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摘要】Christianity missionaries who came to China in the Ming and Qing Era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rhubarb, which indica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missionaries in China's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Missionaries of Catholic Church, Orthodox Church and Protestant Church all recorded about rhubarb, among which the Catholic missionaries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introducing rhubarb to the western countries. After the Opium War, although a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was sent to Beijing, the missionaries did not offer much new knowledge about rhubarb, which was a sharp contrast compared with Russia's role as the main buyer of Chinese rhubarb, the main supplier of high quality rhubarb for the Western society and the active explorer of rhubarb. In the Ming and Qing Eras,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rrived in coastal China. Missionaries from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merican Board Mission and China Inland Mission obtained knowledge about rhubarb in various ways. A study on the missionaries' views towards the typical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like rhubarb enables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missionaries and westerners' attitudes towa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关 键 词】明清/传教士/大黄/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中医中药

【英文标题】

The Missionaries' Knowledge of Rhubarb in Ming and Qing Eras: Reflections on the Attitudes of the Weaterners in China towards Chinese Medicine in Ming and Qing Eras

    明清时期，大黄在东西方均有着广泛用途，受到普遍的关注。①天主教、东正教及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对大黄的产地、品种、贸易、用途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推进了西方对大黄认识的深化，使得主产于甘肃肃州及中国藏区的大黄在明清中西关系史上起到独特的作用。天主教、东正教及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对大黄的关注程度及其影响并不相同，在西方大黄认识史上各有其独特作用。②

    一、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对大黄的认识

    明清时期，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对大黄颇为关注，留下有关大黄的诸多有价值的记载，涉及耶稣会、方济各会、法国遣使会等修会。耶稣会士对大黄最为关注，对西方大黄认识史的贡献尤大。鸦片战争前，耶稣会士对大黄的认识，也集中反映三大教派对大黄的认识水平。

    据现有资料查考，记述大黄的耶稣会士较多：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嘉靖三十一年至万历三十八年）、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隆庆五年至万历四十六年）、卫匡国（M. Martini, 1614－1661，万历四十二年至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 1586－1658，万历十四年至清顺治十五年/明永历十二年）、卜弥格（Michel Boym, 1612－1659，万历四十年至清顺治十六年/明永历十三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明天启三年/清天命八年至康熙二十七年）、利国安（Giovanni Laureati, 1666－1727，清康熙五年/明永历二十年至雍正五年）、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清康熙四年/明永历十九年至乾隆六年）、德西迪里（Ippolito Desideri, 1684－1733，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三十八年）、汤执中（Pierre Nicholas d' Incarville, S. J., 1706－1757，康熙四十五年至乾隆二十二年）。多明我会士、方济会士、遣使会士、巴黎外方传教会士也关注到大黄。其中记载大黄的传教士有：多明我会士克鲁士（Gaspar da Cruz, 1520－1570，正德十五年至隆庆四年）、方济会士叶宗贤（Basilio Brollo或Basile Brollo de Gemona, 1648－1704，清顺治五年/明永历二年至康熙四十三年），遣使会士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c, 1813－1860，嘉庆十八年至咸丰十年）、谭微道（Jean Pierre Armand David, 1826－1900，道光六年至光绪二十六年）。从国籍来看，利玛窦、卫匡国、利国安、德西迪里、叶宗贤是意大利人，庞迪我是西班牙人，曾德昭是葡萄牙人，卜弥格是波兰人，南怀仁是比利时人，巴多明、汤执中、古伯察、谭微道是法国人，涉及诸多国家，反映了当时欧洲对大黄的普遍关注。

    天主教来华传教士推进了西方对大黄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黄的产地

    在西人大黄认识史上，大黄到底产自何方，是野生的还是种植的，长期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仅凭猜测，利玛窦与庞迪我这两个耶稣会士，还是敏锐地意识到大黄在中国的分布并不均衡。大黄主要产于中国西部或西北地区，而且销往中国沿海的大黄以及经中亚和中东由陆路运到西方的大黄，都产自那里。③晚清时期，来华西人对大黄产区的探察，证实了他们的判断。

    总体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主教传教士不断获得更多的信息，从而对大黄产地的认识不断深入，实地考察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明清之际在华活动的耶稣会士卜弥格对大黄生长情况等方面有细致描述。他认为，大黄主要产于四川、陕西以及苏州。④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明永历三十七年）的蒙古之行，使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成为第一个广泛游历了蒙古地区的欧洲人。他发现在乌兹别克以及蒙古都出产有大黄。⑤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叶宗贤在甘青地区呆了近七年时间（1710－1716年，康熙四十九年至康熙五十五年）。停留在甘青期间，叶宗贤手绘了一幅在青海与甘肃传教的彩色地图。该地图长约60厘米，宽41厘米，另外还有四卷注释的案卷，这也是他送给方济会的传教报告。他谈到甘州的情况：“有8000军队驻防，有提督管辖兰州所有的军务，这里有美丽的乡村，物产富饶，有大米和药材，南部山区有大黄，那是适于长在潮湿阴暗地方的药材。”并将其对大黄的认识反映在地图上。“在经度104°－108°和纬度38°这片区域里，大黄在地图上标注了4次，位于兰州南部的中心地区。”⑥通过实地考察，叶宗贤获知甘南等地是大黄的重要产地。⑦法国耶稣会士汤执中认为最好的大黄是川大黄，并且京郊群山亦长有此种大黄。他曾从京郊采得大黄种子进行培植。⑧鸦片战争后，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谭微道进入西藏、四川、蒙古等产大黄的地区，获得了大黄产地的新鲜知识。

    除实地考察外，天主教传教士还转述了教外人士的有关陈述，进一步深化了对大黄的认识。如约在1723年（雍正元年）巴多明转述了中国药商对大黄的陈述（该药商正从大黄产区收购药材回京），指出：“大黄生长于中国许多地方，其中最好的出自四川，产于陕西、西藏的远在其下。其他地方也有，但均不被看好，大家也不用它”。⑨反映了当时国人对大黄及大黄产地的认识。通过国人的介绍，天主教教士获得了大黄产地的新认识。

    （二）大黄的植物学性状

    虽然据说早在汉代大黄就通过陆路转销到古罗马帝国，然而作为药用商品的“大黄”，只是大黄的根茎，西方人并不清楚大黄的原植物。西方对大黄的植物学性状，长期以来一无所知。明清来华传教士向西方传达了较为准确的相关信息。

    据美国学者福斯特（Clifford M. Foust）的研究，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 Boym, 1612－1659，明万历四十年至顺治十六年）是最早正确描述大黄植物学性状的欧洲人。卜弥格既是医生又是植物学者，对大黄有着独到的观察。他认为：“大黄植株高大，生长潮湿的砖红壤中，叶子较大，约两手之长（约八英寸），实际长度因土壤而异。叶缘密生柔毛；随着大黄的生长，叶片从底端开始脱落。茎常高过一英尺，花似紫罗兰。汁为白色，气味浓烈。根有时长达三英尺，粗似胳膊，细根众多。根黄，伴有细小的红色纹理，根汁粘稠”；“大黄根茎新鲜时采挖，一般都在冬天，以采集到品质最好的大黄。将根茎置于长桌上阴干，每日要细翻三四遍，连续三到四天；大黄要避免太阳暴晒，否则会降低药效。7斤大黄阴干后仅有2斤”。卜弥格有关大黄生长情况的叙述直到19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是西方对大黄的标准介绍，时常为植物学及药物学著作所引用。⑩其实，卜弥格在《中国植物志》用图像介绍的这种大黄，只是中医及域外汉医中的土大黄（Rumexdaiwoo）。（11）

    约在1723年，巴多明则根据去产区收购药材的北京富商的介绍，描述了正品大黄的植物学性状：“大黄茎干颇似小竹子，中空、易断，高3－4法尺，深紫色。3月时分，茎干上会长出长而厚的叶子，它们四四相对地长在同一个叶柄上，形成一个花萼。花为白色，有时也有紫色的。到了5月，它会结一颗黍粒般大小的种子——人们于8月间采摘。大黄的根部又粗又长，分量最重、内部大理石花纹最多的根乃为上品，最受人器重。这种根因本身性质所致很难干燥，中国人把它挖出洗净后便将其切成一段段1－2法寸长的小块，放在底下升火的石板上熏干。他们反复翻转这些小块，直至其完全干透。若有欧洲那种烘炉，他们就不必用这种石板了。鉴于上述方法不足以完全去除根内水分，他们在每个小块上挖一个孔把它们串在一起，挂在阳光最强之处暴晒，直至其可供贮存而无变质之虑。”（12）巴多明有关介绍，反映的是当时国人对正品大黄性状的认识。

    （三）大黄的用途

    大黄主要用作药材。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巴多明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约于1723年，巴多明在信中称西方对大黄的看法基本一致，但用法有异：“至于大黄的用途，中国人的看法与欧洲人大致相同，不过他们很少服用生的和纯的大黄，他们说它会破坏肠衣，即引起（肠）绞痛。而中国人通常宁肯治不好病也不愿忍受巨大痛苦，所以更喜欢依他们的规则把它与其他多种草药放在一起煎服。”若必须服用纯的大黄，则事先对大黄做必要的加工。“这样加工大黄效果颇佳，我曾目击过它的疗效。我们一位传教士因严重便秘而生命垂危，任何药物都不起作用。病人起初把所有药物都呕吐了出来，甚至用大黄制成的药丸或煎剂也一样。一位中国医生让他服用了用此方法加工过的双倍剂量的大黄煎剂，里面还加了点蜂蜜。病人丝毫未恶心呕吐，用药十小时后，病人解除了痛苦，也未出现绞痛。”（13）生大黄具有很强的泄下作用，这正是传统西医看重的。而中医不同，主要采用制大黄；大黄加工后，药性发生改变，其中泄下功能得以减弱。巴多明的有关记载，生动体现了中西医学的异同。

    大黄主要供药用，但不限于此。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6月在福建的意大利来华耶稣会士利国安（14）在致德泽亚（de Zea）男爵的信中就提了大黄的其他用法：“还有一些药用草本植物和根菜，若不是我们与中国人的贸易使它们被了解，它们在欧洲就可能不为人知。其中最主要和最驰名的是大黄。它在这里的售价很低，而且中国人好像只把它用作黄色染料。他们向我们出售大黄前几乎已从中提取了全部染料成分，对此我无法原谅。确实，如果我们能得到上好的大黄，它可以派许多用场。”（15）的确，大黄也是一种染料。如清季西南回疆安集延等处，大黄“多用以染色”；（16）清初俄人将大黄看作织物的染料，稍后才重点关注药用的大黄。（17）因此，利国安有关大黄充染料的说法，揭示了大黄易为人们忽视的另一个面相。

    （四）大黄的内外贸易

    大黄在中西方均有广泛而重要的用途，是西方社会青睐的重要商品。初来中国沿海的来华西人马上关注到大黄。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赴中国、1569年（明嘉靖四十八年）出版其旅行记的多明我会士克鲁士就注意到大黄贸易：“中国产大量的大黄，但除成药外并不运到广州，没有生大黄。”（18）这里实际上包含着有关大黄贸易的多重信息，尤其是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对生大黄的关注，表明来华西人一开始就对大黄进行了分类。在中医看来，生大黄、制大黄这两者在药性及药效上有较大区别；西方人则比较重视生大黄的泄下作用。生大黄又名生军，清代前期曾经恰克图销往俄国。（19）

    长期在华活动的天主教传教士收集了多方面的大黄贸易信息。1582年（明万历十年）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讲道：“中国的药草丰富，而在别处则只有进口才行。大黄和麝香最初是撒拉逊人从西方带进来的，在传遍整个亚洲以后，又以几乎难以置信的利润出口到欧洲。在这里买一磅大黄只要一角钱，而在欧洲却要花六七倍之多的金块。”（20）利玛窦的同事庞迪我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发自北京的信件称，“突厥人及摩尔人”来北京进行朝贡贸易，其中就有大黄；庞迪我还关注到北京市场上大黄的价格。（21）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有关记述亦涉及了大黄的国内贸易。正是因为贸易的开展，大黄等中国特色药材才在欧洲为人所知。这表明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注意到了中西贸易的文化影响。

    （五）大黄的移植

    西方人不断尝试从中国移植大黄。很可能从18世纪初叶起，与中国相邻的俄国就寻求从中国人或“布哈拉人”那里获得“真正大黄”的种子。（22）但这些早期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引进的任何种子都没有产出同样优质的大黄。最初人们以为是大黄种子质量欠佳，来华耶稣会士巴多明则提供了新的解释：“入华耶稣会士巴多明神父于1737年（引者注：乾隆二年）6月10日，对于由皇家科学院寄去的调查提纲，报道了四川一名官员的言论，从而解释了这种植物无法繁茂生产的原因。据这位官吏认为，最好是选择大黄的优质根茎而不是其种子。大黄确实很容易通过分株或根茎切块，而不是通过播种而繁殖。”（23）巴多明的说法并非来自他本人的实地考察，而是转述中国四川官员的看法。巴多明逝世前一年（1740年，乾隆五年），法国耶稣会士汤执中抵达北京。汤执中是西方著名植物学家、法国人朱西厄（Jussieu）的学生。他在北京及其周边收集到不同种类植物的种子，寄给朱西厄等欧洲植物学家及园艺学家。汤执中曾在京郊采到大黄的种子，朱西厄曾提供大黄种子给瑞典植物学家林奈。（24）可见，汤执中应该也推进了西方社会对大黄的移植。清代前期欧洲诸国引种大黄取得了一定成效，尽管无法产出与中国正品大黄同等优质的大黄。

    晚清时期，天主教传教士等各类西人纷纷进入大黄产区，推动了大黄移植西方的进程。1867年（同治六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川东教区传教士梵索（Jacques－Pierre Francois Vincot或作Père Vincot），提供一株大黄给法国驻汉口领事布里·德·蒂埃桑特（Claude P. Dabry de Thiersant）。该株大黄随即被送往巴黎引种。（25）

    （六）大黄的鉴定

    明清时期对大黄的鉴定，还是依据大黄原植物的外在形态。随着来华传教士对大黄认识的深入，清代前期即有来华传教士据说能鉴别大黄：“卫匡国，准确的观察者和《中国地图》的作者，将另一批货物鉴定为真正的大黄。这位神父于1654年（引者按：清顺治十一年/明永历八年）6月从阿姆斯特丹去安特卫普。路过巴伐利亚的隆德（Lund），他在那里参观了杰出的植物园和拜访贵族朱斯特·诺贝莱尔（Juste Nobelair）镇长，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看见了Hippolapthum的古老品种，满树圆圆的叶子，树长得很高很美丽，是真正的大黄。未经主人讲，卫匡国就报出了树名。基歇尔神父也认同这种说法。因而我们把这一植物的图画收入本书，这是不久前才绘制的。”（26）从所附两幅大黄图来看，卫匡国应已能够区分中医正品大黄与波叶大黄（波叶大黄在中医中被视为土大黄），具有了鉴别大黄的专门知识。然而，何为“真大黄”，长期以来西方社会难有定论。清代前期西方人一直想弄清哪“一种”大黄是“真正”的“中国大黄”，不时将某种传到西方的大黄鉴定为“真大黄”，结果总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中国大黄”（“真大黄”）成为萦绕在西人心中的一个谜。西方社会所言的“真大黄”其实并不是“一种”“中国大黄”，大致上对应了中医正品大黄（正品大黄共有三种），只是当时西方人不知道而已。

    晚清时期，天主教传教士等各类西人得以深入大黄主产区，获得了实地考察的机会。因此，这一时期大黄新种不断发现，一直困扰西人的“大黄之谜”加速解开。1867年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梵索提供给法国驻汉口领事布里·德·蒂埃桑特并送往巴黎的那株大黄，被法国植物学家巴永鉴定为药用大黄（R. officinale Baillon），并于1871年（同治十年）发表。在川东大黄产区活动的梵索，肯定具有鉴定大黄的必要知识。他发现此株大黄并迅速转到法国，因为他认为此株大黄很可能即是西方人所探求的那种“真大黄”。（27）正是由于梵索的独具慧眼，西方社会新发现了一种重要的大黄。到此，中医三种正品大黄之一的药用大黄也为西方发现并公布出来。（28）西方社会认同的那种“真大黄”——“中国大黄”，实际上大致对应了中医正品大黄。巴黎外方传教会士梵索推动了西方社会“大黄之谜”的解决。

    总之，明清时期传教士对大黄的考察（包括实地考察及转述），增进了欧洲有关大黄的知识，是欧洲大黄认识史的重要环节。经过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其中耶稣会士的努力，欧洲人对大黄的认识进一步深入，总体上获得了对大黄较为全面正确的认识。巴多明对大黄多方面进行介绍，可以代表鸦片战争前耶稣会、天主教乃至基督宗教三大教派对大黄的整体认识水平。在西方诸国中，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对西方深入认识大黄贡献较大。明清之际是西方探索大黄奥秘的重要时期。根据教皇主持下的葡萄牙、西班牙保教权的划分，中国处于葡萄牙的保教区，因此来自葡萄牙及教皇所在的意大利地区的传教士较多，来自西班牙的传教士少；法国则突破葡萄牙的保教权束缚，有较多的传教士来华，受命调查大黄等中国特产，从而也对大黄留下了较多记述。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对西方大黄认识的深入亦有所贡献，基督新教传教士则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二、来华东正教传教士对大黄的认识

    清代前期，俄国总体上控制着中国大黄在欧洲的贸易。在西方大黄发现史上，俄国做出了突出贡献。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对大黄的移植及介绍，亦有重要成就。但传教团中，大部分成员并不是传教士，而只是学员或出任其他职务的人员，传教团成员中传教士以及后来发展为传教士的并不多。何况，长期以来，传教团成员素质不高，对汉学研究并不热心，更遑论对大黄有多大关注。这种状况直到以格里鲍夫斯基为领班的第八届传教团才开始发生较大改变。受以上种种因素影响，东正教传教士对大黄的记述较少。与其他来华俄人一样，来华东正教传教士的大量著述并没有机会出版，而只是以手稿形式存在。迄今这些手稿有的已经遗失，有的还存在于有关国家档案中。这又给评价来华东正教传教士的贡献及他们对大黄的认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传教士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大量有关大黄的知识。

    格里鲍夫斯基（生卒年不详），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成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第八届领班，修士大司祭。格里鲍夫斯基在俄国汉学史上功不可没。他规范了传教团学员的学习，开始聘请私人教师到馆教授满汉语，培养出卡缅斯基、利波夫措夫和诺沃肖洛夫等著名的汉学家。这些传教团学员有关报告及著作中均涉及大黄。此外，格里鲍夫斯基还于1795年（乾隆六十年）创建了中外书房，为汉学研究提供了方便。他自己曾将《贝尔亚洲游记》等书捐给该书房。《贝尔亚洲游记》中即讨论了大黄的问题。格里鲍夫斯基有关中国的最初认识，就是从该书中获得的。他在文中充分肯定《贝尔亚洲游记》在认识中国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他本人就是从中获得了对中国的最初认识。格里鲍夫斯基生前并没有发表什么作品。他去世后出版的著作有《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1808年自北京到恰克图行记》等作品，此外，格里鲍夫斯基还给俄国外交部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情报，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并且，他还请传教团成员卡缅斯基、利波夫措夫等为其翻译中国文献，以作为其研究的资料。（29）因此，格里鲍夫斯基对大黄肯定有所认识。更何况，格里鲍夫斯基来华前一年，清朝大黄制俄刚刚结束；该使团来华，本来就是中俄关系改善的结果。（30）因此，格里鲍夫斯基肯定对大黄有所关注。详细情况，则需要借助俄文档案等方面的资料。

    卡缅斯基（1765－？），俄国东正教传教士，汉学家。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卡缅斯基自愿作为学员随第八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前往中国，发展成为中国通。1808年（嘉庆十三年）卡缅斯基回外交部任职。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出家，并晋升为修士大司祭。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卡缅斯基被任命为第十届传教士领班，年底到达北京，一直到1831年（道光十一年）回国。

    1808年（嘉庆十三年），当卡缅斯基还是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学员时，他与利波夫措夫（31）和诺沃肖洛夫对伊尔库茨克总督尼·伊·特列斯金所提问题作了集体答复，其中写道：“学生们在北京看到了1807年（引者注：嘉庆十二年）在恰克图与布哈拉人签订的大黄买卖条约。出产大黄的省份有甘肃、四川和云南”。（32）

    卡缅斯基所著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中有一些关于大黄的材料：一是提到了1728年（雍正六年）俄国使臣弗拉基斯拉维奇伯爵企图弄到大黄。“烟草种子和大黄种子的骗局。当时，使臣考虑有必要通过驻库伦界务官库尔久科夫和鲍勃罗夫斯基从中国弄到一些烟草种子和优良的蹄形大黄种子，以便在乌克兰或阿斯特拉罕进行培植。虽然中国当局严禁这类种子出口，但是一个布哈拉鞑靼人答应以一百六十卢布的代价把数百磅上述种子运到库伦。种子很快就运到了，但这却是个可耻的骗局，因为运来的不是烟草种子，而是芥菜种子，不是大黄种子而是荞麦。因此，这个鞑靼人被迫退还了钱款。”（33）这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意识俄国人想移植大黄等种子，并采取了严厉措施。（34）乾隆朝声势浩大的大黄制俄，据认为是缘于库伦办事大臣松筠的主张；而松筠主张大黄制俄并得到清朝允许，可以说并不是偶然的。中国早就注意到俄人对大黄的关注，中俄围绕大黄展开的暗战，至少起于雍正年间。二是提到米勒与大黄。米勒是俄国研究大黄的重要学者，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他所写的关于赴华使团的意见谈到：“关于大黄的问题，我不准备谈它，因为这是官家经营的。至于从事这种贸易是否有利不了解情况是无法作出判断的。”（35）

    除《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外，卡缅斯基还著有相关论文并编有相关辞典。1823年（道光三年）发表有《俄国使节斯帕法里来京纪要》一文。斯帕法里又名尼果赖，其游记中就有不少相关大黄的记载。卡缅斯基还编有多种辞典。其中《俄汉医药辞典》值得关注，其编写材料主要来源于《本草纲目》等中国医学著作，而大黄又是中医“药中四维”之一（明代名医张介宾言）。《本草纲目》等医书诸多记载涉及大黄，《本草纲目》“大黄”条则专门对大黄进行了较为具体全面的介绍。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还出版了《皇家科学院中国日本图籍目录》，将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279种汉满书籍进行分类，其中就有医学类。（36）种种情况表明，卡缅斯基通过有关中日典籍获得了不少相关大黄的认识并反映到有关著作中。

    比丘林（1777－1853，乾隆四十二年至咸丰三年），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生于喀山，1800年（嘉庆五年）成为修道士，1802年（嘉庆七年）晋升为修士大司祭，1807年（嘉庆十二年）担任第九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的领班，1808年（嘉庆十三年）到达北京。

    比丘林阅读了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杜赫德等人的著作。曾德昭、杜赫德等人著作中即有不少相关大黄的记载。不仅如此，比丘林有关论著《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志》（1829年，道光九年）、《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15世纪迄今）》（1834年，道光十四年）即以椿园的《西域闻见录》等著作为基础，并参考了俄国汉学家利波夫措夫等汉学家的论著。椿园《西域闻见录》是嘉道年间对国人影响甚大的边疆史地著作，其中即有相关大黄的记载。通过这些著作，比丘林可以获得有关大黄的诸多知识，还编写了大量的词典。为编好辞典，他购买了所有相关的矿物、植物和动物。所有不熟悉的东西都要看到实物的样子。比丘林《汉文启蒙》一书于1828－1829年（道光八年至道光九年）、1835年（道光十五年）、1838年（道光十八年）三次在圣彼得堡出版，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俄罗斯馆印字房还将此书作为最好的汉语学习参考书在北京印行。在该书前三个版本中，比丘林还专门编写了包括241种货物名称的“恰克图俄国商品名录”和包括118种货物名称的“恰克图中国商品名录”作为附录（1908年北京重印版则将此两附录略去）。（37）大黄是鸦片战争前俄国自华进口的主要商品之一，也是俄国十分青睐的大宗获利商品。故此名录中即有“大黄”及“生军”（生大黄）。（38）种种情况表明，比丘林对大黄有着较全面的认识。

    巴拉第（the Archimandrite Pslladius〈Psladii〉, 1817－1878，嘉庆二十二年至光绪四年），俄国东正教传教士，汉学家。1840年（道光二十年）随俄国东正教传道团来北京，留居七年，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3月返国，升教长。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以新的东正教传道团团长身份再度来北京，1859年（咸丰九年）回国。1865年第三次来北京为俄国驻华东正教传道团首领。

    早在1840年（道光二十年）首度来华前，巴拉第与其他团员一道接受了语言培训，其中汉语教师即为修士大司祭比丘林，所用教材即为比丘林1838年（道光十八年）版《汉文启蒙》。（39）《汉文启蒙》附录中即有相关大黄的内容。巴拉第与何秋涛等中国学者有交往。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一书，对俄国进行了大篇幅的介绍，并多有相关大黄的内容。巴拉第同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等人亦有密切联系。卫三畏有关著作亦有相关大黄的介绍性文字。（40）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俄国皇家考古学会学报》还发表了巴拉第《修士大司祭评马可·波罗的华北之行》一文。（41）元代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对大黄的介绍，长期以来在西方世界有着广泛影响，构筑了西方世界对大黄的基本认识。种种情况表明，巴拉第对大黄应有不少认识。

    巴拉第生前发表的著作中明确谈到穆斯林与大黄贸易的关系。《中国的穆斯林》1866年（同治五年）发表于《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员著作集》第4卷。该文谈道：“穆斯林主要居住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他们几乎不从事农耕，他们掌握了与蒙古的全部牲畜贸易和零售业，他们在陕西栽培国内所需的鸦片，还有一些人从事中等职业。他们也垄断了恰克图的大黄买卖。他们中间没有像中国商号那样富裕的大家族，至少在中国北部没有，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42）明清时期穆斯林在大黄陆路贸易中确实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里，有关中国西北穆斯林和俄罗斯的商业贸易关系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可惜巴拉第浅尝辄止，仅寥寥几句话给打发了。”（43）

    巴拉第在旅华途经蒙古时做了详细的日记。他死后，该日记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以《修士大司祭巴拉第1847年和1859年蒙古纪行》为书名出版。（44）其中应有相关大黄的记载。有研究指出，巴拉第在中国和西伯利亚曾发现野生状态的大黄。（45）

    尼阔赖（1849－1896，道光二十九年至光绪二十二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第十六和十七届传教团修士司祭，俗名彼得，法号尼古拉，“尼阔赖”是其在汉译经书上的署名。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生于喀山，1881年（光绪七年）被编入第十六届驻北京传教团。1882年（光绪八年）1月10日接受剃度，旋即被提升为修士司祭，于当年11月18日到达北京，1886年（光绪十二年）返俄。

    尼阔赖著有《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他是真正将北京传教团历史从学术上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第一人。在该书中，他主要利用了圣彼得堡外交档案。其中，1808年（嘉庆十三年）卡缅斯基与其他学员集体回复伊尔库茨克总督的信中论及俄国人1807年（嘉庆十二年）在恰克图与布哈拉人签订的大黄买卖条约，并对大黄产地做了介绍。具体见前述有关卡缅斯基的介绍。尼阔赖还引用了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中的有关资料，指出：“17、18世纪俄国人从中国人那里主要交换棉布和大布（粗布）、丝绸和生丝（锦花绸、果里绸、缎子）、香料及药材（大黄等）。”卡缅斯基有关记载，又是据税务官古西亚特尼科夫关于18世纪货物价格的叙述。（46）

    由此可见，尽管东正教传教团对中俄关系影响巨大，但东正教传教士对大黄的记述并不多。这一方面是受大黄垄断贸易的影响，长期以来俄国政府严格垄断了大黄贸易；垄断消除之后，道光咸丰年间中俄大黄贸易便开始走向衰落，重要性远不及前。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东正教传教团本身更大程度上充当“外交机构”的职能，传教功能及科学考察功能受到很大影响，体现了俄国东正教作为国家宗教对政权的附属性。明清时期东正教传教士提及大黄的文献和报告，多有政府背景，往往秘而不宣。因此，东正教传教士有关大黄的认识，并没有在欧洲广泛传播。有的东正教传教士甚至是在时过境迁之后以汉学家身份在整理文献中发现大黄资料，从而对大黄进行记述的。明清时期俄国通过种种方式对中国大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然而东正教传教士只是其中一支；清朝对来华俄人又严加提防与限制。因此，尽管明清时期来华俄人对大黄有不少记述，但东正教传教士对大黄记述并不多；尽管有着长期驻华这一独特优势，东正教传教士对大黄记述的创新性、时效性乃至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反不及天主教传教士，甚至还远不及天主教中的来华耶稣会士。不过，来华东正教传教士具有来华俄人共有的“拿来主义”态度，仍然从不同渠道获得了有关大黄的二手信息，丰富了俄人对大黄的认识。

    三、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对大黄的认识

    明末清初之际，新教传教士就进入台湾。1751年（乾隆十六年）又有瑞典新教随船牧师奥斯贝克抵达广州。但1815年（嘉庆二十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无疑是新教在华传教史上的新篇章。关注大黄的传教士涉及众多教派，英国伦敦会、美国公理会、苏格兰长老会、英国循道会等差会起着重要作用。基督新教各教派对大黄的认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47）

    （一）1815年马礼逊来华前

    1815年（嘉庆二十年）以前，新教传教士来华规模不大，有关记载较少。据目前可考的资料，瑞典东印度公司随船牧师、博物学家奥斯贝克对大黄有所记述。（48）1751年（乾隆十六年）7月，船行至爪哇时，奥斯贝克记道：“水手们把爪哇的猴子叫作‘tjacko’，可能这是爪哇当地人对这种猴子的称呼……据说中国的猴子会采集大黄，还会舂谷子。”（49）而行至广州时，他又记道：“大黄，汉语叫作‘tay－hoang’，每斤售价2钱，有时更低一些。中国人说在广州附近不长大黄树，但我在城里的一个地方看到太阳下晒着很新鲜的大黄根，不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杜赫德告诉我们，最好的大黄生长在四川（Setchuen），它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很干，很老，并且具有东方特征。中国医生从来不单独使用大黄，而是把新鲜的大黄和其他的药混合在一起开方。他们把它切成薄片，放在一个滤器中，下面放着水壶，这样它吸收散发出来的水分，然后将这些薄片放在太阳底下晒6小时，这样重复9次。澳门的葡萄牙人把它放在水里煮，当作健胃剂饮用。”（50）他还说耶稣会士卫匡国就死于半盎司的大黄。奥斯贝克介绍了有关大黄的传说（中国的猴子采大黄）、广州大黄的市价（每斤售价2钱，有时更低一些），认为广州也有大黄，还介绍了大黄的制法及用法。他所关注的主题，与同一时期在华活跃着的天主教传教士并没有太大不同。

    （二）鸦片战争前后

    自1815年（嘉庆二十年）伦敦会马礼逊来华，至1860年（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签订，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期间又有大批新教传教士来华。这些新教传教士，虽然教派各有不同，但都留下了有关大黄的记述，都有其时代特点。主要涉及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荷兰布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at Rotterdam）；代表性传教士有合信（Benjamin Hobson）、裨治文（Rev. E. C. Bridgman）、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郭士立（Karl Fil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arles Gutzlaff）。

    伦敦会先入为主，该会不少传教士都关注到大黄，并有相关记述，主要涉及中医对大黄的认识（大黄的药性，各种含大黄的方剂）以及大黄在医学实践中的运用。相关传教士有：1813年（嘉庆十八年）抵澳门、协助马礼逊的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马礼逊的女婿合信（1816－1873，1839年来华），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1838年来华），德贞（John Dudgeon, 1837－1901, 1860年来华），其中以合信为典型。合信指出了大黄的药性（在中医中大黄属于泻剂、凉药），并在其著作《医学英华字释》中收录有“大黄膏”、“大黄冲水”等多种大黄制剂及其英译名；（51）合信还提到，广州有一位擅用且好用大黄的中医被人称为“大黄先生”（Ta－Wang－Seen－Sang）或“大黄大夫”（Dr. Rhubarb）。（52）

    稍后入华的美国公理会等其他新教教会也很关注大黄。1830年（道光十年）裨治文奉派来华开教，获伦敦会马礼逊援手得以进入广州，开美国差会在华布道之先河。1832年（道光十二年），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又称《澳门月报》，Clainese Repository）。翌年，卫三畏（1812－1884，嘉庆十七年至光绪十年）来助。裨治文、卫三畏两人对大黄均有较多记载。卫三畏曾协助裨治文编有关广州贸易的记载（Chinese Repository，1834年2月号），其中就有关于大黄的内容，并为瑞典商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转录到《早期澳门史》一书中。有关记载反映了这一时期海上来华西人对大黄的总体认识：

    大黄（rhubarb），本品是一种生长在鞑靼和中国的植物大黄的干制的根。大黄从鞑靼和中国运到圣彼得堡和士麦那（Smyrna）。从俄国转运的大黄质量最好，因为加工和分拣的时候做得精细，所以享有良好的声誉。中国人在早春，叶子还未长出来的时候，挖出大黄的块根，切成长而扁平的薄片，阴干两三天后，用绳子悬于凉爽处，待其干透。大黄在干制的过程中常因受潮而变质，变得轻而松软，也很容易受虫蠹蚀。

    好的大黄质地坚实，切断时表面呈鲜明的杂色，而且完全干燥。味苦辛，不惬人；气味略带芳香。若咀嚼时，带粘液质，则为不佳，其粘液质还带有一股浓烈的番红花沾液质的气味。若折断时呈黑色或绿色，即不应入选。大黄的价格不一。加工时未切开的块根，每担38至40元；切开的每担65至70元。此间市场上的大黄，任何时候质量都不及由俄国和土耳其运往者。（53）

    荷兰布道会1827年（道光七年）首派郭士立东来，该会并没有在中国设立教堂。（54）荷兰布道会与大黄有关，主要是因为郭士立。郭士立（1803－1851，嘉庆八年至咸丰元年），德国人，1831年（道光十一年）以前多次在中国沿海游历，以后长期在中国沿海活动，编辑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著有《中国史纲》（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1834，道光十四年）、《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China Opened, 1838，道光十八年）等书。在这些著作中，郭士立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大黄贸易的有关情况，成为了研究这一时期中外贸易史的重要材料。其中，《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动态记录了大黄等商品的贸易信息，部分由其他传教士提供，大部分来自郭士立的采写。（55）《开放的中国》提到了十三行行用的征收办法及税率。行用摊派到有关商品中征收，“行用是约40年前确定的，以附加税的方式进行征收，税率从3％－6％不等”。大黄按每担12两银的基价按税率征收。（56）居澳瑞典人龙思泰的有关手册“对有关从价征税情况的介绍不是太精确”，郭士立还是照录了有关记载，其中亦有相关大黄的资料。（57）《中国史纲》则以附表形式收入英商孖地信（J. Matheson）长期以来收集的资料，详细介绍了数十年来中外贸易的具体数据，其中亦有大黄贸易的信息。（58）

    这些记载大黄的新教传教士与广州贸易关系密切。为发展传教事业，这一时期传教士与商人都有密切关系，甚至有不少从商经历。因此，这一时期从贸易角度对大黄的关注比较多，也较深入，而从科学角度探讨，则未有太大进步。出现这一情况，与广州是重要的贸易商埠，大黄是重要的贸易商品，而广州并非大黄的主产区有关。该时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面临着较多的共同问题，互助较多，关注有其共同之处。这一时期关注大黄的传教士之间本身就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三）1861年之后

    1861年（咸丰十一年）后，传教环境相对宽松，来华传教的差会增多，传教士也迅速增加。而清末传教士来华又形成了一个新高潮。1861年后新教传教会开始广布于中国各地。随着对医药、植物研究的深入，新教传教士对大黄有着较深入的认识。有些教派的新教传教士还深入到大黄的主产区，实地观察大黄，然此时传教士已不再是从博物学角度考察大黄的最重要的西人群体。由于来华新教传教士规模庞大，关注大黄的传教士较多，重要者有苏格兰长老会（United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Mission）的司督阁（Dugald Christie）、高似兰（P. B. Cousland），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稻惟德（A. W. Douthwaite）、盖群英（Mildred Cable）、冯贵石（Francisca French），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 Society）的师惟善（Frederick Porter Smith），不一而足。

    新教传教士继续发扬其从医学角度研究大黄的传统，增进了对大黄的认识。司督阁（Dugald Christie, 1855－1936）是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医师，1883年（清光绪九年）来华，在东北传教施医。他谈到：“中医有这么多的缺点，难道没有优点吗？事实上，中医也有一些无害的，甚至有益的治疗方法，以及一些有效的药物”；“中医使用的药物，如大黄、龙胆根、马钱子、甘汞、泻盐等，都很有效。但是，这些药物在身体结构中的实际作用则很难说得清楚”。（59）可见司督阁对中医中药作了一定的区分，肯定了大黄的疗效。而在广东一带传教的苏格兰长老会士高似兰则继承了伦敦会士合信编写医学辞汇的做法，编写了《高氏医学辞汇》（Cousland's English－Chinese Medical Lexicon），并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首次出版。该书曾多次再版，影响非常广泛，有力地推动了医学名词的标准化。该书收录不少有关大黄的辞条。在世界近代史上，苏格兰医学发达，名医荟萃，为世界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教传教士等来华苏格兰人对大黄等中药的研究，亦可侧证。

    实地考察对于推进西人对大黄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内地会于1866年（同治五年）来华传教，是新教中较早主要向中国内地及边疆地区扩展的教派，其中多有大黄重要产区。内地会传教士对大黄的认识具有实地考察的特点，在新教各教派中独具特色。清末来华的盖群英（1880－1952）、冯贵石（1869－1960）、冯贵珠（Evangeline French, 1872－1960）三位女传教士在其著作中，多有对大黄的介绍。她们留下的记载明显带有实地考察的特点：“甘肃和四川多石的水道里，都长有大黄（掌叶大黄，Rheum palmatum）。大黄叶鲜艳微红，在阳光下黄里透红，点缀着大地。”（60）稍早时候，论述戈壁沙漠出产的药用植物时，她们也点及了大黄，并介绍说吐鲁番市场有大黄等中药材售卖。（61）应指出的是，虽然有关著作流传甚广，影响甚大，但此时来华西人对大黄进行博物学考察的主角已不再是传教士，探险家等来华西人深度推进了西方对大黄的认识。

    研究大黄不能仅从医学角度关注，还需要从植物学角度进行考察。与明清之交的耶稣会士卜弥格一样，循道会传教士师惟善（1833－1888，1864年来华）既是医师又是植物学者，对研究大黄有独到的视野。师惟善对大黄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1871年（同治十年），他在著作中谈到：“在《本草》中还提到一种被称作大黄的植物，这种大黄生长在江南，这种大黄开花时间早得多，所产大黄根质量也较差，这种大黄即土大黄。土大黄与山大黄，实际上是酸模的根茎。”（62）师惟善对大黄的认识在学术上很有价值（63）。

    可以说，1815年（嘉庆十年）后，基督新教逐渐成为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三大教派中关注大黄最多的教派，取代了天主教原有的地位。甚至可以更具体地说，是新教取代天主教耶稣会成为关注大黄最重要的宗教团体。尽管如此，明清时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在西方大黄认识史上的地位，却不及乾隆朝之前的来华耶稣会士。（64）当然，两者亦有不可比的因素。毕竟，新教传教士关注重心不同于天主教传教士，已从博物学考察转向学术研究。新教传教士在大黄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就。

    总之，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三大教派的来华传教士非常关注大黄，留下了不少有关大黄的记载。由于历史及宗教本身的局限性，这三大教派在科学探索及传播科学知识方面的作用是不同的，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对大黄的认识及记载都说明了这一点。今后，笔者将进一步研究“大黄”，探讨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的中医、中药观等相关问题。（65）

    注释：

    ①明清时期，中医、藏医、蒙医、域外汉医以及传统西医均十分重视大黄。西方地理大发现及随后的殖民扩张，“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对新物种的需求，而这些新物种大部分都生长在热带地区，比如：肉桂、姜、安息香、肉豆蔻、丁香、檀香、芦荟、樟脑、金刚藤、大黄以及最重要的胡椒。”（［美］乔治·萨顿著，郑诚、郑方磊、袁媛译，杨惠玉校：《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8页）

    ②近期有学者研究了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其中将中医中药进行综合论述。传教士的中医观与中药现有一定联系，但很大程度上是分别发展，在明清以来不同时段各有特点。传教士中医观与中药观形成的影响因素很大程度上是相异的，晚清以后传教士尽管对中医多有批判，但对中药却基本认同。笔者以为，探讨传教士对各种具体药材（特别是有特色的中药材）的认识，将有助于正确理解传教士的中药观，并对传教士的中医中药观进行更合理的定位。参看陶飞亚：《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顺及，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是西方人中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陶文对此展开深入讨论。若从中学西渐的角度看，此文似应主述传教士有关认识在欧洲的传播。有关传教士的中药观及中学西渐视野下的传教士中医观，笔者将分别另行探讨。此外，研究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应包括基督宗教的三大教派，即天主教、基督新教与东正教；传统上学界对来华天主教、新教传教士研究较多，近年来东正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成果亦有增加，因此尽管东正教在华影响不及天主教及新教，但论述传教士的中医观时似亦应点及东正教。

    ③Clifford M. Foust, Rhubarb: the Wondrous Dru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3.

    ④Clifford M. Foust, Rhubarb: the Wondrous Dru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4.

    ⑤Clifford M. Foust, Rhubarb: the Wondrous Dru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4

    ⑥颜小华：《甘青地貌、族群、文化与宗教——来华传教士笔下的甘青社会》，载《“边缘与多元：近代以来甘宁青地区的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兰州，2010年5月18－21日，第119－121页。

    ⑦方济会重视医药传教，关注大黄。清代前期，方济会创办有澳门药房及广州医院。从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安多尼医生领导广州医院起，每年都会给马尼拉方面寄去大量的大黄粒（ruibardo en grano）、精炼大黄（ruibardo en extracto）等药品。参见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04－232页。

    ⑧Clifford M. Foust, Rhubarb: the Wondrous Dru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04.

    ⑨［法］杜赫德编，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II），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307－308页。

    ⑩Clifford M. Foust, Rhubarb: the Wondrous Dru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3-24.

    （11）［波］爱德华·卡丹斯基著，张振辉译：《中国的使臣——卜弥格》，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318页。

    （12）［法］杜赫德编，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II），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307－308页。

    （13）［法］杜赫德编，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II），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308－309页。

    （14）利国安，耶稣会士。约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到厦门，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在北京，1718－1721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六十年）任中国和日本的巡按使，1725年（雍正三年）被放逐到广州。

    （15）［法］杜赫德编，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II），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115页。

    （16）清代著名边臣松筠、著名学者魏源均提到大黄用于染色的情况。具体参看林日杖：《试述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演变》，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7）［俄］特鲁谢维奇著，徐东辉、谭萍译，陈开科校：《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98页。除“药用大黄”（drugs rhubarb）之外，中西方还有“染色大黄”（dyeing rhubarb）之名目。

    （18）［英］C. R. 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3、39、90页。

    （19）参见后文对东正教传教士比丘林的介绍。

    （20）［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21）Clifford M. Foust, Rhubarb: the Wondrous Dru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3, 348.

    （22）参见后文对东正教传教士卡缅斯基的有关介绍。

    （23）［法］杜牧兰：《中国植物向法国的传播路线》，载［法］谢和耐、戴密微等著，耿昇译：《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578页。

    （24）Clifford M. Foust, Rhubarb: the Wondrous Dru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04、108.

    （25）Clifford M. Foust, Rhubarb: the Wondrous Dru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69；泽拥：《法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藏族文化研究》，载《中国藏学》2009年第2期，第106页。

    （26）［德］阿塔纳修斯·基歇尔著，张西平、杨慧玲、孟宪谟译：《中国图说》，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330－333页。

    （27）Clifford M. Foust, Rhubarb: the Wondrous Dru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69-171.

    （28）中医正品大黄另两种分别为：掌叶大黄（Rheum palmatum），学名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由瑞典著名植物学家林奈发表；鸡爪大黄（唐古特大黄，Rheum tanguticum），学名于1875年（同治十三年）由俄国科学院院士马克西莫维奇发表。参看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卷25，第一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80－186页。

    （29）阎国栋：《俄国汉学史（迄于191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3－136页。《贝尔亚洲游记》中有关大黄的内容，可参看：林日杖《明清时期来华俄人对大黄的认识》，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30）有关清乾隆朝大黄制俄，可参看林日杖：《试述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演变》，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林日杖：《论清代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的原因》，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张哲嘉：《“大黄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与文化意涵》，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7辑，2005年3月。

    （31）利波夫措夫（1770－1841，乾隆三十五年至道光二十一年），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作为第8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学员来华。1808年（嘉庆十三年）返俄后利波夫措夫被任命为俄外交部亚洲司译员，一直工作到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去世。利波夫措夫于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和卡缅斯基同时当选为俄国东方文献和古文物通讯院士。参看：柳若梅等著：《沟通中俄文化的桥梁——俄罗斯汉学史上的院士汉学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140－141页。

    （32）［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陈开科审校：《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9－281页。

    （33）［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研究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8页。

    （34）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注意到西人在努力移植大黄并屡屡失败。道光十八年（1838），琦善在覆奏黄爵滋《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时称主要茶叶、大黄制夷，其中谈到：“顾夷人心思才力虽优，独于此二物，即欲购种移植，而物土异宜，竟不能如其愿，此实造物予中土以制外夷之大权也。”（琦善：《遵旨覆奏禁烟折》，载《鸦片战争》（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京：神州国光社，1956年，第515－516页。）大黄移植后容易变异，因此西方社会无法培育出与正品大黄原产地中国同样质量的大黄来，迄今西方所用优质大黄仍需从中国进口。

    （35）［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研究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20页。

    （36）参看阎国栋：《俄罗斯汉学三百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55－56页。

    （37）阎国栋：《俄罗斯汉学三百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37－53页。

    （38）Ханъ－вынъ ци－мынъ，Китайская гармматика，сочиненная Монахом Иакинфом．С．－Петербург，1838. стр．236. 现代医学认为，生大黄性味苦寒，归脾胃、大肠经，可泻热破结行瘀，对实热便秘颇具奇功；还有利胆、止血以及抗肿瘤、利尿、保肝和降低血压和血清胆固醇等作用。此处所据《汉文启蒙》附录“恰克图中国商品名录”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柳若梅教授提供，谨致谢意！

    （39）阎国栋：《俄国汉学史（迄于191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2－383页。

    （40）参看后文对基督新教传教士卫三畏的介绍。

    （41）阎国栋：《俄国汉学史（迄于191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8－399、411页。

    （42）巴拉第：《中国的穆斯林》，载曾天生主编，张琨、何英玉、王滢波译：《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01－602页。

    （43）陈开科：《巴拉第的汉学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61页。笔者认为，这与巴拉第的写作主旨有关。《中国的穆斯林》只是巴拉第对中国穆斯林的概述性介绍，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均未得以展开。当然，对此期来华俄人而言，对有关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亦有一定困难。关于明清时期穆斯林与大黄贸易的关系，笔者将另文论述。

    （44）阎国栋：《俄国汉学史》（适于191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04页。

    （45）［法］杜牧兰：《中国植物向法国的传播路线》，［法］谢和耐、戴密微等著，耿昇译：《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579页。

    （46）［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阎国栋、肖玉秋译，陈开科审校：《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译者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47）笔者近年专门考察了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对大黄的认识。撰有《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大黄的记述》一文提交第三届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广州，2010年8月）。因为来华新教传教士所属教派庞杂、人数众多，笔者又开始分教派进行研究。本文在此按时间段分析。有利于展示基督新教传教士对大黄认识演进的基本脉络。

    （48）16世纪新教改革后，瑞典一直是基督新教国家，瑞典教会（信义宗）是官方宗教，瑞典国民自出生起，就是该教会的当然成员，1995年才实行政教分离。

    （49）［瑞典］彼得·奥斯贝克著，倪文君译：《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8－59页。

    （50）［瑞典］彼得·奥斯贝克著，倪文君译：《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2页。

    （51）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Publishers, 1861, p. 197-201; Benjamin Hobson, A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医学英华字释》），Shanghai Mission Press, 1858, p. 61-66.

    （52）James Henderson, The Medicine and Medicina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The North China Branche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No. 1, 1864, p. 54. 合信的说法与《马礼逊回忆录》中东印度船医李文斯顿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的记述有所不同。李文斯顿的说法是：“广州一位杰出的医生主要是用一种药——大黄。他姓王，所以人称‘大黄王’。”（未亡人编，邓肇明译：《马礼逊回忆录——他的生平与事工》，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91－293页）。第十二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医生塔塔林诺夫在《中国医学》（1855年，咸丰五年）中提到中国人对医生的态度。中国人尊重医生，把医生称作“先生”。中国老百姓会给医生起外号，以表明医生的特殊癖好。如喜欢开热药的王姓医生被称为热药王，喜欢开补药的陈姓医生则被称为补药陈。通过这些表示其治病偏好的称号，大家都知道指的是哪位医生（［俄］塔塔林诺夫《中国医学》，曾天生主编，张琨、何英玉、王滢波译：《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48、449页）。明代名医张介宾以人参、大黄、附子、地黄为药中四维。他在行医中，喜欢使用熟地，人称“张熟地”。

    （53）［瑞典］龙思泰著，吴义雄、郭德焱、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注：《早期澳门史：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史、在华罗马天主教会及其布道团简史、广州概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357页。

    （54）黄光域：《近代来华新教差会综录》（上），载《近代史资料》总第80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9－70页。

    （55）爱汉者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56）Charles Gutzlaff, China Opened, Vol2,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Cornhill, 1838, p. 83-84.

    （57）Charles Gutzlaff, China Opened, Vol2,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Cornhill, 1838, p. 93-105.

    （58）Charles Gutzlaff,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Vo12, Appendixes, No. V-No. XI, New York, John P. Haven, 1834.

    （59）［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英］伊泽·英格利斯编，张士尊、信丹娜译：《奉天三十年》，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33页。

    （60）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China: her life and her people,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Ltd., 1946, p. 50.

    （61）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The Gobi Deser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4, p. 101、188.

    （62）Frederick Porter Smith, Contributions towards the Materia Medica & Natural History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1, p. 185.

    （63）从植物学角度看，酸模属有广义、狭义之分。土大黄可以纳入广义的酸模属。广义酸模属包括狭义酸模属与大黄属。土大黄与大黄同为蓼科植物，药效也有相似之处。土大黄，多为大黄属植物，亦有少数几种为酸模属植物。当然，土大黄、山大黄在民间享有“大黄”之名，甚至在《本草纲目》也被称为“大黄”。从方志等文献看，元明时期江南地区大黄在在都有，而入清之后却突然销声匿迹似的。很可能的原因是江南地区出产的大黄，入清以后不再视为大黄了；这与明清时期大黄观念的变迁有关。约1723年（雍正元年），从产地采购大黄来北京销售的中国富商的看法亦可侧证：“大黄生长于中国许多地方，其中最好的出自四川，产于陕西、西藏的远在其下。其他地方也有，但均不被看好，大家也不用它。”（［法］杜赫德编，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II），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307－308页）可以看出，最迟在雍正初年，江南等地所产大黄，已不再入药；在医学实践中，不再是“大黄”了。

    （64）新教主要是在晚清进入中国。此时，各类西人纷纷来华；中西关系的沟通，不再主要依赖来华传教士。各类来华西人可以深入到大黄的主产区调查，从而使西方对大黄的认识大大推进，超越了明清耶稣会士对中国大黄的认识，使得西方对大黄的探索进入新阶段，使西方最终解开“大黄之谜”。晚清时期，各种各样的探险家在西方大黄认识史上的地位特别突出，其他来华西人亦有一定贡献。时代决定了清代来华新教传教士不可能发挥此前耶稣会士在西方大黄认识史上的重要作用。参看林日杖：《明清时期来华西人对中国大黄的记述》，载《中华医史杂志》2010年第2期；林日杖：《明清时期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大黄的记述及其原因》，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65）中医、中药是有联系但有较大差别的两个概念，尤其是涉及中西医药交流方面。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西人在世界各地广泛引用各种新药，而并未在理论层面上同等引进各地民族医学。实际上，西人从世界各地引进“药材”，而并非强调“中药”等民族药材。正是这种差异，使得西人在不需要掌握中医理论或反对中医理论的情况下引进或使用中药。而对中医从理论层面上的反感，很大程度上并不会使西人对于中药的作用产生怀疑，中药可以较容易进入传统西医。因此，国内学者研究中医药，在涉及中西关系时，似要避免将中国产药材“理所当然”地从中国本位角度来理解，应将有关药材与理论层面上的中医适当区隔。关于明清时期来华西人的中药观（包括传教士的中药观），笔者将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