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江南不乏英气勃发的女作家及风云气浓、壮言豪阔的女性诗作。“风云之作”的特征表现为：历史责任感强、关注视角宽广、歌咏意象壮美、写作笔触宏阔、整体风格刚健。清代江南女性诗作中的风云气，是她们“壮心”“壮怀”融入“壮言”后在文学上所形成的一种豪迈风格，得益于她们在江南文化场域中所接受的时代激发、乡土培养与文学传统，反映了她们根据历史情境改变而作出的文学反应、风格建构与规范调整，贯注着她们试图通过文学语言铸造阳剐化生命姿态的气度。

关键词：清代江南；女性诗歌；风云气

 清代江南①女性处于“天地无情薄女流”的时代，长在温山秀水的地域环境和儒家女教甚严的乡土社会里，她们若有机会吟诗作文步人风雅之殿已属不易，遑论在诗文中展露风云之气?对于清代江南女性及其诗作，人们往往停留于清柔静雅、纤小琐俗的传统印象，但深入考察便可发现，斯时斯地实不乏英气勃发的女作家及风云气浓、壮言豪阔的女性诗作。虽然她们抒发壮言，与男子作闺音一样，带有文学上的“性别扮装”意味，但清代江南，这种扮装之众、作品之富是极为引人瞩目的。这些女性的“风云之气”创作在当时难能可贵，于现代也颇有启发，值得专题探讨。

一、清代江南女性诗作中“风云气”的存在与涵蕴

“风云气”这个词古已有之，至今有多个词义。它有时指自然界的风雨云日月之气象，唐《开元占经》卷九十四《气难占》章专论这种自然界的风云之气；有时形容变异无常的局势，如杜甫《中夜》一诗有“故国风云气，高堂战伐尘”【1】卷十七；也用来形容一个人的英雄气概，如杨仲弘《寿杜南谷尊师》一诗用“澹荡风云气，沉雄虎豹资”【2】卷四形容尊师的浩荡气质、沉雄姿态。在文学评论中，风云气亦可涉指文学作品空间阔大、作者心怀宏远，与儿女艳情之风相对的豪迈风格，如钟嵘《诗品》评价晋司空张华的诗作“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3】33。本文论述清代江南女性诗作中的风云气，即基于这一意义。

乾坤风云气，不独钟男儿。清代女性诗作中的风云气是古代女性诗史上一个客观的存在。乾隆时人王嵩高曾在《清娱阁诗钞》的评跋中提到：“闺秀诗，总有习气，非调脂弄粉，剪翠裁红，失之纤小，即妆台镜阁，刺刺与婢子语，俚俗尤多。”【4】335不过，闺阁女儿并非一味脂粉气，纤小琐俗之外也有别例，小情调之外亦可立大格局，“婉丽”“秀丽”“工丽”“清丽”“绮丽”之外，仍有“壮丽”之追求。清代江南，相比其他地域，诗坛才女花团锦簇，亦不乏英武豪迈、风云气足的作品，不少女性诗作“除却脂粉习气，为女郎诗之健者”【5】908。即便王嵩高不屑于一般闺秀诗，他也不得不承认：“巾帼中乃有名儒”【4】335“敬佩叹服不能已已”【4】336。而且在适当时机和地缘因素促发下，有些闺阁弱音还能转化为巾帼健笔。正如近代张佩纶在《论闺秀诗二十四首》中评道：“一醉隐然开霸业，谁言儿女不风云？”【6】293

有情天地诗中拓，无象风云笔底生。具有风云气的清代江南女性诗作，是女性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存在。从动态层面看，它们在内容上从闺阁走向社会，在意象上从小巧走向雄奇，在笔触上从纤细走向宏阔，在风格上从柔弱走向刚健。从静态层面看，这些女性诗歌中的风云气，远离了脂粉气，偏向于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舍弃了纤小清柔之美，展露出磊落洒脱的阳刚美；驱散了钗愁鬟怨的氛围，蕴藏着壮怀激烈的情感基调。相比一般女诗人，风云之作的女作家们拥有壮心——较强烈的历史意识、责任感或女性自我认同感，具备壮怀——关注面在较宏远的时空、着眼点在力度感较强的客体，倾向于运用健笔壮言营造壮美大气的诗歌氛围。因此，可以说风云气正是清代女性“壮心”“壮怀”融人“壮言”后所形成的一种不存脂粉态的豪迈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和选择，经多重因素的激发和积累所致，成为能观看文学“风景”的多棱镜。

二、清代江南女性风云之作的特征与时变

清代江南不同地区的女诗人，其各种题材的诗作中都有风云气的涌现，而因时代嬗变风云气在地方上不断承流，女性创作则与时俱变，焕发新意。从创作主体、审美客体、写作风格人手分析，清代女性的风云之诗作呈现如下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创作主体具有“天下”意识——天下兴亡、匹妇有责，视角宽广，心胸开阔，情志豪迈。诗人关注的空间不圊于闺阁内院，关注的时段不仅限当下，而放眼宏大的时空，思索广阔的人生。其诗歌历史感较厚重，责任感较明确，往往体现出历史意识和责任感相结合的创作倾向。

如清初江南歙县人毕著，她文武双全，既工文翰，又善击剑。著父守卫藓邱时，与敌作战，死于战场，尸体落人敌手。年仅二十岁的毕著当机立断，于当晚率精锐闯入敌营，手刃敌首，夺回父尸，力战突围而归。事后毕著做诗《纪事》：“吾父矢报国，战死于藓邱，父母为贼乘，父尸为贼收。父仇不能报，有愧秦女休，乘贼不及防，夜进千貔貅。杀贼血漉漉，手握仇人头，贼众自相杀，尸横满院沟。父体舆榇归，薄葬荒山陬。相期智勇士，慨焉赋同仇。蛾贼一扫清，国家故金瓯。”【7】1303诗人巍巍雄风，浩浩英气，国仇家恨，一力承担。其气概可与当年辛弃疾匹马闯敌营相比肩，其事迹亦与明朝奇女子沈云英之事相类，诗风质朴豪健、壮烈激越。

清初江阴城破，清兵屠城，尸满街巷池井，一江阴女子有《题城墙》诗：“雪黹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忠未肯降。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8】26作者弱质女子，遭逢惨烈战祸，不屈不挠。议时事，不惧风险，持义凛然。诗歌沉痛悲愤，又壮烈昂扬。乾隆时太仓人毛秀慧有《戽水谣》一诗：“绿杨深沉塘水浅，程辘车声满疆畎。倒挽河流上陇飞，渴乌衔尾回环转。今夏旱久农心劳，西风刮地黄尘高。原田迸裂龟兆坼，引水灌之如沃焦。男妇足茧更流血，鞭牛日夜牛脱蹄。田中黄秧料难活，村村尽呼力已竭。”【9】741毛氏为一介民妇，丈夫是科举失意人，她却能以一颗悯人济世之心关注着民生艰苦。其诗通过细节烘托、典型特写、全局总览，使旱情的严酷、百姓的无助如跃眼前，足以打动古今读者。

嘉庆时钱塘人汪端的《自然好学斋诗钞》卷六，皆为咏史怀古诗，抚古思今，见解不凡，气势宏大，悲凉慷慨，如《张吴纪事诗》这一组诗第十二首：“兵压危城势欲奋，刀光如雪阵云昏。苔封金甲寒涛骨，沙没雕弧夜雨魂。野哭红颜应抱恨，国殇碧血此埋冤。反戈背主多专阆，市井从来解报恩。”【10】452此诗图景宏阔悲壮，色调暗沉凝练，所涉史事发生在元末，吴王张士诚踞苏州，被朱元璋大军所围，住巷的十位仓夫应募出战，英勇阵亡，张封他们为“十条龙”，民间称呼他们为“十龙义士”。仓夫走卒，为市井下人，却忠义勇毅，与那些身为“专阃”却反戈背主的达官贵人形成鲜明反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第二，诗人对审美客体的选择不限于娇花弱柳、团扇铜镜、清山瘦水这些偏阴柔狭小的物象，而是着眼于一些空间阔大、力度呈现、锋芒外露的物象；不偏好表现人物文弱含蓄、清雅幽静的气质。而着重表现人物的飒爽英姿、豪烈气概。诗歌发散着一种壮美光芒，展现出一种雄伟气概。

乾隆时江苏昭文人席佩兰《晓行观日出》描写朝日：“俄顷云雾中，红光绽一线。初如蜀锦张，渐如吴绡剪。倏如巨灵擘。复如女娲炼。绮殿结乍成，蜃楼高又变。五色若五味，调和成一片。如剑光益韬，如宝精转敛。精光所聚处，金镜从中见。破空若有声，飞出还疑电。火轮绛宫转，金柱天庭贯。阴气豁然开，万象咸昭焕。”【11】444作者面对清新、壮丽的日出景象，联想丰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比喻精妙，喻体变化多端，引读者一起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宏伟。丹徒人鲍之蕙有《钱塘观潮》一诗：“钱塘九月枫未凋，澄波如练秋天高。游人梦觉先鸟起，应候来看江头潮。俄闻隆隆振坤轴，画天一线银光遥。湿烟迷离越峰失，烈霆震荡吴山摇。须臾黑飙吹海立，飒沓似策扶桑鳌。灵胥怒乘云雾至，素车白马纷翔翱。初疑水犀练乌喙，六千君子戈矛鏖。又疑阳侯弄风雨，扬波激浪撼斗杓。舟人斗险逆潮上，回樯滚滚随飞涛。喧鹰澎湃沸天半，雪花百丈搏风骄。凭栏但觉双目眩，毛发耸立神魂飘。回头风定片帆出，水天一色烟云消。”【4】305作者奇情迭出，硬语盘空，对钱塘江大潮的浩荡声势、震撼效果进行了烘托和描绘。巨笔挥洒，空间浩大，驰骋激扬，没有描头画角之态。

以女性人物形象为主要审美客体的诗作，不重妍妆重英勇。如钱塘人柴静仪有《黄天荡咏梁氏》．“玉面云鬟拂战尘，芙蓉小队簇江滨。不操井臼操桴鼓，谁信英雄是美人？”【12】卷八作者歌咏的梁红玉为明代精忠报国的女英雄。英雄和美人似乎是两个相对的意象，而在这首诗中，两者合二为一，既是“芙蓉玉面”，又能“拂战尘”“操桴鼓”，一位英姿飒爽的古代女将形象跃然于纸上。除开人物本身，女性人物画像的英武气质也往往引发题咏，如钱塘人凌祉嫒在《梁红玉战袍小像歌》中写道：“谁与绘者妙得真，英英貌出韩夫人。桃花马上倦驰骤，戎装侧立疑天神。”【11】900诗句一脱女子柔婉之态，为当时人所称，德清许云裳即评价道：“遗墨苍凉恨，征袍慷慨歌。英雄与儿女，笔底尽搜罗。”【11】1871而对于生活中的普通女子，她们果敢豪烈的一面也是作者表现的对象。江苏仪征人梁兰漪有位五姑母，幼即读书能文，通大义。出嫁后，家境素贫，甘于淡泊，无哀戚容。梁在悼诗《哭许门五姑母》中回忆她：“哀哉吾门有贤姑，闺中豪杰女中儒。家无长物眉不蹙，醉来拔剑斫珊瑚。”【10】113

第三，抒写方式多直抒胸臆，写作笔触宏阔雄健，遣语用词铿锵有力，创作风格直率磊落。不同于清代女性诗作中那些小巧纤弱之风、幽怨自怜之态、浅斟低吟之声，作者们自信敢言，大胆直写，吟咏豪放之歌，表露不平之意，有敲金戛玉之音，发郁勃块磊之气。

乾隆时长洲人沈绩《题<二乔观兵书图>》云：“舳橹焚尽丈东风，应借奇谋闺阁中。曾把韬钤问夫婿，谁言儿女不英雄?”【13】11沈缨姐妹，同为吴中十子成员，组清溪诗社。诗中描写的二乔，外秀内慧，是胸藏奇谋、敢想敢为的英雄女子，有别于一般人所咏的薄命红颜或历史工具形象。作者在二乔之题上推陈出新，同时也显示出自己的不凡心境和英豪气概。江宁人王贞仪《题女中丈夫图》云：“当时女杰徒闻名，每恨古人不见我”“足行万里诗万卷，尝拟雄心胜丈夫”【14】850“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14】851王贞仪能文能武，曾偕白鹤仙、陈宛玉、吴小莲诸女士读书于卜太夫人之门，又习骑射于蒙古阿将军之夫人。其人豪迈自傲，率性旷达。诗歌负气敢言，不让须眉。道咸年间钱塘人沈善宝在《渡黄河》一诗中由壮阔的黄河景触发思索，直言其生平感受：“放开眼界山川小，付与文章笔墨狂。”【9】1947见识广博与心胸开阔两者结合，使女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自信放旷，狂气横生。凌祉嫒读方芷斋夫人《在璞堂诗集》后评道：“读书万卷行万里，巾帼远胜奇男子”“若徒目以诗人诗，不啻失肩养一指”【1l】888。作者对于方氏远胜普通男子的赞叹之情毫不掩饰，亦流溢着同为女性的自豪之感。道光年间江苏昭文女诗人江淑则，著有《独清阁诗词钞》五卷。诗风不屑于裁红刻翠，厌脂粉之习，其中记游诗生动清新、放旷洒脱，如《泛舟即景耱“任尔风波舟自行，长歌豪饮一身轻。莲花狼藉人寥落，赢得湖山气不平。”【10】1220风波之中行舟，却不惧危险，长歌豪饮，即便在风波中人寥落、花狼藉，亦自有一股不屈不挠之气。这是一段旅程的真实记述，也是发自作者人生“不平”之气的浩歌。

惊险激烈的战斗记述、宏阔悲壮的现实描写、纵跨古今的思锋展露，健朗劲拔的物象临摹、豪爽英武的人物写真、痛快畅达的胸臆直言，在清代江南女性的诗作中都时有可见，时空宏阔的意象与作者的豪情壮怀融合在一起，展现出一种雄伟气概和豪迈风格，发散着一种壮美光芒，这也反映出她们不同于清代社会里女性阴柔静娴的普遍属性，对风云气有种自觉的追求和继承。“谁言儿女不英雄”，作者笔下，英雄与女儿融于一身；“谁言儿女不风云”，作者心中，风云之士与弱质女流已合为一体。

相比清代前中期，变局中的清末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进步女性更多的空间、自由和机会，使之能一再冲破“天罗地网”，不再久困阃庭，而清末西风东渐，开启了闺阁眼界，更酝酿出女性的解放意识。清末女诗人的“风云之作”，在新旧社会过渡期间，往往旧题出新意。较之前期女诗人，其诗作不仅得江山之助，还更得时代巨变之力，情感更显热烈奔放，言辞更为大胆直率，笔锋更加犀利深刻，风云气更为浓厚。

清末女杰的代表浙江绍兴秋瑾，桐乡语溪徐自华、徐蕴华姐妹，安徽旌德吕碧城等人积极冲破旧思想牢笼，远比前人更自信自立，秋瑾的“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15】173“女子平权当自强，岂能守株在闺房”【15】274，徐自华的“大同此日崇文教，希望才名属扫眉"【16】92，吕碧城“待看廿纪争存日，便是蛾眉独立时”【17】6等诗句纵横捭闺、直言心事，体现了女性解放自立、渴望如男性一般建功立业的强烈意愿。她们身经家国革命洗礼、变法图强思潮引导，自觉以拯时济世为己任，针砭时事大义凛然，如秋瑾的“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15】27“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15】171，徐自华的“何妨儿女做英雄，破浪看乘万里风”【16】110，徐蕴华的“隐娘侠气原仙客，良玉英风岂女儿。为愤时艰喷热血，长歌击剑抑何悲”【18】6，吕碧城的“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阻有愿作新民”【17】l“安得手提三尺剑，亲为同类斩重关”【17】6，语词激越铿锵、情感荡气回肠、气概英勇壮烈，字里行间都有击打“黑屋子”的有力声响，其救国壮志、报国雄心洋溢而出，是唤醒世人的嘹亮号角。

再以咏剑言志诗为例，清代不同时期的江南女诗人，很多都曾围绕“剑”类事物展开咏赋，或寄怀，或述志。乾嘉时期阳湖张氏家族中的闺秀多赋剑诗，张琦女张纨英有《拟郭元振古剑篇》：“烘炉百炼坚金质，皎皎霜花耿秋月。费尽当时欧冶心，钝钩终古真无匹。九华七彩何精研，如虹壮气横中天。光摇碧汉橇枪落，锋掣虚堂太白寒。一朝珍赏逢奇士，开边好遂封侯志。三尺龙鳞艳雪飞，千金宝匣明星丽。清时偃武靖甲兵，苔绣土蚀无人珍。莫言奇气消沉尽。长啸犹能动鬼神。”【9】977该诗剑气森森，矫健奔腾，末四句的立意并不亚于唐代郭元振的《古剑篇》。而张纨英的侄女张祥珍其《宝剑》一诗豪气于云，侠风激荡，借咏剑言其志：“我有胸中剑，光芒亘古今。照人肝胆外，吐气斗牛沉。结佩吴宫士，酬知侠客心。闻翻红线传，把玩独长吟。”【9】987比起其姑，更加直抒胸臆。

清末鉴湖女侠秋瑾的《剑歌》《宝剑篇》《宝刀歌》《红毛刀歌》将女性剑歌创作推向了高峰。试看《剑歌》：“若耶之水赤堇铁，炼出霜锋凛冰雪。欧冶炉中造化工，应与世间凡剑别。夜夜灵光射斗牛，英风豪气动诸侯。也曾渴饮楼兰血，几度功铭上将楼。何期一旦人君手，右手把剑左把酒。酒酣耳热起舞时，天矫如见龙蛇走。肯因乞米向胡奴?谁识英雄困道途!名刺怀中半磨灭，长剑居处食无鱼。热肠古道宜多毁，英雄末路徒尔尔。走遍天涯知者稀，手持长剑为知己。归来寂寞闭重轩，灯下摩挲认血痕。君不见盂尝门下三千客，弹铗由来解报恩。”【15】131一把古剑，仿佛是这位巾帼英雄的气之所在，情之所钟，人之所倚。剑和人融合一体，剑增人豪，剑解人忧，而诗则铭其志、发其愤。再看《宝剑篇》：“宝剑复宝剑，羞将报私憾。斩取国仇头，写入英雌传。女辱咸自杀，男甘作顺民。斩马剑如售，云胡惜此身。”【15】264秋瑾写此诗时，正暗中策划反清武装起义，诗中内容扣合了她现实作为，并非出于想象或单纯托志。

刀剑之咏，出现于不同时期的江南女诗人诗作中，这种咏刀剑的文学传承，在精神上也是一种风云气的传承。此类诗作共同点在于都呈现力度与动态、抒发豪情与壮志。如果说前中期作品还带着家族才女们闲赏自适的情味，作品胆大程度和诗人实际行动也并未越过旧礼教的藩篱，那么到清末秋瑾等人的诗作则一变为激情澎湃，直率坦荡，战斗锋芒毕现。说到底，风云气度是时代之气在女性心中的内化，从中正可见古代家族才女向现代新女性转变的动向。②

三、清代江南女性诗歌“风云气"的成因与意义

风云气是清代江南女性诗歌中的一种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和选择，经多重因素的激发和积累所致，时代潮流、乡土传统等文学外部因素与文学批评、文学继承等文学内部因素与此都有着一定的关联。相应的，这种风格也表现出时代中的某种精神，承继着乡土文化传统，反映了某些文学规范与诗人心理。兹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其一，时代的召唤。方东树《昭味詹言》云：“凡诗、文、书画，以精神为主。精神者，气之华也。”【19】30风云气体现在清代江南女性的诗歌中，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或意识呢?首先是女性希冀参与社会、实现自我的意识。这与时代感召紧密相关，而在清代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精神指向。清初的乱世、清末的颓世，仁人志士深感危机，国难家仇荡漾心胸，敢于抗争与改革；清代中期，他们怀古鉴今，思乱治世。清初毕韬文诗中的单身匹马杀敌复仇之豪、清中期毛秀惠诗中的关注民生哀其艰苦之忧、清末秋瑾诗中的救国之志困道之郁。在不同时代精神的感染下自然抒发，“诗歌的声音携带着她们越出家庭和亲族的小天地，与皇朝天下的话语的径流融合成为一体”【20】106。其作品蕴藏着参与社会、忧怀天下的意识，去除了闺阁幽闭的色彩，能更广阔地写照诗人所处时代。其次，女性独立解放精神的萌动与成长催生着风云气的形成。这种萌动和成长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近代意义的妇女解放思想。这种思想在明清时期开始萌动，特别是到了晚清，在旧礼制分崩离析、新思想纷涌而入的背景下，妇女观念开始出现和旧传统背离的倾向，积极要求独立自主。另一方面是妇女的经济地位有所变化。在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纺织业中，妇女是一支重要力量。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纺织业一直发达，从事纺织业的女性人数多，江南女性从而在全国范围内较先获得经济地位的提升，这对女性独立自信意识的增强也具有一定意义。

其二，乡土的培养。刚柔并济的江南地方风气对风云气的生成亦起着不可忽视的培养作用。古代江南特另U是吴越之地本有尚武之风，《汉书·地理志》记载：“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2l】1667《吴越春秋》中记述了一位武艺高强的越女，“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22】242。在历史发展中江南士族经受了多次政治打击，如两晋南朝北方士族对南方士族的排挤压制、明初朱元璋对江南士人的残酷杀戮，清代重点针对江南士人的“文字狱”，江南文坛一片肃杀之风，很大程度上导致士族阶层将政治上的追逐转化为精神上的执著③，形成了文化性格的坚韧和精神气质的刚劲，江南士女也熏染了这种气质，类似女郎舞剑——“玉腕轻翻雪，纤腰弱飚风。徐徐收舞袖，犹觉势凌空”【9】992，表面的优美、轻柔、纤弱之下，却隐藏着凌空之势，反映到诗歌创作中，诗风则婉转与激宕共存。

“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江南自古经济发达、文化繁盛、风景秀美、人才辈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自己的乡土与家族引以为豪，普遍右文重学、惜才赏英，即便是女子的才学，也能得到家族的培养、肯定。另外，江南社会风气较为开放，袁枚、陈文述等一批男性士人积极援引与指导女性，推进了女性诗文化的发展。“人物产生于风气，在某种风气下，就易产生某种人物。”【23】9才女群落在地缘文化风气中得以较顺利地壮大和生长，“女中之儒”“扫眉才子”层出不穷。

清代江南重视儒家女教的风气是官方意识和乡土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它与女性诗作中的风云气之间又存在一种辩证的联系。一方面儒家女教在清代江南的实施，普遍而持久，对女性诗作中的风云气有淡化的作用。清代江南女性著述的女学女教著作，其数量远胜前朝，如太仓王炜《续列女传》、丹徒左淑芬《列女传集解》、常熟吴静《女鉴录》、武进恽珠《兰闺实录》、江宁陈立《女诫》、海宁李氏《女则》等，多达几十部。在一定程度上“人们肯定女子教育，并非看重教育对女子养成自身独立人格价值的重要功能，而首先是看重教育对女子养成依附于男子的道德人格的显著效用”【24】22，教育目标是培养合乎封建礼教标准的贤妻良母。在这种精神氛围中，过人的胆识、远大的抱负、慷慨的气度，实现与显露是困难的，消除和削弱却相对容易。但许多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或多面性，女教这块“硬币”的另一面无形中也能促进女性风云气的形成。女教为女性提供了最初的启蒙教育和文化熏陶。一些女性在幼年时期从阅读女教书籍开始识文断字，为接受其他诗词、歌赋的训练打下知识基础，也拥有了一把打开其他知识大门的钥匙。而且“仅以儒家思想而论，士大夫文人从中汲取的往往既有克己自抑、保守拘谨的一面，也有刚烈奋发、积极进取的一面”【25】6，当后者影响占上风时，女性作家亦可由柔变“烈”，虽然这种“烈”仍未脱离儒家伦理的轨道，但能够促使女性作家形成刚毅奋发的性格、自信坚定的心态、关注天下的胸怀，而这些都是她们作品中风云气形成的基础。

其三，文学传统与时评的推进。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流传着阳刚美的作品，如汉魏诗之风骨、北朝民歌之劲达、唐诗之盛大、宋词之豪放等，而阐释阳刚美的文论，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形象，从作品示范、理论赏析、思想熏陶各个方面层层沉淀在江南闺秀的心灵里。阳湖女诗人左小云有《读太白诗》：“偶读古人诗，略知放眼界。深仰谪仙才，落落引天籁。矫如千乘万骑排空来，腻如红灯笑睨鸳窗话。幻如奇峰叠出渺无迹，清如秋月皎皎晴空挂。仙才仙才谁敢敌?五龙攫云争变态。愿乞砚池墨汁三五滴，使我词源百折泻清快。”【10】1286汪洋恣肆的太白诗不但让她大放眼界，还是她深仰的天籁、学习的范例。有些江南女作家在继承文学传统、选取滋补她们心灵的元素时，也偏向宏阔英豪之类。武进人钱盂钿诗文有奇才，她为自己取字“浣青”，正是表示自己对唐代两位大诗人“浣花”（杜甫）与“青莲”（李白）的膜拜与学习，并意欲兼两者之长。另外，提倡女性诗歌多元化风格的诗学观念也鼓励并推进女性风云之作的创作。评点女性诗作的风气在清代颇为流行，闺秀诗话采辑之勤、论述之富远胜前代。在众多诗评诗话作者中，不少人除认可清新婉丽的诗风外，对于不存脂粉态、豪健真挚的诗作，也持提倡与肯定的态度。如洪亮吉评丹徒才女鲍之蕙诗：“沉郁真挚，岂特无脂粉习气，恐经生为之，亦无此独到耳。”【4】336丹徒陈女史，虽轶其名，因诗存人，《闺秀诗话》评其《歌风台》一诗：“极悲壮苍凉，无一毫脂粉气。”【5】908再如评上虞徐昭华《塞上曲》：“感慨豪宕，出自闺阁，洵非易及。”【5】932评常州张文若《短歌行》：“豪宕语尤不易得之闺阁中者。”【5】932沈善宝《名嫒诗话》提到：“余常论，诗犹花也······或以香著，或以色著，但具一致，皆足赏心，何必泥定一格也？”【5】465沈支持诗苑的百花齐放，只要情意真切，有韵致，诗风豪健劲阔也未尝不可，不必泥于一种格风。对于一些女诗人，如诗风苍劲的常熟沈素君，诗笔苍老的仁和孙云凤，取材宏富的钱塘汪端等，沈都持有推扬态度。她认为有些女诗人在视野宽阔、诗风健朗上甚至“即须眉大家，亦当却步”【5】442。这些评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女性创作风云气形成的理论引导，并提供了具体的范例以供读者效仿。

其四，女性独特心理的反映。清代江南女性诗歌不脱闺人口吻、自占闺阁身份的例子很多，但“就像五代北宋词多‘男子而作闺音’的现象一样，清代女性诗歌也多‘闺秀而发壮言’，在风格上自掩身份，而认同、靠拢男性诗歌风格”【26】114，江南女性创作颇多风云气诗歌便是明证。这种女性诗歌风格形成与女性群体的某种心理情结也有关，那就是“在现实中女孩从出生就被灌输—一不可避免的，无论是粗暴灌输还是巧妙引导——女孩是卑微的，这种经历不断刺激她的男性情结”【27】27。清代江南女性成长中受到的歧视与对自己才学智慧的自信，刺激着她们对女性身份的不甘和背离，觉得“我生非不辰，所误皆蛾眉”【9】1072，甚至忿日“宁甘堕地化为石，不合生年为女子”【9】2221。作为抗争与反叛，“女孩可能完全从自己的女性角色中逃离出来，为了寻求安全而躲藏在幻想的男性角色中”【27】35。特别是在长期缺乏济世机会、缺少开阔空间的状态中，清代才女恰恰可能化缺失为文学创作的动力。诗文创作中她们屡发壮言，诉说着女性在空间与机会上的缺失与渴望。清代小说戏曲对这种女性形象也有所记录与塑造，如《聊斋志异·颜氏》中的颜氏，其夫君科举屡试屡落，她自恃才识，心有不平，于是易髻而冠，俨然一顾影少年。她易装相代参加科举应试，居然得中状元。颜氏类的虚构人物是小说的艺术创造，而“艺术创造是旧经验的新综合，旧经验在历史上是真实的”【28】138。

当然，风云气和女性个人的禀性气质、心理因素与生平际遇也紧密相关。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二十九言：“闺秀诗无脂粉气，衲子诗无蔬笋气，黄冠诗无丹药气，武弁诗无弓刀气，道学诗无头巾气，此皆从性分中带来，非学问二字所能伐毛换髓者也。”【29】643梁兰漪自云“心境是须眉，生身恨巾帼”【10】133，自许“纲常扶植自钗裙”【10】142。钱塘人徐淑则，幼时尝试男子装，耽书好学，长大后更加博雅。秋瑾，生花妙笔横扫千人，陈去病曾评价她：“善饮酒，习骑马，好《剑侠传》，慕朱家郭解之为人。明媚倜傥，俨然花木兰、秦良玉之伦也。当其留学日本时，往来东瀛，恒以短剑自随，故集中多咏剑之作。”【30】77“诗言志”，读其诗，可知其人之性情。其诗风云气浓，其人性格也存在赏武爱豪、英气磊落的一面；其诗充溢风云气，并非勉强而出。若无天然个性、契机合适，江南女性若为了自标清高，虽远离脂粉气，刻意作出风云气，反而邯郸学步，失去原有本色。

总之，清代江南女性诗歌中的风云气得益于清代女性在江南文化场域中所接受的时代召唤、乡土培养与文学传统，渐变于她们根据历史情境改变而作出的文学反应、风格建构与规范调整，贯注着江南女性试图通过文学语言铸造阳刚化生命姿态的气度。杏花春雨、温山秀水的地理环境，虽然成为温婉顺从、细腻感伤的女性形象创作的天然土壤，可“谁信英雄是美人”，在那些充满风云气的江南女性作品里，气息与声音远离了封闭短浅、粉艳脂香、自卑自贱的特征，我们分明看到一个个英姿勃勃、自信独立、心胸开阔的新女性形象。她们展露着放旷豪迈的个人禀性，灵活运用已有的资源，把时代的压抑与束缚转化为成长的机会，用诗歌这一载体开拓和深化了一个给予她们意义、安慰与尊严的“另类”空间。

注释：

①参见《清国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三册《地理志>卷24江苏省条，卷34安徽省条。其中江南是采取大江南概念，除了核心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后来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直隶州八府一州地区外，还包括清代人的行政区域江南省——今江苏、安徽两省地区。

②参见苗丽、罗时进《论晚清语溪徐氏姐妹诗歌创作》，《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③参见徐茂明《论吴文化的特征及其成因》，《学术月刊》，199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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