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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明代晚期的全球贸易和消费取向悄然影响着中国文人在园业、绘画、书籍和古物等方面的品位。这一消费嗜好一直膨胀至18世纪以后。比如，晚明至清初的园业主们就生活在一个白银由新世界流向中国，换取丝绸、瓷器、茶叶和玉器等消费品的时代。棉花在南方沿海诸省的农业改革中取代了稻米种植，促使明朝经济进一步转型；日本白银的渗入也使16世纪的货币经济得到空前发展。明代中国无意间面向了全球市场，其文学、艺术的发展轨迹将从此改变。
【关 键 词】晚明/清代/商业/消费/经典/品位
【英文标题】Money Talks:Commerce,Classics,and Tas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1600-1800
一 商品经济膨胀下的晚明经学
晚明的官员与文人无不重视农业经济的运行保障。其收入来源主要依靠河、湖、运河这一综合体系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田产的商品收入和税收。在1600年，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数(1.5亿)的90％，遍布在全国逾1300个县市的私有农场上。1381年，国家将人口划入不同的社会、经济门类，设定了税收水平，并考核文、武科考试的人员来源。1391年进行的大规模修订，旨在进一步调整明朝的经济资源，平均土地税收分配(以不同形式缴纳)，并从每户获取平均的劳役服务。
户籍分类模仿的是《周礼》中的古典模式，帝国的改革家们曾多次将这一文本作为当代改革所依照的蓝本。户籍类型(如农户、平民户、军户、手工业户和商户)反映出明代早期时户口的最初形态和相应规定的劳役额。政府按户籍类型来分配劳役形式，实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的组织形式叫做里甲。①
每个商户按要求提供一定数量的实物产品；一个军户出两位士兵；一个手工业户出一人为皇家作坊工作。土地登记每十年进行一次，每户所分配的劳役形式具有永久性。然而，16世纪的明朝税收在理论与税收实际中间存在鸿沟，这导致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当区域市场在大宗买卖中转向白银结算时，就脱离了政府的直接管辖，逃避了土地、劳役赋税，这显示出朝庭对农业税收资源的控制力下降。②
明朝的税收系统原本是顺应1400年时的农村商品经济而设计的，随着人口由6500万窜升到1.5亿，经济的商品化，税收系统日益变得不合时宜了。棉花在南方沿海诸省的农业改革中取代了稻米种植，促使明朝经济进一步转型。日本白银的渗入也激励16世纪的货币交易得到空前发展。明朝经济无意间面向了全球市场，这同宋代的地区经济模式形成反差。到16世纪70年代，束手无策的明政府出台了“一条鞭”政策，用单一的白银货币取代了土地、劳役的赋税形式。③
王阳明“心即理”的经学观点正是在文人对经济、商品和物质生活的观念发生转变的当下产生的。随着人口从1450年的6500万增加到1600年的1.5亿，相对静态的皇家机构则减弱了在地方上的控制力度。目睹着本地生产的产品作为白银的交换物，明代文人开始质疑程朱理学的正统是否仍然能够代表普世的知识本体。文人袁黄(1533-1606)提出了新的道德衡量的尺度，通过在账册上记录功过来化解道德与个人财富之间的矛盾。④
虽然王阳明之后的文人仍使用古代以降的理论框架，但市场上的交易量级已远非昔日可比。明朝精英正是经历着这样一个深刻的历史蜕变期，而逐渐偏离了传统的圣贤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节俭的生活原则。在地方市场的深广范围内，士绅与商人精英在物质享受中获得情感的健康与满足，将在格物过程中提升个人修养的理想抛之于脑后。明朝画师的作品，尤其是在“博古图”这一主题中，体现了当时人对古物的追逐与欣赏，显示了文人作为艺术鉴赏者和收藏家的身份。⑤
古物学在晚明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尤其发达，这得益于其经济的繁荣。商人和文人无不凭借财力彰显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商人和文人在旅途中寻访古代艺术品、手稿、珍本书和艺术品瓷器，他们为了中意的物品不惜花费大价钱。古物价格的飚升带来市场上复制品的出现；仿造的青铜器、玉器和瓷器充斥着文化市场。这一恋物情结也挑战了程朱学派和继起的阳明学说的理想，对于后者来说，前者将太多注意力集中在了物质之上。⑥
王阳明不同意宋代程颐、朱熹的理论，他认为所有事情可知鉴于原则的认识论未免天真。在程朱观点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⑦
对于王阳明及其追随者来说，事物本身缺乏意义。他们无视市场上商品价值的上扬，却提出了恰好相反的价值理论。王阳明把视点由物转向心，一部分原因也是抨击明代文人对鉴赏与物品商品化风尚的沉迷。像王阳明这样具有清教徒式思想的学者虽然仍追求灵魂的开悟，但他们也意识到，真理不在世俗者所迷恋的物质世界中。⑧
晚明的商品经济膨胀建立在1550年至1650年的白银货币经济上，放纵了人的物欲追求。比如，当明朝用货币支付手段取代了村镇的劳役赋税以后，朝廷的权力机关就丧失了对土地劳动力资源的控制。实际上，在王阳明生活的时代，中国经济性质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革命：经济基础由农业稳步转向了一个扩大的市场经济，这是与地区间，国内乃至国际的交易网络密不可分的。⑨
贸易的内部(城镇和乡村之间)和外部(各省之间)联系的增加刺激了商业活动的开展，尤其体现在商业旅游和资源上。自中世纪末，出于征收粮税的目的，朝廷已建立起运河、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将中国北部，黄河和自古有帝国粮仓之称的长江三角洲流域沟通了起来。长江三角洲又通过庞大的支脉和中、上游联系起来。⑩
航运基础设施为15世纪以后的棉花生产和服饰革命提供了动力。到17世纪，中国人已普遍穿着棉布冬装，而不再穿着宋代时流行的麻布或亚麻布服装。庄稼种类繁多，侧重桑树和棉花种植，并配合复杂的稻米移植技术。这样，长江中游地区逐渐取代了王阳明所生活的下游流域成为帝国粮仓。用长江三角洲种植的蔗糖等经济作物与新兴稻米产区生产的多余粮食进行交换，弥补了此时以手工业本位的三角洲地区的粮产不足。(11)
村镇上出现了专业化生产，蚕桑和棉花的培植取代了稻米种植。在北方，山东、河南的雇佣工人也种植棉花，之后将其运往长江三角洲去纺成布。南方普遍种植一年两季的夏季稻和冬小麦。这一商业环境使棉花种植和使用多纺轮纺织布匹的丝绸生产逐渐成为单独的程序，劳动力分工出现了。举例来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品生产由明代早期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转化为了以商品生产为导向的家族作坊。(12)
丝绸、棉花和稻米市场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激发农村与城镇之间的贸易往来。改良的品种，作物轮耕，以及新的经济作物品种的种植(如来自新世界的玉米、花生、番薯)，使粮产加倍，补充了由耕地面积减少所带来的损失。相应地，手工业的商业化生产意味着农村经济变化导致了社会秩序——特别是男女劳动力分工上的变化。城市中心与农村家庭生产的分离使农民生产者依附于市场和中间商的作用。(13)
在明朝以前的社会普遍流行男耕女织的生产结构。丝绸生产中如纺织、养蚕、种桑等工序一直是妇女的工作。到了16世纪，随着税收货币化，中国南方地区出现了男女劳动力平等的现象。养蚕由当地的家庭作业跃升为新型的地区作业，改变了以往长期的劳动力性别分工的局面。在位于市内或郊区的家族作坊里，男人也在纺车前工作，农民妇女则为生产蚕茧而忙碌着。(14)
对于精英阶层的消费者来说，明朝的棉花与丝绸生产体现在商品化了的服饰上，卜正民(Timothy Brook)精辟地将其形容为“在不同的社会与市场结构中穿梭”。时髦女性无论地位、出身均喜爱苏州的棉刺绣或湖州的丝绸锦，它们不仅适应女性端庄、遮体的需要，还通过图案设计提升了美感。丫鬟、妻妾也效仿主人的品位。就这样，明朝的众多精英不仅没能抵御住物质诱惑，为王阳明的振臂高呼所警醒，还在追求物质风尚的过程中成了标榜奢侈浪费的典型。纯粹主义者批评文人收藏家对古物收藏的痴迷，妇女们追逐丝绸和皮毛制品。(15)
朝廷从乡村事务中退出，使士绅精英在帝国晚期的政治、社会中的地位提升了。在中央政府之下的长江三角洲和其他地区，士绅与商人通过收取地租和商业活动的方式延伸出多种地方权力。国家影响力削弱，甚至连卫生公共事务也被士绅的慈善事业和文人医生垄断起来。这些精英还将经济、社会势力转化成文化、教育上的优势，进一步垄断了皇家政府机构中的职位。大部分中举之人是士绅或商人的后代。(16)
国内的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增长相匹配。举例来说，中国同东南亚的香料贸易在16世纪翻了一番。明代中国还加大了从东南亚进口木材以制作家具，营建宫殿、庙宇的比重。直到18世纪，明、清两朝一直向中亚出口茶叶，换取马匹。除去国内棉花市场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茶、丝绸、瓷器的出口国。由于生产开支低，劳动力充足，生产成本较低，农业的高效生产也使食品的价格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17)
明代早期的瓷器生产主要供给国内市场，浙江的龙泉窑，江苏的宜兴窑和福建的德化窑都是著名的瓷器产地。商人在瓷窑与皇室、文人之间牵线，将拥有海外市场的景德镇有最大的瓷器工厂(18)，举例来说，它的经营模式遵循了通常的国家监督、商业运行的模式(简称为“官督商办”)。明代瓷器工厂雇佣了上百位工人，专门制作后来名扬海外的“墨海默德蓝”(即白地兰花)瓷和五彩瓷。皇室和文人的欣赏品位将瓷器生产的技术理论上升到美学的高度。虽然明王朝的灭亡使皇室的采购量一度降低，但景德镇一直到19世纪一直是供给中国内地和海外市场的主要瓷器产地。(19)
1750年后，欧洲掌握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制瓷业的技术秘密。在晚明宋应星(1587-1666)所著的《天工开物》中，囊括了许多重要的技术工艺信息，成为后世研究明、清技术发展史的不可或缺的书籍。然而由于涉及了大量受政府保护的信息，此书在清朝时期(1644-1911)也未能广泛流传。(20)
晚明中国所出现的大量书籍、手稿最终带来了众多类书(encyclopedias, lit.，汇编“classified digests”)的出版发行。类书不仅充当科举考试的参考书，也是流行知识的载体和实用生活手册。这一书籍导向的环境创造出有益于学术和实用美术发展的氛围。(21)
例如，位于北京城南，汉人聚集区的琉璃厂，由最初的工厂衍化而为清代中国主要的书籍市场和古玩交易中心。它在乾隆统治时期(1736-1795)发展到顶峰。由于地点靠近翰林院，这个交易中心汇集了文人、学者和赴京赶考的士子。其文化氛围强调古玩珍品的价值，促进书籍交换，刺激了18世纪学术水平的提高。各种书籍、手稿在北京、长江三角洲，乃至中国东南地方的书籍市场上自由地流通着。
此外，在1590年代，“日用”类书的印刷出版象征着出版界的扩大，以晚明社会的中下层——尤其是商人、手工艺者和生员(即通过了初级考试的人，习称秀才，亦称诸生)为诉求对象。作为日常信息的载体，通俗类书为非精英人士提供了广泛的信息主题，包括医学处方、卦象表解、古代传说、天文知识，风水年鉴和书法要领等等。同面向精英阶层的科举考试备考书籍、礼仪制度或古籍经典不同，晚明类书多介绍便于商贾行旅、住宿的实用信息。如介绍外省(福建)生活信息的篇幅反映出编纂出版者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主题。它们为新扩大的读者群提供生活上点点滴滴的帮助。(22)
建立在同一个新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晚明的通俗小说如《金瓶梅》刻画了开药店的主人公。《金瓶梅》成书于日用类书泛滥的年代，它以手抄本的形式在1590年代末颇为流行。书中再现了一连串的钱、物、事，从提升性欲的春药配方到宴会上的酒食食谱、游戏、通俗笑话无所不有。小说中的虚构成分来源于类书中的内容，并增强其了可读性。作者从类书中提炼有关通俗歌曲和日常生活场景的内容，再将其进行艺术加工。在这一振兴的出版环境下，通俗小说和类书代表了不同读者群的品位嗜好。(23)
晚明小说的读者多是官员，而更世俗的实用类书则同时兼及了低端和精英的品位和习惯。这一趋势挑战了我们过去形成的有关明朝治学图景的认识。王阳明真的能代表晚明文人的主流思想么？1590年代所涌现的日用类书中，涵盖了生活中的事物、事件与现象，如此广泛的知识内容与王阳明“万物之理在于心”的清高声音频相抵触。
与其说阳明的理想主义阻碍了收集和研究兼具文化和经济价值的物品，不如说是他所做出的回应。王氏理想代表了晚明古典派对商品化趋势的思考。晚明类书的形成得益于其他许多早期或同时期的作品，同时，编目过程也显示了从文字角度进行格物致知的问题。(24)
晚明书籍市场的扩大，表明民间对古典和流行文学的阅读能力提高了。程朱学派的追随者一度表面化地将知识危机归咎于阳明理想的失败，而忽略了鉴赏之风盛行所带来的影响。他们比以往更多地强调朱熹在物质世界(气)中寻找真理(理)的具体方面，以此来作为回应。文人作家也在晚明的文学和诗歌中，通过人类情感(情)的实例体现物质世界(气)。而与此同时，王阳明的激进主张将内心所认识的世界置于第一位，排斥人类情感的作用。(25)
二 耶稣会士来华以前晚明知识的搜集与分类
在耶稣会士来到明代中国前夕，汉族文人为找到适当的知识理论争论不休，更将矛头指向“尊德行”与“道问学”哪个占主导地位的话题之上。明代中国的辩论核心则是格物致知。由于这一时期多数人接受了事物的商业和人文意义，而这与少数人所秉持的道德理想相背驰，于是，文人在编辑类书、重新建构事物的文字生命时不由地带上了一种紧迫感。(26)
耶稣会士试图将西方(泰西，即近代西方欧洲)观念灌输给中国，影响文人的思维定势。他们所介绍的欧洲的分类、表述习惯与专业知识领域，所谓“前现代科学”(scientia)的组织方式，提高了中国人“格物”的精度，并延伸了其知识范畴。然而，他们从未领会到在明代中国所发生的商品化形势也正席卷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人来说，长久形成的以伦理道德作为考察事物标准的幻觉即将破灭，而墨西哥银元的渗入只是这过程中的第一步而已。(27)
三 为古学新知建立秩序
对事物的研究方法也被运用到古物的收藏、学习和分类当中。曹昭(活动于1387-1399)写成的《格古要论》最早出版于明朝早期，之后几次增补再版。于1387-1388年出版的第一版介绍了有关陶瓷、漆器的重要内容，其中也包含书法、绘画、古筝、金石、青铜器、砚台等传统主题，成为晚明古物学者的范本。(28)
1462年的新版本由王佐(1427年进士)执笔，加进了大量内容。郑和(1371-1433)于1405至1433年率领舰队到达东南亚和印度洋一带，这一内容由几位舰队成员编写出来。而马欢(活动于1413-1451)于1433年出版的《瀛涯胜览》中，已经提到了郑和到访的二十个国家，对也门的杜法儿(Dhufar)和沙特阿拉伯南部的亚丁等城镇作出了具体的描述。(29)
除去这些内容，王佐对古青铜器、书法遗迹和各地的珍奇古玩也抱有兴趣。他的书中还有关于玺印、铁锭、官服，宫殿建筑等内容。他在序言中提倡每当遇到新兴事物，都应该去了解市场上的一些手工艺者特意采用作旧工艺，伪造古董，为明朝文人的收藏活动带来经济风险。编《四库全书总目》的人说：“其于古今名玩器具真赝优劣之解，皆能剖析纤微。又谙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无不厘然。故其书颇为赏鉴家所重。”(30)
不同于近代欧洲对其16世纪远洋探险活动的感应，15世纪明朝郑和的舰队从东南亚和南亚带回来的信息未能撼动中国固有的正统知识框架。拉赫(Donald Lach)提出，早期现代欧洲“于16世纪经历的变化在当事者心中引发了轻微地震；好奇心、警觉与幻想都被调动起来”。而拉赫也承认，许多学者“仍然无视那面遮挡着东方的纱帘已流露出的缝隙”。也有一些机敏的前瞻者意识到，无论欧洲古典文化还是基督教学问都无法与最新的信息、事物和地理大发现相比拟，或复制出像印度服装制造业、中国瓷器业上的奇迹。(31)
近来，瑞安(Michael Ryan)继费夫贺(Lucien Febvre)提出，新发现的大陆和人民并没有对16、17世纪欧洲人的价值观、信仰和传统带来深刻影响。我们或许还可以补充：16世纪欧洲思想界的震动实际来自1453年从君士坦丁堡运回的古希腊手稿，而并非来自远洋探险。瑞安还否认了拉赫认为的在欧洲出现了新式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通过审视欧洲以外的地区是如何看待自己生活的世界的，瑞安考察了它们进入欧洲语境的经过。欧洲人应用古典的分类方式——如古希腊罗马异教(paganism，基督教的一神论以外的信仰)——作为一个跨历史的范畴来为新世界的文化形态划界，以此来理解并消化异邦国民的存在事实。(32)
传统上，欧洲人习惯以自己熟悉的发展轨迹审视其他民族，以减低来自新世界不同文化的冲击。1669年，约翰·韦布(1611-1672)主张，在《圣经》中的洪水以后，诺亚的儿子闪(Sem或Shem)带领着他的人民到达了中国。耶稣会士学者契尔学(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也坚持世界上的人都是诺亚三个儿子——闪，含(Cham)，和雅弗(Japheth)的后代。欧洲人通常将闪视作亚洲人的祖先。然而，当皈依了基督教的中国人在中国人群体中传播这一理论时，在1664年的清廷内激起了轩然大波，反对基督教人士的愤慨导致一些皈依者殉难。(33)
瑞安主张新世界是由欧洲人发现的，便暗示出欧洲人对这一发现享有某种主权。然而，在这之后，明朝的中国文人也发现并吸收了由耶稣会士介绍进来的欧洲世界。如果近代欧洲发现新世界与它们重新发现古典异教世界是同时发生的话，那么一个平行的发生于同时代的同化过程即发生了，那么我们也可以宣称，中国人发现了西方(泰西)，更不用说发现了其自身。此外，在耶稣会士抵达明代中国以后，那些持亲和态度的文人也拿出了相似而相反的论调，即“西学”从属于中国古典文化的范畴之内。
在耶稣会士到中国的一个世纪前，明朝文人已广泛采用“格物致知”的方法。如《瀛涯胜览》的作者理所当然地按照这一思路将明朝海军舰队从印度洋带回的新材料进行汇编。中国15、16世纪显然不是创造奇迹的年代，然而撇开“被发现者”和接受“发现者”的叙述方式，我们就只剩下了一个单面性的历史陈述。此外，中国人早已通过中亚的伊斯兰和波斯对(欧洲)旧大陆有所了解，他们并未经历欧洲人于一时间所突破的那一层(地理、文化)薄纱。
任何将欧洲人作为参照物，把明朝文人视作“井底之蛙”的结论都有失偏颇。事实上，马克·艾尔文所认为的王阳明与他在16世纪的追随者左右了大部分明代文人的方向，从而导致自宋代开启的承认客观科学与自然的研究未能得到应有发展的观点，归根于他对所掌握史料的误读。依照艾尔文的观点，王阳明的广泛影响是导致明代中国在与近代欧洲的全球化竞赛中失利的三个核心原因之一(另外两个是：1.巩固中国南方防线；2.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34)
另外，以下所列举的明代通俗类书显示，其作者们从未将王阳明通过竹子来参悟真理的努力放在心上。我们需要讨论，是什么导致了包含着广泛的、具有“日用”价值信息、事物和现象的实用类书于1590年代出现了。它们与王阳明一派的“心外无理”的清高声音形成了对比。(35)
四 合集的合集
胡文焕(活动于约1596年前后)是一位明朝的学者型商人，杭州书商。同李时珍一样，他在1590年代编辑、出版的一部广为流传的《格致丛书》，使它成为17世纪早期在中国和耶稣会士交往兴起以前，科学界的当时地方上的报告统计，(36)这套丛书在1780年印行了200套，而乾隆时代《四库全书》的编纂者质疑这一数字的准确性，他们认为，为了赚钱，胡发行了众多不同的版本。《四库全书》没有收录丛书的内容，而仅将目录作了总结。然而即便如此，该丛书的出版流行的历史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在耶稣会士到来以前，中国当地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情况。对其内容的分析使我们能够逾越博尔赫斯(Borges)和福柯(Foucault)针对古雅的中国百科全书的非历史性的想象。耶稣会士的科学影响直到1611年后才逐渐在中国南方的文人圈中被感应到，而在此之前，多卷本的《格致丛书》为文人和新贵们提供了集中而广泛的知识宝库。(37)
由于胡文焕还对医学与宗教有兴趣，丛书的一些版本收录了一些具有启示性和深奥意义的文字。我稍后将讨论这一内容。除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研究这部丛书外，我还将分析在耶稣会士来临以前，中国早期文字和自然历史的叙述方式，这与晚明的经学和自然科学相重叠。小号的、更正统的丛书版本则对应10世纪排除了异常内容之后的宋代类书的本子。(38)
比如，北宋的《太平御览》中没有表现中世纪异象或奇观的内容，也未记载特异的动植物、矿物与国家。它们则被收录到以关注流行宗教著称的《太平广记》中。
《太平御览》中的信息更多地代表了高端的文人趣味，这在宋代的笔记体裁中也有所再现。笔记或是虚构的、或是根据历史或作者收藏的一些文字资料所作的随笔。早期笔记中对于自然现象和超自然主题的内容这时已所剩无几。而在这以后，大多数笔记记录的是有关宫廷事件、名人和官场经历的内容。(39)
另一方面，即使《太平广记》在很大程度上与正统类书相偏离，其内容也反映了低端的文人兴趣，如对贯穿与通俗宗教中的养生传统和医学著作中长生不死的篇章的再现。然而，宋代类书一直是以这样的双重线索发展着，两者间的竞争发展在明朝的多卷本丛书中体现出来，如胡文焕《格致丛书》即为一例。(40)
(一)一位晚明学者、出版者兼收藏者的一生
从丛书众多版本的序言中，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胡文焕作为学者、出版商其人其事。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杭州的收藏家与出版者，胡文焕的许多重印书籍都来自祖上的文化传承。1592至1597年间，胡文焕为他编辑出版的49本书写作了序言。他和属下在杭州和南京的印刷坊汇集了500余种书，这就是胡文焕《格致丛书》和其他一些丛书的最初来源。
胡文焕的其他几位同事也都对书籍感兴趣，他们帮忙丛书的编纂工作。在勘校整理之余，他们还在序言中赞颂了胡编书的功绩。有个叫张伦的，在胡氏私塾中教书，这显示出他也是熟读诗书之人，同胡文焕一样，在考场中失意。另一个叫陈邦泰的，帮忙打理印刷厂的事务。胡氏在杭州的出版社叫“胡陈大印刷书坊”，可见陈氏的重要地位。(41)
胡文焕本是南京京师学堂的学生，他可能花钱买到的生员(licentiate)头衔，这样便可以参加当地的选拔考试。如此一来，他同李时珍一样，虽在文学方面不无造诣，却没能获得举人或进士的高级学位。在晚明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科举考试中，仅从全国50000学子中举1200人，即只有不到3％的人胜出。大多数像胡文焕这样的人都被筛选下来。为了维持生员身份，他们须参加每两年一次的复试。同大多数人一样，胡文焕放弃了指定的学校。而大批地方的官办学校则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没有其他出路的落榜考生。(42)
胡文焕的两个室名分别来自位于杭州的“文会堂”和南京的“思淳馆”。他还有个别名叫“洞玄”，显示出他对通俗宗教中神秘主义的兴趣。南京作为明朝的南方都城，也是长江三角洲流域的重要的书籍出版中心(此外还有杭州和苏州)。因此，虽然胡氏大部分书在杭州刻版印刷，南京的书籍市场是其重要的流通销售渠道。胡文焕的兴趣广泛，从正统的古代典籍到以养生为目的深奥的医学文献，这是与他参加科考和幼年时体弱的经历分不开的。(43)
除了搜集书籍、文献，胡文焕还收藏古董和乐器。他对茶道、酒和香水也有兴趣。虽然考场失利使他未能获得一官半职，但书坊印刷、销售丛书和单行本的销售利润足以使他维持文人的生活水准。晚明有许多像胡文焕这样兼营其他行当的文人收藏家。1616年，胡文焕终于在湖南的一个县衙里得到了职位，他先是作书记官，后是做行政工作。随着他的离去，胡氏书坊也销声匿迹了。(44)
总之，胡文焕是个具有广泛文人兴趣的学者型商人。虽然有人批评他书籍版本的印刷质量不好，但他于1613年以前编辑、校对，出版的丛书为保存当时的许多珍贵文献做出了贡献。(45)
(二)文献中的收藏情况
晚明时期大量日用类书的出现——其中很多都被胡文焕收录到他所编辑的《格致丛书》中，反映了读者对各类信息、现象，事件的兴趣广泛化了。在发展新知识时，明朝学者仍囿于过去所形成的道德、思维框架及由此决定的正统的信息分类方式，研究也建立在上述的古代知识集合之上。值得一提的是，旧的知识总集中包含了中世纪的神秘学大师张华，他对帝国晚期知识的定型起了核心作用。虽然古代汉语和自然历史只是个开始，但古代经典文献和评注中的知识是不够用的。(46)
文人通过按时间或主题为类书作评注的方式来编排类书的结构。各类事项用文字表述，偶尔配有插图。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注释构建起事物在文本中的生命，而它优于对该事物的具体分析。因此，自然研究的工作是由对词源学感兴趣的文献学者从事的。既然前辈学者已创造出了某些词汇来描述某一特定现象，这些词汇构筑起经学研究中的不同重要谱系。与近代欧洲的科学文化不同，其自然历史通过具体的实物展示出来，如博物馆的陈列手段，而胡文焕的丛书中关于早期语汇和百科全书式的内容则将自然现象作了文本的考据与罗列。这样，读者需要通过分析语言来对内容进行解码，以获取信息。(47)
芬德琳(Paula Findlen)将对自然的新态度描述为一个可收藏的实体，并介绍了导致近代欧洲科学文化中的自然历史研究的新探索方式。早期的科学博物馆收藏了技术和稀有物品，这是建立在普林尼《自然历史》一书中对自然的百科全书式的定义之上的，他所定义的自然包含了任何值得人类记忆的事物。欧洲人通过建立私人博物馆来克服由广泛的文本传播、旅行，远洋探险和更为系统的交流方式所带来的物质性体验的爆炸；这些私人所有的博物馆在18世纪后受到国家资助。而这样的博物收藏也成为荣誉与权力的象征，17世纪的收藏者们正满足于透过收藏所体现出来的博学多闻。(48)
如果芬德兰的三分式解析，将博物馆的智力与空间维度的形成，与其作为体验自然、收藏活动中的社会学与文化逻辑放到语言学、哲学与社会学的母体之中，我们将看到，在帝制中国晚期，这类的实物收藏与知识分类发生在丛书与类书的书页之中。正如博物馆扎根于近代欧洲百科全书式的传统中，再现于图录与收藏语汇中，晚明的日用类书是通由古典方式获取来的知识的集结地所在，在那里，有能力接触到它们的个人获得对其进行收藏、分类的权力。其他人则可以通过购买并阅读文本的方式参与到相似的收藏活动之中。
胡文焕在杭州和南京出版社群中的学者、商人、出版者的三重身份使他能够在参与高雅学术活动的同时，从通俗读者身上获取经济效益。前者增加了他在文字学与自然历史方面的收藏与重印活动中的权威地位。胡也将自己对事物现象的广泛兴趣提升为一种受人尊敬的德行，而这是适于君子的行为举止的。同样的，李时珍更具分析性的药理学作品使其身份接近于自然物品的收集者—或相关信息的收藏者，这平行于研究事物的道学学者，或某些收藏人。(49)
如果博物馆成为实现百科全书式的梦想与16世纪欧洲人文社交的场所，在晚明时期对事物信息的搜集还不是(博物馆)展示与(实验室)操作的序曲。李时珍当然具有自然学者的头脑。此外，他搜集药物、草本植物的旅程是通过实地考验与仔细研习文献而完成的。其次，他对现有事物名称的来源非常着迷，因为它们能够引导他对草药进行分类研究的活动。明朝类书的收藏者(如胡文焕)从来没有表示过对单纯从实验室获取体验性知识的。(50)
在现代欧洲早期，绅士们通过增加他们博物馆收藏中的动物骨架来丰富收藏体验。在新的体验性的实物展示文化中，博物馆变成了一个医学知识基地，从而带来了药剂师与医生、教授们对知识掌控权的竞争。然而不管怎样，自然科学的现代分类对于16世纪的欧洲自然学者的意义并不比它们对晚明同行的要多。要将欧洲的早期现代科学文化的历史背景与晚明丛书、类书的自然知识的研究背景作比较，我们需要将把过去变成序言的历史目的论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51)
收藏作为一种研究，将欧洲自然研究的范畴作了重新界定，但新旧的同时存在，亦即玄妙不可见的与可展示给公众的存在，在欧洲与晚明的早期自然历史中同样普遍。即使在耶稣会士到达明朝中国以后，中国与欧洲没有一个人将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对待，并投注以特别的关怀。之后在17世纪，经由培根，欧洲的学者绅士一改自然哲学的陈旧面貌，以新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式来替代它。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又将这一高尚的经验主义改变为欧洲物理学的具体开端，而这发生在耶稣会士驶往中国之后。(52)
在明代中国，将传奇事物正常化的努力将对事物信息的收藏转化为一种通过全面调查来获取经典知识的形式，这一调查以正统的道德修养之名进行，也即传统上的“格物致知”。非但是自然的缩微展现，早期文字学的收藏者与明代类书为他们的传奇舞台创造出文字的博物馆。胡文焕于1590年代将所有搜集来的类书囊括入一份合集的努力并非是个例而已。他的财力容许他生产和出版多套他认为合乎“格物致知”这一理念的丛书。他最初对于古典文献的重新建构使他能够将其作为更大版本丛书的正统的基础，而它超越了官方经典知识范围的界限。
注释：
①参见刘子健, 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1021-1086)and His New Polic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Studies, 1959, pp 1—10.
②Mi Chu Wiens(居蜜), "Changes in the Fiscal and Rural Control Systems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Ming Studies 3, 1976.
③ Edward Farmer, "Social Regulations of the First Ming Emperor" in Kwang-Ching Liu(刘广京), ed.,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16—123.参见Ray Huang(黄仁宇),Taxation and Government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6.明朝的经济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唐宋时期的经济改革，以及帝国早期的传统贸易和税收系统。参见Yt Ying-shih(余英时),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and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④Craig Clunas(柯律格), Superfluous Thing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1, pp. 141—165, 和 Timothy Brook(卜正民),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p. 129—138，作者对朱熹、王阳明在晚明中国社会上的影响作出了重新评估，并不知不觉地指出它们并非占据传统所认为的首席地位。另见Cynthia Brokaw,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7—27.
⑤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pp. 91—115, and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pp. 190—228.
⑥参见李玉珉主编《透过历史的棱镜：十六至十八世纪中国美术中的古物学传统》，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03年。另见巫仁恕：《晚明的旅游活动与消费文化——以江南为讨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
⑦[明]王阳明：《王文成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页。
⑧Craig Clunas, "Jade Carvers and Their Customers in Ming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50 1985-1986.
⑨参见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1368-1644),Washington, D. 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01).另见Mark Elvin, "Skills and Resource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in Elvin, ed., Another History: 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Canberra: Wild Peony, 1996, p. 73.
⑩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pp. 30—57.
(11)Craig Dietrich, "Cotton Culture and Manufac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in W. E. Willmont, 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Nishijima Sadao(西嵨定生), "The Formation of the Early Chinese Cotton Industry," translated by Linda Grove, in Grove and Christian Daniels,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Ming-Q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7—77.参见Tanaka Masatoshi(田中正俊), "Rural Handicraft in Jiangnan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Grove, in Grove and Daniels,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pp. 79—100.关于文化的复杂性问题,并见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pp. 218—222.
(12)Shigeta Atsushi(重田德),"The Origins and Structure of Gentry Rule," translated by Christian Daniels, in Grove and Daniels,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pp. 335—385.
(13)Mi Chu Wiens(居蜜),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and 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7, no. 2,1974.
(14)Shih Min—hsiung, The Silk Industry in Ch' ing China, translated by E-tu Zen Sun(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6, pp. 9—28,描述了丝绸生产的晚期方面.参见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5)Timothy Brook, Confusions, pp. 219—222, 与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pp. 153—158.
(16)Angela Leung, "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Ch'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8, 1(1987): 134—166.
(17)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 pp. 2—6. 并 见 Andre Ga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108—117.
(18)John Ayers and Rose Kerr, Blanc De Chine: Porcelain from Dehua,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2002. Chuimei Ho, "The Ceramic Trade in Asia, 1602—82," in A. J. H. Latham and Heita Kawakatsu, eds.,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sian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39, and Timothy Brook, Confusions, p. 206.另见第5章中的讨论。
(19)参见艺术家工具书编委会主编：《明代陶瓷大全》，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83年，第8—71页.并见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357—414页，和Craig Clunas, "The Cost of Ceramics and the Cost of Collecting Ceramics in the Ming Period," Bulleti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8 1986-1988.
(20)Michael Dillon, "Jingdezhen as a Ming Industrial Center," Ming Studies 6 Spring 1978, and Song Yingxing, T' ienkung k'ai-wu Chinese Industr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E-tu Zen Shun and Shiou-chuan Su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66.
(21)Sakai Tadao(酒井忠夫), "Confucianism and Popular Education Works," in Wm. Theodore de Bary et al.,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d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pp. 331—341.类书通常是以罗列引文而非总结过去知识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另见Michael Loew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cyclopedias, London: China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 25，1987.
(22)王正华：《生活、知识与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
(23)Patrick Hanan, 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60—61, 和 Hanan, "The Sources of the Chin P'ing Mei," Asia Major 101963. Shang Wei(尚伟), "Jin Ping Mei Cihua and Late Ming Print Culture," in Judith Zeitlin and Lydia Liu, eds.,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Cambridge: Harvard Asian Monograph Series, 2003, pp. 187—231, and Shang(尚伟), "The Making of the Everyday World: Jin Ping Mei and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 in David Wang and Shang Wei, eds., Dynastic Decline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thcoming.
(24)Irene Bloom, "On the 'Abstraction' of Ming Thought: Some Concrete Evidence from the Philosophy of Lo Ch'inshun," in Wm. 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and Bloom, eds., Principle and Practicality: Essays in Neo-Confucianism and Practical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06.
(25)Onozawa Seiichi(小野沢精一)et al., Kinoshis : Ch goku ni okeru shizenkan to ningenkan no tenkai 気の思想:中国にぉけゐ自然観と人間観の展開(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78)，pp. 473—489，and Elman, "The Revaluation of 'Benevolence'(Jen)in Ch' ing Dynasty Evidential Research," in Richard Smith and Daniel Kwok, eds., Cosmology Ontology, & Human Efficacy: Essays in Ch' ing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 1993, pp. 59—80. 并见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8—112.
(26)Nicholas Jardine 和 Emma Spary, "The Natures of Cultural History," in Jardine, J. A. Secord, an E. C. Spary, eds.,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13.
(27)余英时：《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初论》，参见氏著《人文与理性的中国》，程嫩生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3—139页。
(28)Sir David Percival译，Chinese Connisseurship，《格古要論》：The Essential Criteria of Antiquity, London: Faber, 1971.参见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pp. 11—13.
(29)[明]马欢：《瀛涯胜览》，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V. G. Mills, Carn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tra Series No. XLII, 1970，pp. 69—180.
(30)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八、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79页、第1058页。并见L. Carrington Goodrich, editor, Chaoying Fang, associate editor,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026—1027. 并见 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pp. 11—12.
(31)Donald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ume Ⅱ. A Century of Wonder, Book 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446—489, 556—566.
(32)Michael Ryan, "Assimilating New World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 1981.并见Pamela Smith and Paula Findlen, eds., Merchants and Marvels: Commerce, Science, and Ar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and Anthony Grafton, New Worlds, Ancient Texts: The Power of Tradition and the Shock of Discove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92, pp. 148—157.
(33)Michael Ryan, "Assimilating New World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p. 527—538.并见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 145, and Erik Zürcher, "In the Beginning," pp. 152—153.
(34)Cf. Elvin,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Past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03—234. Nathan Sivin(席文)撰写的批评回顾文章，见"Imperial China: Has Its Present Past a Fu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8,2 December 1978.
(35)参见Sakai Tadao(酒井忠夫)，"Confucianism and Popular Education Works," pp. 331—341.另见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239—294.
(36)参见Wang Baoping(王宝平)，《明代の刻書家胡文焕に關すゐ考察》，《汲古》第36号，1999年12月36(1999)：47—57.陆坚、王勇主编《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播与影响》，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22—347页。关于中国丛书，见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econd edition. Los Angeles: UCLA Asian Pacific Monograph Series, 2001，pp. 190—191并见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37)《四库全书总目》，134.14b—15b.关于200个版本，见[清]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81页.感谢Roger Hart指出这一线索。另见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pp. 34，37—38.118.
(38)虽然利玛窦于1598至1599年间曾途径杭州，但直到1611年，由于一位杭州文人的邀请，才有三位耶稣会士到达了杭州，并使其成为了当时的一个天主教文化中心。见David Mungello, 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p. 3, 15—18, and Matteo Ricci,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eo Ricci: 1583—1610, translated into Latin by Father Nichola Trigault and into English by Louis J. Gallagher, S. J.,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passim.
(39)John Haeger, "The Significance of Confusion: The Origins of the T'ai—p'ing yü-lan 太平御覽,"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8, 3(1968): 401—410. See Y. W. Ma, "Pi-chi" 筆記, in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ed.,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650—652, and Peter K. Bol(包彼得), "A Literati Miscellany and Su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Case of Chang Lei's 張耒Ming-tao tsa-chih明道雜志,"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5, 1995.
(40)Daiwie Fu, "A Contextual and Taxonomic Study of the 'Divine Marvels' and 'Strange Occurrences' in the Mengxi bitan夢溪筆談,"Chinese Science 11(1993-1994): 3—35. 比较 Nathan Sivin(席文), "Shen Kua(沈括)," in Sivin, Science in Ancient China, Great Yarmouth: Variorum, 1995,Ⅲ, p. 10.另见Russell Kirkland, "A World in Balance: Holistic Synthesis in the Tai—ping kuang-chi"太平廣記,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3, 1993.
(41)Wang Baoping(王宝平),"Mindai no kakushoka Ko Bunkan ni kan suru ksatsu" 《明代の刻書家胡文煥に関すゐ考察》，pp. 47—57.
(42)参见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646, 661—665.
(43)Wang Baoping(王宝平),"Mindai no kakushoka Ko Bunkan ni kan suru ksatsu"《明代の刻書家胡文焕に関すゐ考察》，pp. 53—56.
(44)关于早期现代欧洲收藏在本质上的变化，参见Lorraine Daston and Katharine Park, 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NY: Zone Books, 1998, pp. 68—88.
(45)参见William Ashworth, Jr., "Emblematic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in Jardine, J. A. Secord, an E. C. Spary, eds.,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7—37.
(46)参见Paula Findlen, "Courting Nature," in Jardine, Secord, an Spary, eds.,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pp. 57—74.
(47)Findlen, Possessing Nature: Museums, Collecting, and Scientif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Ita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1—3, 94, 396, 407.
(48)Paula Findlen, Possessing Nature , pp. 8,15,98,121,293.
(49)Paula Findlen, Possessing Nature, pp. 8,15,98,121,293.
(50)Paula Findlen, Possessing Nature, pp. 153—156,198—201.
(51)Paula Findlen, Possessing Nature, pp. 208,232,286, and Lorraine Daston, "Marvelous Facts and Miraculous Evidence in Early Modem Europe," Critical Inquiry 181991.
(52)Findlen, Possessing Nature, pp. 10, 18—27,32,46,398—405, and Anthony Grafton, Defenders of the Text: The Traditions of Scholarship in an Age of Science, 1450—18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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