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后期，广东中医治疗鼠疫以内服药物为主，外敷之法并不普及，然而在云南，切除淋巴腺和刀割的外科手术都远较内服药物更为普及。惟一的例外是与越南和广西龙州毗邻的临安府，对这一区域发达的内服药物方法的“复原”，使得探讨《鼠疫汇编》的知识来源成为可能。总之，东南和西南两个区域治疗鼠疫的手段在不少方面殊途而不同归，可能主要是两地不同的文化和观念所致。

【关键词】手术；药物；鼠疫

一、引言

清末以来，国家疾病控制的重点是在急性传染病上，其效果也是明显的： 到1953 年，急性传染病在疾病谱和死因构成上不再重要，相应的，一些危害严重的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治则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虽然20 世纪50 年代之后主要急性传染病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但在预防上，国家仍然相当重视。在云南省，对鼠疫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是在1957 年，这一调查是根据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而进行的，1957 年3月完成的《蒙自县鼠疫流行历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初稿）》指出： “根据中央鼠疫防治工作规划纲要及我省鼠疫防治规划（ 草案） 和疫区调查计划的要求： 在近两年（ 1956 ～ 1957 年）内基本上查清全省鼠疫疫区，摸清疫区疆界。”（1）

为“查清全省鼠疫疫区”和“摸清疫区疆界”，云南省组织全省各县市卫生人员，进行广泛的访问和调查。访问和调查包括以下4 种途径： 其一，访问当地的老年人和医生，了解人间鼠疫流行史和动物病流行情况； 其二，访查寺庙、古刹、佛堂有关劝解疫疠的劝世文、碑文；其三，访查墓志铭和疫疠流行而留下的残墙废墟； 其四，查阅历史文献。（2）1957 ～ 1958 年，云南鼠疫调查材料涉及鼠疫发生年代、传染路线、流行区域、发生和消亡原因、死亡人口、鼠类活动、患者症状、治疗手段和民众的认识与应对等等极为详尽的内容。以今日眼光来看，这批资料极为宝贵。

笔者曾利用云南和广东的这批调查资料和其他资料，粗略探讨了近代南方地区医生、民众和官方对于鼠疫的应对机制，但对于闽粤与云南治疗上的差别，并未细究。如在外科手术这一治疗手段上，笔者指出： “外敷疗法即用刀割、针刺排出脓血，或用蚂蟥吸出脓血，用药物敷于淋巴腺。这种治疗方法在光绪年间的福建、云南以及民国年间的北方也十分盛行，在此不一一列举。”（3）实际上，清代后期，闽粤和云南两个地区在对鼠疫患者的治疗上虽然也有相同的地方，但差别也是相当明显的。这些差异根植于两地医疗水平的高低和疫病观念的不同，换言之，从两地治疗手段的差异中，或可发现两个地区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明显不同。

二、治疗理念：以“核”“毒”为中心

在1950～1955 年间云南省1 311 例鼠疫患者中，腺型、败血型、肺型、皮肤型和眼型所占比例分别为91. 46%、6. 64%、1. 22%、0. 53% 和0. 15%，（4）以腺型居多，败血型次之。从文献的记载和民众的口述中，清代云南人间鼠疫在临床上以腺型为主，但肺鼠疫被记载和提及的频率远多于败血型。历史时期鼠疫病型是否发生过较大变化，尚不得而知。又按： 云南主要为黄胸鼠鼠疫自然疫源地，人群感染此症多是由于中间宿主叮咬之故，故此在病型上以腺鼠疫居多，清代、民国和20 世纪50 年代皆是如此。正是由于病型上以腺鼠疫居多，疫区民众对此极为敏感，《石屏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提到：“因此病甚速，往往不及感觉症状即死，只腺鼠疫较为人民易记，当时若有人感身上不适，就得赶快摸摸身上是否起核，若有疙瘩，也预告着不幸的命运（ 故又叫疙瘩病） 。”（5）

从各种病型的死亡率来看，未治疗情况下，腺鼠疫典型病例的病死率约达60% ～ 70%，（6）败血型和肺型则几无自愈可能。清代黄胸鼠鼠疫自然源地内腺鼠疫患者的病死率可能还要更高一些，如陈邦贤引用一本名为《乐言随笔》的文集，内中记载说： “滇黔两粤，向有时疫痒子症，患之者十中难愈二三，甚至举家传染，俗名耗子病。”腺鼠疫的死亡速度非常快， “所感病象，无论男女壮弱，一经发热，即生痒子，或在腋下，或现两胯、两腮，或痛而不见其形，迟则三五日，速则一昼夜即毙”。（7）

然而，清代后期之后，之前来势汹汹的鼠疫似乎出现死亡率有所降低的现象。在1957 年蒙自县访问的216 人中，其中竟有33 人染疫自愈。1946 年、1948 年、1950 年、1952 年、1953 年腾冲61 例鼠疫患者痊愈率分别为25%、44. 44%、40%和100%，5 年合计为31. 15%。（8）1954 年，剑川县第四区沙溪坝乐凤乡大长乐村发生鼠疫，患者34 人，其中未治13 人，自愈11 人，曾服中药2 人，曾服西药1 人，注射链霉素8 人，（9）自愈率达32. 35%，这一比例与腾冲相仿。笔者认为，病死率的下降应与鼠疫杆菌毒性减弱有关系。

在云南各地疫区民众的口述中，普遍有这样的认识： 其一，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患者不仅死亡速度极快，而且没有痊愈的可能； 其二，如果淋巴腺如黄豆或者绿豆般肿大，亦无痊愈的可能； 其三，如果淋巴腺如鸡蛋般大小，那么则会有一丝的生还几率； 其四，如果淋巴腺如鸡蛋般大小，病人能坚持到第7 天，那么生还的可能性就极大了。如在景东县，据一位74 岁农民的口述，“死的人很多，有10 人得病只要有1 人医得好，就是太好了。……病人感觉到发热、头晕，皮子内有核桃样的疙瘩，最后疙瘩就固定在大腿根液（腋） 下，若疙瘩小就不能医好，若大一点还有医好的可能”。（10）在鼠疫流行病学不明的时代，由于腺鼠疫存在30%左右的自愈率，而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虽然几乎不治，但患者人数所占比重不大，因此人们很容易把腺鼠疫患者的自愈现象归功于治疗手段。

在民众的口述中，淋巴腺肿大的具体情况值得注意。在1957 年杞麓县（今通海县） 一区城关镇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当地几位70 多岁的老人提到： “痒子很硬，若把痒子取下，用铲子都会烂。多生在大腿根子腑下，但是全身地方也生的。”（11）石屏也是这种情况，“更有用刀剖出核治愈者（淋巴切除） ，取出之核， 锤亦碎不烂”。（12）

人们认为，淋巴腺之所以肿大和坚硬，乃是有“毒”所致。如在蒙自地区，割去痒子或将痒子划破的出发点是为了“除毒”，（13）或者把蚂蟥（水蛭） 放于痒子处，“吸去毒气”。（14）在大理下关，割去痒子和吃一口香油的依据在于：“因痒子病毒会潺心，一潺心就死，若吃了油，油把心□起，毒就潺不进。”（15）

在“地毒说”出现之前，云南人将鼠疫病因皆归咎于“鬼”将人抓去，只不过受汉化较深的滇中、滇西和滇东区的民众认为是地下的鬼在作祟，四边地区则认为是天上的“鬼”为恶。当“地毒”观念从广东引进之后，“烧地毒”成为滇中、滇西和滇东区民众鼠疫防治的主要措施之一，（16）而四边地区在沿袭“天灾病”旧说的同时，亦出现了“毒气”之说，只不过毒气仍来自于天上，而非地下。如蒙自四区芷村乡，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当年还个传说，有道人常来村里串，是来放毒使法的，每逢他把鸡剪去，鸡就会咬人，人被鸡咬着不时就害病，所以自己捉了个鸡也拿去丢掉，这样，只要一碰到道人来村里串，就被群众抓来吊打，为此已吊打3人，这3 人的口功（ 供） 如何亦未知道。（17）

围绕淋巴腺肿大和“除毒”，云南各地采取了诸如切除淋巴腺、刀割淋巴腺与消肿、内服药物等方法进行治疗，但各种方法具有比较强的地域性，而这种地域性，又与各地医疗水平和疫病观念有关。兹以清代的府为单位，分别论述之。

三、切除与刀割： 外科手术的盛行

大理府 在邓川县（现属大理白族自治州源县邓川镇） 江尾乡，当地中医联合诊所李铭医生说： “当时治疗的方法是用刀割去痒子、麝香包敷等。”但是相对于切除淋巴腺，刀割淋巴腺的方法更为普遍：“对患者的治疗，采用刀割痒子者甚为普遍，其次亦有外用麝香疗者，针灸疗者。”所谓“刀割痒子者”，据玉泉乡银后村段长弟（ 72 岁） 叙及，他在16 岁（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 7 月下旬感染鼠疫，“割开后用草药麝香等包敷数月始痊愈，现在尚有斑痕小指大”。（18）

顺宁府 在昌宁县，“发现痒子后则用刀割掉或独大蒜焚及门后灰上包敷，若化脓则有自愈可望”。（19）凤庆洛党乡东向村也有“割痒子”的案例。（20）在云县，1958 年调查92 岁的马玉安老人，据云： “娘们割掉疙瘩才好。”又据69 岁的吴国强老人言及，“在光绪十一、十二年，有一个医生来到云县，教给云县医方，在痒子划一个十字，后拿红线粘鸡屎来拖痒子，葱头、白菊花来包痒子，逐渐痒子病就没有了”。（21）1902 年澜沧县雅口区和景谷县猛主发生鼠疫病，时年15岁的朱应洪在这一年感染鼠疫，“当时大部分人死亡于痒子病，也使用火罐，经过十四天左右痊愈，在大腿内侧仍有旧的斑痕不明显”。（22）

永平府 在“永平县鼠疫流行情况调查记录表”中，有“过去有过什么预防措施”一项，绝大多数疫点所采取的措施为“逃难”或者与病家断绝往来，只有在曲硐镇奇屯村，有两位65 和63 位的农民回忆，光绪二十多年时，“个别割痒子”。（23）在龙陵县，“在治疗方法上有的将痒子割掉用吸筒吸，吃麝香和各种草药，但见效不大，一般患者都无法医治”。（24）

普洱府 《云南省思茅专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在总结中提到，“搬家逃避是当时群众防避疫疠的主要方法，另外有少数者得病后将所生之痒子（ 腺肿） 割去，吃单方草药，据言也有治愈者”。（25）

丽江府 1957 年9 月14 日调查人员在丽江联合诊所进行访谈，对该诊所医生冯子骏口述内容记叙如下：

有朝发夕死，有几天才死，有经医治而活的，对他本人来说，现在算来已有八十三岁，他在光绪八、九年感染害痒子症，……医生用雄黄、麝香、大蒜等包围，口服参芪等补剂后，加大用火针烙通，溃击恶脓黑血，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原状，对他膈窝内疤痕，还在是亲眼观见，谈得很有头尾，他今年元月已经死了，寿八十三岁。（26）

“雄黄、麝香、大蒜等包围”用于活血散结和消毒，口服参芪用于清热解毒，活血散瘀。当淋巴腺肿大之后，则用“火针烙通”，即用外力消除淋巴腺肿大。丽江地区所采用的方法与大理府并不相同。

楚雄府 1957 年鼠疫调查人员对于盐丰县（ 今大姚县石羊镇） 的调查甚详，兹将有关外科治疗的记录摘录如下：

有的拿水蚂蟥一叮痒子后，十中好一（用蚂蟥叮腺肿部位） 。（ 63 岁中医张小东口述）

知道的人他用刀子把他割掉就会好得，这种是少数。

拿着痒子，一刀割掉，“刀伤医”就好。（ 70 岁中医马均武口述）

用石灰调水包痒子，刀割痒子。

着病时拿刀割掉疙瘩，“刀伤医”断阻着，好的也有。（27）

切除淋巴腺在盐丰县（今大姚县石羊镇）是比较普遍使用的方法。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切除淋巴腺因为需要一定的医疗技术，故需要专业的“刀伤医”来处理。

云南府 《昆明市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在总结中指出： “发生痒子后，有用刀割除，能愈者亦鲜，一般均说到痒子大，会出来（化脓） 能自愈，痒子越小死亡越速。”（28）5名口述者的说法如下：

当时有了痒子病都说没有办法没有特效的药，有的没有办法只好把痒子割掉。

光绪初年，那些年代高山铺一带挖些坑烧火，痒子是起在大跨格子窝里，有的拿刀

割痒子。

死的很急那时没有办法，先生们研究割掉痒子，亦有好的。

我们村有一个是把痒子割好了的（和平乡螺索坡73 岁杨升口述） 。

医药对它不见效，有的就把它割掉。

和盐丰县（今大姚县石羊镇） 一样，切除淋巴腺是昆明常见的治疗手段。这种方法是由

“先生们研究”出来，即由医生来实施手术。在咸同以后昆明出现的治疗鼠疫专家中，有一位叫彭超然，其治疗法是割去痒子，敷以药，又熬药给予内服。（29）

澄江府 在江川县，“当时的治疗方法是将肿大的结割去，有的割好了，有的割除还是死了，割好的只有少数，大部分都是割死了，没有什么药方”。（30）在宜良县，据当地一位59 岁的中医回忆，“着痒子还有把痒子割掉的”。（31）澄江县的医生对于采用外科手术治疗经验十分丰富：“此病如淋巴节肿的较大，尚有活的希望，如患有鼠疫的有赵子元的父亲，□部淋巴节肿大，半病灶用小刀割去，敷点拔毒叶（草药品） 也就好了，右所李剑患线鼠疫，脸上淋巴节肿大化脓，经久创口不愈合，尚流液（右所李嵩见过） 。”（32）在峨山县，“那时人们把那疔切除就好了。□□□除了把割掉，其他医的方法不（ 没）有的。”（33）

临安府 在杞麓县（今通海县） ，当地中医联合诊所一名叫朱白川的医生，回忆光绪十五年（1889年） 和十六年（1890年） 该地发生鼠疫时： “治疗有的将痒子用刀割除，有的吃金耗子屎会好的，但是少数。”（34）绿春县1919 年发生鼠疫时，“用刀割，对尸体及时抬埋”。（35）《石屏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提及： “对腺鼠疫也有用药物治疗的，即云： □叫‘医敷辗药辇上核’，后或破溃，浓血流出者曰生痒子，又痒子病，不过石屏一般叫‘时症’，更有用刀剖出核治愈者（淋巴切除） ，取出之核，锤亦碎不烂”。（36）《建水县鼠疫历史资料调查报告》在总结中指出： “治疗的方法，有的将痒子割去，但好的还是极少，有的到痒子化脓时用烧红铁针将痒子刺破。”该调查报告还提到了一位名叫张汉升的中医（时年73岁） ，其叙述如下：

我们地方由壬申年（ 1872 年） 开始到光绪十九年（ 1893 年） 才止，那时候有一个青年，他发觉自己得了痒子病，就狠心将患处核用刀割去，但是还是死了，这种病老百姓又叫热病，医生也不敢去瞧，如个旧某家患者请医生去瞧病，医生将蚊帐一拉开就有一股热气将医生冲昏倒，抬回去不两天就死了。（37）

《云南省个旧市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在总结中说： “把腋窝淋巴割开，排出是花红脓，这个办法有□还有效。”这份调查报告还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有的传染病扣后，为挽救其生，忍病割去身上之痒子，据言，也有好者，卡房区邵建科老人即是一例。”（38）在蒙自县，“用刀切开痒子，也用其他的方法把痒子搞破（当时认为是除害） ，如西区老人杨一堂： 他患了痒子病，他祖父用铁线烧红，将他颈部的痒子熔破，而慢慢的才好起来的”。（39）

开化府 在文山县，据一名80 岁刘氏老人言，“用手抓住，拿刀一割，有的好，有的不好”。（40）《马关县鼠疫流行历史调查报告》在总结中指出： “惟一的办法割痒子和裸避。”又据陈铭丹（男，86 岁，中医） 、钟维琪（男，53岁，中医） 同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左右古木发生过痒子病，当年庞月具也是害这个病，他请了医生把痒子割掉就好掉了，听说害这个病的医好掉的很少，人烟稀少都逃到上山去躲，后来古木办了木莲戏病才平息下来。”（41）《砚山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中记录了70 岁老人段鸿图讲述的这样一段经历：

我的父亲也受过这种病的传染，我的大爹说，这种病没有知（ 治） 法，等着死了。我的三叔很关心，就看见一个老年人说路上过去，他就跑去请求他，这老人来我家看了病，他就用剪刀将两手掌部剪开皮肤，挤出像鱼子的颗粒，给了一点药吃后，也就好了，那老人走时，送给他两百铜钞。（42）

曲靖府 《曲靖专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 陆良县） 》在总结报告中引用一名100 岁老人的口述： “有的用刀割十中有个巴（ 把） 好的。”（43）《曲靖专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 曲靖县） 》在总结中也指出： “医药无效，有的采用割痒子。”具体例子如下：

（东门街） 听说有的生痒子用刀割。

（中医生辽浒苏公） 曾在病发生时给人割过痒子，以后死于痒子病。

我祖父祖母生了痒请人用刀割好的。（ 69 岁刘金义口述）

有的把痒子割掉。（罗若村70 岁张继芳口述） （44）

《曲靖专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寻甸县） 》也列举了不少切除淋巴腺或刀割淋巴腺的例子：

用刀把他割掉，用粪水糊上就会好。（76 岁张国洪口述）

痒子病听说要割掉才好。（ 67 岁蒋国金口述）

痒子病先在胳窝割啦就好掉。（ 70 岁张育口述）

我曾听到，相家的独相子起了个黑桃大的就用刀划划后，因是个独子，他妈用嘴给他吸，但始终不能治好，后还是死了。（45）

广西州 《泸西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报告》列举了如下3 例割除淋巴腺的案例：

把包子割掉，用大蒜和雄黄来治疗可有效的。

把红点上刀医都会好。（徐峨乡75 岁蒋正章口述）

起包的，把它割掉就会好。（46）

小结 在云南的医生和民众看来，外科手术方法的原理是“除毒”。切除淋巴腺的外科手术方法集中在大理、楚雄、云南、徵江、临安、开化、曲靖、广西等府（ 州） 。虽然刀割淋巴腺的手段在上述地区中也比较普遍，但大理、楚雄、云南、徵江、曲靖5 府和广西1 州，直接进行切除淋巴腺的手术更为频繁，这些地区也是云南“地毒”观念最为盛行的区域。在临安和开化等“天毒”观念盛行之区，切除和刀割之法使用频率在伯仲之间。相对于切除与刀割，使用外力烧破等其他方法则相对较少。外科手术的操作者大多为医生，且以“刀伤医”居多，因此可以说，云南鼠疫的流行，可能形成了云南外科手术技术的极大普及和发展。

四、外敷与内服： 药物疗法的探索

大理府 1954 年2 月，鼠疫调查人员在剑川县城访问了张月秋（ 时年80 岁） 等老中医，“据访谈，咸丰年间杜文秀起义后痒子病曾流行滇西大理一带，当时大理医生周侠的笔记上曾有用《验方新编》上治痒子病的办法来治疗这个病。其后光绪戊戌年间（ 1898 年） 痒子病曾在剑川城郊大流行，以西街为最严重，当时情况张月秋及杜庆山（ 按74 岁） 两位老人均亲眼看到……在流行中，诸医束手，都没有办法”。（47）按《验方新编》是一部以记录民间习用奇验良方为主的方书。

《邓川县鼠疫流行情况调查报告》在总结中指出当地治疗鼠疫，“在治疗办法是割痒子、腋草方、土法医药的效果甚微”。另一份调查报告则称： “群众治疗的方法是用蛤蟆在痒子上拉，腺肿上贴麝香，或以快刀割除痒子，也有吃黑牛屎或虫草要加砂糖后治好者。访问中宋学宽曾将收藏多年的《恶核良方》送给我们，据称是由广东亲友寄赠者。”（48）对于民间土方，元州乡元井村88 岁老人杨春畅叙及： “本人在光绪十五年（ 1889 年） 7 ～ 8 月全村很多人发生痒子病，自己也在跨缝生痒子，发热头痛，没有出光，病了半个月，用虫草的根和沙粒煮着吃，吃好的。”钟玉乡中前所86 岁老人郑绪群叙述： “本人于光绪十六年（ 1890 年） 患左腋窝腺鼠疫，吃了黑牛屎水几多天而愈。”（49）在凤仪地区，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六年（ 1896 ～ 1900 年） 发生鼠疫时，“闻用生鸦片敷患处，次日痒子涨大作脓，经十数日便痊愈”。（50）

顺宁府 凤庆县鼠疫患者的治疗以外敷为主，《凤庆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在总结中说，“在治疗上，曾有用狗屁藤、砂糖、麝香混合后锤细用以外敷腺肿部位。但医好的究竟是少数”。（51）

景东厅 据文井区99 岁的农民汤大团回忆：“（光绪十五年，1889 年） 我们附近的村子都得有这病，这病传得很快，根本就医不好，我们村的秀才医生就是因为医这病而死的。那时只听说吃官菜（ 中药） 来撵，但是我也不有见医好的。”（52）

楚雄府 盐丰县（今大姚县石羊镇） 各种土法也较多，例如，“我们三姐也着过这个病的，他（她） 是好了的，别人说拿灰菜来烧了吃，吃着会麻的就好得，不会麻的就好不得，这个只是拿来试试看”。又如，“我二哥也着过，是我们老人去找麻线包，人粪，巴鱼，远玉头这几药来煮了吃，吃了我二哥才好了的”。（53）

云南府 昆明宝台乡小窑村80 岁的赵桂氏老人说，“那些时候有的用紫金锭、挑胡、杏胡、酸醋辗磨后擦在痒子上也有好掉的”。昆明云波乡羊肠小村75 岁刘贵仁回忆说，“我们村好了一个叫晋文英对我们说过，他睡着的时候梦见白发苍苍的一个老人告诉他去吃几个大蒜，敷的敷着，果然，他醒来告诉他母亲这样做了后好掉了”。（54）在宜良，“有吃粗糠巴才好”。（55）

曲靖府 据寻甸县65 岁的李明贵回忆：“要用大蒜，雄黄围才会好。”（56）在曲靖，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 鼠疫流行时，“十字路口药单都贴满了，但那个药吃了也无效”。（57）在泸西县普泽乡，“把包子割掉，用大蒜和雄黄来治疗可有效的”。（58）

澄江府 在江川县，“另外是用羔（膏） 药贴在肿处，此丹羔药是同善社降沙求来的，现在药方已灭，据说此丹羔药疗效很好，没法追查”。（59）四区瓦哨宗乡八村68 岁农民何建亮说：“后来我父亲就吃着一条红脖子蛇而出头化脓并拉出一团，拉出后脓流得更多，后来父亲好了。”第四区塔甸乡三村一名63 岁的农民说：“听说这病可用多脚蛇生吃，有些人可医好。”（60）

临安府 《石屏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详细介绍了当地的药物治疗方法：

古人亦有用中医毛次菇治疗或臭叶子煨水喝，古人认为是感天地之毒，因而主张清血吃清凉之药物，当时之防治方法，有用避温丹焚香，古人认为躯走邪气，其实可能系焚烧此药，嗅鼠远离，减少感染机会，乡人也有焚烧干牛粪，也可能是企图驱鼠。另外，石灰炭清洁道路居室，此法在文字上也找到记载，更有以银香叶治疗者，也有的…… （注： 无法识读） 避瘟丹： 羌活，独活，大黄，白芷，香附，干松，白茶，苍术，雄黄等量研末拌于香面内焚烧。（61）

个旧82 岁张侯涛老人说： “害痒子的人就不容易好，不时（是） 像现在的医生没有，西药也没有，一般只去派一点草药和中药吃，总共算起来，好的只有四、五人。”（62）

据《蒙自县鼠疫流行历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 初稿） ，该县对于患者的治疗，除了外科手术方法外，还有以下方法：

有的用蚂蟥放在痒子上让吸其血液（民称除害）

用粘花果草根煮水吃，（小孩） 或泡酒吃（大人） ，据说有治好者。

用紫维花、弄碎敷在痒子上，据说也有治好者。

用麝香、熊胆敷于痒子上，也有煎服粉通花根者。

也有用猪猪紫草和穿山甲壳，弄成粉末混水吃。（63）

根据“蒙自县鼠疫流行历史调查中所访问着曾患过鼠疫之人数病型统计表”，幸存的33位鼠疫患者，其患病时间区间为1875 ～ 1901 年，病型为腺鼠疫，有过治疗行为的有4 人，其余皆为化脓自愈。这4 人所采取的治疗措施分别为：紫薇花碾碎敷在痒子上； 用粉果花根煎服出脓而愈； 用麝香、熊胆敷在痒子上； 用大蒜碾碎敷在痒子上。按紫薇花清热解毒、消肿； 粉果花即紫茉莉，紫茉莉根有解毒活血、清热利湿的功效；麝香可治疮疡肿毒，有活血散结、消肿止痛的作用； 熊胆亦有清热解毒之效。可见药物疗法主要目标是消除肿腺。

除了《蒙自县鼠疫流行历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 初稿） 总结的方法外，蒙自地区民间还有其他方法。如71 岁中医生唐静叔说： “医好的很少，有少数吃大黄，吃1 斤大黄，腹泻后有少数好的。”68 岁的章明光说： “有的是服了三道枯烟灰及大黄连后退了热，好转了。”83 岁的富允说： “因痒子长在，杨专到京城考试回来，带有一种药叫紫金定，用来泡水擦后或磨水吃后就好起来。”（64）按： 紫金锭是一种常见的外用药物，用于辟瘟解毒，消肿止痛，可外治疔疮疖肿。蒙自新田乡螺蛳塘的李陶保，“他过去害痒子病，腮下长了洋芋大的硬痔，当时是用莫芋敷好的。”（65）

在弥勒县弥阳区，“尚有当时治疗鼠疫的药方一个，据说服此药方治疗鼠疫很有效验。药方如下：“大黄川连并犀角，秦归苍求川芎合，银花粉草消毒散，天丁地丁共为末。中医童雨村老人供。”（66）这一药方的来源如下：

同治壬申癸酉年（ 十一年） 鼠疫大作，死亡枕藉，其时乃神仪时代，对于神道设教一事信之弥笃，乃请乩仙垂示药方，果然全活甚多，此方想系医术精粹之士藉乩仙以求起信于广大群众，亦未可知，今采辑如下：

大黄川连并犀角，秦归苍求川芎合，银花粉草消毒散，天丁地丁共为末。

癸□秋日避地夜宿弥勒寺纪事诗四绝。董自禹。

以上四首诗系中医诊所根据其祖父遗留手稿所抄。弥阳县中医童雨村曾纪（记）得其祖父遗留手稿。（67）

华宁城关镇中医联合诊所60 岁中医王家冻说，当时鼠疫患者“很少可医好，死亡率很大”，其先辈使用的是“轻（清） 热解毒”的药方，如下：

艮花 连荞 黄连

枝子 生地 柴胡

剂芥 羌活 独活

忠退 甘草 各三两

注： 由本人处方套下，此方是传下来的。

当地53 岁中医师张吉昌讲述了其祖父治疗鼠疫药方“人参贩毒散加减”的来历：

听老人说，在我祖父初是教书，因为在光绪丙子午是当地发生痒子病，我祖父就遇着一个道士闲谈，而谈到鼠疫（痒子病）的利害，那道士就教我父亲用什么什么药医，后来我祖父就真的用他的药方去医，果真医好很多病人，祖父当时就出名，并到其他地方去医此病，后来我祖父去找这道士也未找到。

人参贩毒散加减

党参二钱 川芎二钱 羌活二钱

独活三钱 柴胡三钱 前胡四钱

桔枝三钱 枳壳二钱 生地三钱

彤五钱 贝母四钱

注： 本方是套写，向是遗留下来的方子。（68）

按： 光绪丙子即光绪二年（ 1876年） 。张吉昌祖父的药方是否真的来自道士不得而知。不过，王家冻和张吉昌的祖传药方都是秘不示人的。要不是鼠疫调查者进行访问并将药方抄录，后人很难了解到鼠疫流行中中医医生药物疗法的具体情况。

然而，并非所有医生都将药方秘不示人，有的医生在广布自己发明的医方上可谓不遗余力。谢自制就是其中一位。光绪十三年（ 1887 年） ，谢自制献自制经验痒子良方，他在光绪十五年（ 1889 年） 《特授临安府宁州正常谢自制经验痒子良方后序仍附方》详细介绍了他的良方善法。这份后序和附方保存在《丽江县鼠疫流行史调查访问资料》中，系1957 年2 月27 日由鼠疫调查人员抄录。他在后序中说：

乡中殷实好善，收存勿失，遇有此症初起，即照方配制研末，并将大黄贮存，有求药者，并与之，今其煎不速服，至上中下引药能办则效亦更快，设不能办，但用大黄再加甲珠频服二三次，亦能取效。余因立治活一，乃敢问世，并无一家谣言，又专以济人，绝无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见，设有之愿身墮无间地狱，永劫受罪。闻有造谣者，谓此症须热药可治，若非嫉人技能，即系玩人性命，吾不知其置身何所也。

并附药方如下：

连翘 牛茅 银花 只壳 台乌 焦查 紫朴 柴胡 赤芍 白芷 牙皂

花粉 秦芁 全蝎 薄荷 贯仲 防己 殭虫 白矾 青皮 酒参 □服

三稜 莪求 以上俱五钱

荆介 防风 灵仙 郁金 甲珠 玄参 以上各一两

北细辛 三钱（69）

光绪十三年（ 1887 年） ，经云南巡抚批准，该方由善后局“札发万张，每州县各百张”，但他发现自己的药方并未得到重视，“起视所贴之方，已为风雨飘没也”，（70）因此他呼吁各地采用他的良法。

小结 在云南各地，民间不少土方在鼠疫患者中得到试用。基于“除毒”的观念，用药物消肿或用蚂蟥吮吸的外敷疗法在云南各地也非常普遍。以清热解毒为目标的内服药物之法，集中在滇南的临安府。然而，这些内服方剂，或者秘不示人，或者虽广为传布，但信者寥寥。这与广东鼠疫流行之后，如《鼠疫汇编》、《时症良方释疑》、《时疫辨》、《时疫核标蛇症治法》等良法善方多有刊刻，迥然不同。在1957 年和1958 年，云南鼠疫调查人员在云南各地仅发现宋学亮《鼠疫良方》（民国铅印本两本） 和李子通原稿、李仲坚编校《鼠疫中医治法》两本中医治疗鼠疫专书，然而这两本医书，皆是据《鼠疫汇编》删摘而成。

五、讨论

光绪十七年（ 1891 年） ，高州人吴宣崇收集了“自同治五年至光绪初年，高、廉、雷、琼以及广西、安南等处医核验方”，（71）编为《鼠疫治法》。广东石城人罗芝园在上述著作基础上进行增订，编为中医学界熟知的《鼠疫汇编》。至宣统年间，“吴川吴君始辑鼠疫治法，暨岭南罗君增订之《鼠疫汇编》，八闽郑君厘定之《鼠疫约编》，其良方善法，固已经验于闽粤间”。（72）在云南发现的《鼠疫中医治法》和《鼠疫良方》，也是云南当地中医生根据罗氏著作进行删摘而成。然而，这些良法善法，在清代只是行于“闽粤间”。在云南，内服药物疗法发达之区是在滇南的临安府，这一区域正与安南和广西龙州毗邻。这一区域内服药物发达的原因，究竟是与当地很早就出现了医核良方，还是不少广东人在此经营商业有关，尚不得而知。如果是前者，滇南地区的治核良方与《鼠疫汇编》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医学问题。

清代后期，广东中医治疗鼠疫以内服药物为主，外敷之法并不普及。根据20 世纪50 年代调查，广东外敷疗法系用刀割、针刺等排出脓血，或用蚂蟥吸出脓血，用药物敷于淋巴腺。然而在云南，一方面切除淋巴腺的外科手术较为普遍，另一方面，切除淋巴腺和刀割之法都较内服药物之法更为普及。或许可以这样说，内服药物的不发达，造成了外科手术的极大普及和进步。反之亦然。

云南外科手术疗法最为发达的区域，主要是在大理、楚雄、昆明、曲靖、玉溪和红河地区，前5 个区域是鼠疫缘于“地毒”这一观念最为强烈的区域，后一个区域则是鼠疫缘于“天毒”这一观念最为集中的区域。在“毒”的观念下，人们发明了一系列“除毒”的方法，切除淋巴腺和刀割淋巴腺理所当然成为诸种治疗手段的首选。

云南和广东同属黄胸鼠疫自然疫源地，人间鼠疫的病型和病死率差别并不大。从清代文献和20 世纪50 年代鼠疫流行史的调查来看，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外科手术，其在降低死亡率的作用上都极为有限，所谓有效，不过是与自愈偶合而已。然而，除了共同基于“地毒”观念的外敷手段外，清代后期两个区域的其他治疗手段在不少方面殊途而不同归，可能是两地不同的文化和观念所致。

注释：

（1）蒙自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蒙自县鼠疫流行历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初稿） ，内部印行本，1957 年。

（2）河口县卫生防疫站：《河口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原始材料》，内部印行本，1957 年。

（3）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历史研究》2002 年第1 期。

（4）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上册），内部印行本，1981 年，第770 页。

（5）石屏县卫生防疫站： 《石屏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内部印行本，1957 年。

（6）纪树立主编：《鼠疫》，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 年，第331 页。

（7）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377 页。

（8）腾冲县防疫站：《腾冲鼠疫流行史调查资料》，内部印行本，1964 年。

（9）佚名：《剑川鼠疫疫情调查及防治工作报告》，内部印行本，1954 年。

（10）景东县卫生防疫站：《景东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记录》，内部印行本，1958 年。

（11）玉溪地区卫生防疫站：《玉溪地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

（12）石屏县卫生防疫站：《石屏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内部印行本，1957 年。

（13）云南省鼠疫调查组：《云南省蒙自专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

（14）蒙自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蒙自县鼠疫流行历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初稿），内部印行本，1957 年。

（15）鼠疫调查组：《下关市鼠疫流行史调查》，内部印行本，1957 年。

（16）李玉尚，顾维方：《都天与木莲：清代云南鼠疫流行与社会秩序重建》，《社会科学研究》2012 年1 期。

（17）红河州卫生防疫站：《红河州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原始材料》，内部印行本，1957 年。

（18）云南鼠疫调查第三小组：《邓川县鼠疫流行情况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6 年。

（19）云南省卫生厅鼠疫防治所：《云南省邓川、永平、昌宁、龙陵、麻栗坡五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6年。

（20）滇西鼠疫调查组：《凤庆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8 年。

（21）滇西鼠疫调查组：《云县鼠疫流行史调查访问资料》，内部印行本，1958 年。

（22）普洱县卫生防疫站：《普洱县鼠疫病历史调查总结》，内部印行本，1958 年。

（23）佚名：《永平县鼠疫流行情况调查记录表》，内部印行本，1956 年。

（24）调查工作组：《龙陵县鼠疫流行情况调查工作报告》，内部印行本，1956 年。

（25）云南省鼠疫调查组：《云南省思茅专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8 年。

（26）滇西鼠疫调查组：《丽江县鼠疫流行史调查访问资料》，内部印行本，1957 年。

（27）鼠疫调查组：《盐丰县鼠疫流行史调查记录资料》，内部印行本，1957 年。

（28）昆明市卫生防疫站：《昆明市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

（29）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室编印：《昆明历史资料汇辑草稿》下册，内部印行本，1963 年，第366 页、第367 页、第369 页。

（30）江川县卫生防疫站：《江川县鼠疫历史及自然因素社会因素调查总结》，内部印行本，1957 年。

（31）云南省鼠疫防治所疫区调查组：《宜良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

（32）澄江县卫生防疫站：《关于鼠疫流行情况的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

（33）玉溪地区卫生防疫站：《玉溪地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

（34）玉溪地区卫生防疫站：《玉溪地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

（35）绿春县卫生防疫站：《绿春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工作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

（36）石屏县卫生防疫站：《石屏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内部印行本，1957 年。

（37）建水县人委卫生科：《建水县鼠疫历史资料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

（38）个旧市卫生防疫站：《云南省个旧市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

（39）蒙自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蒙自县鼠疫流行历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初稿）》，内部印行本，1957 年。

（40）云南省卫生厅鼠疫防治所调查组：《文山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8 年。

（41）文山自治州鼠疫调查组：《马关县鼠疫流行历史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8 年。

（42）《砚山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8 年。

（43）鼠疫调查组：《曲靖专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陆良县）》，内部印行本，1957 年。

（44）鼠疫调查组：《曲靖专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曲靖县）》，内部印行本，1957 年。

（45）鼠疫调查组：《曲靖专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寻甸县）》，内部印行本，1957 年。

（46）佚名：《泸西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报告》，内部印行本，1958 年。

（47）佚名：《剑川鼠疫疫情调查及防治工作报告》，内部印行本，1954 年。

（48）云南省卫生厅鼠疫防治所：《云南省邓川、永平、昌宁、龙陵、麻栗坡五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6年。

（49）云南鼠疫调查第三小组：《邓川县鼠疫流行情况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6 年。

（50）风仪卫生院：《凤仪鼠疫资料》，内部印行本，1952 年。

（51）滇西鼠疫调查组：《凤庆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8 年。

（52）景东县卫生防疫站：《景东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记录》，内部印行本，1958 年。

（53）鼠疫调查组：《盐丰县鼠疫流行史调查记录资料》，内部印行本，1957 年。

（54）昆明卫生防疫站：《昆明市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

（55）云南鼠疫防治所疫区调查组：《路南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

（56）鼠疫调查组：《曲靖专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寻甸县）》，内部印行本，1957 年。

（57）鼠疫调查组：《曲靖专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曲靖县）》，内部印行本，1957 年。

（58）佚名：《泸西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报告》，内部印行本，1958 年。

（59）江川县卫生防疫站：《江川县鼠疫历史及自然因素社会因素调查总结》，内部印行本，1957 年。

（60）玉溪地区卫生防疫站：《玉溪地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

（61）石屏县卫生防疫站：《石屏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内部印行本，1957 年。

（62）个旧市卫生防疫站：《云南省个旧市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

（63）蒙自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蒙自县鼠疫流行历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 初稿） ，内部印行本，1957 年。

（64）蒙自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蒙自县鼠疫流行历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 初稿） ，内部印行本，1957 年。

（65）红河州卫生防疫站：《红河州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原始材料》，内部印行本，1957 年。

（66）云南省鼠疫调查组：《云南省蒙自专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

（67）红河州卫生防疫站：《红河州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原始材料》，内部印行本，1957 年。

（68）玉溪地区卫生防疫站：《玉溪地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

（69）滇西鼠疫调查组：《丽江县鼠疫流行史调查访问资料》，内部印行本，1957 年。

（70）滇西鼠疫调查组：《丽江县鼠疫流行史调查访问资料》，内部印行本，1957 年。

（71）区德森：《时疫辨》卷3《历考鼠疫验方》，光绪二十七年广州宏经阁刻本。

（72）余伯陶：《鼠疫抉微·自序》，《中国医学大成》第4 辑，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 年，第73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