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名妓文化是晚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明名妓清丽脱俗的气质与形象体现在三个方面：衣着风貌的艺术美，居住环境的雅致美，行为举止的脱俗美。这种表现与她们的艺术修养以及晚明空灵的士风相关，也与名妓心理上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可和朦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密切相连；从文化层面看，晚明名妓在此方面的刻意追求反映了晚明市民文化、娱乐文化、思想文化等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趋向。

【英文摘要】The famous prostitutes culture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late Ming dynasty culture. It was in three aspects that elegant ethereal temperaments and the images of famous prostitut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manifest: artistic beauty in attire style, concinnity in dwelling environment, and the ethereality in behavior manner. Their performances were related with three aspects: their artistic tutelage, free and easy style in behavior of gentlemen, as well as the famous prostitutes' approval to the social role in their own psychology and the dim self-awareness. Seen from the viewpoint of culture, famous prostitutes performanc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reflected sedulously the changing trend in social culture, prevailing custom, entertainment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cult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关 键 词】名妓文化/晚明名妓/文化风尚famous prostitutes culture/famous prostitutes in late Ming dynasty/prevailing cultural custom

【英文标题】Cultural Perspective of the Temperaments and Images of the Famous Prostitutes in Late Ming Dynasty

一　缘起

   本文所指晚明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与传统所指晚明(或者明后期)社会的上下限——即从1573年万历帝登基到1644年崇祯帝在煤山吊死——有所不同，笔者将其下限扩延至1661年南明政权的最后消亡。1644～1661年的几个政权，继承了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统绪，一个系列下来，仍是朱氏后裔做皇帝、用“明”国号，有自己的建号和正朔，按照明朝先例建立起来的各种机构一应俱全，中央朝廷和所属的地方之间还维持着虽然微弱但还正常的行政关系，这些作为明朝的基本特征一直存在。更重要的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一种文化决不因为某件历史大事的发生而突然中断，它的消亡是一个惯性的、缓冲的历史过程，南明的18年，正是明清文化彼此消长的一个过渡阶段，明代文化的流风余韵仍深深地体现在当时人的身上。本文所论述的主体——名妓以及和她们联系紧密的文人名士，大多活动在江南一带，这里正是南明统治的中心地带。明朝北京的政权灭亡后，这些人在南明几个政权的支撑下，在心理归属感上仍然延续着明代的文化认同，“明朝体制支持了一个成功的、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统治大秩序，几乎达三百年之久；因而他们对基本明朝体制有着真正的自豪感、信任感”[1] (p186)。因此，这个时期完全可以作为晚明的一部分。这当然不是笔者的独创，朱东润先生在他的《陈子龙及其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中计算明朝就是截止到1661年；李治亭先生主编的《清史》也是采取同样的方法，将清朝历史的开端“锁定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复仇”[2] (《总论》，p6)。

   名妓是晚明文化不容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社会晚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政治上，它比以往任何朝代末年都要复杂，汉、唐、宋、元社会晚期，政治或败于外戚专政，或败于宦官篡权，或败于党争，但晚明却集这几种毒瘤于一身：几乎贯穿于万历朝始末的国本、梃击、红丸三案无不与外戚相牵扯；天启、崇祯朝的宦官势力渗透于朝廷政治；党争更是如此，从万历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永历时，从未中断过。三种毒瘤严重地消耗了明廷的实力，社会控制力日趋下降，使得人们的政治生活失意而私人生活空间变得极其广阔，各种开放的风气——享受、娱乐、逾制、个性解放等乘虚而入，波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对于道体上仕途渺茫而个体上风情浪漫的晚明士人来说，他们在获得广阔的私人空间后，不断地从各地风云聚合，会社四起，在团体中寻找价值归宿。于是在晚明社会，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名士群体。开放的社会风气、娱乐文化的刺激和名士群体的出现，使得一大批名妓在这时涌现，① 在短短几十年间，先后有近120位名妓活跃在社会上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盛极一时、风姿绰约的大批名妓与当时的文士名流相互酬和、交往、激荡，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名妓文化，成为晚明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孙康宜女士把她们评价得更高，她说，“名妓便是晚明文化的象征：她们的审美意趣、她们的才华、她们的美貌、她们的坚忍、她们的自裁——在在都迎合了王朝自身悲剧性的命运”[3] (p156)。中国名妓文化的法典化从唐代开始，“繁盛于晚明时期；无论是其能见度，还是其文化水平，都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在人数和她们及其主顾所支配的经济资源上，晚期帝国的名妓都超过了其中世纪的同行”[4] (p269)。

   名妓，作为一种服务于男性而存在的“他者”，其精神面貌、形象气质、生活品味、审美趋向都与当时的士风和社会文化气息密切相连。晚明名妓，本就多天生丽质、聪明灵慧，加上艺术修养的熏陶和空灵士风的洗礼，无论是在衣带装束、举止风貌方面，还是在屋内摆设、居住环境方面，她们都一改前代名妓讲究粉融香腻、豪华奢靡的俗气，脱离喧嚣与热烈，追求一种清幽雅致、淡丽精洁的品味。她们或俏丽活泼，或洒脱不羁，或幽静如谷雾，或温和绰似大家，表现出高雅脱俗的气韵，留给后人深刻的印象。晚明名妓的表现不是随意偶然的，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折射出的当时社会文化风尚的发展变化，值得我们探讨。

   二　表现

   明万历之后，南北妓中，佳人颇多，“大同妇女，姝丽而多恋土重迁，盖犹然京师之习也。此外则清源、金陵、姑苏、临安、荆州及吾闽之建阳、兴化，皆擅国色之乡”[5] (卷八《人部四》)。明人新都梅史亦称：“燕赵佳人，类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朝建县，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熏陶，其惊艳天下无宜。”[6] (p137)晚明名妓多以姿色秀丽见长，且不事铅粉，韵致天然；她们的“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大约以淡雅、朴素为主，不以鲜华、绮丽为工也”[7] (上卷《雅游》)；她们的居住环境，也同样避开豪奢摆设，而是突出雅致不俗、丽而不华的特点；琴、棋、书、画艺术又熏染了她们的内在气质，使她们在行为举止上愈发显得清丽脱俗、气韵高雅。

   首先在衣着风貌方面，晚明名妓姣好的容貌、淡雅的装束、诗一般的气韵，其本身就是一幅绝妙的艺术品，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

   她们有的气质如烟，寒淡清雅。如秦淮名妓董小宛，“面晕浅春，缬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8]，可谓名妓之精品。陈圆圆颇有林下风致，“容辞闲雅，额秀颐丰……花明雪艳”[9] (卷四《燕觚》)；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8]，如岚如雾，飘逸轻柔。名妓朱泰玉之色，“澹虚沉静，飘忽流光，遥而望之魂飞，即而见之意销，望而不见想结”[10] (p98)。有的超凡脱俗，韵致天然。汴梁名妓李无尘，字不染，幼时人们就称她前世为瑶台侍香儿；《众香词》说她“含英毓华，蜕尘祛汶，谈谑竟岁月，不涉一烟火语。及枕灿衾烂，衣弛烛微，若举身而委弃焉，真一代佳人也”[10] (p110)。其风貌竟若瑶池仙子。秦淮妓李十娘：“生而娉婷娟好，肌肤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闲情赋》所云‘独旷世而秀群者也’。”[7] (中卷《丽品》)京师妓薛素素，“平生不佩椒兰，而芳出肤理”[11] (p371)。金陵妓寇白门则“娟娟静美，跌荡风流”[7] (中卷《丽品》)。还有的文采飞扬，容貌惊艳。如名妓马娇和顾眉，前者“姿首清丽，濯濯如春月柳，滟滟如出水芙蓉”[7] (中卷《丽品》)；后者“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支轻亚”[7] (中卷《丽品》)，春月柳、水芙蓉、如云发、桃花面，有如集天地灵秀于一身。从姿首上看，晚明这些名妓无不体现出一种艺术美。

   唐代名妓多崇尚秾妆，施朱敷粉，以黛画眉，燕支涂唇；宋时青楼，皆靓妆艳饰，兰麝熏人，贮以华屋；元朝也有貌美艺绝的名妓，但是大多泼辣倔犟，快人快语，野性十足。晚明时代，在传统底蕴浓厚的北方，名妓还保留着脂粉浓艳的前代遗风，如《析津日记》中说：“燕中妇女虽曰秾丽，大约调朱敷粉，涂饰为多。十三辄嫁，至三十而憔悴矣。此如蕣华易落，何如玉之有？至于青楼之伎，多着穷袴，其被服罗裳者亦鲜也。”[12] (卷一四六《风俗一》)但在江南，名妓则已开始脱离这种俗气，追求自然天成。她们多清新靓丽、倩影多姿，不施粉黛却天然丽质，有一种别样的韵致和风情。这种风格与前代脂粉红颜相比，更具有深刻的文化品味，是名妓审美趣味精细化、艺术化的表现。

   其次，在居住环境方面，晚明名妓也刻意追求淡洁精雅，居所多梅竹、书帙、香茗、古琴，充满闲雅的艺术情调。妓之所居为乐界胜地，晚明名妓十分重视这里的环境设置，她们日日焚香洗竹、打扫户舍，庭院曲廊纤尘不染，处处精致异常，挑不出一星半点尘俗之气。如马湘兰家中“池馆清疏，花石幽洁，曲廊便房，迷不可出”[13] (《闰集》)。卞玉京吴门居地“湘帘榧几，地无纤尘”[7] (中卷《丽品》)。顾眉之眉楼更是“绮窗绣帘，牙签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香烟缭绕，檐马丁当”[7] (中卷《丽品》)。金陵妓嫣然、倩然二姐妹的幻影阁书帙横陈，茗香精洁。李十娘所居，“曲房秘室，帷帐尊彝，楚楚有致。中构长轩，轩左种老梅一树，花时香雪霏拂几榻；轩右种梧桐二株，巨竹十数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人境”[7] (中卷《丽品》)。这些名妓们的住所，花石幽洁，书卷飘香，老梅梧桐，池馆翠竹，分明是高士们的雅居，余怀用“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7] (上卷《雅游》)来形容南京旧院妓家屋舍状况，概非虚言。还有的名妓干脆撤去一切纷华之物，远离尘嚣，如董小宛“小筑河滨，竹篱茅舍”[7] (中卷《丽品》)，屋内摆设只有书帙瑶琴，宛然一山中隐士。范珏同小宛一样，屋内一切衣饰、歌管、艳靡之物，皆屏弃不用，日日阖户焚香煮茗，相对仅药炉、经卷而已。[7] (中卷《丽品》)

   与前代名妓居所的华丽豪奢相比③，晚明名妓屋内静幽雅致的摆设，反映出晚明名妓审美趣味与前代之不同，即脱去浮躁和繁华，追求淡丽雅素，是一种更高、底蕴更深的文化层次。

   再次，晚明名妓的美更体现在不俗的气质内涵方面。她们虽身陷风尘，却不自甘沉沦，而是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气质品味，在与人交往中，展现出高洁的品性、脱俗的举止风度、精细的生活品味，造就了高雅的晚明名妓形象，使她们在中国名妓文化史的舞台上异常地亮丽多采。

   高洁的品性：高洁的品性往往不是天生就能具备的，是通过人精神境界的不断提升而逐渐“养”出来的。晚明名妓在其狭窄的生存空间中，为求得更多的生存资本，不断历练自己，提升自身品味，在肮脏的风尘世界中，尽可能出淤泥而不染。董小宛平生厌倦喧嚣，“性爱闲静，遇幽林远涧、片石孤云，则恋恋不忍舍去；至男女杂坐，歌吹喧阗，心厌色沮，意弗屑也”[7] (中卷《丽品》)。小宛因家贫而沦落风尘，但她心存高洁，并不喜欢笙歌喧阗的曲中生活，只渴望幽林远涧、片石孤云，保持着一份超然。《陶庵梦忆》卷五载，名妓朱楚生，“色不甚美，虽绝世佳人无其风韵，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楚生多坐驰，一往情深，摇飏无主。一日，同余在定香桥，日晡烟生，林木窅冥，楚生低头不语，泣如雨下。余问之，作饰语以对”。[14] 楚生生得楚楚动人，韵如孤烟，多情而自尊。对于自己身陷风尘的身世，悲凉却无奈，面对日暮烟生，不由愁绪万千，遂低头哽咽，乃至泪如雨下。知己细问，又不忍失态，只好假以他语掩饰。这是一个情感细腻、善良的女子，没有丝毫做作的风尘之态，只有自尊与自爱。王月生孤芳自赏，“矜贵寡言笑，女兄弟闲客多方狡狯，嘲弄咍侮，不能勾其一粲。……邻居有大贾，集曲中妓十数人，群谇嘻笑，环坐纵饮，月生站立露台上，倚徙栏楯，眡娗羞涩。群婢见之，皆气夺，徙他室避之。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与俗子交接。或时对面同坐，起若无睹者”[14] (卷八《王月生》)。这些名妓们的寒淡、孤傲、洁身自赏为其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她们自尊自爱、高洁不染的品性因其身陷风尘的独特身份更显得可贵可敬。

   脱俗的举止风度：晚明名妓在举止方面，或闲雅如儒士，或温宛如碧玉，她们不尚华丽，不慕权贵，不屑俗客，与名士交往酬和，脱俗超群，是晚明文化的亮丽视点。名妓周绮生体貌闲雅，不事铅粉，举止言论俨如士人。柳如是一身儒服，扁舟一叶放浪湖山间，与陈子龙、李存我、汪然明、程孟阳等高才名辈相游处，风流倜傥。卞玉京对一般俗客不甚理睬，遇清高逸士，便“谐谑间作，谈辞如云，一座倾倒”[7] (中卷《丽品》)。李十娘，名士艳羡者颇多，她却“愈自闭匿，称善病，不妆饰，谢宾客。阿母怜惜之，顺适其意，婉语辞逊，弗与通。惟二三知己，则欢情自接，嬉怡忘倦矣”[7] (中卷《丽品》)。这些名妓通常来往的都是几个知己，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些人多是名士雅客，受他们卓尔不群、闲适洒脱的气质影响，名妓的举止风度也往往显得高雅脱俗。

   精细的生活品味：晚明名妓优雅不俗的气质还体现在她们高雅的生活品味方面。一个人生活质量高与否，不在于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从事的职业高贵与否，而应看其是否具有从容优雅的风度，热爱生活、视生活为艺术的心态以及发现美、享受美的心灵。精致高雅的生活品味，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品格和修养，也能透露出她的气质与内涵。晚明名妓虽然从事着低贱的职业，但她们懂得如何营造精雅、时尚来掩盖日常生活的平淡，来抚慰悲凉无奈的心情，给他人以美感，自己也享受美。潇洒、绰无脂粉态的郑如英在“诸姊竞相逞艳自媒”中“独处静室”，[10] (p199)享受一份心灵的沉淀；董小宛于竹篱茅舍旁歌诗鼓琴，感受大自然之万籁；范珏在清溢的茶香和袅袅的炉烟中读诗诵经，心止如水，淡泊、明丽；身处珠市的王月生仍保持着矜持高贵的心态，其嗜好之一便是品茗，“好茶，善闵老子，虽大风雨、大宴会，必至老子家啜茶数壶始去”[14] (卷八《王月生》)。闵老子即白门闵文水，善于茶道，他以茶会知己，茶道只献给真正的高士，一般俗客不轻易招待。王月生每日必饮闵老子茶，其意不在茶，而是在品味生活。上好的茶茗、精良的茶道、隐逸的高士，才是王月生所追求的，她于品饮香茗中养就了闲雅的气质，风雨无阻，不急不火。就像这些人一样，晚明名妓的生活，不是追逐华贵、富丽与奢靡，而是在品茗、焚香、赋诗、弹曲中体验高雅情调。名妓依靠高品味的生活隔离了尘俗的喧嚣和无奈，净化了心灵，发现美、欣赏美，使自己的生活变得从容而优雅。

   从上述三方面可以看出，身处风月场的晚明名妓，追求的恰恰是与烟花风尘相背离的东西，即风雅、细腻，高度审美化和私人化，她们尽可能地以各种方式、方法维护精神上的独立、高贵和尊严。

   晚明名妓的这份独立、高贵与尊严即使在北京明廷失祚、满清文化强行入侵后也仍然延续着、保持着，只不过更多了一份悲怨、坚韧。1644年，清军南下后，与以前的闲雅游历生活不同，许多名妓开始过流亡生活。黄媛介在西湖以卖字画为生，“稍给，便不肯作”[15]。卞玉京遇乱后，从吴门返回秦淮，于1651年在钱府与吴梅村相遇，吴渴慕相见，卞玉京想到自己与他无缘的婚恋、想到流亡的无奈，感到相见无益，于是虽“屡呼之，终不肯出”[16] (卷十《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并传》)。林天素、张宛仙、王修微等流落杭州，投寄汪然明府邸，汪然明卖田21亩接给这些“饥寒之客”[17] (p393)，张宛仙与人宴坐，“终宴无一语”[17] (p393)。在流亡的生活中，除了增添了一种坚韧以外，这些名妓仍保持着那份高洁、尊严和贵气在她们身上。而这，正是晚明名妓的独特之处，是她们优于同时代其他风尘女子和以往时代名妓的地方。

   三　原因

   晚明名妓淡雅、清丽、脱俗的形象气质表现，不是随意的、偶然的，有着多面的深层次、浅层次的原因，不仅有她们自身艺术修养方面的熏陶，还有当时空灵士风的濡染，更有其内在的心理层面的因素，这里试分析之。

   1. 艺术修养的熏陶

   与前代名妓相比，晚明名妓无论是在艺术才能方面还是艺术修养方面都高出一筹。名妓作为妓中的佼佼者，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才艺，但是历代名妓无不打上时代文化的烙印：唐代在艺术上是诗歌的王朝，故名妓善诗，如薛涛、刘国容、李季兰、鱼玄机；也有懂得歌舞曲子的，如宫廷妓许和子。宋代词作风靡一时，宋名妓多善作词、唱词，如聂胜琼、琴操、严蕊。元朝是杂剧时代，元名妓则善演杂剧，如梁园秀、朱帘秀、顺时秀。擅长某一种艺术技能是这几代名妓共同的特点，但是晚明名妓不同，在艺术才能方面，晚明名妓将自己的视野伸延到诗词歌赋、绘画戏曲、琴弦丝竹等艺术的各个领域，不仅精湛于某一种技艺，还注意融会贯通，许多名妓身兼数艺，堪称全才。有如张岱评价黄介令所言，“未闻书画与诗文，一个名媛工四绝。……右军书法眉山文，诗则青莲画摹洁”[18] (p51)。更重要的是，在艺术修养方面，晚明名妓有一种视艺术为生命、下全力为之的态度，有一种艺术活动中的自主、独立意识，有一种表现自己品味和见解的艺术参与和批评精神，而这三个方面对于从艺者来说至关重要。前代名妓缺乏的恰恰是这种艺术自觉的精神，她们之与技艺，多限于一种技能的训练、一种谋生和自娱的手段，没有将之上升到艺术自觉的高度，在自主性、艺术人格独立方面显得被动。关于晚明名妓的艺术表现及其修养，笔者有文章专门论述，篇幅所限，在此不再展开。

   艺术方面的成就与造诣造就了晚明名妓独特的品格，其与文人雅士交往中所表现的闲雅、通脱，其注重人格独立的自尊与自爱，其高雅的气质和精致的品味都由此而来。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艺术修养使她们情趣高雅，举止不俗，又自爱自怜，看重人格的独立和尊严，其与人交往，风流宛转、清爽宜人。表现在气质上，晚明名妓则显得清逸、剔透、多才、高雅；表现在生活态度和精神品味方面，无论是在屋内摆设、居住环境方面，还是在衣带装束方面，她们不像前代和以后清代的名妓那样讲究豪华奢靡、珠光宝气和粉融香腻，而是脱离了尘嚣俗气，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品味——清幽雅致、淡丽精洁，与她们的艺术修养相一致。

   2. 晚明空灵士风的濡染

   作为“他者”的名妓，其主要的服务对象也即其倾心的对象就是文士名流。在中国传统社会，名妓名士作为既相互需要又相互欣赏而形成彼此依恋情结的一对双璧，他们之间必然产生共鸣效应而相互影响。对于晚明名妓来说，其清丽脱俗的精神风貌和高雅精致的文化品味与当时士风无不关联。换句话说，晚明名士身上空灵的士风深深地濡染着名妓，影响着她们的见解和认识水平，影响着她们的心态和追求。

   晚明社会士林间有一股清新、空灵的风气。晚明时代，政治局势的败坏、经济生活的繁荣、社会风尚的变迁、信仰体系的冲击，都对士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改变着士人尤其是名士阶层的心态。政治方面，皇帝怠政、宦官专权、党争酷烈，不仅使得帝国的统治能力下降，而且使大一统政权的凝聚力消失，皇帝的尊严、威信和能力受到影响，名士的忠君报国观念逐渐淡薄。经济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享受、拜金、消费等享乐意识冲击着人们旧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力图摆脱禁欲主义的道学标准，开始追求物质和人性的享受，这对骨子里本身就蔑视名教、追求浪漫的名士不能不有所影响。社会风尚方面，晚明违禁、逾制、奢侈之风的盛行，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心理，也同样改变着士风、影响着士人的心态。最重要的是中国宗法专制社会发展到晚明，传统文化内部出现了矛盾集结体，作为传统文化哲学支撑的程朱理学，与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相悖离，无法再担任其统治思想、维系人心的大任，新兴的心学为处于传统信仰体系坍塌中迷茫的人们提供了新的人生价值诠释思路，很快得到士人们的普遍欢迎。心学使士人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对传统中一些不符合人性的东西进行质疑。在晚明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的还有另外一种学说，即禅学，禅宗“随缘任运”之洒脱，正好弥合了士人仕途无望的心灵创伤，他们借禅的超然之姿、清和之美，摆脱名教羁绊，纯任天真自然、自娱自适，抒发疏影淡月、几许销魂的浪漫情怀。这两种思想，使得名士们内心残存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几乎被荡涤殆尽。

   在这样一个行为规范、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时代里，传统的价值观念都有可能被怀疑、被重新审视。尤其是名士，带着对理想和现实之间差距的思索和苦闷，带着对世俗生活的热望和渴求，传统观念中被认为是千秋功业的文章、仕途在他们的眼里变得毫无价值；政治的腐败使他们表现出对仕宦生涯的厌倦，以天下为己任、维护大一统政权，不再是他们基本的人生理想和立身之本，其价值观念发生了从道德指归向自我指归的转化，走向自身价值体认。“外在事功的追求让位于个体内在欲望的自足，生命价值取向偏向了自我”[19] (p16)。这种自我价值体认表现为不再以修身道义为己任来苛刻自己，而是追求放情适意、怡性享受，在诗酒棋茶、竹林冷月中获得生命的本真之乐。名士在放弃了名利的羁绊、道德的追逐之后，回到个体生命本真中来，更注重生活情趣，崇尚自然，追求林泉竹篱的雅致，在自然之美和个人生活的意趣中体悟自己的情感价值，在飘逸的白云山涧间得到一种沉淀心灵的宁静；在借禅悦的超然、清和之时，尚气、任性、简傲、狂诞，毫不掩饰地展现个性、表现自我，率性而为，追求任性自然和洒脱适意的人生存在。凡此种种，无不在展示着一种脱离了僵化、板结而变得灵活、通脱、充满情趣的空灵风气。

   晚明名士的这种空灵士风，使得名妓在气质形象方面也脱离了豪奢、俗艳的靡丽，追求一种淡雅清丽的超俗，表现在衣着风貌上，避开鲜华、绮丽，讲究淡丽雅素；在居住环境上，脱离豪奢摆设，突出精雅不俗、丽而不华的特点；在气质内涵方面，展现出高洁的品性、脱俗的举止风度和精细的生活品味，从而造就了她们诗画般的高雅形象。

   3. 心理层面的原因

   晚明名妓多天生丽质、生性聪慧，但却处于地位本就低下的妇女中的最底层，而能摒却身外的压力，保持高洁的品性、从容的生活态度、脱俗的举止风韵，这也更与她们心里深处的一种角色认同和朦胧的意识觉醒密切相连。

   什么是社会角色？“角色是附着于社会地位之上的被期待的行为或者行为规范”；“是与社会职位身份相联的被期望的行为”。[20] (p27)名妓所从事的是贱业，其角色就是为男性提供娱乐服务。晚明社会的士风空灵，士人追求的是一种精致高雅、自然脱俗的品味，他们必然要求名妓具有高雅的情趣、脱俗的举止，这就是名妓所必须扮演的社会角色。名妓在与名士的交往中，体悟到保持这种形象的必要性，潜意识中认肯了这种被期待的角色行为。晚明名妓之所以尊严而自信地生活着，多半是因为她们认可了自己作为名妓的社会角色身份。一方面，因为她们是名妓，就会被人们追随吹捧，生活就会有保障，名气成为她们保持尊严的资本。另一方面，她们的娼妓身份又决定了她们仅能作为玩物存在的可悲命运，男人在兴致高昂时视她们为宝贝，对之吹捧、赞誉，在内心深处、在骨子里却瞧不起她们，在男人眼中，她们永远无法与普通人家女子相比。一旦失去“名妓”这一角色身份，她们就有可能被冷落、被抛入低谷。这种巨大的反差使名妓比普通妓女更具有不安全感，就更珍视这个给她们以暂时稳定的名妓身份。而维护名妓的角色身份，就是要保持住这份情趣高雅、举止脱俗的形象。

   晚明名妓自我意识的朦胧觉醒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晚明个性解放运动，名妓受到影响，朦胧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重视自我感受、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表现在日常行为和生活中，刻意注重自己的形象和气质，追求生活的精细化和高度的审美化，以展现自己的个人魅力和独特个性；二是来自他人的肯定。女性心理学家认为，“妇女的自我评价相当一部分，是依据其他人喜欢她们的确定性程度而定的。……这意味着妇女的自我尊重，是由于她们从其他重要人物那里得到的信息形成的”[21] (p111)。名妓的自我肯定多半来源于别人对自己的喜欢程度和认同评价。名妓受人喜欢、受人吹捧，使其有一种优越感，发现自身价值，有意无意地滋生出自我意识，其从容的生活态度、自尊自爱和高雅追求就是这种自我意识优越感的表现。名妓毕竟不同于普通妓女，她的名妓身份是最好的广告招牌，不需要像普通妓女那样去亲自招揽客人，有资格端坐深院或隐蔽山林，自会有人寻找来。她们自认为与其他妓女不同，也不愿同普通俗妓同流合污，虽也身处风尘，但她们不一样，她们属于高高在上的佼佼者。因此，晚明名妓有足够的心态和金钱、有足够的才气和智能使她们保持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和从容的生活态度。

   四　文化透视

   名妓卑微的社会地位、复杂的角色身份，使她们能够站在时代的前面，敏锐地捕捉到社会时尚、思想风气的变化，以迅速转换自己的风味，积极迎合士人的新需求。晚明名妓清丽的容貌、淡雅的装束、格调清新的居住环境以及高雅的举止和风韵都不是随意的和偶然的，它反映了社会文化风尚的发展动态，透露出晚明时代风尚的变化趋向，表现如下：

   1. 中国市民文化几经沉淀，至晚明繁华褪去

   中国市民文化崛起于晚唐。安史之乱使中央财政受到极大破坏，政府不得不转而依靠粮盐转运，给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兴起，至宋代，林立的瓦肆、店铺、酒楼、作坊和灯火通明的夜市都标志着市民文化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初登社会舞台的市民，以其精打细算、市侩实际的经营方式，腰包日渐充盈，成为新的暴发户。他们刚刚挺起腰板，渴望获得社会的重视且急于表现自己的财气，以奢侈和耀富掩饰那种摆脱被压抑地位的欣喜，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因此，新兴的市民文化有一种浓艳喧嚣之气，表现在娼妓业方面，唐宋名妓在衣着打扮和起居环境上，追逐俗艳奢靡的风格。南宋末年，理学兴起，要求人人格律自制，束心养性，市民文化追求享乐玩娱，与此相抵触而陷入低潮。元代疆域辽阔，驿站系统完备，中西经济和文化交流大起，来往于中亚、元大都的商人和驼队络绎不绝，促使城市商业空前繁荣，市民文化再次兴盛。到了明初，明太祖严厉打击江浙富民，继而明成祖禁海，阻碍了商业的发展，思想上又祭起回避四伏危机的文化禁忌，古板、冷峻、拘谨、守成，直接窒息了那种轻松、活泼、热烈的市民文化。市民文化经过宋前期和元朝的两次兴起、南宋末年和明初的两次低潮之后，至明中后期又一次崛起，这时已几经沉淀，文化极度成熟，那种虚浮的繁华日渐褪去，一种有质感的、底蕴深厚的、能慰藉心灵的文化享受成为时尚，市民文化在奢侈风气中，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品味。

   另一方面，以山水为主、吸收禅学情趣的文人画在宋代兴起后，文人对绘画的审美逐渐扩大到园林、居室、器用方面，造物艺术上表现出与诗歌、绘画一致的品调，品鉴、收藏蔚成风气。经元而至明，终于形成包括诗文、绘画、品茗、饮酒、抚琴、对弈、游历、收藏、品鉴在内的庞大而完整的士大夫文化体系。[22] 晚明尤其是江南一带，已是经济极度富裕、文化极度成熟，士大夫文化几乎无所不在地主导了这一地区的每一文化领域。文人意匠下的造物，不复有宗教的力量和磅礴的气势，而成为精致生活和温文气质的产物。这同样也影响着市民文化的品味。

   晚明名妓适应了这种文化品格的需求，在衣着风貌上淡雅朴素，在气质上清丽不俗，这些都反映了晚明市民文化风格的变化。

   以晚明名妓生活环境方面的追求为例试看这一变化：晚明时期居民建筑风格有所改变，“自明中期以后，宫廷建筑或仿吴下之风，或下从田野之风，曲附林泉之致……是一种审美风格的变化，即从壮丽向雅素过渡”[23] (p96～97)。明人追求雅素的审美趣味在这时已悄然形成，而士大夫独具的情趣，决定了他们在这一居住审美时尚变化中的导引作用。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一所述其书屋紫桃轩，很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理想居处：

   在溪山纡曲处择书屋，结构只三间，上加层楼，以观云物，四旁修竹百个，以招清风，南面长松一株，挂我明月，老梅蹇蹇，低枝入窗，芳草缛苔，周于砌下。东屋置道释二家书，西置儒籍，中横几榻之处，杂置法书名绘。朝夕白饭、鱼羹、名酒、精茗。[23] (p106)

   这里有老梅、松竹、书帙、精茗，充满着闲雅的艺术情调，与前文名妓的环境设置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名妓刻意布置自己的房屋，以投合士大夫的喜好，吸引名士佳客的光临。从深层面看，她们在居住环境方面所追求的风格与唐宋名妓华丽排场的风格截然不同，恰是市民文化口味从华美、浓烈向精致、雅素转变的具体体现。

   2. 娱乐文化从商业性向艺术性的转变

   与市民文化繁华褪去、质感加重的表现相一致，明代娱乐文化也转而从商业性向艺术性转化。“宋代整个娱乐文化的走向与特色”，有一种“商业化趋势”，“瓦舍既是娱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勾栏内商业广告琳琅满目，艺人的演出乃至体育表演均以挣钱为目的”。[24] (p268～269)商业性必然是浓烈的，尽可能张扬与夸大，以此来吸引众人的目光。反映在名妓文化方面，以鲜华、奢靡、夺目为能事。元代艺人地位低下，靠技艺糊口，娱乐业艺人在维持温饱的低层面上，无心向艺术化靠拢，只能是商业性的。与前代不同，晚明社会，“在追求物欲与享受之后，晚明的生活风尚又开始趋向于艺术化。这种风气……始于那些士大夫有闲阶层，以及那些徽商大贾，但影响已经及于一般的民众；以地域来说，当然始于江南的三吴地带，但其风气渐渐蔓延到全国各地的城市”[25] (p658～659)。生活风尚的艺术化，影响到审美情趣的追求高层次化，精丽雅素的大家风味成为人们的审美需求。娱乐文化为迎合人们的这种需求，从商业化向艺术化过渡。艺术化与商业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以赚钱为惟一目的，重视美的呼唤和文化情趣，讲究雅致、细腻、个性化；后者以盈利为目的，追逐秾丽、张扬、齐整化。晚明名妓重情轻利，其风雅、卓尔不俗的风格表明了娱乐文化的这种变化趋向。

   3. 思想文化界人性解放思潮的涌动

   晚明是中国思想史上自晋以来又一次重要的人性解放时期。这次个性解放运动，强调“情”的价值，张扬人的个性，反对理学对人性的压制。理学把社会政治伦理化，把伦理道德天理化，以理学教条束缚人的个性，把人看做是家族、社团机体上的一个简单、刻板的组成部分，忽视人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意义。王阳明首先提出以“良知”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把人从儒家经典和伦理化的规范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人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为僵化的思想界注进一股新风；之后罗钦顺又提出，“性”而非天理是人的本体，它具有先天的道德标准。他认为性为心之理，心是思维器物，具有知觉和认识能力，这就把人的感知感觉提到了本原的性质上来，人的行为不是以伦理道德为准绳，而是以自我感觉为目的。晚明以王学左派为发轫者的人性解放运动，高扬情感的大旗，充分肯定人的七情六欲的合理性，肯定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将“个体的人”提上日程，强调个性独立与自由，这在晚明影响极大，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旋律，大批文人向慕精神的优越与脱俗，重视生命本体的确认，这一新的人生价值取向不能不影响名妓的价值观念。这一思潮使名妓固有的道德规范和理念受到冲击，她们开始凸现个性化，以各种方法维护自己精神上的高贵尊严和独立，追求高品味、高质量的生活享受，与晚明反对礼教、追求人性真情的主旋律共鸣。她们的表现从另一方面展示了晚明理学受到冲击、人性觉醒的思想界的涌动境况。

   注释：

   ①当然晚明社会名妓和名士群体大规模出现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笔者在其他文章有专门讨论，在此不再详说。

   ②明人余怀《板桥杂记》一书涉及晚明39个名妓的活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和朱彝尊《明诗综》分别新增了24名和7名；今人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中另有11名晚明名妓的传记，加上本人在其他史籍中搜集到的37位，目前就笔者所知道的晚明名妓有118名。

   ③在居住环境方面，唐、宋、元代名妓是华美而奢靡的。唐、宋人游妓，在声色、环境方面有很高的要求，因而也刺激了名妓在此方面的追求。唐代江淮名娼“徐月英卧履皆以薄玉花为饰，内散以龙脑诸香屑，谓之玉香独见”(《说郛》卷三一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代汴京妓馆，“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金翠耀目，罗绮飘香”(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这和余怀所描述的晚明南京秦淮河畔的妓家风格殊有不同。据《武林旧事》卷六《歌馆》记载，宋时杭州名妓赛观音、吴怜儿、唐安安等，家内均十分奢华，其中唐安安家凡酒器、沙锣、火盆、妆盒之类，皆以金银为之；帐幔茵褥，多用锦绮。其他妓家“虽力不逮者，亦竞鲜华，盖子酒器、首饰、被卧、衣服之属，各有赁者。故凡佳客之至，则供具为之一新”(周密《武林旧事》卷六《歌馆》，中华书局1991年版)。南宋吴兴名妓徐兰，声名远播浙右，她的家中更是排场讲尽，“堂馆曲折华丽，亭榭园池无不具至，以锦缬为地衣，干红四紧纱为单衾，销金帐幔，侍婢执乐音十余辈。金银宝玉器玩，名人书画，饮食受用之类莫不精妙”(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吴妓徐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些名妓的屋内摆设，从器皿到褥帐，无不张扬着一种华丽与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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