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疫病应对成效探略

余新忠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 2020 第5期 P42-47  1002-7971

在科技昌明、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横扫全球，顿令世 界一片慌乱，不仅给整个世界的生命财产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害，而且也几乎影响到 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如此严重的疫情，自然会引起人们对历史上瘟疫的关注，而现代 科技和医学并未能如人们原本冀望的那样比较快速地在抗击疫情中取得全面性的胜 利，则又往往会促使人们将目光投向历史上的疫病应对，希望能从中发现对付瘟疫的 灵感。故自疫情发生以来，各种报刊刊发了大量关于探究历史上瘟疫及其应对，以及历史启示的论述，其中有相当多是关于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传统时期的疫情及其应对 的，这些论述往往通过钩沉传统时期相关史料，来总结中国传统社会在应对疫情上的 成就和历史经验，并希望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提供借鉴。这些虽然都各有其意义和价值，但其往往从彰显历史价值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角度来肯定这些经验和成绩，似乎很少有人立足科学和常识来对传统时期疫病应对的成效进行理性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去思考历史的启示和意义。故此，本文将通过比较全面地梳理中国历史时期疫病应对的举措和演进，尽可能理性地对其成效做一评估，并以此为基础来思考历史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传统疫病应对举措概观

    瘟疫作为一种对社会造成重要影响的灾害，必然会引发人类社会的反应和应对，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早在先秦时期就留下了不少相关的记载，而且也逐步累积了比较丰富的疫病应对经验。在中国传统时期，虽然随着时代的演进，人们应对瘟疫的行为和举措也多有变迁，但相对于现代，则显得相对较为一致，故而我们从比较宏观的角度，综合已有相关研究，对中国传统时期的疫病应对举措，作一概观式的叙述。

    关于瘟疫的直接应对，大体可以从国家、社会及个体诸层面来谈，同时还包括与瘟疫应对相关习俗及医药上的治疗等内容。就直接应对来说，虽然国家在传统时期对待瘟疫，一直没有像对待水旱蝗等其他灾害那样，为了防止灾民揭竿而起，并展现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至纤至悉地制定了从勘灾到赈济一系列严格的制度性救济举措[参阅鞠明库 《灾害与明代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 100—155 页。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年，第 28—41 页]，当时从朝廷到地方官府，均未对瘟疫的救疗制定具体而系统性的法规制度。不过，瘟疫既属灾异，所以每当发生，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官府，往往都会在 “仁政”的名义下采取一定的举措。比如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各地发生严重的蝗灾，青州尤其严重，由蝗灾而次生瘟疫，官府“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并向死者发放殡葬费[  《汉书·平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 353 页]。唐代文宗大和六年，南方发生水旱之灾，继以疾疫，唐文宗专门下“拯恤疾疫诏”，称:“自诸道水旱害人，疫疾相继，宵旰罪己，兴寝疚怀，屡降诏书，俾副勤恤。”并要求，“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 董诰《全唐文》卷七二，中华书局，1983 年，第 757 页。]。综合起来，古代朝廷和官府采取的举措主要有: 设医局延医诊治、制送成药、建醮祈禳、刊布和施送医方、掩埋尸体、设置留养和隔离病人的场所和局部的检疫隔离等。[ 参阅邓铁涛主编 《中国防疫史》，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年，第30—35、52—60、92—105、140—149 页。张剑光 《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年，第20—25、34—38、133—144、203—214、256—261、321—329、431—441 页。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134—234、409—525 页。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219—253页 。]这些举措整体上来说，都属于慈善性救疗举措。传统的疫病应对大体上以这类举措为主，而比较少采取由国家公权力介入的强制性举措，但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事例。这主要是两类，一是很久之前就出现的对于“疠病”或“癞病”强制性隔离，这两种疾病现在一般认为是麻风病，这一疾病乃慢性传染病，传染性不算强，古人之所以如此特别针对该疾病采取严厉举措，与人们对该疾病的污名化有关，将该疾病视为一种邪恶的东西。[ (关于传统的麻风病应对和认识，可以参阅梁其姿《麻风: 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朱慧颖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74—80、124—136 页。]另外的例子则发生在清初，出于对感染天花的恐惧，满族人入关攻入北京后，对于可能罹患天花的人进行了强制驱逐和隔离，并设置了“查痘 章京”一职。不过这是针对特定疾病的临时性举措，持续时间较短。[ 《清世祖实录》卷一四，顺治二年二月戊辰。并参阅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传、防治及其对皇族 人口之影响初探》，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4 年，第155—157 页。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一项医疗社 会史的研究》，第196—197 页]

    国家层面缺乏对瘟疫救疗具体而明确的制度性规定，这固然跟瘟疫不像其他自然灾害，比较容易直接引发民变有关，但同时也与疫病救治的复杂性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的社会医疗条件下，官方实际上难以全面担负起复杂的疫病防治责任。一方面，官办医疗机构效率和能力有限，不可能满足民间疾疫救治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瘟疫的救疗在技术上要比饥寒的赈济复杂得多，不仅存在着疫情千变万化和病 人个体性差异等复杂性，而且古代医疗资源存在着很大的地区不平衡性，而当时的朝廷也难以具备进行跨区域调配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医治疗讲究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若不能对症施药，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样，与其作统一的规定，反而不如听任地方社会相机行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往往多会倡导和鼓励民间社会力量来承担瘟疫的防治任务，特别是明清时期，利用了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 (比 如乡贤)，促使其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借助比较丰富的地方医疗资源和日渐兴盛的慈善力量和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疫病救疗活动。其举措主要包括: 施送医药、刊刻散发医方、恳请官府开展救疗、建立留养所等收治病人、利用宗族义庄或行业公所等组织开展制度化的救治和创设医药局等专门的慈善机构进行疫病救治等。而就个人而言，面对瘟疫直接的应对往往还有闭门不出或逃离疫区，以及焚香或焚烧 苍术、白芷等药物以驱避疫气等。[ 以上参阅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第 30—35、52—60、92—105、140—149 页。张剑光 《三千年疫情》，第20—25、34—38、 133—144、203—214、256—261、321—329、431—441 页。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第 134—234、409—525 页。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第 219—253 页。]

    而关于日常的预防举措和卫生习俗，中国社会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在中国很 早就出现了“治未病”的思想，这种思想虽然不能和今日的预防医学相提并论，但对于维护个人健康多少是有利的。而且长期形成的诸多节日风俗，很多都与卫生避疫 有关，比如端午节熏烧苍术等药物、饮用或喷洒雄黄酒，重阳节登高，等等。另外还有清洁环境、勤沐浴等以保持个人卫生、驱避蚊蝇、强调生活有节以保持正气充盈，提倡饮用开水和食用葱蒜以防疫气等有利于卫生的习俗。[ 参阅范行准 《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 年，第 14—81、100—133 页。余新忠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第 163、219 页。]

    除了在应对疫病方面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和举措之外，中国医学在对疫病的治疗上，也有值得关注的成绩。虽然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医往往以治疗慢性病和身体 调养见长，但实际上，对“伤寒”“温病”等感染性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乃是中国传统医学最重要的特长和成就之一。这一点，只要我们了解一下“医圣”张仲景所作的《伤寒杂病论》和明清的 “温病学说”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就很容易理解。 东汉末年，瘟疫流行，张仲景宗族 200 余人，在建安以来的 10 年中，“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他“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这一经典著作的成就主要有二: 一是确定了三阴三阳的辨证体系，确立了中国医学认识疾病传变的基本原则; 二是改变当时流行的针砭和“汗吐下”等简单疗法，针对当时的 “伤寒”等疾病，以有论有方的形式，创立了 200 余首多有效验的药方，其中伤寒方 113 首。为后世的临床治疗，特别是外感热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宋以后，随着张仲景及其 《伤寒论》日渐被圣化，出现了盲目尊崇 《伤寒论》的现象，妨碍了时人从多元化的角度去认识外感热病的病邪。宋金时期，特别是13 世纪初，中国再次遭遇瘟疫多发时期，刘完素等医家在长期的治疗实践中，感受到大量热病的存在，遂依据《内经》的论述，提出了“火热为病” 的观点。而在明末的大疫中，吴有性进一步依托 《内经》，结合金元医家的经验，完成了 《瘟疫论》一书，开创了明清时期的 “温病学说”，这一学说经以清代温病四大家为代表的诸多医家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对瘟疫等外感热病的病原 (病邪)、传变方式和治疗方药均作了系统而理论化的论述，由此推动了整个中医治疗学的向前发展。[ 参阅范行准 《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43—48、 218—240 页。廖育群 《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159—178 页) 除 此之外，从 15 世纪开始，种人痘这一颇具成效的防治天花的办法的发明和日渐推广， 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在防治疫病上取得的重要成就。参阅余新忠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 社会: 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第 202—219 页。]

二、传统疫病应对成效论析

    上述中国历史上的疫病应对经验，可以说内容颇为丰富，而且就具体的经验而 言，有些内容至今也仍在沿用。故现有的研究往往对中国传统的防疫经验大加赞赏，比如有研究称: “三千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是个勇于并善于抗击疫病的国度，有着战胜各种传染病的传统。”[ 张剑光《中国抗疫简史》，新华出版社，2020 年，第 4 页。]

    历史地看，这种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中国在传统时期，这方面的成绩应该不输于其他任何民族，或许这正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社会何以没有发生诸如欧洲的黑死病 (鼠疫) 和美洲的天花那样对社会造成结构性影响的瘟疫。但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过 于拔高中国历来的抗疫成就，为此沾沾自喜。对于传统时期应对瘟疫的成效，我们不妨以嘉道之际发生的大疫为例来做一说明。

    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开端前不久发生的第一次瘟疫，也是真性霍乱在中国第一次大流行。当时道光皇帝刚刚继位，正雄心勃勃地意欲重振朝纲。但在这次大疫中，却似乎很难说朝廷对此有太多关注和重视。虽然瘟疫从嘉庆二十五年秋就已开始，但直到第二年七月在京城出现严重的疫情后，才引起道光的注意。在七八月，道光发布了4条有关救灾的上谕，其中七月甲戌 (二十六日)条要求相关衙门 “慎选良方，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设局散给棺槥，勿使暴露”[ 《清宣宗实录》卷二 一，道光元年七月甲戌。]。另据王清任的记载，在这次救疗中，“国家发帑施棺，月余 之间，费数十万金”。[ 王清任著，李占永、岳雪莲校注 《医林改错》 卷下 《瘟毒吐 泻转筋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 年，第 41 页。]看起来救疗力度似乎还不算小，不过相较于当时救济其他灾荒动辄上百万甚至数百万两的拨款，显然无足轻重。而且这些举措也主要针对京城而采取，对于其他比京师疫情更严重的地区，似乎并未见道光做出直接的指示。而地方官府似乎采取的举措也不多，像在疫情严重而社会经济发展也最高的江南，官府虽然有行动，如在常熟，疫情发生后，“邑尊刘出百金合药普济，邑中好善君子在在施药”。[ 郑光祖 《一斑录·杂述二》，中国书店出版社，1990 年，第 23a 页]而社会和个人，虽然也采取了种种自救的举措，比如，祈神禳疫，或延医诊治，或买药自救，但似乎让人感到不过是应急自保或病急乱投医而已，究竟能产生多少实际的效用，很难评估[ 参阅余新忠 《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 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从当时留下的众多文献中， 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整个社会和民众的惊恐和无措，比如，在宝山，“好善求方施 药，有服参桂姜附者，有服西瓜冷水者，有用针出墨血者，有用姜苏盐酒擦手足心者，然皆有效，皆有不效”。[ 道光 《寒圩小志·祥异》，《中国地方志集成》 乡镇志专辑，第 1 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429 页]在天津，“人心惶惶，各不自保”。[ 寇兰皋《痧症传信方》，载张大宁、张伯礼主编 《天津中医药珍本集成》，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年，第 462 页。]当时全国各地充斥着人人自危、惊恐无状的恐 怖气氛，“传闻已甚一时，竟视为酆都地狱”，“啸梁啖室，草木皆兵”。[ 郑光祖 《一斑录·杂述二》，第2 3 a — 2 3 b页 。 光绪《罗店镇志》卷八《轶事》， 《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7页。]

    真性霍乱对于时人来说，是一种全新而严重的瘟疫，与一般性的瘟疫甚至大疫相比，自然会令时人多一些恐慌和无措，但从上述案例来看，要对中国传统社会应对疫 病的能力做出太高的评价，恐怕也很难。在古代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中国社会面对瘟疫，往往都会做出积极的应对，并逐步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疫病应对的经验，而且也确实起到了一些积极的效果，这些应当都没有问题。但若从疫病实际控制的角度来说，大概很难说传统的疫病应对具有多少决定性的成效。不难想见，要对瘟疫防治产生控 制性的成效，至少需要以下三个条件中的一个: 发明并生产出足够多的有效疫苗; 发现或研制出特效药; 调动社会有效资源实行严格而精准的现代卫生防疫机制。显而易见，上述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传统社会都不可能具备，而且就其采取的举措来说，还差距甚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当时的疫病防控，又怎么可能有太强的实际性防控成效呢?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去批评或贬斥古人及其努力，而是希望表明: 一方面，对于历史的评价应该实事求是，应该尽可能深入细致地依据历 史事实做出理性而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若大而化之地说一些空洞的套话或盲目拔高，不仅可能会降低历史的可信度，而且也会妨碍人们真正从历史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另一方面，希望从历史的梳理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答案，可能并不现实。实际上，科学技术、物质材料、生态环境乃至社会结构等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动之中，具体的历史经验其实很难有效救济现实。那么，是不是历史上人们的种种举措和 努力就没有意义了呢? 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人们只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做出他们的反应，即便不能有效控制疫病，努力应对本身对于稳定社会心理、彰显文明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减缓疫病的伤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瘟疫引发的社会和个体的种种反应，古往今来，往往具有相当的共通性，从历史的观察中去发现人性和社会复杂及其对于文明价值和人伦道德的构建启发，或许是我们梳理和考察这一历史最大的价值。这无疑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话题，限于篇幅，于此不论，留待日后专文探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