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史研究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来是因为中国古代货币经塑济较为发达，货币史的发展演进具有连续性，是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货币史研究也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重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各个时段货币史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虽然各个时段货币史研究的侧重有所不同，就史料条件与研究的深度和成果数量来说，清代的货币史资料极为丰富而清代货币史研究的成果却与之并不相称。清代的货币史研究尚有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领域，大量的清代档案材料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诚如王德泰先生在回顾清代货币史研究状况时所指出的“此前学术界关于清代前期钱币制度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制度表象层面，即集中考察钱币制度本身的发展变化，而对影响和制约钱币制度发展变化的诸多制约因素缺乏细致地分析与研究，或是对钱币制度发展变化的制约因素初步做了一些尝试性研究，但由于资料的局限性，其结论可信度严重缺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术界对清代前期钱币制度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一些涉及清代货币制度的本质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自秦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确立到清代前期，铜钱一直是官方货币，虽然在很多时期，因为自身的局限性，铜钱很少是单独充当流通货币的。如秦汉时期，黄金和布匹也充当流通货币，唐代是钱帛并用，宋代钱楮并用，白银从唐宋时期开始就承担货币的部分职能，明中后期至清代则是银钱并用。尽管如此，铜钱的作用和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铜钱始终是官铸货币，而且是基础性的货币，在货币财政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人民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清以前货币史的资料很少且缺乏连续性，制约了货币史研究的深入，就史料的丰富来说，清代货币史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清代的丰富史料可以解决铜钱铸造方面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这对于理解两千年铜钱铸造史上的问题也有参照意义。如政府铸币的动力和目的是什么？历史上民间盗铸和毁钱，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政府铸币及民间的盗铸或毁钱，本质上都是经济行为，决定其行为的根本还是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这样的研究必须要建立在大量可靠的资料的基础上，如连续的、可资比较的铸钱原料的价格、燃料的价格、人工成本的价格等，而只有清代具备这个条件。明清档案与甲骨文、敦煌藏经洞遗书、居延汉简被称为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就货币史的研究来说，清代的档案资料尚未得到深入的挖掘。

王德泰先生《清代前期钱币制度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以下简称王著)主要利用了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内阁题本档中各钱局向皇帝奏报的大量数据资料，从微观入手，研究梳理了清代铜钱铸造、流通和管理的基本制度。作者更是花大力气全面细致地统计整理了清代各个时期不同来源的铜铅材料和燃料的价格和人工成本．对各个时期、各钱局铸钱成本和市场铜钱价格进行了整理统计，并以此为基础对清代货币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如铜钱的私铸与私毁、鸦片战争前的钱贱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读罢王著，笔者以为该书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对于铜钱铸造史料的梳理功夫，从浩如烟海的清代档案资料中梳理出关于清代铸钱的有关史料，弄清了清代各个时期各个钱局铸至钱的成本和收益情况，以及各个时期铜钱的价值和价格变化情况，这部分的内容占到全书面内容的约一半，这本身就是对于清代货币史研究，甚至对于中国铜钱货币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二是该书以铜钱铸造的成本收益分析，解释了清代前期货币史上的诸多关键问题。王著以分析清代钱局成本收益人手进行研究，可以说命中了货币问题的核心，对研究理解一清代货币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功莫大焉。

第一，从清初到道光二百年的时间中，不同时期铸钱原料来源不同，各地钱局铸钱的原料来源也不相同。因而铸钱的成本是不一样的。王著把各时期铸钱原料的来源、原料的价格、铸钱工料等成本，以及各个时期铜钱的价格，并由此对不同时期的铸钱铸息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搜罗和分析计算，说明获取利润是铸钱的一个重要目的。铸钱有息则复炉加卯，无利则停炉减卯。铸钱盈利与否及盈利多少是影响政府铸钱规模和铸钱量的关键因素。

第二，清代铸钱除获得正常的利润外，政府垄断经营和政府强制使铸局获得低于市场价格的原料以及政府强制规定钱银比价是铸钱业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清代各钱局所铸铜钱一般通过兵饷、官俸搭放、工程费用支付等形式进入流通领域。政府在兵饷、官俸搭放以及工程费用的支付中，总是按照官定的银钱比价核算，而实际上清代前期的约200年间，大部分时间铸钱成本低于官定的银钱比价。铸钱属于官营手工业，其在原料采购和工料方面均存在不等价交换，由此政府铸钱可以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

第三，铜钱价格与实际价值背离造成的钱重钱轻是造成民间盗铸和销毁的主要原因。“钱重则滋销毁，钱轻则多私铸”，清代前期绝大部分时间铜钱价值高昂，私毁较之私铸铜钱更为严重。乾隆朝以后，私铸铜钱日益严重，特别是官局铸钱不能如式，小钱盛行。每当清政府降低铜钱铸重，试图扩大铸钱利润时，社会上便会出现大量私铸铜钱；每当清政府为稳定银钱比价，矫枉过直，增加铜钱铸重时，社会上就会出现私毁铜钱。

第四，基于对清代铸钱成本收益及铜钱价值与价格变化的分析，王著还对学术界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银钱比价变动是清代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史学界普遍把鸦片战争前银钱比价变化笼统地称之为“银贵钱贱”。王著结合当时商品市场白银、铜钱分别兑换粮食价格，比对同一时期银钱比价变化进行考察，得出鸦片战争前夕商品货币流通领域的银钱比价变化的实质，既不是“银贵钱贱”，也不是“银贵”，而是单方面的“钱贱”。对于学术界洋钱套购中国纹银的观点，王著通过对中国传统的“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洋钱的中国货币化、洋钱与纹银的交换比率以及洋钱进入国内的价值与价格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外国商人不可能大规模套购中国纹银的观点。对于长期以来学术界鸦片走私贸易引起的白银外流导致银贵钱贱”的观点，王著提出鸦片战争前10年间的白银外流不是引起“钱贱”的基本原因。对前人提出的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的贵重金属白银对铜钱的排斥是引起鸦片战争前银钱比价变化基本原因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和阐释。王著认为乾隆中期以后，中国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快速发展，商品市场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进一步增长；白银在流通领域充当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目渐重要，铜钱在流通领域中充旦当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日益受到排斥。白银的生产供不应求，最终造成银钱间供求关系的失衡，这不能不说是引起鸦片战争前铜钱价格“低贱”的主要原因，而白银外流则加剧了早已出现的“钱贱”。这些观点对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此外，王著还纠正了前人研究中因限于资料而产生的错误。如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铸钱数量，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根据《清实录》做过统计，而王著对内阁题本档的有关奏折等资料进行了统计并指出：《中国货币史》所列顺治、康熙、雍正三朝铸钱数量存在严重失实问题(P39)。再如张家骧先生《中华币制史》关于嘉庆五年户部制定各省每年铸钱额，王著指出张著统计中所存在的错误：第一张著的统计没有包含宝源局的铸钱数，第二对各钱局铸钱数量统计存在遗漏、误读和计算错误，第三闰年加铸数未作说明。根据王著的统计，嘉庆五年各钱局铸钱数量应为250万串，比张著的统计多了约45万串。

历史学是实证学科，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王著的研究正是建立在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特别是他搜罗了未被前人全面充分利用的清代档案这一第一手资料，厚积薄发，体现了作者科学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对于清代复杂的货币问题，作者从铸币成本收益及铜钱的价值价格入手，探微知著，对于理解清代货币问题提供了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