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贸易领域中的“客店”、“歇家”、“牙家”等名异实同考 |
| 来源：《社会科学》2010年9期 作者： 胡铁球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3-05-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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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贸易领域中，“客店”、“歇家”、“牙家”、“牙歇”等，都是采取“客店”与“牙行”相结合的经营方式，且都有“开肆”的功能，它们在贸易领域经营方式的内涵，实际上是名异而实同。因在文献中见之最多是“歇家”，故将这类模式称为“歇家牙行”模式。由于“客店”、“牙家”、“园亭”、“歇店”、“牙歇”等都有称为“歇家”的记载，故可把它们称之为“歇家”之异名。
【英文标题】Xiejia’s Aliases in the Field of Trad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关 键 词】客店/歇家/牙家/牙歇
关于“歇家”在贸易领域的内涵，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作了一定阐述，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细说，其概念内涵只是散见于行文中，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作集中的阐释①。“歇家”最初的基本含义是“客店”，为“客店”的一个别称②，正因此，在贸易领域的“歇家”，首先必须具备“住宿”功能，否则不能叫“歇家”，这是它与“牙行”在性质上的区别之一。“歇家”进入贸易领域，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及社会环境，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明代“官牙制”的建立和完善，而其采取的方式基本上是“歇家”（客店）与“牙商”（官牙）的互相转换结合，即“歇家”充当牙商，或牙商开设“歇家”，笔者把这种经营方式称为“歇家牙行模式”③。而这种经营方式在文献上的称呼常常有别，或称“客店”、“歇家”、“歇店”、“歇户”④等等，亦称“牙家”、“侩家”、“牙歇”等等，而其实际上的含义，在明清多是“歇家” （客店）与“牙商”的结合体。
一、“客店”在贸易领域的基本内涵考
在明代及清初，所谓的“客店”，在许多史料中，不仅仅是从事住宿餐饮服务，实际多是设肆买卖的市场，即具有“开肆功能”。如成化二十一年，史称：“权贵之家，多于在京通州张家湾等处，修造市肆，邀留商货……他如贵戚内官家人或因管庄私自抽分，或因开肆奏请店额”⑤。正德二年，中央政府曾驳回了一些王爷增设“客店”名额之请求，如“渖王子、宜山王诠鏋奏请客店额名不允，且诏各王府，今后不许自置客店，及请给额名，通行各长史司知之”⑥。通过这两则史料对比，可清楚其所谓的“客店”是具有“开肆”功能的，不能仅以提供住宿餐饮服务而目之，当是能主导市场的“行店”。如果上述还显模糊的话，下面史料则能清晰揭示其此种功能，如弘治年间，在辽东地区，“太监朱某开客店擅马市专利自殖，武弁转相效尤”⑦。这里的客店的主要业务，显然不是住宿餐饮了，而是能垄断市场的“行店”，故能“擅马市专利自殖”。又正统六年，“万全千户张朋，因镇守都督佥事黄真奏举其罪，乃奏真与鞑靼贸易，私役军士造旅店、水磨碾，敛细民利”⑧。这里的“旅店”性质应与太监朱某所开客店性质类似，不仅提供住宿餐饮，而且具有贸易功能。又据《秦边纪略》记载：“多巴，在西宁西五十里，今互市地也。黑番、回回筑土室成衢，为逆旅主人⑨。凡九曲、青海、大通河之夷，为居垄断。远而西域回夷，为行贾者，皆于是乎在。”⑩这里明确指出“逆旅（客店）”可垄断市场，当是“行店”类，其街市也因其而成，即“筑土室成衢”，这说明多巴的市镇形成与“逆旅”紧密相关。
到了清代，许多名之客店者，亦是如此，如雍正年间的苏州，客店就成为布匹买卖的主要场所，史载：“苏郡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津。其中各省青兰布匹，俱于此地兑买，染色之后，必用大石脚踹砑光。即有一种之人，名曰包头，备置菱角式样巨石、木滚家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11)。“向客店领布发碾”，说明这里的“客店”，不仅为客商提供住宿，而且还发买布匹，是“设肆收买”的“客店牙行”。在湖北，王士俊言：“楚省士风，向多浇薄，汉口一镇，骡行客店半皆无赖青衿，局骗吞商，尽属著名劣监教官。”(12)这里的“客店”当不是单纯提供住宿餐饮服务，应与苏州客店类似。再如当时著名徽商杨家，在长江旁建园亭贸易，“老人坐蓄江南百货，凡北贾者，皆争趋老人所，以故老人无一日无宾，亭无一日无盛筵”(13)，其经营的诀窍在于“处士馆谷供帐食饮，与诸坐贾丰腆异远甚矣。故南北贾咸愿凭处士主程，大与处士结欢盟契，以故贸易愈益绳绳不绝”(14)。又《紫柏老人集》卷27《于圃偶感》载：“解乞园亭作歇家，直得主人穷计较”。这里就明确指出，“园亭”就是“歇家”，亦是“客店”无疑。在这个“园亭”之中，南北大商巨贾在此享受比较好的住宿餐饮服务，“老人”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兜揽贸易，当是“牙行”性质的经营方式。
总之，上述所谓的“客店”，应是“客店”与“牙行”合一的经营方式。
二、“歇家”在贸易领域的基本内涵考
关于“歇家”的商业史料众多，现仅以三个典型案例，分别代表内地、西北、西南，时段分别代表明中后期、清中晚期，来做一初步说明。
1、小滩镇“歇家”的经营模式考。万历初年，卫河旁之小滩镇（今河北元城县），岁兑漕粮25万石，其中开封、河南、归德三府及汝州因距小滩“远则千有余，近亦不下五六百里”，且道路险阻，纳粮户（二千余名大户）只好带银到小滩镇买粮上纳，史称：“大户赍银到滩，必役（投(15)）歇家，藉手斗户，节年歇斗之家获利得惯，营求充役，或父为歇家，而子为斗行，或兄为米户，而弟为店主，交通诈骗，腾踊价值。每米一石，歇家明除牙用五分，斗行三分，仍巧立大行市小行市之名，里讨外讨之说，计所得约二万余金。而大户羁留三月，每名月费银数两，计所得又一万余金”(16)。从“歇家明除牙用五分”及借行市勒索大户情形来看，“歇家”显然充当了“牙商”的角色，从“大户羁留三月，每名月费银数两，计所得又一万余金”来看，“歇家”又充当了“客店”的角色，从“里讨外讨之说”来看，“歇家”又代替了“大户”与旗军进行交兑，显然其经营方式是“客店”与“牙商”的合一。不仅如此，从该材料的信息中还可窥见当时控制了整个粮市的“歇家、斗行、米户”逐渐在融为一体，可通称“歇家”，故有“歇家”独得3万余金之说，这从“歇家明除斗行三分”及“歇斗之家”的称呼，也可窥得当时经营情形。仔细分析该文，“歇家、斗行、米户”名为三种，实为一体，当是同一铺户或交易场所，这种经营方式在某些地方甚至流传到民国(17)。根据明代惯例，它们可称之为“行户斗”。这也可与正德元年一则史料相参证，该年总兵官郭鈜等奏称：“河南兑军粮米，惟彰德、卫辉二府，虽收本色，临期亦有不敷，其余府分俱收轻赍银两，尽被小滩镇积年歇家光棍贪图营利，前去邀接兜揽，专往临清、东昌等处籴买粗粃不堪粮米，展转迁延，致使军民递年争颂不已。”(18)“积年”是对“歇家”一词的定语，意指“长期”，说明在小滩镇经营的“歇家”早在正德元年以前就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在这里，“歇家”作为粮食买卖的“商人”身份更为凸显，说明“歇家”并非单单开设“客店”，而是“客店”与“米行”的结合体。
2、青海的“歇家”经营模式考。笔者曾对青海地区“歇家”经营的形成、发展、衰落的原因及其代替“茶马司”的过程和垄断青海贸易情况作了详细的论证，其经营核心理念有：提供食宿服务，提供库存服务，提供买卖中介服务（包括提供度量衡、质量评价、贸易信息、翻译等各项服务），提供商品买卖场所服务，有的甚至还提供运输、借贷和纳税等多项服务(19)。在青海的“歇家”担负着许多政府职能，如征收赋役、商税、通语词讼等等，故史称“官歇家”，甚至有史料称其为“管理蒙藏贸易的机构”(20)。为了进一步论述青海“歇家”经营特点，有必要进一步作点补充论述，据口述史料记载：“歇家必须具有一定的资金、仓库、住房、帐篷、畜圈和牧区的良好联系，尤其要精通蒙藏语言及风俗习惯，信息灵通，行情通达并拥有一定声望……（歇家）务必公平交易，并按规定地区、规定对象、规定产品和居住地点进行贸易，不得紊乱”。又言：“歇家的大小是根据自有资金的多少和牧区交往的范围大小而定。”(21)显然，这里“歇家”是集客店、经纪、仓储、翻译、贸易、运输于一体的经营方式，不仅如此，它还有以下特点，其经营是分类、分区域、分市场并拥有自己固定的贸易范围和对象的，这使得歇家又有“设肆收买”的特点，故每个“歇家”实际上就意味着一个小市场。
3、贵州三苗之地的“歇店（歇家）”(22)经营模式考。据《黎平府志》载：“木商多在挂治，王寨，茅坪三寨买木，运至湖南靖州，常德一带，或直下江南北，或运至粤省各处码头出售，境内向不设关。府属及清江，台拱等处俱产杉木，周围约计千余里，均系苗地。苗汉言语不通，惟茅坪等砦俱系同类苗人，是以各处木植俱运至三寨售卖，该三寨首人分年开设歇店，凡与木商交易，俱系伊等代为议价，收木，评估银色，彼此相信有素，向议每木价一两取银四分给店家，以为客商饭食及守木，扎牌工费，三寨藉以资生”。(23)这条史料指出，在贵州黎平开设“歇店”的主人是“三寨首人”，且他们轮年充当，所有木材生意皆要经其手，其经营内容，包括“提供住宿饭食、翻译、议价，收木，评估银色、守木、扎牌”等，是典型的“歇家牙行”经营模式，其收入主要来自佣金，即“每木价一两取银四分给店家”，这个规定似乎有清一代一直没有多大变化。且这里还论及为何要在挂治、王寨、茅坪三寨设“歇店”这个经营实体，主要是苗汉语言不通，商贸路程遥远，需要住宿餐饮及语言沟通的服务。又据《黎平木》载：“黎平实惟杉之利……其地有三，曰王寨，曰毛坪，曰卦治，岁以一寨人掌其市易，三岁而周”(34)。这条史料明确指出“寨人掌其市易”。又据嘉庆十一年(1806)贵州布政使司在处理争江案件的布告中记载：“黎平府属之茅坪、王寨、封治三寨，滨临清水江，周围千余里……向来分年运茅坪等三寨，听候各省客商携资赴三寨购买。该三寨苗人与主议价成交，商人即托寓歇主家雇工搬运、扎排、看守，每价一两给钱四分，以偿主家给商人酒饭、房租及看守木植人工并扎排缆索等项费用……如轮茅坪当江之年，王寨、封治两寨，不得歇客买卖，迄今百十余年，从无紊乱旧章。”(25)在这条史料中，除了上述两条史料论及的各种经营内容外，商人还需要“歇店”提供“雇工搬运”及“扎排缆索等项”的服务。且从该条史料来看，三寨的收入主要来自“歇店”经营，故为此争利而诉讼不断，这个“歇店”又称“歇主家”，这是“歇家”另一通行的称呼，故在光绪《黎平府志》中，也有把“歇店”直接呼之为“歇家”者，如“寨首歇家实于中取利焉”(26)，这个“歇家”就是指上述所言的“歇店”。综合分析上述三则史料，贵州黎平的“歇店（歇家）”基本上垄断茅坪、王寨、封治三寨及周围千余里的木材生意，史料用“掌其市易”来形容，其经营内容包括“代为议价；评估银色；收木、守木、扎牌”以及提供客商住宿饮食、翻译、雇工搬运等等服务，是典型的“歇家”与“牙行”合一经营方式。从“收木、守木”来看，这里“歇店”也是“设肆收买”类型。故到了今人论述时，则不断把“歇店”偷换为“行户”了(27)，但行户是行户，“歇家”是“歇家”，虽然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但也有一定区别，史称：“凡有旧卖木植，俱系店主代为议价收木，评估银色，因彼此相信已久，并无欺骗，山贩木商各乐从。向章每毛价一两抽银二分有零，以作店家伙食、灯油、房租及照料木植、雇船、扎牌等项，并府署办公之费一并在内，俱系自行办理，并非由官设行抽收”(28)。这里的“非由官设行”点出了“歇家（歇店）”与“牙行”的某种区别，这只能从“府署办公之费”及“三江（茅坪、王寨、封治）轮流值年，量取渔利，永资公费，沿江别寨均不准当”(29)的规定中来理解，这又关乎如何获得“歇家”经营权的问题，需专文讨论，此不赘述。
总之，在贸易领域，“歇家”基本上意味着“客店”与“牙行”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即集客店、经纪人、仓储、贸易甚至运输、借贷于一体的新的商业运营模式，这种特点，不管是西北、西南还是内地，基本一致。
三、“牙家”与“歇家”经营内涵同义考
“歇家”兼营牙行是一个普遍情形，而牙商开设“客店（歇家）”亦是一个普遍情形，在明代及清初期谓之“牙家”者，基本是指牙商与客店（歇家）合一，与称为“歇家”的经营方式并无多大的区别，因此有把“牙家”称之“歇主家”者。如一案例称：“又开广东商人黄调鼎带银来苏，投牙陈昆明家，收买段（缎）……今会审得广东客人黄调鼎、黄子祚，同族兄弟。调鼎贩白糖，子祚贩葵扇，各来苏投歇主家陈昆明发卖。”(30)“歇主家”是“歇家”的一种通行称呼，实际上仍是“歇家”一词来源之一。
1、“牙家”的经营模式考。关于“牙家”经营方式，牙家后人褚华有一段较为明确描述，其言：“明季从六世祖赠长史公，精于陶猗之术，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戒行李时，姑估银与布，捆载而去。其利甚厚，故富甲一邑。至国初犹然。近商人乃自募会计之徒出银采择。而邑之所利者，惟房屋租息而已。”(31)“门下客常数十人”自然为“牙商”开设“歇家”（客店）提供成熟的条件，因而“皆主于家”，这个“家”的商业含义实为“歇家”（客店），从后来的“房屋租息”亦可管窥当时其“家”之大，及其客店、库房之功用，这又与青海的“歇家”贸易形式多么相似，故其有“设肆收买”的特点，是典型的“歇家牙行”模式。至于“牙家”设客店的特性，就明清时期而言，认真考究起来，几乎没有例外，如“顾牙家，正德间，有一牙家姓顾，常歇客通有无，一日闻合肥县有客至，出郭迎客”(32)。又如崇祯年间，湖广襄阳县令罗明祖言：“以官招商不如以牙招商为便也。商有旧日之居停，亦有旧日之主顾，况值仁政风行，一牙可以呼百商，随给印信票于牙家，使牙家与船行又两相辅而行，其价之多寡，悉以牙家定之，牙家不失信于商，而官商无往而不宜矣。”(33)此“居停”两字，点出其住宿功能。再如江南地区，“审得牙家之设，原以通商也。如马峰地方乡间之卖棉花者，俱挑负聚于此，有牙家焉，先饮食之，又安顿其货，后代其发卖，乃每担抽取些须，贩货者皆甘心乐输，是之谓便民，便民乃以通商也”(34)。这里的“牙家”虽然没有直接指出住宿服务功能，但我们可以想见，把东西卖出，是需要时间，并非一天就可以完成，所以其住宿功能是不可少的，这与民国时期宁夏的“斗家”经营方式极为类似(35)，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牙家”还有“代其发卖”功能，远方客人来此收买，按惯例应住宿于“牙家”。
2、“牙家”与“客店”的关联考。“牙家”与“客店”的紧密关系，凸显在有的史料直接把“客店”称之为“牙家”者，如张岱对于服务泰山游客（香客）的商业组织，一篇称“客店”，另一篇则称“牙家”。其在《泰安州客店》言：“客店至泰安州，不复敢以客店目之。余进香泰山，未至店里许，见驴马槽房二三十间；再近，有戏子寓二十余处；再近，则密户曲房，皆妓女妖冶其中。余谓是一州之事，不知其为一店之事也。投店者，先至一厅事，上簿挂号，人纳店例银三钱八分，又人纳税山银一钱八分……泰安一州与此店比者五六所，又更奇。”(36)其在《岱志》一文则言：“离州城（泰安）数里，牙家走迎，控马至其门。门前马厩十数间，妓馆十数间，优人寓十数间。向谓是一州之事，不知其为一店之事也。到店，税房有例，募轿有例，纳山税有例……牙家之大，山税之大，总以见吾泰山之大也。”(37)显然在张岱眼里，客店与“牙家”没有什么区别，这就彰显了“牙家” “客店”之紧密关系，当然这里的客店（牙家）规模是很大的，集住宿服务与娱乐服务于一体，甚至还包含了特殊服务（妓院），但其之所以称为“牙家”，可能是泰山的客店开设必须在官府备案，即领有经营执照，并代替官府征收游客的“山税”及“店税”，这与“官牙”性质又极为相似。史称“泰山香税二万余两”(38)。“香税”由牙家包揽征收，此为其控制游客提供了政府保障，实际上乃是垄断经营。
“牙家”一词出现在明清小说中，基本上以“客店”主人身份出现，如《龙图公案》载：“话说西京有一姓程名永者，是个牙侩之家，通接往来商客，令家人张万管店。凡遇往来投宿的，若得经纪钱，皆记了簿书。”后一和尚住宿于其家，因身上所带白银达千两之多，故被程永所害，在此文中，程永都是以店主的身份出现(39)。又如《魏恤刑因乌鸦鸣冤》一文描述武昌府江夏县民人郑日新与表弟马泰去孝感县贩布，后因分头去收布，马泰被恶棍吴玉在半途劫杀，而郑日新则诬赖牙人杨清害命谋财的故事。其中下面一段，最能反映当时“牙家”是如何经营的：“到牙人杨清家问，清曰：‘今年何来迟耶？’新愕然曰：‘我表弟已久来你家收布。我在城中，如何久不发货来？’清曰：‘您表弟并未有来。’新曰：‘表弟马泰旧年也在你家，何推不知？’清曰：‘他几时来？’新曰：‘二十二日到阳逻驿与我分行。’满店人皆曰无有。心中疑惑，遍问别牙，皆无……又转新里问众客是几时到，皆说二月到的……新谓清曰：‘我弟有银二百两，来你家收布，必是你谋死。’清曰：‘我家满店客人，如何干得此事？’新曰：‘你店中客俱是二月到的，我表弟想或夜到，故受你害’……次日告于县。”(40)这里的“牙家”可直称“某某家”或“某某店”，如“杨清家”、“你家”、“满店人”、“你店”等等。且远方客人来异地收买货物基本上客居于熟识的“牙家”，并通过“牙家”收买货物，即“牙家”是提供客商住宿餐饮并为其居中贸易的一种商业模式。
3、“牙家”与“歇家”同义考。最能彰显“牙家”与“歇家”为同一内涵的，是作为“牙家”之别称的“侩家”，在有的史料中，被看做“歇家”。自明代中期以后，白粮北运到京城，必经“歇家”转交，“歇家”主要业务有三：代理粮长交纳税米及铺垫等各种使费；代理粮长办理完纳税粮所需的各类手续；若白粮解运不足，歇家便代理粮长买米上仓。这种“歇家”亦称“侩家”，这从下面两段史料的对比中可看出来。《武进县志》载：“（万历）十七年湖广道监察御史林具题，大略谓供用库酒醋局内官监，乃苏、松、常、嘉、湖五府岁供白粮，额派二十余万石，关系最重顷。上纳艰难，耗外加耗，垫外加垫……一、内官监先题准，每正米一百石加耗米五石……其余无名多费尽行禁革……一、酒醋局每正米一百石加耗米五石，铺垫等银八两六钱，其余无名多费尽行禁革……一、粮米及铺垫银两，俱要当官明写议单，照数交付歇家，同进完纳，不得推调取究。一、议单数目已从宽处，此外歇家不得多勒升合，如违，以诓骗论。一、各粮解务各用本地方洁净好米交付歇家完纳，如与户部样米不对者重究……是岁省民间栗六万余石，常亦沾惠。”(41)《武进县志》又载：“无锡都给事中侯先春书《民运事宜考》后曰：东南财赋半天下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半东南，乃民运白粮二十余万石，又天下所无，而五郡所独也，五郡之民泰苦矣……故事：白粮投解，有侩家为之主办，诸所铺垫等类，非侩家弗效也……己丑（万历十七年——笔者注）适叨十库之役……林公遂手疏先后事状，忼慨抗论……除无名之费，禁额外之征，定加增之数，革折罚之苛……是岁省民间粟五六万石。”(42)仔细对比上述两段史料，则发现是在谈论同一件事。首先，两段史料皆是言民运白粮在京遭到各种盘剥之事，且其发生时间一致，都是万历十七年，后都因林公上疏，规范了各种费用（使费），节省粮解大量费用；其次，结果极其相近，第一段史料言“是岁省民间栗六万余石”，第二段史料则言“是岁省民间粟五六万石”；再次，第一段史料言，粮解（粮长）白粮交纳必经“歇家”之手，且按议单上所写的各种费用，即加耗、铺垫等费用俱交“歇家”上纳于仓，在第二则史料则高度概括为“故事：白粮投解，有侩家为之主办，诸所铺垫等类，非侩家弗效也”，可见第二则史料所言的“侩家”就是第一则史料所言的“歇家”无疑，“歇家”与“侩家”是指同一对象已经非常明了。
四、“歇家”与商税征收及“牙歇”的含义考
在内地“歇家”的贸易特性凸显在其包揽商税的史料中，这说明“歇家”参与贸易是广泛存在的，而其与牙行区别不仅存在着是否拥有住宿功能这一节上，而且还凸显在“牙歇”这一词之上，若从这一词来考察，“歇家”是“歇家”，牙行是牙行。但毫无疑问，“歇家”与“牙行”是紧密相关的，但它们之间还有不少区别，其中最大区别可能在于“歇家”更深入地渗透到政府职能中，是财政市场的中间力量，当兼有住宿功能的“牙商”担当政府某种职役时，常常会改称为“歇家”、“保家”、“保歇”等等。
1、“歇家”与商税征收。据史料记载，在万历六年以前，京师商税皆有“歇家”包揽，钱法不通，亦与之有关，《明神宗实录》载：“今京师钱法通行，商税便利，居正言往者皆以歇家包揽，奸弊多端，今已尽法惩治，故此辈敛戢，各衙门皆肃清。”(43)张居正所言，绝非夸大其词，如粮食市场，史载：“大凡贩米车船所到，不许歇家经纪包揽抽税”(44)。又如食盐市场，“歇家”以职役的身份参与了食盐买卖，史称：“灶盐抵关……包垣之傭丁曰枚手曰忙工；收买者曰歇家”(45)。故林振翰言：“收买垣盐者谓歇家。”(46)到清代亦如此，包世臣言：“盐户税盐向系运赴场员所驻集镇，住居歇家与场商交易。”(47)正因为“歇家”为场商与灶户之间的中间买卖者，故其容易发展为包揽，早在嘉靖年间，史载：“灶丁煎盐运垣，有种歇家、地户及掌管人等，从中包揽剋价”(48)。到隆庆年时，郭惟贤奏称：“臣闻盐商之赴县纳银也，全凭保歇（“保歇”为“歇家”之异名——笔者注）揽纳……盐商投文到关……又歇家指称各衙门使用名色，每船一只，索银一两。”(49)此类史料甚多，不一一例举。而“歇家”参与商税征纳，更彰显于在税关中设有“歇家”这一职役。据《两浙南关榷事书》记载：
正关保家二十名（二县居民，各商木植拢塘，同赴抽分，保收税银——原注），渔临关保家四名（保收渔临关商税——原注），安溪关保家五名 （保收安溪关方簰竹税——原注），沙板保家五名（保收杉板税——原注）……义桥新坝歇家二名（凡临渔关商木拢塘，赴报数目——原注）；外江歇家一名（凡系外江木植，赴报数目——原注）……卖木中牙二十五名（与抽分上商买木，旧谓之上牙。今更之中牙，欲其不偏护卖商——原注），买木中牙二十四名（与不抽分下商买木，旧谓之下牙。今更之中牙，欲其不偏护买商——原注）。(50)
根据此史料，“歇家”职责是“赴报数目”，“保家”的职责是“保收税”。且仅就此史料来看，“保家”与“歇家”完全是两个不同概念，实际上若剥离其在税关具体负责的职能后，去看其真实经营内容，则是大同小异，他们都是“歇家”。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歇家”在赋役、词讼领域的异名考略》一文中，已经充分证明了“保家”实为“歇家”之异名，实际上是指担当“保户”的“歇家”，其与“保歇”同义(51)，在笔者的博士论文《明清歇家研究》之《“歇家”在各衙门设立及其含义之延伸》一节中，再次考证了此处的“保家”实为“歇家”，且考证出“歇家”多为“中牙”兼任。如据《两浙南关榷事书》记载“黄九亨虚报税单案”，其载：“本部随拘九亨等两牙并衢州买卖二商……据黄九亨单开渔临关商人买过税木颇多，本部细将渔临关簿册逐一查对，并无木植报部……有矿税歇孽，如黄九亨者……”(52)据此，黄九亨身份是“中牙”，但从其“单开渔临关商人买过税木颇多”的职能来看，其具有“歇家”所拥有的“赴报数目”的职能，应属于义桥新坝中的“歇家”，而“歇孽”两字，再次揭示了黄九亨就是“歇家”，不仅如此，在《两浙南关榷事书》的记载中常常会把“歇家”偷换为“商保”，这又凸显了“歇家”的牙商特性，如“商保虚报，占先通串挨抽，以希利行市……直至卖后，始补报，此其常弊”(53)。从这里记载的“商保”赴报数目来看，当是“歇家”无疑，从“希利行市”，“歇家”实为“中牙”，这类情况在《两浙南关榷事书》中出现很多，在此就不赘述了。
2、“牙歇”含义考。正因为“歇家”往往与“牙商”合一，所以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称呼叫“牙歇”，如史称：“朝廷立北新一关并分设七务六小关，钦差监督监督征收课税……嗣后各商完税，应听本商协同牙歇亲自投单，柜书即与核明上纳，令其亲填红簿，柜书照本商亲填红簿货税数目，每月朔望造册报院，季冬汇报。仍令上江下河保歇查明本商税单货物银数，挨叙日子，一月一报”(54)。所谓“牙歇”应是“牙商”与“歇家”的合称，即“牙”指“牙商”，“歇”指“歇家”，但在这里应指一人，就是指“歇家”，因为在明代税关中“赴报数目”的是“歇家”，通过“牙歇”一词，足以彰显“歇家”的牙商身份。这里的“保歇”就是指“保家”，到清代以后，在税关，“保家”多换为“保歇”一词，如顺治年间，蒋永修言在税关侵渔商税的主要是“保歇”与官吏，其言：“近闻税关诸员虑亏课而加征，甚之苛索以重罚，中间保歇侵之，胥役侵之，官耗侵之，公家所入无几。”(55)又言：“臣闻商货至关，保歇吏胥丛食。”(56)正因为在税关中的“保家”、“保歇”皆是“歇家”，所以到了清代后，有时只言“歇家”，如《清实录》载：“何谓关中之关，客商货物到关上税……吏胥掯勒需索，歇家包揽侵蚀”(57)。清代多沿明制，在明代，保家“保收税”，在清代则言“歇家包揽”，其渊源关系亦很明晰。其实，在榷关中，有时即不称“歇家”，也不称“保家”、“保歇”，而直接称“牙家”，如崇祯年间，一榷关案例记载：“比拘商张学，扇三箱，税二两。牙徐秋亭，以多报少，为匿带……比拘商张学至，曰：我自有我货，单不离货，同顿牙家”(58)。这里“牙家”与上述的“应听本商协同牙歇亲自投单”中的“牙歇”职能是何等类似。所以“牙歇”、“歇家”、“牙家”在贸易领域往往同义。
但其他史料所称“牙歇”是不是就是指“歇家”，还得考察，如史称：“造船必有船匠，造违禁之船者罪坐匠工；船必有船主，载违禁之货者，罪坐船主；写船必有船埠，揽违禁之商者，罪坐埠头，则牙匠皆知所惕也。奸商造船，里甲排邻不首者，罪及地方；经过关津，私自放行者，罪及关吏；出由河港，受贿纵脱者，罪及守把，则官民皆知所惕也。贩卖异样段疋及毡毯丝绵等物，铺户知情不觉发者，罪及各行；歇家牙会（侩）知情不检举者，罪及牙歇，则商铺皆知所惕也”(59)。这里明确指出“牙歇”指的是“歇家牙会”，但“歇家牙会”是指一个对象的称呼，还是指两个对象称呼，在这里还不非常明朗，因为前面的“船匠”、“船主”、“船埠”、“里甲排邻”、“关吏”、“守把”、“铺户”分类甚明，而唯独“歇家牙会（侩）”分一目言之，据此来看，“歇家牙会（侩）”是指对一个对象的称呼，但与上文“牙匠”一词相对应，似乎“牙歇”又是分别指“歇家”与“牙侩”。可能《受祜堂集》记一案列，有助于我们理解此词的含义，其言：“再查周资生系歇家，又系牙人。”(60)所以周资生既可称“歇家”，也可称“牙人”，把他称之为“歇家牙会（侩）”，也在常理之中，又如明清小说中经常会出现客店店主充当经纪的描述，如《二刻拍案惊奇》卷21亦写道：“此间有个张善店极大……店主张善听得屋上瓦响，他是个做经纪的人。”(61)另外，一般而言，能包揽商税，阻坏钱法者，皆是具有垄断市场的大贾巨商，明嘉靖年间，史称：“大抵阻坏钱法，多系豪民大贾及积年牙人为之首倡。若欲究治，则在于此辈始。”(62)可见张居正所言的包揽商税和阻坏钱法之“歇家”绝不是单单开客店所能完成其功能，根据明朝法律，牙行有协助官府征收商税的义务，这已成历史常识，但是在明代，“歇家”征收商税的记载并不比“牙行”逊色，其蕴含的玄机，可能在于“歇家”与“牙商”的紧密关系，即它们经常合而为一。实际上，在明清时期，“歇家”兼做“牙人”，“牙人”开设“歇家（客店）”，是一个通常的现象。故在文献中，总是能看到“歇家经纪”、“歇家牙保”(63)、“商牙歇家”(64)、“歇家牙侩”、“客店牙行”(65)、“歇家行店”(66)等等的联称，甚至出现“牙歇”这一特殊的联称。但“牙歇”的真正内涵，有时不容易读出来，如《临汀考言》载：
严饬各县禁止越境贩卖……无如鼻窦丛生，竟作牙歇射利之薮，近闻少东街米谷行家以及歇客饭店，愍不畏死，玩法作奸……为此示仰米谷行以及歇客店家以及买米人等知悉，嗣后，上、武、永三县子民来汀籴米者，先查某人行内有米若干或谷若干，现赍银若干，采买米谷若干，开明具稟，侯本府查验明确，押取认识保结，方准给票运米，如有刁民勾串奸牙店家，仍蹈前辙……除将牙行店家立毙杖下外，定将贩米奸徒重责枷号。(67)
上述“牙歇”一词，其概念肯定是指“米谷行家”和“歇客饭店”，不过有歧义的是：“牙歇”是“米谷行家”和“歇客饭店”两者的合称，还是对“米谷行家”和“歇客饭店”的分称，即“米谷行家”是指“牙歇”，而“歇客饭店”也是指“牙歇”？从整篇文字来看，“米谷行家”和“歇客饭店”运营方式似乎是一致的，看不出它们在粮食贸易方面有明确职责分工。而后面用“奸牙店家”或“牙行店家”来统指“米谷行家”和“歇客饭店”，就更使人难以理解它们在粮食贸易流程中的具体分工。因为我们很难想象，“米谷行家”不能称之为“店家”，也很难想象“歇客饭店”仅是提供客商的住宿餐饮服务，而不是同时兼做“牙商”。如果把上述“歇家”经营方式和“牙家”经营方式综合考虑，可能会更倾向于“牙歇”是对“米谷行家”和“歇客饭店”的分称，即它们都可称之“牙歇”，其内涵还是“牙商”与“歇家”的合一。在明清时期的“客店”经常被称为“家”，如“宁武县客店曹珍家”(68)、“在龚家歇店住了”(69)等等，所以带有“家”的往往含有客店的含义，如“歇家”、“牙家”、“侩家”皆如此，这里的“米谷行家”可能也不例外。事实上“米谷行家”，常常是客店与米行的结合体，如：“十一月二十又四日，过昆陵（今上海）买米，寓○兴河米牙主人蒋氏（家），予籴登四百石，遂为上客。闻上客馆，贮之其室。”(70)这种“米牙”，因其是客店与牙行结合体，把它称之为“牙歇”，也就不足为奇了。“米谷行家”称为“歇家”在明代财政市场中，多有反映，如上述小滩镇的“歇家”，实际内涵与“米谷行家”没有多大差异，又根据对俞谏的《议处本折仓粮以苏负累事》中所记载的“歇家保状合同”的仔细分析及后来数条史料相佐证，可知在临清、德州、广积三仓的“歇家”，基本上是“行户斗”或“富商大家”(71)。所谓“行户斗”与“米谷行家”当是同义。因此把其称为“牙歇”或直接称为“歇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结语
在贸易领域中，“客店”、“歇家”、“牙家”、“牙歇”等，都是采取“客店”与“牙行”相结合的经营方式，且都有“开肆”的功能，它们在贸易领域经营方式的内涵，实际上是名异而实同。因在文献中见之最多是“歇家”，故笔者把这类模式称为“歇家牙行”模式。这种模式在文献中，可称之为“歇店”、“歇户”、“客店”、“园亭”、“牙家”、“侩家”、“牙歇”等等，其内涵，基本上是“客店”与“牙行”合一的经营方式，其沿袭了古代邸店、塌房等诸多经营方式于一体，形成了集客店、经纪人、仓储、贸易甚至运输、借贷于一体的新的商业运营模式(72)。若从其具有“开肆”功能来考察，明清时期的商镇兴起，当与此种经营模式形成与发展息息相关，这又是另一个大问题了。
注释：
①参见胡铁球《“歇家牙行”经营模式的形成和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歇家牙行”经营模式在近代西北地区的沿袭与嬗变》，《史林》2008年第1期。笔者发表了上述两文后，许多同仁问起有关“歇家”商业内涵以及“歇家”与“牙行”的关系问题，其中包括南开大学经济史学者许檀先生，而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及其学生李伟铭则不承认内地的“歇家”具有“牙行”的特点，他们只承认西北的“歇家”与内地牙行极其类似（李伟铭：《官民之间的代办机制：明清时期的歇家》，[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2008年硕士论文）。就这一问题，笔者想以此文向同仁们作一简单的答复。
②胡铁球：《“歇家”概况》，《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关于“歇家”的基本含义为“客店”的论述，在笔者的博士论文《明清歇家研究》中有更翔实的论证。
③胡铁球：《“歇家牙行”经营模式的形成与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④“歇户”也是“歇家”之异名，在许多地方的“歇家”称为“歇户”，在贸易领域亦如是。参见胡铁球《“歇家”在赋役、词讼领域的异名考略》，待刊。
⑤《明宪宗实录》卷260，成化二十一年正月乙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影印本，第4391、4396页（本文所引《明实录》均为此版本）。
⑥《明武宗实录》卷26，正德二年五月癸丑，第689页。
⑦孙绪：《沙溪集》卷6《行状墓表》，四库全书本，第1264册，第550页。
⑧《明英宗实录》卷82，正统六年八月壬午，第1647页。
⑨我国古代常把客店、旅馆称为“逆旅”，“逆旅”也可叫“歇家”，史称“岁踰课于县之逆旅，曰‘歇家’”（宋懋澄：《九龠续集》卷6《上房师司理吴公论该金山卫建县不便书》，万历刻本，第2页）。
⑩梁份：《秦边纪略》卷1《西宁卫》，载《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册，第9页。
(11)雍正敕编：《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4之12《朱批李卫奏折》，四库全书本，第423册，第339页。
(12)清世宗敕编：《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73之4《朱批王士俊奏折》，四库全书本，第419册，第307页。
(13)方承训：《复初集》卷25《杨老人草亭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11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17页。
(14)方承训：《复初集》卷33《杨处士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118册，第217-218页。
(15)“役”字在另一版本为“投”字[参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53《河南四·汝州志·张维新（改折漕粮疏略）》，光绪己卯（5年）蜀南桐粤书屋薛氏家塾修补校正足本，第9页]。
(1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13册《河南·汝州志·张维新（改折漕粮疏略）》，第101页。
(17)胡铁球：《“歇家牙行”经营模式的形成和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18)杨宏、谢纯：《漕运通志》卷8《漕例略》，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
(19)胡铁球：《“歇家牙行”经营模式的形成和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20)张荣铮等编：《钦定理藩部则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21)阎成善：《湟源的歇家、洋行、山陕商人和座地户及刁郎子》，载《湟源文史资料》第5辑（1987年），第10-12页。
(22)“歇店”为“歇家”的异名，参见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博士论文。
(23)光绪《黎平府志》卷3上《食货志》。
(24)吴振棫：《黔语》卷下《黎平木》，载《黔南丛书》第2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册，第18页。
(25)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林业志》，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414-415页。
(26)郭怀礼：《重修府署记》，载光绪《黎平府志》卷2下。
(27)中国民主建国会贵州省委员会、贵州省工商业联合会：《贵州工商史料汇编》，第3辑，1985年版，第142-143页。
(28)光绪《黎平府志》卷3上《食货志·知府余渭稟善后总局》。
(29)《夫役案》，嘉庆二十一年九月廿八日王克明等稟词，嘉庆二十四年五月龙士昌抄录本，复印件藏锦屏县档案馆。
(30)祁彪佳：《宜焚全稿》卷3，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92册，第290页。
(31)褚华：《木棉谱》，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页。
(32)戚继光：《止止堂集·愚愚稿下》，中华书局2001年版。
(33)罗明祖：《罗纹山全集》卷15《四详》。
(34)祁彪佳：《莆阳谳牍》，载杨一凡、徐立志主编《历代判例判牍》第5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页。
(35)如1920年代的银川市“斗家”经营是如此进行的：“每家都有铺面和后院场地，接待进城农民住宿、吃饭、粜粮……农民进店后，先向账房先生登记驮运来的粮食数量、品种、存入库房（等待发卖）……农民的粮食如当天售不完，又急需钱，斗行就按市价的80%收回”（董万鹏：《银川斗行与粮食加工作坊》，《宁夏文史资料》第20辑《宁夏老字号》，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147页）。
(36)张岱：《陶庵梦忆》卷4《泰安州客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9-40页。
(37)张岱：《琅嬛文集》卷2《岱志》，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7-68页。
(38)《明史》卷82《食货志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06页。
(39)安遇时等编：《包公案——龙图公案》第71则《江岸黑龙》，（北京）宝文堂书店1985年版，第253-256页。
(40)中国民主建国会贵州省委员会、贵州省工商业联合会：《贵州工商史料汇编》，第3辑，1985年版，第142-143页。
(4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7册《常镇·武进县志·征输》，第31-32页。
(4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7册《常镇·武进县志·征输》，第33-34页。
(43)《明神宗实录》卷80，万历六年十月乙巳，第1722页。
(44)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9《筹饷厄言·或问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217册，第488页。
(45)史起蛰、张榘撰：《两淮盐法志》卷15《图说门·灶盐归垣图》，明嘉靖三十年刻本。
(46)林振翰：《盐政辞典》，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7页。
(47)包世臣：《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卷7上，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56页。
(48)史起蛰、张榘撰：《两淮盐法志》卷142《优恤门·恤灶下》，明嘉靖三十年刻本。
(49)郭惟贤：《甲明职掌疏》，《明经世文编》卷406，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4417页。
(50)杨时乔：《两浙南关榷事书》，不分卷。参见《浙江通志》卷86《榷税·司榷·南关监督》，四库全书本，第521册，第287页。
(51)参见胡铁球《“歇家”在赋役、词讼领域的异名考略》，待刊。
(52)杨时乔：《两浙南关榷事书·役书》，续修四库全书本，第834册，第329-332页。
(53)杨时乔：《两浙南关榷事书·单书》，续修四库全书本，第834册，第337-338页。
(54)张泰交：《受祜堂集》卷9《抚浙·严禁关役》，四库禁毁丛刊本，集部第53册，第504页。
(55)蒋永修：《日怀堂奏疏》卷4《商贾宜加珍恤以裕财用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215册，第804页。
(56)蒋永修：《日怀堂奏疏》卷4《谨就职掌所及敷陈愚见恭候睿裁以肃蠹弊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215册，第808-809页。
(57)《乾隆朝实录》卷135，乾隆六年辛酉正月乙未。
(58)堵胤锡：《榷政纪略》卷4《吴大宁案》，续修四库全书本，第834册，第389页。
(59)王在晋：《海防纂要》卷8《禁通番》，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40册，第68页。
(60)张泰交：《受祜堂集》卷8《抚浙中·驳勘徐氏药死亲夫案》，四库禁毁丛刊本，集部53册，第484页。
(61)凌濛初：《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卷21《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第663-665页。
(62)汪天锡：《官箴集要》卷下《处置事宜篇·买物价值》，明嘉靖十四年刊本，第40页。
(63)参见杨一清《关中奏议》卷3《茶马类·计开》，四库全书本，第428册，第69页；又参见李迪等《甘肃通志》卷19《茶马·附历代茶马》，四库全书本，第557册，第556页。
(64)参见洪若皋《海寇记》，台湾文献丛刊本，第260种，第43页。
(65)参见冯梦龙《三言喻世明言》卷1《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页。又参阅徐本等《大清律例》卷十五《利充牙行埠头》，四库全书本，第672册，第615页。
(66)参阅乾隆敕撰《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27，四库全书本，第363册，第335页。
(67)王廷抡：《临汀考言》卷17《檄示·禁米亚店家通同奸犯籴米出境》，四库未收丛书本，第8辑第21册，第360页。
(68)雍正敕编：《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217之3《朱批石麟达奏折》，四库全书本，第425册，第687页。
(69)雍正敕编：《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215之1《朱批鄂弥达奏折》，四库全书本，第425册，第352页。
(70)胡介：《旅堂诗文集·蒋氏居停记》，清康熙刻本。
(71)俞谏：《议处本折仓粮以苏负累事》，载黄训编《名臣经济录》卷22《户部》，四库全书本，第443册，第423-426页。又参阅笔者的博士论文第四章第二节中的第三小节《大型水次转运中心的民运与“歇家”关系考略》。
(72)参见胡铁球《“歇家牙行”经营模式的形成和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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