研究都显示，晚明至清代，尽管官方曾经试图重振地方医政体系，但是效果不佳，地方医官的虚职化现象严重，地方医政付之厥如23，各版本医疗通史中对清代地方医政论述也极为简略。如果参考档案史料可知，一是清雍正时期，朝廷曾下旨恢复重建地方医政体系，二是新近整理的南部县档案目录中，也多有地方医官任命文书目录多条，侧面可知部分地区的医政仍在运转中。当前，历史研究中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广泛开展田野调查的趋势和旨趣鲜明，清代医疗史研究如果能够关注正统医疗文本之下民众日常应对疾病有关的措施、手段和生活方式，也可借助田野调查获取资料，社会下层民众中流传的巫师治病和宗教治病的形式，至今仍活跃在民众生活中，传统医药加工、贸易等有关地方商业活动，也可通过田野调查深入了解。

三是突破学科局限，丰富研究方法。郑金生教授对大陆和台湾医疗史研究曾有“内史” 与“外史”之别，这一命题指出了关注疾病病理演进和治疗技术发展历程与关注疾病与社会变迁关系之间的割裂与疏离，医学研究者进行疾病史研究只关注疾病本身而不考虑疾病背后的社会，而历史学研究疾病史只考虑社会层面问题，对疾病本身关注较少。事实上，单纯“就疾病研究疾病”或相反的研究取向对于全面了解疾病与人类生活的历史有明显缺陷，特别是在经验医学占主导的传统社会，很多突发疾病难以获得有效治疗，突然爆发的瘟疫类疾病甚至能够迅速改变地区人口结构和社会面貌，因此，对疾病本身的了解，对疾病与自然地理环境等层面的了解，就变得尤为重要24。毋庸置疑，当下史学研究者运用新理论和新方法开展医疗史研究颇为自觉，但是“ 事件史”的研究路径与方法仍较为常见25。就清代医疗史研究而言，在不同的研究层次中，有不同族群与各级政府处理疾病的策略与方式，也有医生、经典、舆论对疾病和身体的想象和解释，还有病家的身体观、疾病观、死亡观与宗教观，对于研究者而言，将医学、社会整合进地域、时代、阶层、族群、性别、信仰等多个层面，应该是清代医学史方法的取向之一。最后，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研究中还要特别注意先入为主的两个偏见，一个是认为医学作为具有较高专业性的知识系统，与国家、社会发展并无显著关联，一个是从现代医学角度看传统医学与社会生活的偏见，避免在研究中代入改良的现代化中医或西医的科学视角。

注释：

1、如何对笔者所表述的述评对象做一界定，尚有一定的困难。在此，笔者暂时用清代医疗史来指代笔者本文所要表述的对象。重点在于说明两个概念，一是时间范围的界定，中国古代医疗及社会生活的历史丰富独特且源远流长，近百年来有关医疗与社会生活的历史研究和学术成果蔚为壮观，笔者在此重点评述近百年来有关清（年年）时期医疗与社会生活的历史研究，当然，不少研究都具有跨时段的特点，因此，表述中也会涉及到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宋以来的近世中国有关医疗方面的社会变迁现象；二是围绕医疗史概念做一简要说明医疗史在不少学者的论述中被称为“疾病、医疗史”（如余新忠：《从社会到生命一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载中国经济史论坛网，年月发布。）、“医学社会史”（如杜志章：《关于医学社会史的理论思考》、“人群生命史”（如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年版）等，本文简称为“医疗史”，其涵盖范围与一般研究者表述一致。

2、参见余新忠：《从社会到生命一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载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3年10月发布。

3、透过传统社会对医生的观念认知，可以了解到医者社会地位变迁的历程，可参见佘新忠：《“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一一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载《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

5、范行准撰，余云岫校：《明季夕阳传入之医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

6、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

7、此阶段研究的详细情况，可参见医史研究的部分综述，如赵石麟《医学专科史研究60年》、傅芳《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60年》、李经纬、张志斌《中国医学史研究年》，以上载《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3期， 郑金生、李建民《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源流》，载《大陆杂志》，第95卷第6期。

8、2002年召开的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对于厘清当代史学研究范式有重要意义，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清代医疗史研究的范式书写提供理论依据，参见刘煥性《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一一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有关社会史研究概念及方法的论述，可参见冯尔康《简述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载《历史教学》2001年第8期、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等，不再一一赘述。

9、可参见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0、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董少新著：《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2、皮国立著：《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13、罗英芸著，向磊译：《卫生的现代性一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14、李尚仁主编：《帝国与现代医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15、胡成《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1937）——跨国和跨文化视野之下的历史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16、另有郝先中：《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值得一提的是两篇分量颇重的论文分别是赵璞珊：《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陶飞亚：《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分别从西医中传的角度和西方对中医认识、理解和接纳、利用等角度，展示了政治话语框架体系下医学的互动和交流实景。

17、可参见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载《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玉尚《传染病对太平天国战局的影响》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年45期、《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载《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8、此外，关雪玲著《清代宫廷医学与医学文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陈可冀著《清代宫廷医话》，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年版，则指向宫廷医疗史本身，从整体视角对清代宫廷的医学相关近期进行了描述和阐释，在此列入以供读者参考。

19、台湾地区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更为全面、细致、深入，囿于笔者能力所限，未对台湾地区清代医疗史研究做更为深入细致的梳理，列举祝平一的此篇论文是因为该文在涉及清代医疗现象的各个层面具有提纲挈领的代表性，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较为全面台湾地区医疗史研究状况可参见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杜正胜《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一一并介绍“ 疾病、医疗与文化”》1995年第6卷第1期等。

20、如祝平一即认为，秘密教派等在清代民众的医疗生活中应具有重要地位。见祝平一《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一一明清的医疗市场、医学知识与医病关系》，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8期。

21、余新忠：《从社会到生命一一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得到过去、现实与可能》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22、可参见梁其姿：《明清中国医学的入门和普及化趋势》载《法国汉学》第八辑（教育史专号），北京，中华书店2003年版；祝平一《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明清的医疗市场、医学知识与医病关系》，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8期。

23、参见梁其姿：《宋元明地方医疗资源初探》，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邱仲麟《明代世医与府州县医学》载《汉学研究》2004年第22卷第2期。

24、余新忠等已经对此有了深入关注，他不仅对疾病内部的历史有所考证和解释，也倡导关注疾病与环境的关系，参见余新忠《烂痧喉出现年代初探》载《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2期、《医疗史研究中的生态视角刍议》载《人文杂志》2013年10期。

25、参见王小军：《中国史学界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载《史学月刊》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