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末，在新文化史觀念的影響下，史家不斷反思並突破自身局限，醫療史、環境史的研究隨之興起，至今方興未艾。曹樹基、李玉尚合著《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即是在這種學術潮流和現世關懷下，回應西方學術進展、實踐史學不同方法的一部力作。作者曾學習和供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熟諳歷史地理人口的發展變遷，曾主編《中國人口史》，獲譽學林。《鼠疫》一書，立意雖新，然從中可以看出作者深厚的知識積累，如對比閲讀《中國人口史》，書中關於死亡率的探討等，已為《鼠疫》相關問題的論證打下基礎。儘管死亡率估計常常有較大爭議，但這也是醫療和疾病史研究者共同面臨的一個困境，即材料的缺乏和模糊性，以及由此衍生的釋讀分歧。以下簡要評析本書的主要内容及作者的用功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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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第一編集中討論研究概念和方法論。作者力圖突破「瘟疫史」的研究範式，進一步確立「疾病史」的明晰化研究導向。古今病名衆多，所指不一，這一方面會引發古今病名和實質的名實異同之爭，另一方面也創造了推進問題研究深度的可能。諸如「惡核」、「疙瘩瘟」、「羊毛瘟」等命名，判定為鼠疫的可能性無疑較大，諸如「傷寒熱症」等則顯得更為復雜。當前疾病史的研究尚存在大量不可知之處，尤其在其進入社會史範圍的討論時更需要面對大量的跳躍空間，本書即是這種不同史學範疇結合的努力，尤其體現於與先前學者的對話之中。西方學者賈雷德·戴蒙德（Jared M.Diamond,1999）、麥克尼爾（William H.McNeill,1998）、羅塞林·雷伊（Roselyne Rey,1993）都致力於將疾病和醫療的探討與社會的變動過程相結合，從而獲得反觀的效果並在這種變化的過程中把握歷史更加複雜的面相。而在本書中，社會變動與疾病消長起伏之間的關係開始有了一些輪廓和細節。

 本書的第二和第三編分別講述本書的核心內容——「戰爭與和平」之下鼠疫的傳播。基於第一編對文獻中可能性記錄的梳理和鼠疫判定，作者力圖從文獻和調查中把握變動時代和常態之下疾病的傳播方式並建構一些可供參考的模式。作者認為，金元時期的戰爭流行的瘟疫可能是元兵從滇西疫源地傳入川、襄的結果，另一個疑似區域為粵東、贛南和福建，他又從南安府的情況分析認為臨床症狀看是肺鼠疫和腺鼠疫的混合流行。對蒙古軍隊帶來的是鼠疫還是霍亂的辨析雖未能有一個很明確的結果，卻足以顯見作者在發掘和解釋材料上的努力（81頁）。雖然「在現存的611塊墓碑中，有三塊記載墓主死於鼠疫」（96－97頁）的情形很難說明「發生過不同尋常的高死亡率」、論證襄城縣的疫情以大樑縣的立論為基礎，但大樑縣的「大頭瘟」和「大熱之症」是否即為鼠疫仍有待確定（112頁）、諸如「淋巴腫大」一類症狀，斷為「鼠疫引起」還應有其他輔助說明，但是在論證方法上，本編最值得注意之處是「元代的傳說與事實」中由歐洲鼠疫確切記錄所顯現的現象、結合中國文獻的少許記錄來鉤沉索隱，加以時間的對應和路線傳輸這種實際運作的推測，析解出了一些令人不解或看似荒誕的記錄的合理性，論證過程頗為精妙。從社會史角度看，作者論述了各地一些可能的疫情記載，尚未及較深的地方社會變動狀況。一些技術細節上，比如金元時代材料較為缺乏的問題，比如明清易代瘟疫對清兵的影響的解析，都有待進一步研究。對材料的選取和解釋上，作者力圖突破的就是對材料中出現鼠類及相關活動字眼的限制，因為盡管死鼠的判斷指標固然很重要，但也只有突破這點（當然也必須很謹慎），整個研究方才不致有無米之炊之歎。第六章「刀兵之疫」敍述的是咸豐年間回民領袖杜文秀與清廷戰亂之后鼠疫流行的流行狀況，材料來源於方志、文獻、調查報告（含各類口述）。其所述為19世紀中期，記錄較多而且確切，前提也可以確定必為鼠疫，這使得由調查材料而得的死亡率估計和可能存在的模型估計顯得非常有意義。「害痒子死就兩倍」、「鼠疫死了十分之七」這一類看似粗略的口述，往往隱含著相應的真實，作者通過對各府數據的計算，認為「疫死人口占戰爭中人口死亡總數的61％」（156頁）。戰爭的一個很大的結果就是人群的大幅度變動和屍體、棄物等可能的傳染媒介的大量出現，所以「在戰爭邊緣區，則僅有散在性的鼠疫發生」（150頁）。

和平局勢下的疫病討論分別從雲南、閩粵、東北和西北四個大區展開和建構模型。第七章「雲南模式：地形與交通」討論的地點在雲南，因記錄詳細，鼠疫之症較爲明確，本章圍繞此展開的具體地理和時間空間的傳播研究平實可信，所謂「市鎮－村莊」、「市鎮－市鎮」以及「縣－縣」的模式被構建起來，而商路傳播模式則在實證下被否定，凸顯相對於「通識」的研究的意義。第八章「閩粵模式」以較強有力的資料證明了某種持續性和起伏性，相信作者將進一步尋找個案配合並進一步顯示該區疫病特點與地理區位的關係，也有可能利用商業和家族文書來顯示某一時刻以人為載體的疫病具體的傳播路線和過程。鄉村疫死人口的數據蒐集和分析對于該區尤其有效，也是本章中作者最感興趣的問題之一。第九章「東北模式」以張元奇和伍連德的報告為基礎，向讀者展示了在鐵路這種現代交通工具廣泛應用的區域下鼠疫的傳播形式，與第四編「國家醫學」中的許多例子也有呼應。第十和十一章「西北模式」敍述的是1930年代以後之事，在概括提煉和建構模式上尚有很大前景，比如基于鐵路城市點和寺院點疫病潛伏、傳播和暴發的研究拓展。基於討論的總體時間為十九和二十世紀，所提供支持的材料可以是現代醫學確定病癥的調查和報告，清代方志和清人筆記較豐富的記錄，該編奠定了本書的基礎。一動一靜中，常態的情形更多反映日常生活的歷史。

 第四編的敘述是在一個救災和近代公共醫療衛生的框架下進行的。其中《上海的反應》一文以《申報》的報導為分析，顯示了防疫和近代國家轉型的趨勢，視角獨特而意趣盎然。除此之外，南方、山西和內蒙的防疫觀念、措施、過程和結果也都進行了相關的討論。通過對醫術、藥方和治療法的分析，作者指出在鼠疫流行時，各地中醫的回應即是通過驗方移治和加減藥方的辦法來治療，而非探求新法新劑，而民眾的觀念使現代醫療和衛生的推進遇到較大阻力，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扮演的角色也非常有趣，尤其是涉及民間組織（如各種善堂）、華僑和租界的時候，多方的行動在不同情況下有不同結局。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防疫的觀念前後也會發生變化，對民眾的動員力也是如此。最後一編的總結表達了作者對空間意義和環境哲學的追尋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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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副標題為「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可見是一部較總體性的社會環境史專著，在對疾病的深入分析方面也有篳路之功。書中使用了大量地方防疫站、檔案館、衛生處的記錄材料和調查報告，珍貴而獨特的材料也顯示了作者的辛勞與調查實踐。在疾病史的問題討論上，儘管對中醫文獻的運用和解釋可能會有觝牾，如「大頭天行」、「疙瘩」與「親戚不相訪問」等等，但書中還是充滿了對文獻中疫病同名和不同名記錄的辨析和推敲。而在作者熟稔的專長領域，區域地貌、生態的敘述和分析更是一種很努力地展示疾病從動物到人的影響過程，這也更加賦予讀者繼續深入探尋瘟疫史、疾病史、環境史與社會史之間交集的動力，繼續追尋諸如病理與症狀的對應性、疾病載體和傳播機制、環境與社會變遷的相關性等問題，這些都是本書的開拓和畱給讀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