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笔者浏览吴汝纶的书信、日记及其年谱，感到他推崇西医，贬斥中医，遂将他《答萧敬甫》函中劝请西医治疗的话写进拙作《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64页（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中医命运巨大变化中，吴汝纶是反中医、崇西医的弄潮者，他有哪些活动？对他的这种行为又该如何认识？近年文化反思中他对中医的态度实为典型事例，然而如何反思得好呢？笔者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写在这里，求教于同好。2006年春夏之交笔者拟就吴汝纶的西医观写出专文，并向同事余新忠教授谈及，他随即给笔者近年学界有关研究的两篇论文，随后又将他搜集的西医在华流行及其背景的一些资料无私赠送，为笔者写作提供方便，至为感动，书此以表谢忱。

　　一、崇奉西医和倡建西医学校

　　图49吴汝纶像吴汝纶于光绪十九年（1893）自云“笃信西医”《吴汝纶全集》，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安徽古籍丛书》第9辑第3册第70页，黄山书社2002年版；以下征引该书资料，除有特殊需要，仅注明书名及册页。。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初，他在家乡桐城病笃，拒绝中医诊视，派人到安庆请西医，日本学人、略知西医的早川新次陪同美国医生闻生前往诊治，然而西医亦束手无策，眼见他撒手尘寰。早川新次：《在安庆寄邦人书》，载《吴汝纶全集》“附录一”，第4册第1166页。仅此一事，适足以显现吴氏宗奉西医厌弃中医的鲜明态度，所宣称的“笃信西医”丝毫不爽。他的提倡西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强烈推崇西医和抨击中医

　　吴氏的信用西医，身体力行，及于家属。他至死都聘请西医诊病且不必说，其子闿生（启）患肺病，他请日本军医（系西医）冈柴治疗《吴汝纶全集》，第1册第444页。，又征询从美国回来的罗大夫及应系洋人的阿大夫意见，令闿生坚持休养《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73、577页。；让其弟山东汶上知县诒甫北上天津找西医治病。《吴汝纶全集》，第1册第433页。除了亲属就诊西医之外，吴氏着力劝谏友人改从西医。萧敬甫久服中药而不见效，光绪十七年（1891）吴氏在信中说他“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进而劝他改从西医：“执事久客上海，宜其耳目开拓，不迷所行，奈何顾久留病魔，不一往问西医耶！”《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5页。吴季白之侄，听了吴氏的话请西医治病，后到京城，吴氏于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劝导其继续用西医，给吴季白信云：“令侄还京后，幸尚就西医治之，可望复壮，勿听他人沮败也。”次年三月因不知对方是否服用西药，写信询问，并指责吴季白医学观念守旧，不读西医书籍，对西医信不过，要求他尝试“游移不自信之术”的西医。《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2—69页。同年写信给居住在直隶鸡泽县的王西渠，因乃父体弱失眠，建议改变笃信中医的态度，到天津洋行购买西药（西洋补药）服食。《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0页。何豹丞身体羸弱，吴氏特地向他推荐熟识的美国医生满乐道，要他去求医。《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56页。贾绂臣听从吴汝纶的劝告，用西医治好疾病。《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1页。吴氏学生王某体弱多病，命他吃西药，颇见功效。《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79页。

　　吴氏宣传西医，劝导于人，甚至采取责骂态度逼迫对方遵从，如谓信中医的吴季白，“执事于医学，所见如此肤浅，劝君且止此事，但可作举子业，今年取乡荐，明年入馆选，岂非用君所长乎！医道一事，从此闭口勿言可也”《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8页。。又如给姚叔节信中说：“不信西医者，皆愚人也。”《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10页。他采取这样激烈的态度，似乎有失敦厚之道，实乃因他感到中医传统势强，推广西医，得清除社会阻力之故。为此他对西医做了多方面的宣传，以便国人接受：（1）认为对西医已然在世界和中国流行的形势应当有所认识。吴氏在光绪十九年（1893）说，“近日五洲医学之盛”，使得中医一钱不值。《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9页。在此前二年，吴氏认为西医已在中国流行，故云其时“西医盛行”《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5页。。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针对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西医不合风土人情说法，批评道：“西医在中国行术者六十余年矣，何尝有‘不习风土’之患？”《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456页。（2）以治愈病人为例介绍西医。因贾绂臣用西医收效，希望“自此京城及畿南士大夫，庶渐知西术之不谬”⑧《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1页。。（3）用西医则须笃信之，不可将信将疑。所谓“以信医为第一义，一起居，一服食，无不惟医之从”，这样医者亦愿诊治，故能生效。《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68页。要求养病的儿子“一切惟医之言是听”《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91页。。（4）非痼疾均可以光顾西医，始能相信西医。光绪十七年云，西医对“非劳瘵痼疾，决无延久不瘥之事”《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5页。。（5）冀望人们化除积习和故见。“中国读书仕宦之家，安其所习，（对西医）毁所不见”⑧。（6）对西医书籍应持欢迎态度。劝人阅读西医书籍，谓“近今西医书之译刻者不少”，不读是不求上进。《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9页。“尊体羸弱，宜略阅西医书，稍明养身之法”《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56页。。有人认为不通德文不能翻译医书，如今所译之书是糟粕，吴氏则云英文通行各国，法文尤精，懂英法两种文字即可，无须一定要用德文，而现在所译的书皆有用之书，即是糟粕，也可先用，再谋得精华之书。《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8页。（7）抨击中医业者的自私自利。指出“用医术为生计者，又唯恐西医一行，则己顿失大利，以此朋党排摈，而不知其误人至死者，不可胜数也”。（8）使用中西医对比的方法贬低中医提倡西医。吴汝纶常常进行这种比较，最典型的说法，是他不止一次地讲“中医之不如西医，若贲育之与童子”《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5页。，以为两者的差别是一天一地，让人唾弃中医而信奉西医。

　　（二）对西医科学之处的认知

　　在吴汝纶的时代，西医的科学性所在与真正价值，即使相信者，认识也是不完全的、有限的。吴汝纶与在北京、天津、保定的西洋医生、华人西医以及懂得医术的传教士交游，特别是阅览一些有关西医的书籍和手册，如《妇婴新说》《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54页。《省身指掌》《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68页。《西医大成》《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2页。等，因而对西医有所了解，并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进行交流，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说的这一番话，大约表现出他的总体认识：“西医考核脏腑血脉的有据；推论病形，绝无影响之谈；其药品，又多化学家所定，百用百效。”《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1页。他对西医所能理解的、感受到的，或者说能表达出来的，主要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是西医学理、病理清晰准确。吴氏说西医“理精凿而法简捷”，而中医则是“含混医术”《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5页。。这种“精凿”与“含混”的对比，是说西医学理精确，也就是现代所说的西医是科学，是有理论的，是用理论来论证病情，可以准确无误地剖析病人所患为何种疾病以及应该如何治疗。吴氏以人们常说的头痛病来说明西医分析的精到：有人头痛，每发辄捶床呼号。此病中医不知其故，西医书则称其脑气受累所致。缘脑气所以受累者，则因人之聪明智慧皆出于脑，每日用功，必有休息闲适之时，然后脑不受累，若勉强过度使用，脑必累而成病。《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79页。

　　二是西医诊治方法简明而科学。吴氏在没有参观西医剖腹、截肢手术之前，知道西医使用听诊器检查病状，确定病名，对症下药，与中医的切脉不同，认为西医简单可信。他就西医诊治肺病说，“用闻症筒细心审听，决为可治，乃足信耳”《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87页。，意思是医生通过听诊器细心诊断，认为肺病的程度仍可治疗，才会给药及提出养病建议，病人也因此信任医生的处断。诊断认真，且为不可缺少的环节，否则不给治疗，所谓“西医不见病不肯给药”《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86页。。吴氏还知道西医通过X光镜为病人做检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签订时遇刺中弹，吴氏写信慰问，并询问治疗情况：“面部所被子弹，闻用西医新法，照见留藏处所，曾否用法除去，抑果毋庸过问，至为私系。”《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24页。

　　三是西医药品因科学研制而富有疗效。吴氏说“西医研精物理”《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57页。，深知物性，研制出医药产品，故而对治病有效。为此将化学家与治药连为一体，如说“又至一室，为制药处，则化学家事也”《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04页。，以及前述药品多化学家所定。说到“学家”，意味着科学，令人信服。比如，国人深信燕窝、鹿茸等为最有价值的营养补品，而吴氏说西医研究得知，骆驼粪便提炼出的阿磨利亚，树生的阿磨利亚，和鹿茸的功力相等，而价格便宜百倍，而且燕窝、鹿茸的补力都很小，西医并不采用。《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57页。

　　（三）建设西医学堂的思考

　　相信西医，医生从哪里来？吴汝纶在国内阅读西方及西医书籍，结交洋医生，应当对西医学院有所耳闻，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阅览沈敦和辑译的《英法俄德四国志略》，得知德国设有大学院，其医学有六门类：“一核全体骨窍肉筋血络液管脑气，二论各经功用，三论病源，四论药品，五论配制，六论胎产。”《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666页。及至次年到日本考察教育，留意于西医教育，去医学堂、医院参观，出席医学家集会，访问学者和官员时交谈医学教育，他将心得写进日记，写信告诉友人管学大臣、吏部尚书张百熙，特别在《东游丛录》做出专题报告，现在依据这些文献揭示吴氏对建设西医院校的见解。

　　医学在学科分类中为专门之学。吴氏获知西方学术界将学术区分为三大类，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自然科学里的二类学科有材料学科，其下有性态科学，实即医学，内含“生理学、组织学（凡人物身体之构造，骨格之结合，研其效用，谓之组织学）、病理学、卫生学”《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548页。。由此可知医学是一种专门学问，医学教育也就是一种专门教育。在日本，中学毕业，可以进入专门学校，包括医学堂。

　　医学院校的建制和学制。医科学校有两种，由国家设立的为“医科专门学校”，归文部省管辖，经费出自中央政府；府县设立的名曰“医学校”，经费由府县筹备。⑨《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64页。医学校分为二科，一为医学，另一为药学。医科学业年限系四年，药科则为三年。《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57页。教员，在专门学校分为两种，即教授和助教授，前者系奏任职务，后者为判任职《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66页。，在医学校，亦分两种职务，曰教谕、助教谕，也分别是奏任、判任。《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64—665页。大学医学部的教习，多延聘荷兰、英国和德国学人。《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79页。教学设备，除了教室、宿舍、餐厅，重要的是实验室，如病理标本室、解剖标本室、验药室、制药处，考验毒物室、生理化学室、生理室、眼科解剖标本室，以及附属医院和病房。《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03、717页。课程中有生理学，上课以外，还有实习。《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66页。学生，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医学校，而入专门学校则要考试录取。学生均需交纳膳食费。府县医学校卒业，即可行医。⑨

　　特别关注法医。吴氏云：“所心服者，尤在法医。法医者，检视生死伤病，以出入囚罪，近年问刑衙门获益尤多。吾国所凭《洗冤录》、仵作等，直儿戏耳。”《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397页。又云：“（法医）吾国所急宜讲求者。”《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16页。

　　（四）为中国开化而倡导西医

　　吴氏提倡西医、西医学，直观上来看，是要用西医取代中医，当然事情并非这样简单，而是关乎中国接受西学和近代化以及近代教育。他在直接给张百熙的书信，以及由他人转达的函件中，说明他在日本耳闻目睹关于西医重要性的言论，如日本政要文部大臣菊池、外务大臣小村、长冈子爵、近卫公爵、医学家同仁会，均讲说兴办西医的意义，吴汝纶不厌其烦地加以转述，是怕中国政坛“以医为无甚关系，故具书此间所闻，以备张尚书采择”《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397页。。关系重大究在何处？在于两点：其一，西医为开化之端。所谓“医学为开化至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396页。，日本“文明之化，自医学开始”《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47页。。开化是对着文明讲的，文明是指近代文明，中国要走出古代的不开化，走向近代文明，要以学西医为起手办法，为开端。其二，西医促进西学发展。学习西医，就要联络西人，从而成为加强西学的一种门径。而习西学，是立国之本。吴氏在研经会招待席上答词云：“今时国无西学，不足自立。下走东来，仰求师法，实欲取长补短，以求自列于群集竞存之场。”《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50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习西方，使中国立足于竞争的世界之林。

　　二、卫生学的倡导及其与西医、西学之关系

　　养生之道，自古有之。吴汝纶所讲的养生，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的养生，而是同他对西学、西医的认识相一致。他将养生提高到卫生学的境界，将疾病医疗与健身方法联系起来，并将卫生法引进学堂，这些新观念的产生，无疑源于对西医、西学的理解和运用。

　　（一）新式养生与健身

　　肺病疗养法。19世纪及20世纪上半叶，肺病（肺结核）是人类健康的大敌。吴汝纶本身咳血，不知是否为肺病，而他的儿子确实患上了此病，为此他求教西医，与西人肺病患者交流养病经验，因而总结出一套疗养法，并且介绍给友人，如给侄女婿廉惠卿信中说：“令四弟如系肺疾，应就西医，并宜移居海滨，借海风所涵碘质，以补益肺家，服麦精鱼油，以调养肺体，仍戒勿用心，勿受外感。此病甚不易治，中医不解，亦无征效之药，其云可治，乃隔膜之谈。”《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87页。大体上表述了他的肺病治疗法：其一是呼吸新鲜空气，多吸收氧气。“养肺以常得空中清气为要，故每晨出游，为养生第一义”⑧《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86页。，早晨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只是一个方面，他还懂得吸收氧气和排除废气二氧化碳，故云在山区，得养气（氧气）稍多，肺渐结实，而入城郭，接受炭气（二氧化碳）多，就会犯病《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78页。，户外活动之外，要勤开窗户，所谓卧内宜通空气，窗宜常开，宣通疏豁以养肺，人不知此，尤其是北方人冬天固闭门窗，室内黑暗，竟然以为养人，令知晓医学者可怜他们。《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67页。吴氏不仅明了通风对养病有益，更由此懂得中国传统房屋建筑的不利于健康，故云“中国房舍不适通风采光之法”，所以成为上学幼童早逝的一个原因。《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66页。其二是注意饮食，吃易消化的食物和西洋补品。吴氏认为麦乳精、鱼肝油为咳血要药，牛肉精或牛液粉（奶粉）皆养身妙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68页。吴氏主张多吃牛肉，家中备有“洋铛”，炖牛肉，不加水，喝其汁，以养人。《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93页。笔者理解，此法应与云南气锅炖鸡相似。其三是应有有节制的运动。用吴氏的话说是“运动以不受累为要”⑧。他特别以肺病痊愈者的传教士为例作宣传，美国人路牧师肺病严重，遵医嘱回国疗养，他每日在田野锄地，不到一年病愈，原因是原野空气新鲜，锄地活动两肘，增加肺呼量。《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753页。当然运动量不能大，大了身体要受伤。其四是听医生的劝告，少用脑，少读书。其五是防止感冒。此外，病人一切起居宜加慎重，勿着急，勿恼怒，勿忧愁，大风大雾之时勿外出。《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87页。在肺病的特效药盘尼西林、雷米丰发明以前，主要靠养，诚如吴汝纶所说，“肺病不在医药，全在得清气养气，善自将息”《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92页。，他的疗养法是行之有效的。其实，他的方法不只是治疗肺病的，在营养、适当活动、呼吸新鲜空气诸方面，对健脑、养胃都是有价值的。

　　健脑法。吴汝纶的教书职业，多接触青少年，而青年学子中患头痛、风眩、颠狂病、失眠症的不少，吴氏说这都是脑筋受伤，解决的办法是不要上学太早，应到八岁入学，在学习时间，不可用功过猛，一定要有课间休息，体育锻炼。《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368、601、603页。

　　养胃法。吴氏友人王小泉患胃病，几乎不能进饮食，又不敢吃药，吴氏特为他介绍牛肉精，说这种食物入胃即化，不会使胃出力受伤，它是食品，不是药，不必拒而不用。《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2页。

　　营养学和营养品。吴氏多次在通信中说到营养品牛肉精、奶粉、麦乳精等物的价值。他作为以米为主食的南方人，从西方书籍中获知面粉的营养价值高于大米，因此主张多吃白面。《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75页。他关注的不是个别食物，而是营养学。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日记里摘抄一千多字的《纽约格致报》关于食物成分、能量的统计分析，内容包括各物产生的热能，人类能够消化的程度，以及脑力工作者与体力劳动者，体质强者与弱者，男性与女性，年龄的差异等因素对消化吸收的影响。吴氏从而认为：消化之事，以肉为易，瓜菜为难也。《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527页。

　　育婴法。吴氏因为添外孙，告诉柯绍忞（系其女婿）夫妇：中国传统抚育婴儿方法不当，应咨询西方女医生：“彼土料理婴儿，将养爱护，曲尽性理，家喻户晓。其谓吾国妇人，愚蠢不达事理，往往用为笑柄，名为爱之，其实害之，故必以勤问西法，为养婴之要诀。”他举例说，去看视一位西方人，该人不在往常接待客人的地方会见他，乃因小儿昨夜未睡好，现在那里睡眠，不要去惊动。尽心如此，其他可以类推。《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54页。

　　晨练法。吴氏日常早起，到原野走步，一般要走七八里。《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46页。他鼓吹晨练，劝人“日日清晨出外行动，其补益过于日食一鸡”《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257页。。走步而外，自云“每晨跳舞，即体操之意”《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94页。。总之，早晨要做健身活动。

　　（二）学堂卫生法

　　吴氏将学堂卫生看作第一等事，所理解的卫生，是将体育（体操）视为生理卫生的重要内容，纳入教学课程；制订学校清洁卫生规则；主张设立校医。

　　卫生为教育根本的识见。吴氏得知“外国学堂以卫生为第一义”《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91页。，而且“现今以卫生为教育根本，已成世界之公论”，“西洋各国学校中皆有卫生之学”。何以卫生能成为教育根本？吴氏认为学堂卫生有三个必要，也有三种收益：使学生身体健壮，足以胜任工作；体健能够令人有精力发挥才智，创造财富，使得国家富足；体壮能够精神刚毅，义勇奉公，是国家兵力强大的条件。《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71页。这样把富国强兵同卫生联系起来，自然将卫生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了。

　　学堂清洁法。吴氏让人将日本学校实施的清洁法译成中文，预备在他筹办的学堂中实行。他不是原文照搬，而是加上自己的见解。如大扫除，日本原定每年一次，他觉得太少，改为二至三次；又如禁止吐痰一条，他特别加写“此各国所兢兢也”《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1166页。。清洁法规则分三个方面，为日常清洁法、定期清洁法和校园被水后清洁法。其日常清洁法有九项：一、教室、宿舍每日洒水打扫，擦拭用具，开窗户，洒水注意不让室内潮湿；二、教室、宿舍备字纸篓、痰盂，不得乱扔废纸及随地吐痰；三、宿舍预备鞋帽刷子，学生出入应该刷拭；四、衣服被褥时常曝晒和洗涤，每月最少一次；五、便所每日清洗，粪缸撒布防臭药；六、食堂、厨房、浴室、盥漱室时常打扫，开窗通风，清除臭气；七、垃圾及时搬运出去；八、水沟经常疏通；九、庭院、操场、廊檐下亦须保持清洁。定期清洁法笔者不再转述，其水后清洁，是为防制湿气。《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22页。

　　体操课程的设置。吴氏批评儿子闿生不懂得体育的重要：“体育为学校中一要义，各国皆讲求此事，汝独不能，是仍中国旧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03页。表明他知道重视体育乃世界潮流，国人要能跟上，必须破除传统观念——以为体能活动不是读书人的事情。他强调体育，不只是学生个人的事，而且关系着国家的富强。日本体育会体操学校松井次郎兵卫给吴氏信中讲述体育的好处是：体育令人身体健壮，精神旺盛，“则文教可兴，武备可精，殖产兴业可以隆盛焉。果然，则富国强兵之策，全存于兹”《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51页。。这封信，吴氏收入所著《东游丛录》中，表达出重视和赞同之意。

　　校医的设置。日本学校设有校医，在1902年吴汝纶考察之时，公立学校二万八千余所，有校医七千余人。校医的一项任务是调查学生体格，一年两次，所谓调查，即体格检查，并写出报告，说明学生现时身体强弱，比较当年与前一年体质变化。报告送交文部省，以便修改学生课程数量，保障学生健康。《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70页。

　　其他方面，吴氏亦多所关注，如教室采光，课桌椅高度与学生身材的配合，吴氏也都留心到了。《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33页。另外，个人卫生方面，强调注意整洁仪表，比如教导作为学生的儿子，身体宜修洁，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令人讨厌，以后八日一剃发，三日一洗澡才好。《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76页。

　　（三）卫生学与西医、西学

　　学校开设体育课，设立校医制度，建立一整套的清洁法，是中国传统教育所没有的。吴氏讲的卫生学既为中国前所未有，相关的养生学亦是新式的，与传统的迥然不同。这是因为他吸收了西医、西方养生学知识，并加以总结而得到的。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多次见到吴氏说卫生、体操西人如何说，如何做，西医又如何如何，他所抱的态度就是学习、仿效，并要求他人也要那样跟进。他读包括医书在内的西方书籍和接触西方人士时，力求抓住人家的办事精神、为人处世的精髓。他说“西国学人必求饮食起居之适意，不以简啬为美，诚见养生之重”《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04页。，又说“卫生之学，万不可不讲。西人无论为学办理，每日不过四小时用心，余皆休息时，此最宜学”《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603页。。他从而懂得人的劳逸有度的生理卫生要求是合理的，生活的适当营养是必须的，因为有那样的生活理念，才有相应的养生之道，那样的生理卫生知识。“非明于西医者不能自养”《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67页。，在彼时的中国，无疑是至理名言。

　　日本学习了西医，吴氏从日本得到卫生法。吴氏在日本获得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日本的医术，从学习中国改而效法西医，他在日本同仁会欢迎会致答谢辞：“贵国之医，本取中国，几经考验，乃改用西法。”又说：“见各学校于生徒卫生之事，最为注意，此非医学大明，何能及此！今敝国将开学堂，若诸君子以精深医术推行教导，则吾国受益于贵国甚大，岂言语所能志谢哉！”《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447页。盛赞日本医学的进步，同时表示乐于接受日本的医学，改变中国医学和教育的面貌。从已接受西学的日本学习西方文化，此为晚清中国改革论者的理想之路。吴氏的赴日游历，结交日本各界人士，请人翻译学校及卫生规则，就是走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道路。

　　三、传布西医西学的意义和反中医思潮的世纪反思方法

　　前文简单叙述了吴汝纶否定中医、推崇西医和卫生学的史实，如何看待他的这种活动？他在崇信西医中极力反对中医，又应怎样评说呢？尤其是中医起死回生，学界回眸，需要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呢？限于笔者的能力和时间，只能作肤浅的、提要式的说明。

　　（一）推崇西医的社会意义

　　其一，推动现代学校卫生教育的诞生，吴氏个人应当被视为一位助产士。

　　这里只以一个事实为例了解吴氏对新式教育出现的作用，这就是他的作品《东游丛录》。他将在日本考察现代教育所形成的文字，汇集成《东游丛录》四卷，卷一是关于教育制度的，涉及教育行政，各种类型学校的功用、学制、学则、管理、教学法、学生成绩考核、教科书、学校设备、图书馆、博物馆，日本学校沿革，欧美小学课程；卷三是学校图表。卷二系参观交游日记摘录，卷四汇集有关函札。卷一、卷三是总叙现代学校制度，并以图表作出辅助性表达，是理性的说明，卷二、卷四是面对现代教育的个人感受，进一步申述现代教育内涵和实行的必要。吴氏系受清朝政府学部派遣赴日考察，身份是北京大学总教习，以《东游丛录》交差，可惜的是回国旋即辞世，筹办中的桐城学堂亦未能目睹其问世，更不必说办大学了。然而他鼓吹兴办现代学校的愿望是在中国大地实现了。整套制度不说，以卫生方面来讲，学校开设体育课、生理卫生课，建置校医室，制订并实行清洁卫生规则。以笔者的亲身感受讲，20世纪40年代在农村上私塾，在大城市读高小和初中，私塾还是老规矩，不必说没有体育课，没有课外活动，连去厕所也要拿牌子及时回到书房，随地吐痰、擤鼻涕，学校就大不同了，教室放有废纸篓、痰盂，每天有值日生做清洁，另有大扫除，体育课之外，高小打垒球，初中打篮球。而今回想起来，有这样现代学校学习，真是幸运，而这是受现代教育推行者之赐，是吴汝纶及其同道现代教育思想为世人接受的结果，也就是受吴汝纶之赐啊！因此对他怀有感激之情。

　　其二，吴氏是西医在中国立足的呐喊者，对西医的传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据上海新闻纸报道，同治十一年（1872）到虹口养育堂就诊的病人17644位，其中有西方人321人，西医为院中董事，并培养华人医生。《申报》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同年，前往仁济医馆“就诊之人日益多”《申报》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五日。，次年到北京西医开设的医院治疗的有9618人。《申报》同治十二年六月初十日。这是19世纪70年代，在首都北京、大城市上海各有上万人次的西医就诊者，这些人是新事物的勇敢尝试者，然而更表明的是西医在中国已有不俗的表现。不久，光绪七年（1881）的有关信息是，西药因立见效应，“有后来居上之势”黄式权：《淞南梦影录》，收入曹炳章主编《中国医药大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版。；到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人们认为西医已然流行。陈虬：《瘟疫霍乱答问》，收入曹炳章主编《中国医药大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版。也许可以说19世纪下半叶是西医在中国站住脚跟的时期。吴汝纶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信仰、推崇西医的，他是先驱者，属于勇敢者行列，这还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为西医大声疾呼，以不信西医者为庸人，拒绝中医者为卓识。吴汝纶谓王小泉“拒绝中医，实为卓识”，见《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2页。他因为与西医及西人接近，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被民众误认为是信洋教的，他想从直隶保定到满城而当地民众不允许，辗转逃避到深州，才避免被团民掳杀之劫，而他主持的保定莲池书院有人被抓，友人罗大夫遇难。由团民对他的态度，可知他是宣传西医、西学的重要人物，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三，吴氏是冲击中医的激进者，仍有其某种积极意义。

　　中医无论在通用理论上、治疗手段上、医疗立见成效上都不及西医。中医缺少系统理论，诊断、用药规律性不显著，不能大量培养人才，医生多凭个人素养、经验处方，误诊之多不可避免，造成庸医多的状况。可是中医又占据医疗的主导地位、统治地位，不撼动它，西医就不可能立足和发展，就不可能为多数民众所接受。对中医进行冲击的力量，在态度上有两种区别，一是激进者，以为中医一无可取，要使它从医疗界消失；另一种人持温和态度，认为中医、西医各有优长，也各有不足，都不能百病皆治，需要取长补短，这自然允许中医存在了。两种态度，都对西医在中国传播有利，都质疑中医的垄断地位，使它处于被动地位，以致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作出取缔中医的决议案，赖有有识之士的缓颊才使中医延续下来，而后新中国政府的政策使它有了较大发展，不过它如何科学化还在探索之中。话说得简单些，冲击中医统治地位是必要的，使得它自身改进更新，提高科学程度，取信于人，乃至走向世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样，温和派、激进派都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激进者的过分行为，无情打击中医，促使它在一个时期内难于生存，不能发挥它的治病救人作用，使得从业人员艰于生活，这种伤害，无论对社会、对医药界、对病人、对中医从业人员都是不利的。激进者的行为难辞其咎。吴汝纶是冲击中医的激进论者，对中医的变革有其意义，而对中医事业也有破坏作用，这正负两方面作用都应看到，不宜偏向一极。

　　吴氏的全面反对中医，可是好像又存有一点希望，这么说，是因在他的文论中有蛛丝马迹可寻。光绪十七年（1891）吴氏给在上海方言馆任职的萧敬甫写信，赞赏该局出版的《西医大成》，并云该局赵元益“长于译书，兼通化学”，可否请他邀集懂得化学的同人，“将《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药品，一一化分，考其质性，则为功于中土甚大”《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3页。。他希望能将中医经典里的药方药品化验出它的化学成分，能像西药一样，以明其药性，便于使用。可知他不是全盘抛弃中医。他阅读中外典籍，做出笔录，对《黄庭经》摘录甚多。《吴汝纶全集》，第4册第990—993页。此书系道家修炼养生之作，与中医颇有关系。八国联军侵扰保定之时，吴氏给地方官吕秋樵书信，谓其维持局面甚为难得，并云：“事经有识之君子承办，虽万分棘手，亦皆有脉理可寻……”《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304页。“脉理”一词，不经意用来，然而这是中医专业技术语汇，这一用，也表明吴氏并非决绝地摒弃中医文化，兴许还有一点爱惜之意。吴氏虽然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但是中学是母文化，是其文化的根基，不论他如何表示对中医的弃置态度，在骨子里是不会遗弃干净的，与母文化不可能彻底决裂。

　　（二）否定中医的思想根源与社会背景

　　关于吴汝纶反对中医观念的形成，董丛林的《吴汝纶医药观的文化表现及成因简论》董丛林：《吴汝纶医药观的文化表现及成因简论》，《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张勇的《偏激与折衷——试析近代国人对待中医的态度》张勇：《偏激与折衷——试析近代国人对待中医的态度》，《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期。，均论及吴汝纶反中医的思想成因，如与维新变法、与晚清儒学今古文之争的关系，笔者就不再论及，而拟说明以下四点：

　　重物质轻精神观念的时代来临。西方近代以来，社会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价值，看法上有着根本的转变，自然科学的地位超越人文科学，在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越来越明显。中医和西医就好像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西医检查使用器械、做化验，用药与施行手术并行，这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中医靠望闻切问，讲的辨证诊断和治疗，多系观念层面的，人们看不见、摸不着，两者的一物质、一思维，就令人直觉西医可信，中医不可靠了。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里说：“我国人谓疫有神，故设法以驱之。西人谓疫有虫，故设法以防之。神不可见，而虫可见。微生物乃天地间一大种类，终日与人争战，虫败则人生，虫胜则人死。”所云细菌可见、神不可见即中西医的物质与精神之别。吴汝纶所说的西医“理精凿而法简捷”，中医是“含混医术”《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55页。，就体现了重物质、轻思维的观点，而这是时代理念，不是吴汝纶个人的。

　　社会上层易于接受西方先进物质文明。开始让西医治疗的主要是两种人，一是社会下层的穷人，无力治病，西医，特别是传教士开办的医院施医施药，穷人不得不前往就诊；另一是社会上层人士，早在清初康熙皇帝就让西医疗疾，服用西药。吴汝纶的时代，上层人士信西医者也是先驱。李鸿章、恭亲王奕、醇亲王奕睘府邸均以牛肉精为“至宝”《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0页。。李鸿章的夫人请伦敦会的马根济博士治病，痊愈后捐款，帮助马根济在天津建立大医院。费正清：《剑桥晚清中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619页。曾纪泽的儿子求助西医，不治而亡。驻日公使黎庶昌用西医治眼疾，丧失一目。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卷三，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61页。无论成功与否，找西医治病的上层人士实乃不乏其人。对外国先进的器物，社会上层乐于享受，迅速使用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信用西医，可能有生命危险，上层何以敢于一试？试者乃思想趋于新潮者，接触西人、西学较多的人，李鸿章、奕、曾纪泽、黎庶昌皆是，吴汝纶亦然。

　　富国强兵的思潮。吴汝纶的幕主曾国藩、李鸿章以富国强兵为政治主张，吴汝纶深受影响。要达到国富兵强的目标，一个前提条件是人的身体要健壮，为此学习西医，在学堂进行卫生教育。

　　“庸医杀人”的社会思潮的作用。晚清至民国前期，可能是西医在中国的实践，更让人感到中医之无能，于是“庸医杀人”与中医等同起来，或者说就成为中医的代名词。鲁迅不就因乃父病故而大骂庸医杀人吗？与吴汝纶痛恨“中土庸医杀人”《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141页。，如出一辙。

　　（三）关于文化反思的几点思考

　　笔者前面对吴汝纶反对中医采取两分法，未作全面否定，就涉及文化反思的方法论问题。

　　反思是学术研究，意在给人以历史经验的启示，需要避免强烈的政治性和大批判的武断方法，始可能正常地开展。尝见关于民国取缔中医案、讴歌名医施今墨的中医史论文，讲述议案制定者如何反动，怎样被斗争抵制。阅后，只使人产生其文在宣传“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感觉，并不能明了为何会有取消中医的动议。至于方法上，重在给事情定性，并不讲述多少道理，似乎有“大批判”的痕迹。想来其作者也并非有那种意识，很可能是受意识形态上颂今非昔的影响，受否定历史、动辄批判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学术性地进行文化反思，似乎不宜只是单纯地对反思客体作出对与错的判断，更重要的是明了其时人们何以会有那样的行为与观念，重在说明它，以便后人理解，从中得到教益。这样的要求，绝不意味着学术见解可以含糊。观点必须明确，是非应当分明，但这不等同于立场分明。既然不是简单地判定是非，就需要克服思维定式，多作分析说明，能够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

　　对文化反思客体的新旧各种思潮、观念、流派、团体均宜做出正负两方面的检讨，说明为什么会有新思潮、新流派与传统观念、非主流观念以及不同团体的冲突。如中西医碰撞中各自的得失有哪些，中医从主导地位到被动、危殆、复兴，对自身的刺激、革新、前进有无益处，好处又何在，教益又来自何方。西医的、全社会的，均宜关照到。又如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谓其打倒孔家店过激，诚然，确实需要清除其影响，而所倡扬的科学与民主思想，不仅是当时的时代要求，即使今日仍是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一切都需要分析的，而不是简单地评判是非。再说，判定是非可以说相对容易，而明了事情的原委曲折及致此之由则不简单了。

　　从长期社会后果看文化观念的社会性和价值。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东西，所谓真理也具有相对性。文化反思的现实告诉人们，对同一个事物，不同时期的人有着差异的甚至迥异的看法，往往是后人否定前人的见解，但是能够成为定论吗？再后来的人会一定信从吗？不一定。今日以为正确，焉知异日不为谬论乎？所以不必过分自信，不必盲目自以为是。定论很难说，不过应当尽量做到反思得准确一点，为此要运用历史长过程的动态考察法，即将事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其变化，了解其在不同时代对社会的正负面作用及其演变，说明其社会性和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