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民初曾经几次兴起女着男装现象。作为拟男化的重要表现，女着男装既是国族危机下新女性的形象建构，也是性别解放思潮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外化，此外也体现了大众文化中不断变化的审美观念对旧伦理的冲击。从发展趋势来看，女着男装逐渐从国族危机、性别平等的符号回归为大众文化下的一种审美取向，体现了近代女性在身体政治方面的不断觉醒。不过，在不同时期，女着男装均受到了男权社会的抵制。

【关键词】女着男装；身体政治；女权运动

衣服是人类的第二张皮肤，也是身体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行衣冠之治的中国传统社会，男女在着装方面界限森严，所谓“男女不通衣裳”，服装成为规定男女角色的重要模式。清末民初，曾经几次兴起女着男装现象。学界对这一现象进行专题分析者尚不多见。就笔者所见，吴昊在《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 1911—1935） 》一书中，对五四运动和北伐前后女着男装现象有所描述（1），还有一些学者对1873 年因女着男装而发生的“周小大案”进行了解析（2）。本文以为，清末民初兴起于社会底层的女着男装现象，既是近代女权运动日张的生动写照，也体现了当时国族危机与性别解放的紧密关联，反映了大众文化中不断变化的审美观念对旧伦理的激烈冲击。

一、翩翩绝似少年郎： **防下的女着男装

传统中国社会，男女服制虽然泾渭分明，不过，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女着男装者并不鲜见，像花木兰、祝英台、孟丽君等形象均被作为佳话而流传，文学作品中的这种“拟男化”特点，反映了女性对传统性别规范束缚的批判，也促使人们反思传统性别定位的缺憾。（3）但是，直至晚清社会，在现实生活中，女用男装、男着女装都被视为妨害传统伦理的行为。清代法律对男扮女装者甚至要处以刑罚：“男扮女装刺‘奸民’二字”（4）。1873 年，上海发生轰动一时的周小大案，其缘起即因法租界某烟馆女堂倌周小大与他人开玩笑打赌，女扮男装在街头游戏，结果被巡捕拿获，先送至会审公廨，后移送县署。因为周小大“改装易服，化雌为雄”，上海道县官员将周小大从严惩处，掌责六百，随后使其“仍衣男服，乘坐无顶小轿”，枷号游街示众，“其观者若鹜，塞巷填街”，以致周小大羞愤怨恨，欲图自尽。（5）舆论虽然认为对周小大惩办过重，《申报》列举判罚过重的理由之一即是： “查男子女装大干例禁，女子男装律无明文”，但同时也认为周小大“错乱阴阳，究非所宜，且一妇女而自忘其形，混迹于男子之间，虽逢场作戏，亦未免不知羞耻矣”。（6）就在周小大案发生几天后，常州城内一女子因好奇花鼓戏，不顾“禁止妇女上茶馆吃茶”禁令，女扮男装进入茶馆，结果被人发现，该女子无地自容，“里巷咸知，辱莫大焉”。时人还因此感慨，周小大女着男装，但其作为女堂倌“本系下流，无足深责”，现在连“未出闺门之女子亦效此为者，真世风之日下矣”（7）。

虽有女性因穿男装而受罚之事，但是女着男装现象在晚清时期并不少见，喜欢标新立异的妓女即喜欢扮作男装，以求别具一格。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载，同、光之交，上海青楼女子“有戴西式之猎帽，披西式之大衣者，皆泰西男子所服者也。徒步而行，杂稠人中，几不辨其为女矣。”名妓赛金花即“素喜男装”，人称“赛二爷”（8）。有人还给妓女着男装写诗赞美：“别有男妆耀眼光，翩翩绝似少年郎”（9）。孙家振所写的狭邪小说《海上繁华梦》中称，妓女金菊仙出场，即以男装亮相博得喝彩： “身穿元色外国缎夹袍、二蓝漳缎马褂，足上平底缎鞋，淡湖色缎子套袴，头上梳的是松三股辫子，元色长须头辫线，好一个男子装束，皎如临风玉树一般”（10）。

在欧风美雨逐渐浸润的晚清社会，女性服饰日趋开放和新潮是必然的。但是，晚清政府视女着男装为“违轨越礼”的行为，坚决予以抵拒。前述周小大案，即体现了上海知县为首的官员对租界这个非伦理空间内华人“非礼违轨”行为的借机整顿。（11）除了伤风败俗之外，根据《申报》所登载的相关事件，女扮男装往往还有与通奸纵奸、拐逃妇女、贩卖人口相联系者。如1910 年，江苏元和县一名拐犯即长期女扮男装，充任兵勇数年，拐卖女孩（12）。对于此类有悖伦理、扰乱社会秩序之事，1908 年颁行的《大清违警律》规定，对包括女着男装在内的有碍风化的“奇装异服”，处5 元以下，1 角以上之罚金。此处“奇装异服”的范围，“在视本国现在之风俗以为适当之标准，男用女装、女用男装固属有碍风俗，即男用男装、女用女装有时亦不能为无害风俗，总之与常用服饰相反而足以惊骇耳目者，皆是不能悉举，在随时认定而已。”（13）

二、始信英雄亦有雌： 国族危机下的女着男装

女着男装现象对晚清传统伦理观念形成了强大的挑战，继此之后，在国家民族危亡的语境之下，“拟男”成为新女性形象构建的一种时代标识。19 世纪末，维新派为了国权兴亡发起了身体改造运动。通过废缠足、兴女学来改造传统女性，成为维新志士拯救国家危亡的重要途径。去女装而着男装，也被维新派看作是强健女性身体、完善其独立人格的重要手段。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即指出，女子喜欢穿奢华的服装、热衷装扮自己全因“古者以女子为男子私有之物，务在防淫，故不能不别其衣服也”，“故男子尚素朴而女子尚华采，皆以着玩弄之义”，他认为，当时美国“民主与百姓服色从同，未闻不便于治道，益以昭其平等。”因此，中国也应追步世界，“宜定服装之制，女子男子服同一律”（14）。

20 世纪初年，“国民之母”与“女国民”作为新女性形象为知识分子所期许和倡导，所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作为现代的“女国民”，应改掉只知“涂抹脂粉，炫耀衣饰”的恶习，做“有学问的文明女子”，并且还要将国家民族的存亡绝续与自身的命运紧密关联起来：“吾知今后中华非须眉之中华，而巾帼之中华也。”（15）因此，近代许多女革命家、女性知识分子皆把着男装看成是“由外而内”实现由文弱到勇武、由贞静到侠烈的新女性的重要手段。发誓“斩取国仇头，写入英雌传”的秋瑾曾解释自己喜着男装的原因说：“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的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都变成男子”（16）。有“女界梁启超”之称的女医生张竹君，也常着男装示人，其在广东行医时“恒西服革履”，“意态凛然，路人为之侧目”（17）。1912 年，来到浙江旅行的英国女作家罗安逸记载从欧美和日本留学归国的女留学生“有的剪短发，穿男装，在女子国民军里为国而战”（18）。1926 年，20 岁的女学生谢冰莹作为女兵参加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她和战友们脱去花衣服，穿上了由灰布棉衣、草鞋、斗笠式军帽、灰色裹腿布、黑布袜子、一寸多宽束腰皮带组成的戎装，发誓要“推翻封建制，打破恋爱梦，完成国民革命”，做“伟大的女性”（19）。以上这些服饰拟男化的例证，都反映了当国家存亡成为中华民族头等大事之时，女性不再仅把自己看成是人类性别的一种，而是作为“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男子“共担义务，同尽天职”，承担救亡的千钧重担。

三、男女平权天赋就： 女性主体意识中的身体重塑

清代满汉女子保持各自不同的服饰，满族妇女穿袍服，汉族女子穿裙子，但均以繁杂宽大、精美繁缛为鲜明特点，如无一例外地都喜镶精致花边，以表示富贵奢华。清代女子的穿衣特点反映了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在层层叠叠、纷繁复杂的服饰笼罩之下，身体渺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世纪以来，女权运动的领导者意识到，女性不再是父权社会的附属品，而是具备了独立意识和价值的、与家国命运紧密联接在一起的主体性存在。既然如此，女性作为男性附属物的柔弱形象就被颠覆，反映在服饰上，伴随着不缠足运动对女性双足的解放，许多人把女子服饰的简单化看成是女性独立的重要标志。1904 年，女作家王妙如在《女狱花》中对父权制所界定的“女性气质”极力批判，认为这种强加于女性身上的“女性气质”，不仅异化了女性的心灵，而且扭曲了她们的身体。《女狱花》所塑造的女革命者许平权拒绝化妆、戴耳环、缠足，鼓励女性要争取独立： “讲求独立的方法仅有两条： 一条是除去外边的装饰，一条是研究内里的学问”。在她看来，“女人种种的装饰，皆男人种种的制服，譬如带环儿，即是插耳翦的意思。带手钏，即是带手枷的意思。缠小脚，即是刖足的意思。涂脂抹粉，即是插了粪扫帚，搪了花脸儿，伏地请罪的意思”（20）。与男性精英把女性身体仅仅当作家国叙事的方式相比，诸如许平权这样的女性精英更加关注女性身体的物质性的一面，因而更加容易获得当时知识女性的认同。民国初年旗袍逐渐兴起，其原因也恰与女性主体意识的彰显密切相关。张爱玲在《更衣记》中一语道破地说过： “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五四之后的女性“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21）旗袍在民国初年被称为长袍、长衫，因为它也是和男子一样的袍式，女权主义者觉得穿上旗袍，就可以去女性化的裙子。女子穿长衫，能够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有的人还认为可以净化社会风气： “还有一层，女子剪了发，着了长衫，便与男子没有什么分别，男子看不出是女子，就不起种种坏心思了。或者女子在社会上的位置，更高得多呢。”（22）

五四运动时期，随着女性解放意识的高涨，知识分子中还出现了“断发男装”的热潮。1920 年，许地山在《新社会》也发表《女子的服饰》一文，指出女着男装有四种益处： “一来可以泯灭性的区别;二来可以除掉等级服从底记号; 三来可以节省许多无益的费用; 四来可以得着许多有用的光阴。”（23）1928 年北伐成功前后，女着男装潮再起。很多穿男装的女子意图表示自己的现代以及对男子的蔑视： “现在妇女有权剪她的头发，穿男子的服装，与男子一样组织俱乐部，把男子当作娼妓看待，穿衣服与娼妓一样，表示爱情与娼妓一样”。（24）由此看来，服装当然成为女性主体意识的外化和标识。

四、欲辨雌雄面目难： 追逐时尚中的标新立异

如前所述，晚清虽然女着男装在妓女等特殊行业中已经不为鲜见，但是，就整个社会来讲，辛亥革命前后，女着男装者毕竟只是凤毛麟角，也很容易遭到社会的耻笑。五四运动之后，女着男装作为时尚潮流开始被大众文化所逐渐认可。1930 年代，女着男装成为许多爱美女性的选择，以致有人慨叹： “现在的女子剪发了，足也放了，连衣服也多穿长袍了。我们乍一见时，辨不出他是男是女……将来的男女装束必不免有同化之一日。”（25）随着女着男装成为一种时装潮，女电影明星、名伶淑女着男装者越来越多。1933 年，《现代电影》杂志登载了影星胡蝶的两张男装照，称“皇后也染了男装热的时代病”（26），可见女着男装在当时的风靡。从美学的角度来讲，女着男装能够与女性天生的柔弱婉约形成鲜明反差，这种“欲辨雌雄面目难”的模样（27），反而会更好地显露出女子纤细柔弱的身材和楚楚可怜的性格魅力。男性对于着男装的女子也给予极力赞赏： 因此有人从时装的演进上总结出两性关系与权力的兴衰： “须知女性的服饰愈加妖艳，就是男权愈见扩张，同样的道理，如果男性服装愈见华丽，那就是女权运动有了效率！”（28）饶有趣味的是，随着时装的发展，有人指称，女性穿时装动辄就被指责为取媚世俗，本身也体现了男女在装饰上的不平等，事实上，“现今的男子，研究装饰实在比女子来得厉害，这种现象，到处都可以看得着的”，“但是一般社会，并不说男子怎样装饰妖异，只说女子如何艳冶，如何奇形怪状，不是冤枉而不平么？”（29）

吕芳上先生总结民初拟男主义的特点说： “所谓‘拟男主义’在民初中国的流行，正表示这个社会男权仍然当道，女性‘英雌’意识要突破男权的藩篱，还需要时间和勇气”（30）。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演进，1935 年之后，有人断言随着女性在家庭、社会地位的提高，女着男装已经没有适合的土壤：“现在的巾帼英雄，女权论者，妇人运动家中的她们，其活动范围，并不比男子逊色，而且有凌驾男子的趋势，所以女人在社会上，已有了相当的地位，女人的职业范围也逐渐扩大，则女扮男之事，此后定

将无发生之余地。”（31）不过，根据当时报刊的记载，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女着男装依然是常有之事，且仍然吸引社会的眼球，比如报纸上常有报导称“女宿舍内！ 发现男装”（32），“最时髦的男装吓死公共厕所的姑娘”（33）等等。可见至此为止，女着男装已经基本突破了国族危机、性别平等的符号和想象，而回归为大众文化之下的一种审美取向。

由上所述，清末民初社会，女着男装现象曾几次兴起。女着男装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脉络，体现了近代女性在身体政治方面的不断觉醒和抗争，不过，在不同时期，女着男装均受到了男权社会的抵制。继前述《大清违警律》对奇装异服有碍风化者的惩处外，1915 年颁布的《违警罚法》将处罚提高至5 日以下之拘留或5 元以下之罚金，1928 年《违警罚法》又提高至15 日以下之拘留或15 元以下之罚金。（34）民初北洋政府在制定服饰制度时，就有议员拟咨请政府“禁止女子服男子服”，有议员附议或者反对，并引起一番争论。（35）20 世纪20 年代，女子剪发运动兴起，但却受到保守势力的反对。1926年，北洋政府还明令禁止女子剪发，并严禁“男女装束有同化之日”： “直省禁止女子剪发，系因查知党军侦探，利用短发，男扮女装，女扮男装，混迹人丛中，以肆行其宣传或侦探手段，扑朔迷离，令人无法捉摸”（36）。近代身体政治的这种特点，恰如福柯所言，权力与社会惩罚“最终涉及的总是身体，即身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37）。换言之，清末民初，男权世界依然希望通过服饰的塑造对女性身体进行严格规训，这也说明，在国族危机之下，父权为国权的让位仍然是有限的。

注释：

（1）吴昊：《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 1911—1935）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08 年。

（2）主要成果包括翟志宏： 《女扮男装与诱拐卷逃》，《读书》2000 年第7 期; 姜振逵： 《晚清上海女性职业角色与传统伦理的冲突》，《甘肃社会科学》2012 年第3 期。

（3）华玮：《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 年，第142 － 153 页。

（4）孟樨：《刺字统纂》，同治八年棠荫山房刻本，卷上。

（5）《女堂烟馆禁止未绝》，《申报》1873 年2 月14 日。

（6）《论女堂倌周小大结案事》，《申报》1873 年2 月12 日。

（7）《女扮男》，《申报》1873 年5 月12 日。

（8）《老妓赛金花》，《申报》1901 年5 月22 日。

（9）孙家振：《海上繁华梦》，济南： 齐鲁书社， 1994 年，第517 页。

（10）孙家振：《海上繁华梦》，济南： 齐鲁书社， 1994 年，第269 页。

（11）翟志宏：《“女扮男装”与“诱拐卷逃”》，《读书》2000 年第7 期。

（12）《女扮男装》，《申报》1910 年1 月26 日。

（13）《大清光绪新法令》第9 类，上海商务印书馆刊本，第764 页。

（14）康有为：《大同书》，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192 页。

（15）《志女中华》，《选报》1902 年10 月31 日。

（16）吕美颐：《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史学月刊》1994 年第6 期。

（17）冯自由：《革命逸史》（ 上）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 年，第219 页。

（18）沈弘：《辛亥革命前后的浙江社会思潮和变革： 英国女作家罗安逸眼中的杭州和兰溪》，《文化艺术研究》2010 年第5 期。

（19）谢冰莹：《女兵自传》，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第76、81 页。

（20）刘剑梅：《革命与情爱：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9 年，第296 页。

（21）张爱玲：《流言》，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7 年，第20 － 21 页。

（22）朱荣泉：《女子着长衫的好处》，《民国日报》1920 年3 月30 日。

（23）许地山：《女子的服饰》，《新社会》1920 年1 月11 日。

（24）《晨报副刊》，1927 年4 月24 日。

（25）北方的马二： 《男女装束势将同化》，《晨报》1925 年4 月14 日。

（26）《皇后也染了男装热的时代病》，《现代电影》1933 年第4 期。

（27）前人：《题某女士西服男装小照》，《真光杂志》1935 年第34 期。

（28）《民国日报》，1929 年4 月20 日。

（29）觉：《男女装饰也不能平等》，《妇女共鸣》1930 年第25 期。

（30）鲍家麟：《中国妇女史论集》（ 第八集） ，台北： 稻乡出版社，2008 年，第320 页。

（31）《人言周刊》，1935 年3 月30 日。

（32）项周：《女宿舍内！ 发现男装》，《飘》1946 年第5 期。

（33）郭建英：《最时髦的男装吓死公共厕所的姑娘》，《上海》1939 年第3 期。

（34）沈岚：《新生活运动与中国近代的治安处罚法》，《比较法研究》2012 年第1 期。

（35）《参议员讨论服制问题》，《申报》1912 年8 月19 日。

（36）《剪发问题》，《北洋画报》1926 年12 月11 日。

（37）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 三联书店，1999 年，第2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