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明出现的藏书热潮给当时的社会女性带来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生存空间。藏书热潮产生的个体效应———科考意义的式微、与正统文化相连的身份意义及家庭意义的凸显，使得文人、家族逐渐认可女性才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得以培育和发展；藏书热潮的社会效应———读书风气的盛行，促进了书籍阅读的大众化、普及化，各种读者群体大增。读者群体的扩大，增加了读书人在公共领域的舆论力量，使其能够对抗政府的礼教系统，给女性才学的施展以舆论空间。藏书热潮作用于家庭，为女性营造了阅读和书写空间；作用于地方，促进了地方名流对女性才华的推助和认可；作用于社会文化，男性文人对女性作品的评介峰起，催动性读者兼作家群体的诞生，从而在多维度上拓展了女性文化生存空间。但晚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是相对的，它决不是专门为女性营造的，更非与男性文化生存空间并行而存，丝毫没有改变女性依然依附于男性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晚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藏书；阅读和书写

文化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需要社会为其提供一定的成长环境才有活力。女性的阅读和书写，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也必需有相应的环境，即女性文化生存空间。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女性因服务于男权社会的从属地位，几乎被剥夺了获取知识的权利，因而文化话语权缺失，基本上没有阅读和书写空间。故知识女性也只是少量存在，其文化活动处于微弱和蛰伏状态。

晚明时期，这一状况发生了较大改变。由于多种历史力量的共同推进，晚明时期社会女性有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生存空间：女子教育出现平民化、通俗化趋向，受教人数大增；民间藏书丰富，书籍广布流传，女性阅读机会大增；思想界个性解放思潮涌起，女性才德观发生变化，其才情开始受到尊重；无论是自我角度，还是他者角度，女性意识都有了朦胧的觉醒，等等。这一切直接影响到女性受教育的数量、程度及文化水平，因而，一改往代才女以个体、自发出现的境况，晚明涌现出大量知识女性。这批女性在当时社会许可的文化生存空间内阅读、创作、交流，或个体独行，或群体唱和，演绎了帝国末世绚丽多彩的才女文化。

晚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得以拓展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书籍因素最为重要。书籍作为知识的载体，是最直接的文化资源，其出版、推广、传播程度都决定着人们阅读的广度和知识的深度，乃至思想和观念，影响着社会的包容力，是传统社会女性阅读、创作、交流等文化活动的关键因素。而晚明时涌起的藏书热潮引起的一系列个体、社会效应，为当时女性的文化创造交流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社会氛围。笔者拟以此为视角，探讨晚明女性的文化生存空间。

一、晚明私人藏书热潮的兴起

书籍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藏书。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官府藏书和私人藏书。官府藏书由于政府出资，财力雄厚，规模远远大于私人藏书，西汉时正式确立的官府藏书制度，此后日益完善，至明代，文渊阁官府藏书多达百万卷（由于女性接触官府藏书的机会不多，官府藏书对于女性的影响极小，这里仅探讨私人藏书）。私人藏书自汉、魏晋六朝发展至唐代，出现了一个峰期。唐代，纸的广泛使用和印刷术的推广，引起了图书生产的革命，激发了藏书家的收藏积极性。科举制度的实施极大地刺激了民间读书应试的热情，而平民化教育的滞后促使稍具条件的家庭热衷投资藏书以供自学，由此兴起了私人藏书潮[1]。在宋代，建立在广泛的世俗地主与自耕农经济基础上的皇权政治，为适应其广泛的统治基础，科举制度更具开放性，众多寒士庶族加入进来，激励了更多人的读书热情，私人藏书之风依然盛行。

历史发展至 16 世纪中叶，我国迎来了刻书业的黄金时代。早在明初，就有建阳、杭州、成都、开封等著名的坊刻中心，明中期以后，坊刻几乎遍及各地。“所谓‘两京十三省’无处不刻书，形成以金陵、建阳为龙头，燕京、苏州、杭州、湖州南北辉映，星罗棋布于全国的局面”[2]。至晚明，繁盛的刻书业终于把中国带进私人藏书事业的鼎盛期。刻书业的发展使得印刷出来的书不断地被盛函入匣、集装成箱，流通于作者、出版商、书商、书肆、读者之间，人们能够毫不费力地从书肆购买来自己喜爱的书籍，改变了以前不得不花费精力去转借、去抄写的局促，士大夫的藏书热潮因此被激发。

明初，藏书之风已悄然兴起，明太祖、成祖皆命人访求四方遗书藏至文渊阁，王公大臣中藏书者亦颇多，周王朱楠和宁王朱权都拥有大量珍籍古本，以藏书丰富而闻名。进而风气下传，民间藏书渐丰。至明中期，大藏书家不断涌现，如成化时吴宽、伊侃、王鳌及其子王延喆，弘治时徐缙、及徐源、徐澄兄弟，正德时两朱（朱存理、朱尧民）先生等等，私家藏书动辄千卷、万卷。明代后期，刻书业的繁荣，激发了私人藏书风气的盛行，持续上百年。当时的藏书家钱谦益称：“百年以来，老生宿儒起于古学衰落之余，笥经蠹书，往往有之。（如）吴岫方山，非通人也，聚书逾万卷。”[3] 244风气之盛，各地都出现了藏书家。江浙一带更是荟萃了众多藏书大家，成为天下藏书中心，吴伟业《汲古阁歌》：“嘉隆以后藏书家，天下毗陵与琅邪。”[4]道出了江浙藏书的盛况。

明代藏书家之多，其他朝代无可比拟。据“王河主编的《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记载，明代知名藏书家358人”[5]。相比而言，从秦汉至清末，凡生平确有藏书事迹者，据现有材料统计，不过 875 人①，去明不远的元代，私人藏书家总共才17 人②，数字对比，足见明代私人藏书之盛。

晚明私人藏书繁盛，有名的藏书阁多在这一时期出现，以藏书丰繁著称。那些有名的藏书家，多几代传延，累积藏书，家书楹门。名士张岱“三世积书三万余卷”，自身“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6]。有着“人间庋阁足千古，天下藏书只一家”美誉的天一阁，藏书最多时达 7 万余卷，“浙江山阴祁承爜的澹生堂，藏书 9 千余种、10 万余卷；黄居中、黄虞稷父子的千顷堂，藏书 8 万余卷”[5]。常熟人毛晋的汲古阁，前后集书达 814 万册，布衣徐 的红雨楼藏书亦有 5 万 3 千卷。前代人藏书之多者，号称破万卷，与此时相比，乃小巫见大巫。

晚明私人藏书之风气所致，不仅富裕人家、耕读之家有收藏热情，普通民户也有藏书爱好，“士庶家稍有馀赀，尚欲积书”[7]。不为统治者所喜爱的竟陵派小说，深受下层民众喜欢，许多浅阅读的小读书人都爱看，据说当时每有识字人家，必办一部，普通读书人家藏书由此可窥一斑。小户人家藏流行书，富贵人家藏珍版书。富家藏书，不顾及费用，遇到自己心仪之书便购置；小户人家爱书者，不惜典当买书，如阎秀卿“所获学俸，尽费为书资。家甚贫，或时不能炊，至质衣以食。而玩其书不忍弃”[3] 167，可以想象民间普通民众私人藏书的状况。

明中后期，由于种种因素催发，刻书业、书肆大盛，至明末依然不衰，由此引起的私人藏书事业的兴盛，必将对全社会产生影响。对个体而言，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藏书对其影响超越了唐宋时代的科考意义，变成了与正统文化规范象征性联系的身份意义，无论是个人还是家族，都比较重视书籍带来的身份的变化，这必然会影响到社会女性，因为科考的意义只能在社会男性那里发生，而身份意义却是具有全社会成员性质的。对社会文化而言，除了涌动的藏书热潮能够给人们带来便利阅读外，藏书家多抱有“传布为藏”的人文关怀精神，他们将自己的藏书开放，供别人借阅，和其他藏书家进行互抄、赠书、探讨版本等交流活动，使自己的藏书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这一切必定会在社会上掀起读书热潮。伴随着社会风气的开放，藏书热潮推助着读书群体超越传统士人的局限，扩大至社会其他阶层。日益扩大的读书人群体，提升了与官方礼教体系相抗衡的社会舆论力量，催生了新的才女观，晚明女性的书写和阅读空间也为之一变。

二、私人藏书的个体效应：身份意义的变化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的培育

美国学者周绍明曾言，“儒学者通过利用朝廷藏书和在书籍市场上购买，构建了同等规模、甚至更大的藏书，而且其涵盖的思想范围通常要大得多”[8] 5。书籍可以提升人的知识与修养，提高他的社会声望，有着改变身份的意义，晚明这个特殊的时代，无论从个人角度看，还从家族角度看，私人藏书的科考意义都走向式微，这无疑强化了私人藏书的身份象征意义。身份象征意义的凸显，对各阶层面都产生了影响，并延至女性文化生存空间，女性阅读和创作的社会认可度获得提高。

对于士人阶层来讲，如果说在唐宋时藏书，是出于科考的需要，保证子孙后代读书种子延绵不绝，是出于对功名利禄的渴求，那么至晚明，藏书多少对他们科举考试成功与否已退居次席，而对典籍的崇尚和对知识的追求成为最大动力。这是因为，科举制度发展至晚明，渐次走向保守，走向僵化板结，士子地位已远逊于唐宋。据叶梦珠《阅世编》，“太学之选，明初最重，或由庠序拔入，或由胄于思荫，天下之英才毕集焉。故历朝除官与进士等。自景泰以后，纳粟之例行，而太学遂滥，士林亦渐忽之。驯至启、祯之间，俊秀虽列衣冠，官长视之，殆与富民无异，积轻之势使然耳”[9]学校二。可以看出士子地位从明初至明末逐渐衰落的趋势。晚明士子科举地位的衰落还表现在国家资助力度的削减上，明前期由于中央政府国子监控制刊书权，诸生们的书籍、笔墨纸砚多由政府供应，至明后期却很少兑现，士人们只好自己买书、藏书。加之

晚明官场的腐败、科举门路的堵塞，使满腹经纶的士子们拥有书籍的科考意义式微，另一种意义，即藏书与正统文化规范间的象征性联系作用凸显出来[10]。书籍是变革的动力，它影响到文人身份角色的重新定义，在士人无法通过科举参与政权时，它成为士人———无论是老生还是宿儒，固守与正统文化相连之身份意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正因为要固守与正统文化的最后防线，热衷藏书的读书人在与政府争夺政治话语权的门路闭塞时，就试图扩大自己的阵营，那些下层中精于读书者，那些女性中才情拥有者，都进入他们的视野，成为他们鼓励和捧颂的对象———这也正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人文启蒙精神涌动不止的一个原因。此风始于士林。身份低下的樵夫、匠人、仆佣、名伶，只要用心读书，或有一技之长，都成为他们关怀的对象。如归有光为母婢寒华撰志[11]，吴梅村为妓女陈圆圆作诗传，张岱的《陶庵梦忆》更是记述了不少名妓、名伶、卖茶客、园艺人、工匠、雕刻者、书唱家各色人物。

此时，那些才学出众的闺秀名媛，更成为士人尊重的对象。卫詠《悦容编》、赵世杰《古今女史》、陈维崧《妇人集》、徐树敏、钱岳《众香词》，无不洋溢着对女性才华的爱惜和赞美。私人藏书的非科考意义催生了士人们新的才女观，他们不仅通过力量日增的社会舆论体系，对抗官方意识形态，尊重有才学的女性，为女性营造读书创作的生存空间，还亲撰列传书评，推广女性文学成果。晚明时许多文人帮助才女们编纂出版各种不同的选集，“把编选、品评、出版女性作品发展成为对理想佳人的向往”[12] 4，演绎为一时风尚，形成“闺秀著作，明人喜为编辑”ƒ的时代特征。这就给女性的文化创造提供了鼓舞和动力。受到士林鼓励，稍有条件的女性也开始走进书籍世界，进行阅读、书写，她们与知识的鸿沟逐渐缩小，就这样，在官府壁垒森严的女德规范体系中，原本与女性无缘的社会文化创作活动，在士人的鼓励下获得罅隙生存。

对于那些下层人来说，书籍的占有也可以使自己在动荡易变的社会中超越自身阶层提高身份认同，“印刷出来的文字拥有象征权力，即使对那些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都不太高的人也是如此。……书籍有多种功用，是承载知识的物件、供研习的版本，是在商业交易中被买卖的商品。抑有进者，书籍具有社会和文化的意义，这一意义或通过人们拙劣的模仿折射出来，或是在人们对声望的追求中展现出来”[13]。正是书籍的身份象征意义，使晚明下层人试图通过读书或者收藏，将自己提升到与精英文化人并起的行列，唐顺之为书佣胡贸作传（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十二，《胡贸棺书》，明万历元刊，上海涵芬楼重刻本），就缘起于这个人酷爱读书、藏书。稍后于此，江南的一些文人曾集资将一个贫穷的修鞋匠钱近仁葬在虎丘山上，原因是钱近仁坚持四十年阅读不辍，“随着他自己藏书的增长，因为具备关于孔子《论语》和一部中等水平的流行文献《孝经》的知识，他慢慢在这个古典学术中心获得了些名声”[8] 2。两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仅仅因掌握了书写文化而变成了名人，得到了精英阶层的尊重和认承。这恰是藏书对于普通人身份变动的意义和效应所在，它对下层人藏书、读书欲望的刺激，无疑能提高整个社会的读书水平，增强社会的理解力、宽容力，那么对于女性才观的改变、女性受教机会的增加都会有促进作用。

从家族的角度看，单是从形式上，拥有大量的藏书，就可以成为一个家族身份和声望的象征，有些家族不惜赀财、甚至几代共同戮力，构建起一个规模藏书。家族藏书首先可以提高族内成员的文化学养，将他们转化为有身份意义的文化人，溢卷的书香同样也可以熏染族中女性成员。家族藏书还可以通过赠书、交换书籍、交流评价将家族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声望。一旦藏书所带来的文化声望在地方上建立起来，它将会从地方向外传递，其他地方游学于此的学者、赴考经过的士子、甚至慕名而来的各色文人，出于对文化正统身份的共同认可都会被吸引过来，来此拜谒。晚明杭州的汪然明和常熟的钱谦益府上，经常会出现士子、生员、文人名士、甚至才媛的身影。黄宗羲、顾云美、黄毓祺以及才女王修薇、卞玉京、林天素、黄皆令皆是汪府和钱府的常客。府邸门口不断出现的名帖投递、迎来送往的情景，均来自书籍给主人自身带来的魅力，其在地方社会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此中可以看出，家庭藏书的身份意义———积累家族文化名望的需要开始展现出来。

藏书之非科考意义的凸显，使得家族将藏书的视角从参加科考的男性成员身上移开，开始将女性纳入进来，引起了家庭对女性教育、才华的重视，为她们知识和才情的增长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当然，科举门第仍然是大多数家族的最大期盼，但此时科考门路愆塞，家学传递、家族文化的积累成为藏书重要目的，这就促使有条件的家庭重视女性才学，不仅把儿子、还把女儿的文学创作也刻印出来，变为家藏的一部分，转化为家族文化，提高社会声望。在晚明，许多女性成员的文学成就颇得父兄的赏识，甚至引以为荣，王凤娴的弟弟对姐姐的博学给予极高评价，“所幸家学一线，得随名媛千秋”[14] 235，才艺出众的王端淑也令其父亲发出“身有八男不易一女”[15] 162的赞叹。因此有条件的家庭，多会支持女性出版专集，或自家刻印，或经由父兄推荐请他人刻印。如叶袁绍为沈宜修、叶小鸾姐妹编纂出版《午梦堂集》，才女毛媞之父兄为其刊刻《静好集》等，皆为家庭男性文人鼎力支持女性创作的例证。家庭资助女性的作品出版，将女性才华融进了家族文化资本中，大大增加了女性受教机会，促进了对女性进行文学教育的合法性，其直接结果，就是大量才学女性的涌现，因为落实女性文学文化教育具体的实施者首先是家庭。

上论可以看出，晚明私人藏书的兴起无论是对士子们的影响，还是对于下层人乃至家族的影响，多源于身份的认同和社会文化声望的需求，科考的意义已经式微。科考的影响只是在社会男性那里，而藏书个人身份意义、家庭意义的高扬给整个社会成员包括女性制造并传递一种文化信息，即拥有书籍就等于拥有了文化地位和声望魅力，此种信息将会导引众多女性走入书籍的世界，书为她们开启了一道与传统妇德相向而行的大门，女性进行阅读书写的文化生存空间得以培育和发展。

三、私人藏书的社会效应：读书风气的兴起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的舆论构建

晚明社会，藏书业的发展，对女性的文化生存空间影响重大。因为私人藏书越多，存于民间的书籍数量越大，读书就会越便利。对社会文化而言，藏书量的增大必然伴随普通读者群体的增加和阅读之风的兴起，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都会作用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给社会女性的阅读和书写带来积极影响。

在万历之前，对于普通人来说，便利读书仍是一种奢望。唐宋虽然也是私人藏书的高峰期，但那时出版业关注点在于质量品味上，藏书规模相对较小，数量上并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书肆也不发达，想买书的人买不到书，这种现象持续到宋朝的最后几十年（见 InoueSusumu，Chu-goku shuppan bunkashi，152-153 页）。此种情况下，书籍只能满足士子们科考的需要，却达不到社会文化普及的效果，无法延泽至普通人。

时至晚明，私人藏书热潮的高涨、书肆业的繁荣共同推动了读者群体的迅速扩大。书肆业的繁盛使得书籍流通加快，以前不能接触到印刷纸页的人们，或以前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借阅和抄写书籍的人们，都能容易地从公开市场中买到书籍，进行阅读。同时晚明藏书家中，也多有深受个性解放思潮影响的名士，他们有着通脱、开阔的心胸，对所藏之书，抱有“传布为藏”的人文关怀，愿意与众人分享，促进了书籍的流通和便利阅读。如藏书家徐 ，亲撰徐氏家藏书目，以供读者查阅，凡有人去他家就读，他设几供茶以侯；江阴得月楼主人李鄂羽，即使善本珍籍也有借即予，他自己说：“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16] 407由此，读者群开始越出传统圈子，包括学生生员、乡试中举的、农村小地主、小业主和士绅家庭女性，都加入了传统的精英行列，构成了一个新的读书大众群。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指出，在晚明诸多书籍中的序言、题词、跋及评传中，人们频繁使用的“四民阶层”、“天下之人”这样的词语，也许就是对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和由不同阶层组成的阅读公众群的回应[18] 152，157，162。随着藏书量的增加，读者群体也由传统的士人独占阅读文化的局面扩展到农、工、商四民阶层。

由于读书的便利，读者群体的扩大，带动了社会上读书风气大起，市民、儿童，甚至贩夫、走卒都参与了阅读。如崇祯时的泰州被形容为“茅茨陋巷盆诵相闻，蔚然有文雅之风”（崇祯《泰州志·职方志·风俗》卷一）；上海之地“一时家弦户诵，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彬彬乎文教称极隆焉。”[10]经济富庶的江南支撑起了庞大的读书群体，读书人数之多甲于天下，读书风气之盛也雄于天下，“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閈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18] 194。这种读书风气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读书群体的扩大。

读书群体的增加无疑扩大了传统的社会精英群体。日益增长的社会精英阶层，通过阅读、收藏、购买、消费，显示了书籍及它的消费者与国家集权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随着多重身份读者的加入、精英群体的重新组合，其舆论力度、社会话语权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一个与国家官府系统对立的“公共领域”在此时形成。西方学者兰钦（Mary Backus Rankin）指出，东林党人和复社活跃的晚明时节已经显示出“公共领域”的迹象了，其规模足以与国家权威相对峙，其重要表现之一是识字率的提高拓宽了科举外的就业渠道，知识分子队伍扩大[19] 112~113。这一“公共领域”，在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和民间社会生活之间，开辟了一个自由表达意见的空间，读书人能够于空间内与官府系统对话，在统治者高歌礼教制度的强音中，晚明人追求的个性解放依然能在民间乃至妇女身上大规模的扩展开来，这与读书人在公共领域日渐提升的、与国家权威对抗的话语权、舆论权密不可分。晚明社会的一对矛盾现象：一方面官方文献和道学先生热烈歌颂恪守妇德的贞妇烈女，极力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另一方面市井生活中女性向往心性解放、追求自我幸福的典型例子不断涌现，家庭和社会支持女性读书、创作、为其出版文集的事件屡屡发生，微妙地统一在晚明女性身上，正说明社会舆论与国家权威的对抗，传统女德观受到冲击，女性才华渐为人重视。这一变化作用于女性的教育、阅读、创作，女性文化生存空间的舆论支持得以建构。

上述可以看出，无论是读者群体的增加，还是社会兴起的读书风气，还是士人的公共领域舆论力量的扩大，都为女性才德观的变化，为其才华的形成和施展，提供了思想舆论支撑。

四、女性文化生存空间的多维度拓展

晚明私人藏书潮不仅通过个体效应和社会效应作用于女性的才学、教育，也从多维度上拓展了当时女性文化生存空间：

从家庭角度看，书籍的收藏为女性的阅读书写营造了家庭文化生存空间。家庭藏书，一方面使家庭女性可以在庭院深深中足不出户，饱览家中藏书，了解外面世界。另一方面女性还能够同远近来府上进行借阅或拜访的文化人交往，接触更多的书写世界。丰富的家藏使女性既避免了外出抛头露面的风险，又能进行阅读和书写，加入到传统读书人的行列，成为知识人。晚明许多才女，本就出身藏书、刻书世家，便利的阅读条件成就了她们的才情与学问。如万历时期苏州地区重要的刻书家许竹隐，在长洲甫里一带以书会友，几乎网罗了江南所有著名文士驻足此地[20] 278。居于这样的家庭女性，个个不凡，许竹隐之母顾道喜、之妹许定需、儿媳叶梤、四个女儿阿秦、阿莼、阿苏、阿芬俱擅诗词，尤其老孺人顾道喜，通经史、课子孙，一门风雅。著名才女陆卿子家学深厚，父亲是藏书家，家内藏书达十万卷[3] 197，陆卿子能诗善书，还是诗词评论家，婚后与夫君赵宦光筑宅山林，以文招待天下名士，其文人化的生活无不与少女时代的书香熏陶有关。除了能够于家内进行广博阅读外，晚明女性还有机会接触到来家里造访寻书的文化人。如当时的闺阁诗人徐媛、汪然明夫人、项兰贞等都是通过博学的丈夫，在家中结识了前来造访的另一类才女———才艳高帜的名妓，有的还建立了文友关系。这些家庭女性即使在身体上仍然保持着与世隔绝，但家庭为其营造的文化生活空间已使得外面的思想观念不可阻挡地走进她们的世界，通往知识和学问的大门已经开始朝她们打开。

家庭藏书热潮也引起了家刻的盛行，刻印女性作品的家刻本与官刻本、坊刻本同样在社会上流传，无疑促进了女性和学问的结合，有利于改变人们心中的传统女性形象，将女性才与德并重，为女性的阅读、书写、才华施展提供了物质前提。

从地方上看，伴随着藏书热潮的兴起、各种口味读者群的增加，不同种类的书籍也应运而生，应地方文化需要的地方志，也列席其中。明末正是中国地方志编修的鼎盛时期，地方名流在承编地方志时，为了突出一个地方的文化声望和知名度，那些典型的女性个案范例，如贞女、烈妇、才媛等都被搜罗列举出来。一些地方志里，还单列出文学突出的女性及其作品。地方志的编修促进了地方名流、文人学士对女性才华的推助和认可，反过来又刺激了家庭对女性文化教育的重视，激励女子读书识字、创诗作词，拓宽女性文化生存空间。

从整个社会文化层面看，私人藏书的增加，带动了各种书籍的评价。晚明社会出现的书评风潮中，女性的作品也为男性文人鉴赏评判，多数才媛的诗词集都可以在知识圈内找到积极的评价。在众多的序言、书评中，女性作家和男性文人一样被多次提及，她们的才学也在晚明社会获得流传、重视，推助了社会对女性才学的了解和认可，把对女性阅读和书写的支持由家庭向社会拓展。

私人藏书增加带动的读书风气的盛行，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效应，使得读书、谈学问不再成为传统男性上层精英的特权，书籍的阅读呈现普及化、大众化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即使那些没有家藏的女性也有了接触书籍、增长学识的机会，参与到阅读的队伍中，女性的阅读与书写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整个社会上“不仅名门闺秀学诗作文，小户女子也执笔以试，反映一时之风尚”[21]。晚明社会，礼教对女子的限制依然苛刻，上流社会既要求女性恪守妇德，同时却又十分流行聘请私塾入府给自家的女眷授课，而中下层家庭一旦有条件，也会支持女性读书识字，或父母亲教，或随兄就读，鼓励女性进行诗词创作，晚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的这种悄然改变，在社会上催生了一大批为数众多的女性读者兼作者群体。

书籍阅读的普及化、大众化趋势还提升了整个社会的包容力，女性的才华不再被视为女德的对立面，其阅读和书写的舆论空间也超越士人层面，在普通人中得以开辟。阅读活动中的情感体验和身体实践在个体身上发生的变化不易被发觉，但是当个体变成群体，就转化成一种社会共同的价值认同，社会文化平均水准、整体理解包容力就会得到提高。图书在读者大众之间流传、品评、阅读，能够在不同层次、不同地区、不同性别的读者间形成一种默契，为书写和口头间的递替、男女间思想的传播、为个性解放、女子才德并重的新观念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女性的文化创造活动在一定范围内被允许，如此，本来被挤出社会文化之外的女性，开始进入阅读和书写世界，有了自己的文化生存空间。

五、结语

上述研究表明，从藏书热潮所带来的个体效应和社会效应来看，晚明社会存在着一个相对宽松的女性文化生存空间：藏书的个体效应———与正统文化相连的身份意义、而非科考意义的凸显，文人、家庭逐渐对女性才华认可，男性文人盛赞女性才学，为女性编纂、出版文集，撰写序跋和书评，给女性的文学创作给予鼓励。家庭则支持对女性的教育、阅读、创作，为女性刻印作品文集，将其才学转化成家学文化以提高声望，女性的文化生存空间得以建立。藏书的社会效应———读书风气的盛行，促进了书籍阅读的大众化、普及化，带动了阅读之风的盛行、各种读者群体的增加，知识分子精英队伍扩大，增加了他们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抗的公共舆论力量，士人那里，传统女性才德观受到冲击，女才同女德一样为其认可，舆论层面对女性才艺相对宽容，一定程度上消溶了政府力图建立“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性评价体系，从而为女性才情和学问的增长，为其文化生存空间的建立、培养提供了舆论支持。私人藏书的热潮还从家庭、地方、社会文化等多角度上拓展了这一女性文化生存空间。

但需要强调的是，晚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只是相对的，是在男性社会文化广袤空间的罅隙中，能够允许女性文化无伤大雅地生存、成长一些。它决不是专门为女性营造的宽松的文化空间，更非并行于男性文化生存空间而独立存在。女性的书写和阅读活动因与家庭背景紧密相连，决不是对所有女性敞开的，女性也远未达到可以独立表达她们作为一种社会性别的共同抱负和心声。同时女性文化生存空间的存在，并不能说明女性从此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它只是存在于知识领域，更狭窄地说存于文学创作的领域，它依然没有改变女性依附于男性无法独立的社会现实。

注释：

①据杨立诚、金步瀛《中国藏书家考略》（杭州青白印刷社1929年版）一书凡例，记载中国藏书家741人。此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再版，经俞运之校补，“增添了一百三十四人”，加到一块共875人。

②此数字来自笔者对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的统计。

3.见《名媛诗汇》附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明泰昌元年张正岳刻本影印本，集部 383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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