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鼠疫在世界范围的大流行有三次，即6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公元541到542年爆发于地中海，后扩散至欧洲）；14世纪的“黑死病”（一说起源于亚洲西南部，一说起源于黑海城市卡法，约在1340年散布到整个欧洲）；第三次就是1894年 光绪二十年始于广州的腺鼠疫，以香港为传播源波及32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纪之交的全球瘟疫。1894年5月初，鼠疫由广州传入香港，这年香港鼠疫患者2679人，其中死亡2552人，这一年成为香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份。港岛鼠疫的迅速流行并屡禁不止，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英国统治香港伊始，便奉行种族歧视政策，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末，港英政府将维多利亚城中心划为欧人专属区，并强调“今后应尽可能避免华人与欧人杂居”，“于是在不同的区域内，便出现绝然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大致上港岛的中央部分和半山区域属欧人区，东西两端属华人区”。港督德辅（William Des Voeux）曾向英国政府报告：“在维多利亚城西部不及半方哩的地区内，住了超过十万人，平均一英亩住上了一千六百人。这种挤迫情形，殆为世界任何地区所不及。”一套面积为390平方英尺（约合36平方米）的房屋常住30-50名华人，人均比香港法定的华人墓穴面积（3.65平方米）还小。香港的卫生状况引起英国本土的关切，英国政府特派皇家工程师柴维克（Osbert Chadwick）来港，调查后认为港九两地公共卫生极为恶劣。柴维克报告书1882年发表，次年，港督宝云（George Ferguson Bowen）向立法局提出修法，“这个法例一旦执行，当年不合卫生的华人住宅，势将大举拆除或重建。华人社会有鉴于地皮缺乏和房租奇昂的事实，力表反对，使宝云不得不暂缓执行”。直到1887年，立法局才通过《公共卫生条例》，并组成洁净局。但这个条例同样引起华人社会不安。因担心当局随意检查民房，四万华人联名上书要求撤销该法案。华人社区恶劣的生存条件形成了“疫病的温床”，种族歧视又使港英政府对华人的施政能力大打折扣。二元社会的存在，造成香港华洋、官民之间的严重对立。这种状况使得在鼠疫面前，港英政府的应对缺乏合力基础。

　　首先，封港政策陷于失败。瘟疫爆发之初，港府即行封港，却屡遭岛内人们的突破。部分是出于避疫的需要，岛内居民想逃离疫区；部分是出于华人习俗，因其并无医院的概念，染疫者多习惯在家里诊治，但此法确不适宜传染病的治疗，家人极易被传染。故一经港府人员发觉，即被强制送往医院。染疫之家，则予熏洗消毒，死者尸体须以石灰埋葬，这又与华人葬俗相悖，往往隐匿不报。“港府于是派兵逐户搜查华人房屋，每隔十天搜查一次，市民深受其扰。”于是，华人大批离港，“买办、承包商、收账人、商贩、家仆和苦力全都加入了大逃亡”。以东华医院为中心的华人社群，就离港问题与港府屡起交涉。1894年5月20日，“香港绅商在东华医院集议港地病人调理之事，时适降雨，华人至者，院内上下立满，有在院外持伞立雨中观望者。巡捕官梅及国家医生亦踵院会议，以刘君渭川为主席，……呈禀官场求准人情，俾病疫者回省”，并起草给港督的联名信。22日，有华商多名赴港督府求见，再谈“求准病人回本土”，港督答复“任人去留，并无阻止”。港英当局并不打算认真封岛，实际上采取的是明禁暗放、以邻为壑的政策。港府这一官方表态，使人们纷纷离港，“约有四万人避至他处”。几天后，离港人数大幅攀升，“目下华人之避至他埠者已有十万，每日尚有三、四千人舍而之他”。粤港间的长途转运，慌不择路，交通事故频仍，“有一华船由广州载避疫人一百五十名至石龙，中途翻覆，悉数毙于海中”。此时，港府还采取了另一项更危险的措施，就是把染疾病人转送广州，“准许染疫者离港，而染疫致死者，其尸体亦得运返原籍安葬”。港穗对烈性传染病人如此迁徙，实在不可想象。如果说做出此项决定的双方，不明厉害的广东官员是愚蠢已极，而知道此病传染性的港英官员则是明知故为，引疫它处。所谓封港政策全然失败，瘟疫在粤港间交叉传染，互为恶果。

　　其次，岛内隔离面临挑战。14世纪欧洲黑死病大流行，城市隔离被广泛采用。但人群隔离是西方的防疫方式，中国传统并无此法，国人对此不太适应。还因为港英政府的种族歧视，港督曾宣布“所有受病之华人须立时移至病医船中”。只将华人转送于临时拼凑的医船中，而不包括西人，理所当然遭到华人抗拒。报载：“前数日差弁麦伊华赴吉祥街某屋查搜，见一女子患疫，欲舁（yú，抬）往医院，而亲属不允。”强制的结果是“人心惶惶未定，如疫症不退，恐不免滋生事端也”。

　　再次，搜查政策遭到华人社会的强烈反对。港督罗便臣（William Robinson）曾语带讥讽地说：中国人的“看法是盲目的偏见和迷信的产物，驱使他们东躲西藏，最终必须组成搜索队，挨家挨户地寻访。发生了一些令人痛心的情况：当一支搜索队进入一座有数名患者的房子时，仓促间想尽办法躲藏……华人的聪明才智从未经受过如此严重的考验”。华人与港府交涉“求免入屋查搜”，并进行民众**，“忽有太平山东街居民手持呈词入院，诉称查搜屋宇人员突如其来，致惊吓小孩，实为不便，恳官于此事留意”。却遭港府严拒，罗便臣等“传见洁净局官绅”，根本不容华人代表置言，“罗制军询问刘绅曰：‘医院绅董此次之禀，其意何居？’刘（渭川）君未及详答。罗制军即言曰：‘稽查屋宇所以防疫症传染，东华医院应协力襄办，何遽反为禀请停止此等要事，碍难允如所请’”。罗便臣旋即发布公告“不许挠阻洁净各总差入屋巡查”。华商代表再赴港督府请求“免入屋查搜”，遭罗便臣呵斥：“至入屋搜检不能间断”，罗声称“各华人行为殊属不好，此次因何阻止各差入屋查搜……汝等亦各宜帮助官场，免至疫病传染，切勿多端阻止。谕毕，众俱唯唯而退”。

　　又次，拆除房屋遇到激烈抗争。港府为隔离疫源，“计划拆除不合卫生的中式房子，数目约为全港民房的十分一”。6月7日，洁净局官绅会议：“将太平山有疫之屋三百五十间一概封闭，着令现居之人尽行迁徙”。但如何处置这些房屋，意见并不一致，极端者主张全部烧毁，但不同意烧屋的占多数，最后改为拆除。毁房却未盖新房，人散四处，居无定所，更易传染，遭到华人社群特别强烈反对，抗争浪潮甚至波及广州，“广东省垣，时有人粘匿名帖，略谓如港官欲毁太平山房屋，则沙面租界当纵火焚烧云”。拆屋行动还面临华人工友不愿从事的困境，“收拾屋宇及殓尸之工人日给洋银一元，尚不乐于从事”。伴随拆屋，港府决定推行人口登记，遭全港两万多人的罢工抗议，罗便臣称“这次罢工不是经济罢工，实际上是对抗该项法令和政府”。他警示香港总商会：“华人确实像孩子。父母不与孩子讨论问题，他们只是说明要做的事情，坚持要把事情做完。”于是，在港府支持下，香港资方从大陆招募新工人替代，轻易瓦解了罢工。

　　最后，中医与西医严重对立。在那个时代，绝大部分生活在香港的华人还是信服中医。民众对西医的一些治疗手段并不了解，对“用西法调理，啧有烦言。盖一则恐以西药治华病，脏腹各有不同；一则恐一旦病亡，首丘（比喻归葬故乡）莫正，死者含冤，生者抱恨”。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香港唯一的中医院——东华医院承担着格外繁重的华人医疗任务，1893年住院病人达2857人，门诊病人135608人次，平均每天376人次，但全院只有4名中医。1894年，面对疫病流行，大大超过平时病员入院，压力更可想见，因病员太多，无法应对，于是另谋设立新的分院。因为部分华人对西医的不信任，有些华人甚至避开官方自建医院，“华人在九龙荔枝角建一医院，抬病人入内治之，以致或生或死，西人不得而知”。可见中西隔阂之深。

　　总括看来，香港被英国占领后，华人反对殖民的斗争从未停息。而港岛的英国统治者有种族优越感，歧视华人。鼠疫来临时，港督罗便臣即称华人不愿对预防措施给予合作，是因为“他们养成了不卫生的习惯，从婴儿时代起就群居混处，不了解隔离的必要。他们非常乐意像羊一样死去，只要他们不被打扰，疾病就在他们当中传播”。这些都使得港岛族群严重割裂，导致出现华洋、官民全面对立的情况，使得港英政府颁行的每项措施几乎都遭到华人社会的反对。

　　1894年香港面对鼠疫侵袭损失惨重，还与当时鼠疫未能在病源学上得到完整的科学解释有关。直到1897年，奥斯塔M.Ogata首次提出腺鼠疫的传播媒介是跳蚤，鼠—蚤—人的传播链条开始串接，而完全清晰的鼠疫传染机制是1914年才由巴科（A.W.Bacot）揭示的。所以，在未发现鼠疫病源前，只能进行漫无目标的防疫，香港是从1904年才开始大规模灭鼠的。故而公共性、全民性防疫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为了公共利益，公共卫生不得不牺牲个体的自由度，如在大部分民众能够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则社会动员会比较好。香港鼠疫流行期间，因种族歧视政策的影响，华人群体多不理解港府的作法，在得不到广大民众支持的情况下，港府只得独自采取措施，动用巡捕警察等工具来强制实行，造成了大的社会震荡。

　　公共防疫虽是近代的产物，但并非完全与近代性成正比，不是说，愈是近代化程度高的社会，公共防疫就必定搞得越好。这除了政府的支配外，还有民众的配合。防疫能力，一方面与社会的近代化成正比，更与民众的参与程度成正比——因为这是一项公共性的事业，如没有全民参与，将是很难推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