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时代中国女性生活的深度解析

——评赵崔莉教授的《被遮蔽的现代性：明清女性的社会生活与情感体验》

侯 杰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生活、日常生活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有关研究著作和论文不断涌现。在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将女性与唐代等断代史结合起来的探讨也不乏其人。难得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的赵崔莉教授，在其精心撰写的专著《被遮蔽的现代性：明清女性的社会生活与情感体验》[1]中，将女性的日常生活置于明清从保守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转型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深入解析明清时期中国女性生活，解读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社会性别的中国女性是如何被建构的，透视女性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揭示其独特的“被遮蔽的现代性”。该书旨在触摸明清时期中国女性的现实处境，批判令人窒息的道德桎梏，突破各种传统的规范，展现明清时期中国女性心灵欲求，关注千千万万个明清时期中国女性的共同命运。

在这部26万言的著作中，赵崔莉教授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引入社会学中“社会生活”概念，集中剖析明清时期中国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休闲娱乐、行旅生涯、宗教慈善、法律诉讼、参政议政、社会属性等诸多面向，展现女性的不同风采，对明清时期中国女性的社会生活进行了细致的阐释，呈现出大量的历史细节，为深入探讨明清时期乃至中国传统社会女性的生存空间扩展，以及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提供了可能。尤为重要的是，赵崔莉教授大力探索了传统社会中女性易被忽视的真实的一面，即愉悦快乐的一面，展示了从传统到现代转型期间性别方面所凸显的现代性，即如她所言：“被遮蔽的现代性”。这种勇于创新的学术探索精神，值得充分尊重和肯定。

如何揭示被遮蔽的现代性？赵崔莉教授博采众家所长，终成一家之言。赵崔莉教授首先详细辨析了所谓的现代性等核心概念，为自己展开学术之旅奠定基础，找准方向。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主要标志是“启蒙价值”的彰显，即以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在中国学术界还对现代性进行了具体的分类，一为科学现代性，二为人文现代性；前者崇尚科学精神与工具理性，后者则关注人的心灵与社会价值，关心人在物质生活丰裕之后如何提升思想境界、完善人生意义、实现生命价值，探求人如何实现自由与终极解放。

除此之外，赵崔莉教授对现代性的起源等问题也有独立的见解。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起于晚清时期，但也有人提出始于明清时期的主张。例如，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在《中国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一书中就从市场的角度，对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进行了论述。他不仅对市场进行了解构，而且还对其中所包含的诸要素予以剖析，以此来综合阐释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提出了评价市场现代化程度的参照体系。[2]此外，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王德威在2005年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也引起赵崔莉教授的深思和共鸣。对此，赵崔莉教授认为历史现象既有继承，更有发展。普遍认为“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早在晚清时期，甚至更早的明清时期就处于一种萌芽的状态。换言之，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就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而“传统”与“现代”之间并不存在着本质的断裂，而应该有一个渐变的过程。[1]4这样的学术思考，指引着作者密切地关注明清时期中国女性的实际生存状态。

因此，赵崔莉教授大胆超越前人的某些“定论”，坚持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女性从被隔绝于内闱到逐渐像男性一样更多地出入外部空间，即书中多次提到的“公共空间”，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她看来，这是中国性别政治的一次剧烈革命。虽然它是以比较容易让人忽视的方式发生的，但女性的社会角色、自我认同以及社会生活，都由此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那样的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期，明清时期中国女性如何从内闱跨出家门到围墙外面的公共空间去，参与到更多的社会活动，日常生活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明清的女性永远不是单独的、孤立的生活在世界上。她们一方面受到传统礼教的束缚，承担家庭、社会的多重压力，另一方面她们开始摆脱传统枷锁，追求个人独立与个性发展，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另外，正史所塑造的贞洁烈女的典范，千人一面，这其间不免让人心生疑惑，她们真实的生活状态究竟如何；即便她们的行为真的如此，她们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情感又会如何？社会不是铁板一块，朝廷努力宣扬的正统思想以及煞费苦心树立的道德楷模，未必能决定每一个人的思想，反映整个社会的真实状况，也未必能统摄住那个时代所有女性的思想和灵魂。由于种种因素，明清时期中国女性的社会生活必将呈现出千差万别。[1]5这样的分析和判断，是作者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有较深体悟之后才能做到的。

不仅如此，赵崔莉教授对社会生活的概念也展开辨析。在她的观念中，社会生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人类整个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狭义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公共活动领域以外的社会日常生活方面。她也十分清楚：有人认为，社会生活是日常生活、都市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艺术生活、宗教生活的总称。广义的社会生活中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相对应的社会生活，就是指社会日常生活，包括个人、家庭及其他社会群体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消费性活动，如吃、穿、住、用、行、文娱、体育、社交、学习、恋爱、婚姻、风俗习惯、典礼仪式等。

正是由于赵崔莉教授不厌其详地进行了一场学术概念辨析之旅，所以才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女性社会生活与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社会的多重互动关系。虽然，她认为女性的社会生活还会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社会制度、传统礼教、社会价值观、社会风俗习惯、文化教育、法律约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但女性的主体意识仍在不断地成长之中，并闪烁着时代的光芒。这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赵崔莉教授还提出诸如明清时期中国女性，既体现传统社会女性的生存状态，又昭示着现代女性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一种从传统到现代嬗变的态势，而且这些比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女性生活，更加隐蔽，更加不易被觉察等观点，为国内外学者所认可。

正是由于赵崔莉教授视野开阔，使长期处于“失语”或沉默或“半失语”状态的明清时期中国女性，改变了“被讲述者”的命运。为此，她也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学术实践。

她认定，明清时期中国女性参与经济活动，从事多种多样的社会职业，涉及农业、工商及服务等领域。不仅如此，女性择业特色鲜明，实现了职业的多元拓展，而且这有助于女性在家庭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创造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其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提升其个人价值。而多重经济角色的实现，推动她们更广泛地涉足社会公共空间，促进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从而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价值。此其一；

在商品经济发达、文化氛围深厚的江南地区，有些官宦之家涌现出许多才华横溢、文化艺术素养较高的才女，造就了明清时期江南闺阁女性文学创造繁荣的景象，并出现了不少女子诗社。明清两代，不同类型的女性诗社相互影响，各种社事活动十分兴盛，创作并流传下来的诗词歌赋也不乏佳作。她们的文学作品在诗社的帮助下统一编制成册，流传后世，避免了大量宝贵女性文学作品的流失。她们以女性所特有的视角为我们再现了一副别具明清特色的社会画卷。从她们结成诗社，创作的诗歌，撰写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更多地挖掘出有关明清时期中国女性生活的信息，为研究明清时期中国女性提供了珍贵难得的一手资料。此其二；

明清时期，中国女性从事体育锻炼、旅游活动和文化休闲等都可以成为一种可能。她们行动比较自由，拓展了生活空间，丰富了休闲生活，调节了生活节奏，释放出女性对美的无限向往。可见，她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是黯淡得毫无色彩。此其三；

明清闺塾师的游学，娼妓的游历，以及女性的从宦游和赏景游，扩大了她们的生活空间，开阔胸襟，增长见闻，获得对社会的更多了解；还可以交接名流，促进文化交流和传承。明清闺塾师的游学和娼妓的游历，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产生广泛的社会文化效应，并且有助于个人和社会的文化身份认同。在这个自由且富有诗意的空间中，女性通过行旅，获得了艺术创造的素材和心灵的慰藉，这与现代生活的旅游的某些功能是非常契合的，此其四；

明清时期中国女性在家礼佛、寺庙拜佛、职业礼佛和参加庙会，在这些声色滋味俱全的宗教生活会使欲海中疲惫的身心、骚动的灵魂安顿下来，获得了心理安慰，满足了社交需求，此其五；

明清时期中国女性还参与到一些宗族活动和公益慈善，比如宗族中的女性经常通过日常的家庭活动、人生仪式、祭祀活动等具体的生活实践行为，扮演着自己在家庭、家族、宗族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社会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此其六；

还有少数女性涉足政治，明代后妃的参政和清代女性的参与朝政对当朝的皇帝的执政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她们从女性的不同视角为当时的政坛吹来一股清新之风。清代很多皇室公主为了国家利益远嫁异域，她们的和亲行为利用温和的方式来缓和清朝和各部落的矛盾，避免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伤害。此外，明朝法律有关于在室女、为人妻者法律权限的规定以及女性犯罪、女犯宽宥情况，再通过与唐、宋、元代相关法律的比较，以及考察明朝法律实践和社会实际，明代妇女法律地位呈现出“低中有高”的特点，此其七。

通过上述分析论证，赵崔莉教授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女性受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个性上呈现鲜明的“二元性”的特色。一方面，明清时期一些抱守贞节的妇女深受传统礼教的毒害，信奉贞节观念，成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另一方面，明清存在着一些具有叛逆思想的女子。特别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型时期，社会价值观以及社会风俗发生巨大的变化，反礼教思潮涌动，这都促使妇女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些妇女或反抗礼教的束缚，为追求现世的幸福而抗争；或追求丰厚的物质享受，沉醉于迷乱的生活。对此，作者做出自己的解释：明清妇女个性的“二元性”导致其社会地位有高低之别，即明清妇女的保守性，决定这部分妇女的社会地位较低下；而明清妇女的反叛性，决定另一部分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见第九章）。可见，史学界长期以来把明清时期女性的地位单纯地界定为“地位很底”的说法是有失偏颇的。有些明清时期中国女性不完全是受压迫的形象，有自己的创造、追求、愉悦和享受生活的权利。这里面或许已经蕴藏着不为人所知的现代性的某种因子（见结语）。这种观点充分考虑到不同朝代、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人生阶段的女性的具体社会生活和情感体验，揭示出所谓主流舆论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单一刻板，而努力展示出明清时期中国女性千差万别的生命体验，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独特的情感体验。这无疑是常人很难做到，而作者已经进行成功尝试的部分。

在赵崔莉教授的笔下，明清时期中国女性的自我表达的主要内容不是抱怨和诉苦，而是各种思想的呈现，审美和愉悦感的表达，人性光辉得到一定的张扬。这无疑折射出明清社会转型期所赋予的鲜活生动的时代气息。这些女性发展家庭经济和创造社会财富，实现经济价值；或支撑家庭、联络宗族，实现家庭价值；在社会交往中重塑和完善自我，获得精神愉悦和社会认同，女性意识觉醒，精神风貌发生变化，个人价值的提升；多重角色的实现推动她们走出狭隘的家庭私人空间，与社会获得联系，开始涉足公共空间，这不仅极大地拓展女性的生存空间，还促进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从而实现其社会价值。总之，这些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明清时期中国女性，呈现出摇曳生姿、千姿百态的变化，体现了女性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赵崔莉教授所以能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与其灵活运用不同的研究理论，讲究研究方法不无关系。她借鉴社会学、社会性别、社会分层理论和家庭功能理论以及管理学的管理创新理论、心理学原理，把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和常规的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产生了触类旁通或意想不到的学术效果；采用比较法，把明清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民族和不同家庭社会身份的女性、甚至明清时期女性与历史上其他朝代的女性进行对比，找出共性和差异，令读者形成较为清晰的印象。当然，这背后需要作者倾注更大的精力和功夫去收集和甄选更多的史料，使得这部明清时期中国女性史的著作非常厚实。此外，妇女史的史料普遍被认为比较珍稀，但赵崔莉教授透过不同文本，解读出不同的社会性别信息，深刻地揭示出性别制度和性别关系的复杂性。在学术思想上，赵崔莉教授提出明清时期中国女性社会生活新常态的概念并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突破史学界对妇女研究的传统观点，采用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的观点，把妇女还原到不同的历史情景中去，再现她们色彩斑斓的生活常态；采用“差异性”的研究视角，研究明清时期中国女性在从业及婚姻家庭方面的差异性。

综上所述，赵崔莉教授努力突破传统学界“压迫—解放”“传统—革命”模式的窠臼，不再将研究多聚焦于妇女如何被迫害的层面，而是采用陈寅恪“了解之同情”研究态度，设身处地去认知明清时期中国女性的生活与处境，感受她们的喜怒哀乐。同时，她还运用唯物史观及社会性别视角、社会分层理论观察历史中女性就业问题及性别不平等，突出中国本土的历史经验。全书文采飞扬，作者对文学作品和古代诗词的运用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时而引经据典，时而信手拈来，让读者在诗意古典和清新流畅的语境中，更好地感受到明清时期中国女性的神韵、风采和魅力。

稍显不足的是，该书的第7章、第9章缺少节的设置，体例不够统一。晚清和民国的相关女性的研究应该更加充分一些，来更好地烘托出“从传统到现代的美丽嬗变”（见结语）的主题，并且会让这种嬗变的发展趋势更加动态、具体、细致和完整。另外，在个别章节，赵崔莉教授可以尝试借助新的史料或对史料的新解读，或进一步寻找更加新颖的切入点而精心雕琢，从而深化和推进相关研究内容。相信这必能使得更多明清时期中国女性社会生活的真实细节从历史的深处浮现出来，“被遮蔽的现代性”或许会更加明朗。这样一来，必定会使相关研究具有更强的感染力、更深的启发性和穿越时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