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史研究百年回眸

高世瑜

原文出处：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第47卷 第4期 P8-13  1001-5957

摘要：妇女史经过多年的理论建设与研究实践,作为一个学科已然成形。妇女史在中国兴起发展已有百年。初兴于清末民初,主要起源于近代社会变革,体裁从传统《列女传》式的人物传记发展成为妇女群体史。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与学术繁荣密切相关,学术因素占据主要地位,在学科理论建设与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蓬勃发展于新世纪初,研究课题空前广泛、视野扩大、理论探讨深入,在史学界已从边缘走向主流,成为引人瞩目的一个新兴学科;同时走向妇女/性别史,超越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别成为解析历史的一个新的理论范畴。

何为“妇女史”?“妇女史”是否存在？在讨论之前,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

一位男性教授曾经断言:没有什么“妇女史”——他并无贬损之意,本身也从事社会史领域有关妇女的研究。我理解其意旨大概是说,“妇女史”只是以妇女群体为研究对象,如同以士农工商等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群体史一样,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妇女史”存在抑或不存在?它是一个研究对象或领域,还是一门独立学科?这看来还是个问题。

作为妇女史主角的妇女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有其特殊性,它既是一个以性别划分、有着生理共性的生物群体,同时又是一个因生理而有着相同或相似身份地位的社会群体。妇女史以历史上的妇女为研究对象,从学科来说,则跨越女性学与历史学两大门类,既要关注妇女这个性别群体的生物性、社会性,又要把她们置于历史中,考察她们的角色、位置、活动、作用等以及这一群体本身的发展变化;既要有女性学、性别学理论视角,又要遵循史学研究方法,可以说是二者的交集。如果作为研究对象,妇女史的存在已无须讨论;而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则不仅要有专门的研究领域,还需要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视角。

关于妇女史的属性,它究竟是史学一个新增研究对象或领域?还是一个新学科抑或新范畴、新方法?其实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妇女史兴起时,研究者们就进行过频繁讨论。大体上说,较多汲取西方理论、从女性主义介入者更多强调其学科独立性以及与传统史学的切割,认为它不是传统史学的分支或领域,而是一种全新方法、范畴或视角;不是在传统史学中添加有关女性的内容,而是要使用社会性别视角或范畴重构整个历史。而从传统史学介入者则多不愿割断它与传统史学的联系,无论从理论陈述还是研究实践看,都更倾向认同它是史学或社会史的一脉。不过二者也并非截然对立,即使是后者,也认同它不只是史学新增研究领域或对象,更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或视角。经过多年的理论建设与研究实践,这种初期的对立争论似乎已经淡化。从笔者的了解和亲身经历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妇女史学科的开创者们就做了大量的理论奠基工作,不仅引进了许多国外女性学、妇女史、性别研究的相关理论,而且致力于将其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以构建中国本土的妇女史理论。尽管这一工作尚未完成——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只能在研究实践中逐渐探索完善——但应该说已经具备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理论方法基础。从另一角度说,中国的妇女史研究既对国外理论方法有所借鉴,也承袭了实证史学的传统,立足于史实史料,服膺论从史出,研究成果已受到史学界的广泛认可。由于研究者们在研究实践中大多注意将二者结合起来,使得妇女史既有一定的理论方法与独特视角,又对传统史学方法有所承袭,可以说,作为一个学科已然成形。

无论是作为学科还是研究对象,“妇女史”实体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以妇女为主体的历史著述最早应该是自清末民初在中国开创并逐渐兴起,经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兴与80年代复兴的两次高潮,至今方兴未艾,并且日益拓展深入,妇女、性别也已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研究方向。以下将妇女史百年兴起发展之路分为三个时段做一简略回顾,以期对后起的研究者有所启迪。

一、20世纪上半叶:从“列女传”到妇女史

对妇女的关注古已有之,数不胜数的《列女传》类著作便是证明。但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记述历史,而是将妇女典型人物事迹作为榜样、镜鉴,以诠释推广道德规范,训诫教化妇女。

首部以妇女为主体的历史著述,应是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问世的《中国女史》。此书为金炳麟、王以铨辑录史载而成。全书分为21卷,基本沿袭传统《列女传》的性质,分为皇后、僭后、妃嫔、公主、命妇、女宗、女将、贤母、贤妻、孝女、烈女、贞女、义女、文女、艺女、侠女、妓女、匪女、悟女等类别,实际上是一部集大成的妇女人物传记。其价值观与体例完全秉承传统,但亦可说明历史上的妇女人物开始受到集中关注,并且开创了“女史”这一体裁。

以新思想书写历史上的妇女应始于民国初年。第一本现代意义上或者说以新的思想编纂的妇女史,应属民国二年(1913年)出版的徐天啸所著《神州女子新史》,它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妇女史”。此书采用新的通史写法,按照时代分期,正编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代,从女娲、嫘祖写到明代;续编自明末、清代写到民初。以人物分章节,大体仍是人物传记体裁。史料取材除二十四史,还有历代笔记小说等,故也收入了一些虚构人物。著书缘由是作者觉得历代修史者忽视女性,致使许多杰出女性湮没无闻;清末报刊介绍了不少西洋杰出女性,作者深感女性对于“世界之进化,民族之强弱,有绝大之关系”,而中国历史上并不乏可与之媲美的杰出女性。遂决心发掘史载,汇集古今杰出女性,著成女史。目的在于提振女性志气精神,并倡导女权,期望男女平权公理在中国能够昌明。当时正处辛亥革命初步成功、新旧交替之时代,所以体现在书中,作者观念也是新旧相掺。比如既称颂女性从军、参政,又不赞成女主临朝;认同“女祸”说,又追究男性原因,并肯定“祸水”们作为侠女、女豪杰的可贵之处;既倡导婚姻自由,又赞颂历代节妇烈女,认为国人应引以自豪,等等。总体上说,在清末民初新旧交替之时代,作者的性别观整体上还是进步的,对于妇女史有开创发端之功。这种传记式体裁一直被沿用,后世也出现了一些以“妇女”“妇女史”为名、以人物传记为主的类似著作。

具有现代意义的妇女史研究则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的发生既有学术背景,也有社会因素,后者应是更主要的原因。其时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时代,妇女运动兴起,妇女问题成为反封建的重要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妇女史必然受到关注;学术界由于社会学、人类学等西学的引入,也促进了妇女问题及历史研究。二三十年代至1949 年,各种有关中国妇女史的论述不下几十种至上百种。这些论著多蕴含反对男权压迫、呼吁妇女解放的意旨,出于反封建目的,多强调妇女受压迫的一面,但也不乏对妇女历史的发掘。

代表性著作是1937年出版的陈东原所著《中国妇女生活史》。作者的写作主旨在于“弃旧图新”:一是希望趋向新生活的女性勇进;二是希望守旧男女认识旧道德的假面。此书首次脱离了传统的人物传记体裁,改为讲述各时代、各阶层的妇女生活。全书按朝代分章节,以下分为各种专题,从古代写到近现代,直至憧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时代;内容既包括妇女生活状况,也包括观念、经济、女教、婚姻、心理、名人、女权运动等等内容。作者以史载为依据,以陈述史实为主,但是以新思想进行诠释解析,开启了后世妇女生活史撰写的新体系。此书上世纪90年代已重印并流行于世,成为为人熟知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先驱著作。此外,这一时期尚有黄华节《妇女风俗史话》(1933年)、梁占梅《中国妇女奋斗史话》(1943年)、李雪荔《中国妇女史话》(1947年)等著述问世,但影响似都不大。

以上三部代表性著作也大体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妇女史的发展历程:从传统《列女传》式对历史上各类妇女人物的集中展示到用新的性别观、女权思想讲述妇女历史人物,再到以新的思想体系构筑妇女群体的生活与观念历史。从中也可见,妇女史初兴主要是源于社会变革,而并非史学革新。

二、20世纪下半叶:妇女史在史学革新中崛起

1949年后,由于社会与学术两方面的原因,妇女史所受关注及成果不多。有些关于妇女解放运动之类的著述,主要是用来教育妇女提高觉悟,重点不在学术研究。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是田家英于1949年后至50年代陆续在《新中国妇女》杂志发表的妇女史文章,主要是用唯物史观解析讲述妇女生活史,根据当时一般妇女文化水平不高的状况,文字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可读性强。可惜只从上古传说写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初期,未能续写下去。1980年代已结集出版为数万字的《中国妇女生活史话》。

妇女史研究的重新兴起应该是在1980年代后期。从社会角度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以及市场经济的兴起,新的妇女问题凸显出来,对其进行考察研究涉及历史成为必然。从学术角度说,一方面女性学、女性主义理论引进并引发研究热潮,对于妇女历史的发掘成为题中必有之义;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史在史学界的蓬勃发展,妇女史作为社会群体史也受到关注。如果说妇女史的初兴主要源于社会变革,那么此次复兴,学术因素应该占据主要地位,研究成果保持了较多的学术属性。这种特点可能既有其缺欠,也有其优长之处。缺欠在于,由于与现实有一定距离,它未能赢得社会尤其是妇女界的广泛关注,未能为现实妇女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借鉴参考;优长之处则在于,研究者对于历史的思考较为客观冷静,超越了偏激的女性(主义)立场,从一开始就站在两性平等的理性角度观察历史。

自1980年代后期始至20世纪末,妇女史及相关论著逐年增多,开始成为史学界引人注目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一些高校开设了妇女史讲座与课程;研究队伍开始形成,许多研究生选择妇女史作为课题;妇女史专题学术会议陆续召开,史学会议也常列有妇女史论题;许多妇女研究机构的建立,也促进了妇女史的研究。这十几年间,妇女史研究取得显著成果,出现了诸多论著,涉及断代与一些领域的妇女生活状况、妇女问题与观念以及特殊群体等,例如中国古代妇女史、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女性观念的衍变、女子教育、女子从军、贞节、缠足、娼妓、宫女、姬妾制度,近现代女子留学、女子学堂,等等。这些成果开始受到史学界的关注,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有关著述虽然数量可观,但是受文献记载缺略等限制,总体质量不高;论题范围较为狭窄,更多集中于婚姻家庭、特殊群体、名人等;浮于表面,缺乏深入探讨,既“上不去”(缺乏理论升华),又“下不来”(缺乏个案研究)。总体上说,诸多论著的开拓、填补空白意义较大,深入研究与理论探讨有所欠缺。研究者性别构成不够平衡,女性占绝大多数,即国外学界所谓的“妇女史属于妇女”。尽管存在以上种种缺欠,但这些开拓性成果无疑为后来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科初建最根本的问题是理论方法的匮乏。妇女史在中国内地兴起时,国外及港台的妇女史研究早已起步,并经过较长时间发展,已形成一套理论架构和话语体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杜芳琴、王政等为代表的妇女史学科开拓创建者,陆续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读书班、讲习班、学术研讨活动,致力于学科建设、基础理论方法探讨;并且翻译引进了诸多国外著名的妇女学、妇女史及性别理论著述,大大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开始了与外界的学术交流,以高彦颐等为代表的外籍或港台学者都是较早介入这一领域并有所成就者,各有其研究专长和理论方法,与她们的频繁交流探讨,都使得刚刚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获益匪浅,受到很大启迪。

初期的研究者面临诸多理论方法困惑,首先是“妇女史”究竟是什么?从国外的相关论述看,大体有两种观点:一是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二是以女性(或“女性主义”)观点与立场撰写的历史。也可简称为“妇女的历史”与“女性主义通史”。前者只是传统史学中一个欠缺的研究领域,故被称为“添加史”或“补偿史”;后者则对于传统史学具有颠覆意义,是以全新的女性视角书写的历史。西方妇女史学者很注意将二者区别开来,认为女性主义史学家撰写的应该是“女性主义史”,极端者甚至不承认前者是“妇女史”。国内研究者对此也有所思考与讨论,但似未达成一致意见,若从已有成果看,绝大多数还是属于前者。这自然与中国国情、文化传统和由此决定的缺乏女性主义土壤相关,妇女史成果对于传统史学更多的是补充而不具有颠覆意义。有的成果虽以妇女为研究对象,但仍未脱离传统史学与性别观念的窠臼。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些著述也仍然有其价值,至少它们关注了被遗忘的妇女群体与人物,发掘了被尘封的史料,这是妇女史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在妇女史学科刚刚起步的情况下,借鉴外来理论资源必不可免。研究者也认识到,外来理论方法是别人从自己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未必都适用于中国,不能全盘照搬,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中国妇女史研究更应该建基于本土,不能摒弃传统史学成果,而应以之为研究基石,以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审视辨析,有所发现并进行变革。借鉴与超越——既借鉴国外理论与传统研究成果,又有所超越——成为其时研究者的共识或纲领。

作为早期参与者,对于妇女史理论,笔者也提出了一些思考与困惑,包括:历史的客观性与女性主体意识;解构、疑古与信古;共性、整体性与个性、个体差异;性别与其他身份、等级的交叉;当代价值判断与历史人物的主体经验;创造历史的主动性与被动性;生物决定论与社会造成论;妇女“地位”问题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妇女史初兴时的理论困境。

三、新世纪初:从妇女史到妇女/性别史

进入新世纪,妇女史发展迅猛、成果非凡,从初期的开拓进入扩展与深入阶段。随着上世纪末“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引入,在妇女史基础上,社会性别史逐渐兴起,并形成了“妇女/性别史”这一为学界认可的学科名目;妇女/性别史也由边缘进入主流,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可与重视。

这一时期发表的论著难以尽数,远超上世纪末,并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硕博论文占据近半壁江山,可见新一代史学研究者对于这一新兴学科的关注与兴趣。裔昭印教授等主编的《妇女与性别史研究》于2016年创刊,它是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为相关论著提供了一个集中展示的平台。妇女史学术会议及相关学术活动不断举行,涉及领域广泛,也涵盖对于学科建设的探讨。高校开设的妇女/性别史课程,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同时有多种高校妇女史教材陆续出版。有的高校还设立了妇女/社会性别史方向的硕博点,培养研究生,也催生了一批视角新颖、选题多样的论著。

研究课题较前期大为扩展,其中包含一些学科理论探讨,绝大多数是大量实证性论著。研究课题非常广泛,开发了许多以往研究不足或从未涉猎的领域以及个案研究,形成了多元的研究视角。论题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思想观念、心理、身体、医疗、生育、犯罪、性暴力、母权,近现代女权思想、留学活动、女学女校、报刊、写作、社会救助、休闲娱乐等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社会群体研究颇为兴盛,视角扩展下移,从上层妇女到工商业主、姬妾、婢佣、妓女、女伶、三姑六婆、八旗妇女、客家妇女、比丘尼,近现代职业妇女、知识女性、女教师、女学生、女警察、女工、都市女性等都有专门研究论述。地域与民族也受到关注,例如对山东、浙江、云南、徽州、楚地、闽台、侨乡等地域与古今各少数民族妇女历史、女性文化、性别风俗的专题研究,还有对于个别家族妇女的研究,等等。多卷本《中国妇女通史》于2011年出版,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大型的中国妇女通史著作,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高彦颐、伊沛霞、曼素恩、贺萧等海外名家的妇女史代表著作以及反映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也于新世纪陆续出版。

以往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妇女史进入新世纪后迅疾发展,涉及古希腊、埃及、罗马和欧美、日本、韩国、印度、南洋等国家、地区。不仅出版了古希腊等国别妇女史著作,论题还涉及性别政治、妇女政策、选举权、公共参与、法律、职业、经济参与、家庭地位、医学、卖淫、女权运动等内容和贵族、中产阶级、城市、白领、乡村妇女,女工,修女等妇女群体以及各宗教的女性观,等等。裔昭印等所著《西方妇女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西方妇女通史,具有开拓之功。此外,国外的《世界妇女史》等著作也陆续翻译出版,扩大了国内妇女史研究者的眼界。

另一值得重视的研究方向是,随着gender(社会性别)概念的全面引进,“性别”作为新的研究领域与视角引起关注,出现了一些以性别制度与两性关系为研究课题,或从性别视角考察历史变迁、社会建构的论著,对于以展现妇女群体面貌为主的妇女史有所超越。尽管相关研究与妇女史相比,成果较少、尚显薄弱,但今后这将会是一个具有巨大开发空间的领域。

综上可见,研究成果已显现出学科深入发展的态势:一是研究领域之广泛前所未有,涉及妇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妇女地位、作用等通论减少,细化、微观和个案研究日益增多;三是随着妇女史走向妇女/性别史,研究视角扩大,社会性别结构、性别制度以及两性关系开始受到关注与研究。总体看,妇女史已经摆脱了初期的概略性描述与两性对立、妇女受压迫—反抗的简单思维模式,以及地位、作用、贡献类宏大议题,形成了多元的视角、多样的课题和广阔的研究范围。但不可否认,当前研究状况也存在一些不足与有待拓展之处,如:存在一定“碎片化”现象,即题目越做越细,缺乏宏观思考与理论关注;学科理论建设与实证研究存在脱节现象,注重理论探讨者用于研究的示范性成果不多,而从事实证研究者则更多沿用传统史学方法,时或引用一些概念名词,但并未真正注重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妇女史虽然从理论上实现了向妇女/性别史的“华丽转身”,但研究成果仍以妇女群体史为主,社会性别、两性关系史尚有待开掘。

研究者群体或多或少仍存在“妇女史属于妇女”现象,但近年已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随着妇女史向社会性别史研究的转向,使男性学者有了更多参与意识,一些男性研究生选取相关课题,也有不少男性学者介入这一研究领域。

自上世纪80年代妇女史兴起之后,关于学科建设、理论方法的探讨未曾停歇过。进入新世纪,研究者逐渐从学科初兴时期注重引进西方女性学、妇女史理论,走向探讨将其与本土研究相结合,进行本土化探索。《历史研究》2002年的“历史、史学与性别”笔谈,《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示”一组文章,《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性别史研究相关问题探究”笔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有关妇女史理论的笔谈,杜芳琴教授撰著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著作,都对学科性质、理论方法、研究视角等学科建设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随着学科的发展和讨论的深入以及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成长,总体上说,研究者都认同既不能无视和拒绝外来理论,也不应全盘照搬套用,故理论的本土化成为学科发展的大趋势,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关于学科称谓,目前基本都认同“妇女/性别史”的表述方式,意在既以妇女为研究主体,又注重两性关系和从性别角度解析历史,这也明确标示了学科的发展方向。从方法论上说,引进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图像学、统计学等各种理论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已成趋势,许多著作进行了尝试。从史料角度说,搜罗范围大大扩展,简帛、文书、卜辞、方志、族谱、墓志、考古文物、民族资料、传记、档案、报刊与民歌、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以及绘画等图像资料无不受到关注。口述史更是异军突起、成果不凡,成为妇女史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径与资料来源。

有学者根据国外妇女史发展历程,曾将其归纳为“添加史”—“她史”—“社会性别史”三阶段,即首先将妇女添加到以男性为主体的历史中,进而构建妇女本身的历史,继而将性别与阶级、地域、民族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构成全面多元的社会性别史。这是一个具有一定必然性的发展趋势。中国目前的研究基本处于前两个层次上,上述繁多著述大多属于“发现”妇女、以妇女为研究对象,并试图构建妇女的历史。尽管许多著作在理论上未能有所创新,但其填补空白的价值是应该肯定的。从浩瀚史载以及其他各种资料中“打捞”妇女是学科发展的前提,也是一切理论及研究的基础。

在史学界,妇女史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史,很容易并且已为主流学界所接纳,但是传统史学向来以立足史实、客观公允为追求(尽管未必都能做到),对于外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和研究者持女性立场、视角并不熟悉和认可。上世纪末引进的“社会性别”理论或视角,无形中起了一种调和与转向作用。这种转向在女性主义者或专注于妇女史的学者看来,有可能淡化、瓦解人们对于妇女群体的关注和妇女作为研究主体的位置;但是在中国学界,与稍显偏激、带有明确性别立场的“女性主义”相比,“社会性别”由于其立场的中立,更容易为研究者所接纳,因而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它不仅扩大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也吸引了更多的男性学者参与研究,对于最终构建两性平等的历史叙述应该更有好处。当今对于将“性别”引入史学、与曾经唯一的“阶级”作为同等的分析范畴,从性别视角解读历史,已逐渐为史学界认可和接纳。香港浸会大学2010年的“性别视野中的中国历史新貌”学术会议对此做了有益的尝试,它提供了一个以性别作为分析工具,从各个领域重新诠释中国历史的示范。这一方向的努力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史学发展趋势看,多元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走向。随着妇女史的不断开掘和从性别角度诠释历史的深入,性别必将不再是史学的边缘和另类,它将会与阶级、地域、族群等共同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维度或理论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