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走方医采用游走四方的形式行医，居无定所，构成复杂多样，与正统医家在行医方式等诸多方面有着很大不同。就清代而言，走方医在技术来源上主要有家族传统、地域熏陶、自学和拜师四种方式。在医术传承上，他们注重经验，以师徒授受为主，又自秘其技不轻授。在医疗诊治上，他们擅长取牙、捉虫、点痣等正统医家较少涉及的领域；多用禁咒、针灸、推拿等正统医家较少使用的手法；诊治不计后果，讲究速效；用药廉、验、便，还大量使用伪药。

关键词：清代；走方医；技艺来源；医术传承；医疗特点

走方医，亦称“铃医”、“草泽医”、“卖嘴郎中”、“过路医生”等，是对身负药囊，手持虎撑，周游四方卖药治病的民间医生的泛称，俗称“走方郎中”，亦称“江湖郎中”。以往学术界对于正统医家关注较多，而较少对走方医进行研究，其因大致有二：第一，走方医不如正统医家严谨、端重，带有较多的江湖习气，味浓重，第“草根”似乎学术价值不高；二，史料散而少。不过，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相，而走方医作为一支长期活跃于民间、与基层民众医疗健康密切相关的医者群体，理应成为医学史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本文试以清代走方医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医术传承和医疗诊治上的特点，以此来比较他们与正统医家的区别。

一、清代走方医的技艺来源

清代走方医的来源非常复杂，因而他们在技术来源上也不尽相同，主要可分为四大类，即家族传统、地域熏陶、自学和拜师。

1.铃医世家

同正统医家一样，走方医中也存在着家传的现象，只不过其具体情况更为复杂。有的是一家几代为铃医，比如北京同仁堂（创建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乐氏家族最初的几代。乐氏祖籍为浙江省宁波府慈水镇，明永乐年间该家族中出现一位摇着串铃走街穿巷行医看病的郎中，他兼卖自制或代售的药品，凭着自己高超的医术在北京站住了脚，成为北京乐氏宗族的始祖。接下来，乐氏第二代、第三代，子承父业，仍是摇铃看病[1](P164～165)。不过这种类型的走方医一般会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稳定下来，比如乐氏第四代乐育尊（1630～1688），最初还是走街串巷行医卖药的“郎中”，后在清皇宫太医院任出纳文书的吏目。他博览历代方书，又利用职务之便利，收集了许多民间古方和宫廷秘方，最终创办了同仁堂药室。这种类型的走方医大多真有医术，且多数将游走作为其家族医学资本累积初始阶段的权宜之计，最终目的还是要站稳脚跟，固定地点行医。

2.地域熏陶

清代走方医中存在比较明显的地域特色，即某个地区的人会长期从事某种特定的医药活动，并形成地方传统。比如湖南辰州人擅长祝由科，“《黄帝素问·移精变气论》有祝由科，谓人病不用针石药饵，惟焚化符箓，祝说病由，故曰祝由。湖南辰州人能之，常挟其技以游江湖，颇有验，人遂称曰辰州符”[2](P4119)。“常挟其技以游江湖”，说明该地区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习祝由科的走方医，并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的影响，因此人们以“辰州符”代指祝由术。在挑牙虫妇人中也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据清陆以湉《冷庐医话》卷四载：“江湖上女医有捉牙虫者，以箸尖向患处旋绕，投水碗中，似有虫者无数，云虫去齿痛当愈，顾往往不甚验。比阅程学博瑶田《通艺录》所载《亡室徐孺人行略》，始知其术皆伪。《行略》云：濠濠（丛书注：疑为“濠梁”之误）间妇人能为龋齿医，行而卖其艺，治一人齿，能出虫多者以百数。孺人曰：吾生长和州，知之久矣。齿即生虫，他医莫能出，若乃能应手出乎？盖蓼花虫也。”《成都竹枝词》“南门桥又中曰：畔喊牙虫，也与扬州一样风。持伞如来凤阳郡，与人多少受朦胧。”这里所提及的濠州、和州、凤阳三地，皆在安徽境内，主要隶属凤阳府。

此外，江西建昌人也有外出卖膏药的传统。《军机处档》47855、47861分别记录有被误以为是教乱分子的走方医江帼林和涂本金的供词：

江帼林供：我是江西建昌县人，在新八周婆村居住，现年五十三岁……我们建昌人出外卖膏药，是历久本分买卖。总因本县地小人多，营运艰难，所以都在外省做买卖。涂本金供：我系江西建昌县德二河分村人，年二十四岁……我们建昌县人出门卖药，是历久本分买卖。

二人都提到“我们建昌人出外卖膏药，是历久本分买卖”，可知建昌人在外卖膏药由来已久。3.自学者

清代有些走方医是自学成才，比如《良朋汇集·序》中所提到的孙伟：

亡名氏序略曰：燕山孙子，慷慨好义士也，讳伟，号望林，今行年七十有六。自述幼因家寒，父兄教以钱行粜米为业，颇不愿意，留心方术，施药济人。年二十许，涉历江湖，流寓楚之常山。卖药数载，思归故里，遂于崇文门内悬壶二十余年，每见重于当代之王公大人，延请招致，迨无虚日。

孙伟幼时家贫，父兄教他做钱行学徒，但他志不在此，因对医学感兴趣而留心方术，施药救人，并从大概二十岁起游历江湖，卖药数载之后回到故里，继续以悬壶为业，并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可，。像孙伟这“每见重于当代之王公大人”样因个人兴趣而自学成才，并可以此谋衣食者在清代走方医群体中当不乏其人。不过，由于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艺，故单凭自学往往不得要领，而且，在本事例中尽管未提及孙伟拜师学艺，但在他游历江湖的多年中，难免会向他人学习经验。也就是说，所谓的自学成才者也并非完全靠自己，笔者在此将他们单列出来无非是为了与专门拜师者加以区分。

4.拜师

清代走方医的医术大多有师承。他们有的是家族内的传承，这大多出现在有走方传统或者有医药知识积累的家庭，而多数则是拜师学艺。至于他们所拜的师，也不尽相同。有些走方医的师承，同坐堂行医者并无二致，他们之所以要选择走方行医多是因实际条件所限，比如因资金短缺而无力独立开业的新出师学徒。有些走方医师从常年在外闯荡的本地走方医，这些学徒会跟着他们外出游走，或者等他们年老归乡时再去学艺。有些走方医的师父是远来的僧、道甚至丐，当然他们中有许多是妆扮成僧道模样的走方医。有的走方医是拜老江湖为师，这里的老江湖未必为本地人。还有的人宣称自己的医术得自异人。

综上所述，清代走方医的技艺来源情况大致如此，其共同点是基本上都仰赖自己以及他人的经验，而且多数都曾有过跟随老师学习的经历，不论其期限长短、是否专门拜师。此外，由于其走方的特点，他们所学的内容也与正统医家有所不同，即不仅需要掌握一定的医药知识，还需学习一些行业隐语以及江湖规矩、技巧等，以备走方之用。换言之，较之正统医家，清代走方医的学习内容更为庞杂。

二、清代走方医的医术传承

1.注重经验，以师徒授受为主

宋明以来，自习医者固大有人在，但拜师兼自修，乃习医的常态。医学知识便由人与文本两线传下，不绝如缕[3]。而就清代走方医而言，他们的医学知识基本是沿着人这条线传承下来的，师徒授受是他们医术流传的主要方式。这一方面是因为走方医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大多只是略通文墨甚至不识字，故他们通过自学学习医术以及著书传授医学知识的可能性都比较小；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所传授的多是实用的医学技术，这种经验性的实践技艺，不太可能无师自通，必须经过师父的点拨，正如晚清民国著名医家谢观所言：“专科之术，非有师授不能通。”[4](P88)

宋代以后随着儒医阶层的兴起，文本的地位被抬高[5]，走方医这种靠师徒传授的传统也逐渐受到更多的诋毁和鄙视，对此谢观的评论较为公允：

大抵专家所传者，其词旨多不雅驯，其说考诸古书，或不能尽合，然其授受，具有源流，虽亦不免传讹，要为一字皆宝。儒医所辑者，其书多明白易晓，具有条理，然其学既无所受，试问古书之异同，凭何折证，恐不免意为去取矣[4](P66～67)。

走方医所传承的医学知识，虽然词旨多不雅驯，但他们的授受是渊源有自的，尽管有可能在传承中出现错讹，但“要为一字皆宝”。谢观对走方医的这种技术传承给予充分的肯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儒医文本传承的局限性————虽文词明白晓畅，但因学无所受，难免臆测。

2.严格保密，自秘其技不轻授

由于走方医这一特殊行业传承多为师徒制，弟子拜师时又需立誓不得泄密，所以他们的治疗方法与用药都不太能为外人所知，甚至走方医相互之间也保密，据清赵学敏《串雅全书》载：习是技者，师师口授，敩法相承。大率剽窃前贤绪论，以自为盈缩，或夸神授，或诧僧传。方则多本古人，又不能尽通古人之意，故自古无专书，人亦以卖艺者流薄之。其徒众辄挟此訾食江湖，秘其主使方剂，互为标揭。

然闻走方医中有顶串诸术，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其徒侣多动色相戒，秘不轻授。诘其所习，大率知其所以，而不知其所以然，鲜有通贯者。

方士尝言：一顶二串，湖海走遍。其方各承师技，多有名同药异。守诀为衣食谋，虽妻儿不知，因药霸而难与人言也。

其实这种自秘其技不轻授的传承原则也并非走方医中特有的现象，《清稗类钞》第五册工艺类·工艺之秘术中曾专门提到中国工艺中的秘术：

吾国之工艺，类有秘术。造纸处之工程，有相竹者，沤竹者，揭纸者，其法与其程度皆不肯质言。又景德镇烧瓷，其用油、造胚、画花，各有专行，而秘不示人。山东博山烧料及各色玻璃，皆专业，所制黑色玻璃，能使黑暗不透光，玻璃杯能斟沸水不裂，西人亦不及之。然其法极秘，仅传其子，即工匠亦必用其本邑人。凡商人欲定货者，先与金若干，彼即在山中制成，始送出，其制法不使他人得见。至用药料时，则帷其屋，虽工人亦不得见矣。又西人游历粤东某县，见有化矿质者，怪其未尝习矿学，而化炼颇得法，问之亦不告。又如粤之竹扇，精者仅一老妪，妪死，他人即不能继之。福州漆器亦然。

这种自秘其技的现象虽然看起来很保守，不利于知识的传播与技术的保存，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其道理。首先，技术是工匠得以谋生的手段，能够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而传统社会并没有专利制度来保护技术所有者的利益，在这种条件下，工匠对技术持保守态度，就显得十分自然与合理了。医学是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中包含着许多实用技艺。对走方医而言，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当然不会轻易外传。对于这一点，《镜花缘》第二十七回中的多九公说得很清楚：

我家人丁向来指此为生，若刊刻流传，人得此方，谁还来买？老夫原知传方是件好事，但一经通行，家中缺了养赡，岂非自讨苦吃么？

其次，知识在传统社会被视为一种私有财产，理所当然地也要子承父业。俗话说：“给儿孙留下千顷地，不如留下一门艺。”各种技艺最早的时候几乎都是靠家族传承。中医贵在经验，而经验在传统社会是秘而不宣的东西，所以中医药学重视家族传承。对走方医而言，尽管未必非家人不传，但还是不会轻易传授外人的。

再次，对走方医独特的医术和其中内幕的保密也符合整个走方医群体的利益。当然，这种对医技的保密往往导致许多特效技艺的失传，对此薛福成（1838～1894）曾做过深刻的反思，并提出改革之道：

惟中国名医，数世之后往往失其真传。外洋医家得一良法，报明国家，考验确实，给以凭照，即可传授广远，一朝致富，断无湮废之虞，所以其医学能渐推渐精，蒸蒸日上也。其他诸学之能造深际，率恃此道，又不仅医学也[6](P161)。

他也是参照西方的专利制度而为中医发展指路。这种技艺的失传多少会让人感到有点惋惜，不过廖育群对此问题的反思则发人省思：

“神奇之布”的制作方法大概真的再没人知道了，这种“技艺的失传”是否令人惋惜呢？我看倒也未必，因为即便是其制作方法仍然为人知晓，当代大概也无法继续使用这种独特的制作工艺；再者，普鲁卡因等麻醉药已然完全解决了手术止痛的需要。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中国传统医学作为唯一存活下来的“传统科学”，其存活的“理由”并非在于某些特殊的“技艺”，而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一种与近代医学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以此种思维方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当然，其中也的确不乏种种足以令世人瞩目的美妙技艺[7](P21)。

三、清代走方医的医疗特点

走方医以游走四方的形式行医决定了他们的医疗与正统医家相比有很多特殊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其擅长领域、医疗手段、用药等方面。

1.擅长领域及医疗手段

走方医比较擅长的主要是对各种常见疾病的治疗，这突出表现在“四验”之中。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能够以较迅速的效验赢得民众的信任。《串雅全书》中载：以坚信流俗：二点痣，三去“走医有四验，一取牙，翳，四捉虫。四者皆凭药力。“取虫为走医第一要法，”而选元尤有起死回生之术。无此二门，则无由见神，故兼存不废。”牙病、眼病、虫积是民众经常患的疾病，但因为它们一般不会致命，所以很少有人专门求医问药，而走方医往来各地，恰好可以提供方便的上门服务。痣虽然于身体健康无大碍，但因传统社会人们普遍相信“面无善痣”，不如直接点去，走方医简便快捷的点痣术会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

有些走方医还对各种疾病大包大揽，声称能治各种奇疾，他们当中有的真有奇效秘方，有的则属骗术。

笔者对《串雅》、《串雅补》以及《铃医秘笈》中所记载的药方加以整理发现，走方医所治的疾病很杂，内外科兼治，还包括各种奇疾，甚至还有“医禽门”、“医兽门”、“鳞介门”、“医虫门”、“花木门”，兼治禽鸟、牛、马、鱼、龟、蟋蟀、蚕、花木等，治疗范围非常广，其实这也适应了广大民众的实际需求。具体而言，《串雅内编》中所列的方剂以内科症治为主，而且走方医对方药的分类也与一般医家大不相同，赵学敏即注意到这个问题：

其所传诸法与国医少异。治外以针、刺、蒸、灸胜，治内以顶、串、禁、截胜，取其速验，不计万全也[8](P10)。

药上行者曰顶，下行者曰串，故顶药多吐，串药多泻。顶、串而外，则曰截。截，绝也，使其病截然而止。按此即古汗、吐、下三法也。然有顶中之串，串中之顶，妙用如神，则又不可以常格论也[8](P10～11)。

走方医将内科用药概分为“截药”“顶药”“串药”、“单方”、、四类，不同于一般医书的按症分类。“截药”指阻截疾病、驱邪于外之药；“顶药”是上行之药，也就是呕吐剂；“串药”就是泻下剂；“单方”则是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偏方。《串雅外编》中的内容更为庞杂，其中记载了大量外科治法以及咒禁、急救、兽医等内容。

鲁照（生卒年不详）在《串雅补自序》（《串雅补》成书于道光五年）中也曾提到走方医对药方的分类，与赵学敏所言稍异：

方士尝言：一顶二串，湖海走遍。其方各承师技，多有名同药异。守诀为衣食谋，虽妻儿不知，因药霸而难与人言也。顾方术有四：一顶二串三抵四色。何谓顶？顶者，涌汗也。烧丹亦谓顶。串者，攻下也。毒药亦谓串。抵者，偏药抵金以欺人也。色者，拔牙、点痣、熨烙、火罐，诸戏谓色样也。恕轩所辑《串雅》，与方士所传不同。然观其门分截禁，而法不外抵、色。其所云七十二截，抑或另是别传[8](P275)。

根据鲁照的说法，他认为赵学敏所编辑的《串雅》“与方士所传不同”，可能是因为赵学敏对赵柏云所传方书作了大量删改，也可能是因为到鲁照生活的时代走方医所传之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大体而言，鲁照所传的走方医方药可能更多地保持了其原貌，比如其中特别提到“断子法”，其记述有关避孕及人工流产的药方达23首之多，这是在现存医药文献中十分少见的内容。通常医药文献中“调经种子，嗣育保胎”的方药比比皆是，但对断产下胎讳莫如深，因为堕胎被视为不仁，医家往往有意避忌。

《铃医秘笈》所辑则几乎全是外科方剂，偶及治胃寒、脘痛的药方。总体而言，走方医也像正统医家一样以用药为主，只不过在具体用药上有些差异，而且多使用禁咒、针灸、推拿等正统医家较少使用的手法，即“治外以针、刺、蒸、灸胜，治内以顶、串、禁、截胜”[8](P10)。

2.用药

赵学敏曾将走方医所用药物的特点总结为“三字诀”：

走医有三字诀：一曰贱，药物不取贵也。一曰验，以下咽即能去病也。三曰便，山林僻邑仓卒即有。能守三字之要者，便是此中之杰出者矣[8](P10～11)。

这“三字诀”非常真实地表达了基层民众的需求，也适应走方医流动的行医方式。由于走方医居无定所，药物取得不易，用药无法拘执一方，而且诊金一般不高，故用方必须以贱为主。其次，由于走方医行走民间又居无定所，故治病疗程必须短暂、速效，才容易取得病患的信任。加之民间医疗资源的短缺，走方医通常大量采用常见物品入药，针对的病症也以内科痰嗽、胃肠道疾病、疡科以及路途上容
易发生的病状为主，也会顾及取牙、点痣、去翳、捉虫等常见小疾病。

此外，走方医经常使用一些矿物类药物，如硫黄、雄黄、白矾、朱砂、轻粉等。在儿科用药上也有这种情形，如可治小儿百病的“八仙丹”[8](P27～28)，在总量四钱的药材中用了朱砂五分、雄黄六分，这两种药物虽然具有杀菌解毒作用，但也都含毒性，若制法不当或服用过多都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走方医还常用一些动物类药物，如蜥蜴、蜈蚣、斑蝥、穿山甲、全蝎、蝉蜕、鼠胆、蟾蜍、水蛭等，这些药物在杀虫、治疗疔疮肿毒、化瘀排脓、镇定心神、治小儿惊风等方面有不错的效果，但因这些药物大多具有毒性，故通常需要经过特定的炮制处理，在使用过程中必须谨慎。可能正是因为走方医多用药性峻烈之品，故见效比较快。赵学敏就发现他们在某些项目上“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8](P6)，而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取其速验，不计万全也”[8](P10)。走方医所用劫剂集中体现了这种用药特点：

药有最验者曰丹头，即劫剂是也，病除后必不可再用。走医多挟此以博效，人每诧为神奇。病后再求余药，则授以丸药，谓可除余疾也。不知此即药肆中所弃之根渣，不论寒、热、温、和，辄取而锉制为丸，以贱售而贵取，所谓“捞爪”是也[8](P12)。

走方医用药的另一个特点是多用伪药。《串雅外编》卷三中专设“伪品门”，记载了走方医常用的假冰片、樟冰、假雄黄、假胆矾、假胡椒、假乳香、假象皮膏等伪药。鲁照认为造假药是方士四大方之一，三“顾方术有四，一顶、二串、抵、四色……抵者，偏药抵金以欺人也。”[8](P275)他在《串雅补》卷三“抵方”中辑录了一些走方医造假药的秘法。郑金生先生曾说“除不法药商之外，走方医生是古代伪药的重要制造者”[9]。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走方医长期漂泊流动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医疗有自己的特色。走方医居无定所及受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不易将其诊疗经验与药方详加记录，也不容易有指导他人医术、将其药方传递下去的机会。再者走方医为生计着想，也不愿将医方外泄。所以走方医的药方一般不容易被记录与流传。总之，在缺乏医疗资源的乡村等地区，走方医的各种医疗行为自有其生存之道，他们特殊的治疗方式与用药，虽然经常受到正统医家的批评，却能满足广大民众对便利、价廉、速效的医疗服务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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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

[7]廖育群.医者意也：认识中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8]赵学敏.串雅全书[M].鲁照，南厓，辑.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

[9]郑金生.走方医伪药初探[J].中药材，199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