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代中期，随着广州社会的发展及商业的繁荣，娼妓业也有所发展，并以水乡特色的“花船”最为著名，花船有着巨大的市场和顾客群体，官吏、商人、文人墨客、性饥渴阶层是花船的主要光顾者。它是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所，是消费西洋器物的重要场所，也与外国人士在华生活有一定联系。虽然花船的产生有一定社会基础，但它助长了性病蔓延及鸦片赌博的泛滥，破坏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关 键 词】花船/十三行/广州/娼妓

【英文标题】Guangzhou Huachuan in the Middle-term of Qing Dynasty

 清代中期，随着广州社会发展及商业繁荣，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问题就是娼妓问题。娼妓自古有之，与社会经济状况和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伴随广州城市生活的发展，娼妓业也有所发展，并以水乡特色的“花船”最为著名，对社会影响颇大，成为清代广州娼妓业的重要阶段。
    目前有关清代中期广州花船研究成果不多，欧安年《旧广州娼妓问题之历史回顾》①和蒋建国《青楼旧影：旧广州的妓院与妓女》②的研究中部分涉及了清代中期的花船，何方耀、李建欢的《19世纪40年代西方人眼中的珠江花船——以〈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为中心》③集中研究了广州花船，但尚未公开发表。此外中山大学范岱克教授对广州花船有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多次在研讨会上发表了有关广州花船的演讲，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和珍贵图片，遗憾的是尚未在国内以中文公开发表。
    一　清代中期广州花船概述
    “广为水国，人多以舟楫为食。”④水乡的特点使广州的社会生活与水有不解之缘，娼妓业也利用了这一特点。清初广州妓院多设于南豪、小东门一带。随着广州城市发展，外省“流娼”进入广州，在珠江河畔开始了职业卖淫生涯。“粤妓所居，陆地曰寨、曰寮；水上曰艇。”⑤又以富有水乡特色的妓船“花船”最有特点。蒋建国认为：清代以来的广州妓院，始终以珠江为纽带，利用其天然风景，开展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经营活动。妓院以花船作为主要营业场所，与商业繁华地区为邻，但有一条明显的界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色情消费区域。这种专业化的经营，使色情场所的发展空间增大，行业间的规范易于模仿和流行，同时也使色情业竞争更为激烈。当然中国其他地区也有同样特点，例如江浙一带的娼妓业也同样利用了水乡的优势，“钱江画舫，夙著艳名，自杭州之江干，溯流而上，若义桥，若富阳，若严州，若兰溪，若金华，若龙游……每处多则数十艘，少则数艘。舟中女校书，或三四人，或一二人。画船之增减，视地方之盛衰。停泊处，如鱼贯，如雁序，粉白黛绿，列舟而居”。⑥“浆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古典戏剧《桃花扇》里所描写的“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粉影照婵娟”，都是妓院与水乡结合的写照。但正如曾任广州知府赵翼所描绘的，“十五盈盈初上头，水街弦管碇千舟。珠江十里非胭脂水，流尽繁华是广州。”⑦清代中期广州这种大规模、长时期集中在船上经营的妓院群落，在清代中国城市中是罕见的。⑧
    花船又有“花艇”、“紫洞艇”、“花舫”等名称。清初李调元称：“越郡遍及舟航，广州城外，载酒移棹春游者，名曰花船；又有高尾艇诸名，船户间有鬻色者。”⑨周寿昌南游岭南后称：“水国游船，以粤东为最华缛，苏、杭不及也。船式不一，总名为紫洞艇。”⑩刘叙堂在《粤游笔记》中称：“珠江花船，甲于天下，有苏扬、本地各帮之号。所居楼船，名之为寮，一寮贮百余妓，比屋分房，形如鸽笼。中有公堂，铺设华丽，供奉财神。……床帐字画，靡不精细，灯盆镜奁，无一不齐。”(11)说明广州城市的繁荣，吸引了江浙一带的娼妓南下广州。张心泰在《粤游小志》中写道：“河下紫洞艇，悉女闾也。艇有两层，谓之横楼，下层窗嵌玻璃，舱中陈设洋灯洋镜，入夜张灯，远望如万点明星照耀江面。纨绔子弟，选色征歌，不啻身到广寒，无复知有人间事。”(12)浙江人俞蛟描述粤东韩江之上的花船蛋女：“盖其相沿之习，有不能不为娼者。非如燕赵区，随处可游，资生多术，乃不顾廉耻，以身为货，可同日而语。”(13)刘世謦记述珠江上花船鳞集数千，有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之列。各类妓船用板排钉相连，连环成路，行走如平地：“其第一行，珠娘之上品者居之。桥而梯上有寮焉，名寮尾，尤品者居之。……又有花船横楼，摆列成行，灯彩辉煌，照耀波间，令人应接不暇。裙屐少年、冶游公子，日集于楼船寮馆之间，庖厨精美，珍馐毕备，喧闹达旦。”(14)“谷埠花舫极为繁华阔绰，以艇肚住妓女，各有房舱，名叫白鸽笼，艇面前后有厅，作为宴客之所，陈设华丽，一人其中，几不知为浮家泛宅了，花舫一字排连，两行排列，中离三丈许，可容沙艇往来渡客。花舫之外又泊‘紫洞艇’若干支，大的紫洞艇有内外厅，隔以锦帐，分别男女内外，陈设与花舫差不多，艇头置睡椅一，圆桌一，以备游客纳凉或赏月之用。紫洞艇头也泊沙艇无数，作为渡客之用。仅谷埠一地所泊大小艇不下三百余艘，有上中下三档之分，下档最佳，上档次之，中档为姻缘艇，妓女留的即以此艇为阳台，所以叫姻缘艇。”(15)
    袁枚对18世纪后半期珠江花船妓女评价颇低：“久闻广东珠娘之丽，余至广州，诸亲戚招饮花船，所见绝无佳者。故有‘青唇吹火拖鞋出，难近都如鬼手馨’之句。”但至19世纪上半叶其孙袁翔甫却在《沪北竹枝词·咏粤妓》中盛赞花船妓女：“轻绡帕首玉生香，共识依家是五羊。联袂拖鞋何处去，胜圆两足白于霜。”(16)不仅说明广州的花船妓女已经流动到上海，而且说明广州花船妓女的姿色才艺也有了很大提高。
    两广总督李侍尧有鉴于娼妓业的发展，准备禁止，广州知府赵翼则持反对态度，认为“广州珠江蛋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猝难禁也。”“此风由来已久，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一旦绝其生计，令此七八万人何处得食?且缠头皆出富人，亦裒多益寡之一道也。”(17)乾隆中叶，仅珠江疍女为娼者，就有七八万人之多，赵翼作为知府亦欲禁不能，只得听之任之，可窥见清代中期广州花船规模。
    二　商人、官吏与花船
    自古以来，官吏、商人、文人墨客、性饥渴阶层是光顾妓院的主要成员，前述花船的发展繁荣证明了花船有着巨大的市场和顾客群体。富裕的十三行商是否光顾花船，尚无明文记载。但在伊凡《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书中得知，“事实上，经常出入娱乐场所的文人、官员、富商、长者并没有因此使他们的好名声受到任何影响。”(18)无疑将商人纳入花船的顾客。另外十三行与花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不争的事实。
    首先，花船成为十三行商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所之一。十三行商担负着与外国官员、商人联系的外交职能，海幢寺和行商私家园林是十三行商馆之外与外国人士交往的主要场所。乾隆五十九年(1794)荷兰遣使访华，两广总督长麟首先在与华洋互市的十三行商馆区隔江相望的海幢寺接见荷兰大使，然后设宴于十三行行商伍氏家族的园宅，而先于荷兰使团一年访华的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停留广州期间，则下榻于伍氏花园。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以行商的宅邸、花园作为中外谈判、交涉之地的情况更加频繁。1844年10月，法国人伊凡作为法国公使拉萼尼的随员，受公使委派由澳门进入广州，行商潘仕成就将会面考察的地点设在花船之上，并留下《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的宝贵资料。但是行商为何将花船作为与外国会面及考察广州的场所，确实一个有趣而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其次，商业的发展与色情业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十三行促进了广州城市发展，花船则依托广州城市发展得以繁盛。“广州艳迹，以珠江为最，风月繁华，尤聚于谷埠，为上等，有上中下三档之分。”“次之在引(迎)珠街，又其次在白鹅潭。”(19)(迎)珠街即是在行商大力推动下最先发展起来的城市小区，而珠江花船正是凭借这些繁华的社区而得以生存发展。何仁镜《城西泛春词》记载，“珠江花月之盛，至嘉庆末年(庚辰1820年)极矣。酒楼之敞，有宽至六十筵者。”光绪年间有名酒楼有醉月楼及稍后开设的虫月楼，以醉月楼宴会最盛。还有在海幢寺前侧、珠江南岸处的约云楼。酒楼以烹制海鲜驰名。除了岸上酒楼，漱珠桥畔停靠有珠江花船(紫洞艇)。如黄璞《珠江女儿行》曰：“珠江有女舟为居，姣然出水新芙蕖。十三十四不荡舟，十五十六不捕鱼。十七翠云初挽髻，十八歌喉如串珠。有时接客漱珠桥，秋波转处人魂销。槟榔手里扶萋叶，赠君怀袖如琼瑶。有时留客素馨田，雪花盘髻银丝穿。醉倚人肩香满席，摸鱼歌唱月中船。车马江干日往来，争看倾城关口开。莫愁艳色平湖住，桃叶青春映渡回。眼中不羡珍珠斛，世上休夸玉镜台。”(20)李文泰《海山诗屋诗话》(三)称“珠江花船之最巨丽者，每夕宴费动百金。诸伎坌集，灯火熏蒸。”(21)黄玉阶《珠江秋泛》：“海幢钟断碧天寥，欵乃渔腔两岸潮。一夜西风花似雪，香魂吹上漱珠桥。勤酒朱娘金叵罗，看花人比卖花多。花开花落直须酌，昨夜微霜人过河。”(22)1822年十三行发生大火，殃及比邻的妓院，“大火沿着河道向西蔓延，那些在河边用木头简单搭建起来的妓院顷刻间就着火了，浓烟遮天蔽日。”(23)虽然妓院花船的发展并不能归咎于十三行商促进的城市发展，但是色情业依托商业区的关系则显而易见。
    再次，花船是消费十三行进口大量西洋器物的重要场所，也间接促进了花船的发展。广州曾经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其风月场所也带有更多的“洋气”。如在张心泰的《粤游小志》中描写到的花船“下层窗嵌玻璃，舱中陈设洋灯洋镜，入夜张灯，远望如万点明星照耀江面。”(24)妓女卧室中的洋灯、洋镜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摆设。而厅堂设计，更为时髦：“架木成板屋，为廊为房，为厅为堂，亭阁台榭毕具。若亭、若馆、若苑不一名。金碧迷离，皆用洋锦颤毹铺垫，不知其在水矣也。孔翠篷窗，玻璃棂牖，各逞淫侈，无雷同者。”(25)这种洋气而豪华的厅堂，无疑是为了迎合上流社会的消费需要而设计的。欧洲在17世纪已经开始生产磨砂玻璃、平板玻璃和套色玻璃。套色玻璃分红、黄、蓝、绿、紫等多种颜色，是由优良的无色玻璃和颜色玻璃相互镶套叠在一起而成的玻璃制品，极具装饰效果。(26)这种刻有花纹图案的套色玻璃通过十三行传入中国后，十三行富商和官员们建造庭园也都采用这种玻璃装饰窗户和屏墙，很快在岭南地区流行开来。珠江上的花艇也多采用，“花艇的上盖全都是玲珑剔透的木雕，雕刻着花鸟，装着玻璃窗，窗棂油漆描金。”(27)
    伊凡在广州期间盛赞花船的装饰，“花船是广州浮城装饰最漂亮的船。外观装饰空前奢华；入口处摆着雕刻品；侧面的部分，可以说由开放的作品组成，雕刻着唯有漂亮的中国象牙扇才能够传达出的艺术概念。船的主体是红色的、蓝色的或绿色的；所有突出的部分都仔细的镀了金。前面挂着4个灯笼，做工精美，挂在桅杆上。后面插着四面菱形的旗子，颜色鲜艳，在风中起舞。露台、门廊和楼梯上，装饰着巨大的中国瓷瓶，总是插着大束的花朵。”(28)花船的精美，无疑是娼妓业发展的原因之一。
    与没有十三行商光顾花船的直接证据相比，清朝官吏光顾花船的记录却比比皆是。虽然按照“清律”，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挟妓饮酒坐罪亦同。但仅从法国人伊凡的眼中，很多清朝官吏不顾禁令，涉足于声色场中，成为光顾花船的主体。“看见豪华的官船是很平常的，它们点着灯笼，垂饰飞舞，驶向前去，接载一船漂亮的姑娘，然后驶走，在坐落于珠江河道旁的某座官邸前卸下他们那迷人的尤物。”(29)“我们多次在‘烟柳巷’那些迷人的花艇前经过，能够对天朝上国那些热衷娱乐的孩子们的腐化生活中一些随意的细节快速一览。登上露台，我们看见一个穿蓝纽扣衣服的官员正坐在桌子旁，桌上的陶瓷托盘里堆满果脯，像金字塔一样。当沉迷于酒色的官员面无表情地吃着他面前的美味时，他对面坐着的年轻女孩正在唱着歌。这个官员从未认为有必要掩饰他的官员身份；他的帽子仍旧装饰着美丽的孔雀羽毛，他的长袍显示着自己的官衔。”(30)“在广州，因娼寮花船触目皆是，以致官员及在衙门办事的幕友、长随、书差等所得的银钱，大半落到她们的腰包之中。”(31)
    可见，清朝官吏成为花船的主要顾客群，不仅反映了吏治的腐败，也与鸦片贸易和鸦片走私密切相关，将在下文再涉及。
    三　外国人与花船
    与中国官吏和商人相比，来到广州的外国人无疑是最典型的性饥渴者。在长达2个世纪的时间里，欧美国家要跨越25 000英里(几乎半个地球)的距离，耗时半年航行时间来到广州从事贸易。经历了如此长期的孤独航行，年轻力壮的外国水手及商人如何解决性饥渴?是否光顾花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为减少西方人对中国的影响，清政府对外国人士来华的活动和生活进行了严格限制。其中，长期禁止西方商人的女眷来华就是限制内容之一，并约束外国人士在广州的活动“惟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准其前赴海幢寺、花地闲游散解。”(32)而这一阶段来到广州的数千艘外国商船数目更加庞大，而且性饥渴更为强烈的外国海员只能限制在黄埔港。
    在这样的状态下，外国人自然对花船产生强烈的向往，“白天它像个工业蜂巢，移动的蜂巢被那些勤劳和智慧的群体占据着——他们永远活跃、从不畏惧无休止劳动的严苛压榨。同是这个城市，晚上却像个富有、美丽的高级妓女，她头戴花冠，全身珠光宝气，用迷人的声音、古怪的旋律，喃喃低唱着三色堇爱情歌曲；在夜色的掩护下，毫无矜持地进行着它那撩人情欲的交易。”(33)“夜晚的珠江江面展现了世界上可见的最美好的景致之一。”(34)花船也进入了西方人的生活，“这里有众多的水上流动茶摊和音乐沙龙，还有许许多多的花船停靠在岸堤边。这些船的甲板都有高高的棚顶，且雕刻精细，油漆描金，装饰一新。门窗都被绸帘遮住，偶尔从没挂帘子的窗口望去，可以看见那些骄奢淫逸的纨绔子弟，甚至也有上年纪的，正和一些浓妆艳抹的女子调情嬉戏。女子们侍奉着茶水和中国式的水烟袋。”(35)“但是，为追求登船一乐的欧洲人，通常会惹起激愤或付出其他代价。”(36)即便西方人有着强烈的性需要，但缺乏必要的信息传播途径和交往方式，他们想到妓院嫖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37)因此外国人光顾花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是以秘密的状态进行的。一些散布在珠江边的有名的水上妓院“花船”，虽然禁止外国人出入，但冒险前往者时有所闻，从“花船”私带妓女到夷馆，也并非个例。清朝官府的文件就有记载：“如有不肖男息为外人仆役，引外人擅离夷馆饮酒、狎妓，或趁夜携妓回夷馆者，巡逻、更夫及捕快均可逮捕之。”然而，这样的规定对于那些赚了大把钞票的水手和外商来说，只是一纸空文而已。(38)
    清政府实行的禁限政策，虽然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考虑，但明显影响了来华外国人的正常生活，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多次为此发生冲突和摩擦。从某种程度来讲，性饥渴成为英国侵略者煽动对华战争的一个重要借口。(39)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条款之一就是“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40)可见，性的问题是影响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重要因素。
    四　花船的社会影响
    中国社会中娼妓业几千年来长盛不衰，屡禁不止，产生的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在嫖客以达官显贵及文人墨客为主时，妓女注重“灰谐言谈”、“谈论风雅”和“能解音律”，因此少数妓女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41)例如清初广州名妓张乔(1613-1633)，因爱好“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句，以“二乔”自命，琴棋书画以及诗词歌赋无所不晓，更善绘兰花，文人雅士，为之倾倒，其作品后为十三行富商潘氏之后人潘飞声珍藏。(42)广州一些妓女对于公益事业颇为热心，广州一些善堂、育婴堂、疯人院等慈善机构，常常收到妓女的捐款。(43)
    清代广州娼妓业长盛不衰，但是否存在就是合理自然?至少不能说是社会经济繁荣稳定的体现，甚至说是经济发展的活力。固然娼妓业缓解了性的压力，但总体上仍是藏污纳垢之处，销金之窟，破坏了社会的正常发展，污染城市文明，背离传统道德观念，社会的负面影响是主要的。
    1、对女性的践踏和摧残
    花船的收入是建立在妓女卖淫所得的基础之上，因此花船的管理者会逼迫妓女最大化地进行性交易。(44)为了缩短妓女的月经时间，减少妓院的损失，龟鸨们通过强迫妓女吃草纸灰、坐冷水盆等残酷手段人为地缩短妓女们的月经时间，摧残着妓女的身体。花船妓女年十三四岁就会接客，大都羸弱，面黄肌瘦，晨起常常饮酒，辅以粉脂，使脸色泛红。(45)为获得美婢，花船龟鸨采取许多极为卑劣的手段逼良为娼，“不惜重资，以娶贫家妇女及姿色美婢，一经得手，指为不贞，索回聘金。其贫苦之家，每将聘金或偿债，或置衣裳，早经耗尽，无从筹策。虽已多方辩论，无如日加凌虐，借意打骂”，最后，龟鸨就将可怜的良家女子转卖到外洋为妓，获取暴利，或者就近卖给妓院，终身为妓。某龟鸨娶得一婢，“讹诈多方，逼其为妓，此婢不允，于深夜时潜开横门，自投于河，赴诉龙宫而去。闻本年该辈自春徂冬，伪娶婢女十余人，因而自寻短见者数人。凡遇已死者，恐干未便，每潜用小舟，载尸出海，往荒僻之区，然后殡殓，令人不觉云”。(46)
    2、传染病、性病蔓延
    清代广州是中国麻风病流行的城市之一，这与广州气候炎热、阴潮有关。患者“肌肤如故，颜色不改，而惟暗处有之，此等最易陷入，不知者往往为所误，故女疯可卖而男疯不可卖。然虽不可卖而可轻，疯人之富厚者广购姬妾，令其传染他人，则已疾可能少减。故有作狎邪游者，妓女受毒，因及人挹彼注兹，遂至其祸害无穷。”(47)妓女和嫖客是传播麻风病的元凶，其传播速度和危害程度，远高于其他途径。一般的性病传播在妓院中更为常见，性病的增多，使妓女、嫖客和一些无辜染上者在医疗消费上的支出增加，也使得医疗市场鱼目混珠，各种游医混迹其中，医德败坏，极大地破坏了社会道德伦理秩序。(48)
    3、助长鸦片赌博
    清代中期以后赌博与娼妓业合流，赌博盛行，一班嫖客抽头捧觞，一掷百万，以赌博作为辅助消遣，妓女亦擅赌博，借此博取缠头之资。穷日继夜，其风愈烈，时人至有“花骨头为祸烈于水火”之叹。
    广州作为中国鸦片贸易及走私最早的地区之一，自然成了鸦片消费的重点城市。鸦片像幽灵一样深入到城市的生活深处，“到了乾隆时候，沿江沿海坊曲中，已渐渐拿鸦片烟来供给嫖客”。(49)18世纪末期，在鸦片尚未流行时，沈复就记载到嫖客在妓院“卧而吃鸦片”(50)。花船作为当时广州色情活动最繁盛之处，当然少不了鸦片。《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中就记载了花船中吸食鸦片的情景，“在稍后面的一张长凳上或者叫沙发床上，躺着一个准备吸鸦片的中国人。他脱掉了长衫、拖鞋以及白色的褂子、裤子。当一个年轻的女孩给他准备烟斗时，他很放松地斜躺在那儿，尽可能地伸展着四肢。”(51)另一位法国人也记载到花船妓女：“饮宴、喝茶、吃瓜子、吸烟、吸鸦片”。(52)为了促进客人消费，获得丰厚的利润，妓女往往自己也吸食鸦片，而妓女在深陷毒瘾之后不能自拔，容貌极易衰老，身体虚弱，最后被嫖客逐渐抛弃，走向自我毁灭之路。
    可见，清代中期以后，嫖、赌、鸦片相互为用，同恶共济，烟馆、赌场用妓女招徕生意，以妓女刺激烟业、赌业。赌场、妓院用鸦片招待顾客、嫖客，以鸦片刺激赌业、妓业。花船也成了烟毒、赌毒滋长蔓延的黑窝。
    4、对社会经济和社会风气的腐蚀
    清代中期以后，除了官吏和商人以外，市民阶层成为光顾花船的主体，在性观念上受正统道德禁欲规范的影响较少，更为开放和大胆，这使高级妓女消费所持的“高雅”形式发生改变。(53)嫖妓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嫖客在色情消费方面的过多支出，势必对个人经济状况和家庭生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嫖客一旦陷入色情陷阱而不能自拔，其消费欲望是无止境的。有竹枝词描绘道：“谷埠开铺不吝钱。中中价值是新田。黄金散尽家无悔，又向珠江放花船。”(54)由于嗜赌又好嫖者，其经济状况更为恶劣：“出城散步上西关，滩好金沙去不还。赌仔无钱来妓馆，衣裳脱尽买番摊。”(55)这首竹枝词十分形象地刻画了穷困嫖客的豪赌心态，他们当掉衣裳，想通过赌博来获取嫖资，其做法令人发指。
    因为嫖客择妓的标准发生了变化，所以清代广州妓女相当注意自己的装束打扮，以此吸引更多的嫖客。有广州娼寮俗语云：“常留心于接客，每用心于迷人，装成艳世丰姿……衫穿鸡翼，扇拨鹅毛，鞋口前带双脚轭，襟头下摈副牙签，插得一头花。烟花世界，搽匀满面粉，脂粉场中，过寮客直撞横行。”(56)妓女大胆而前卫的穿着，一般妇女是不敢模仿的。但她们大胆的装束及行为，也会影响广州城市风气，成为奢靡浮华、道德沦丧、败坏风气的祸首。
    广州花船，成为清代中期反映广州民情风俗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窗口，也是社会变迁的见证之一。
    注释：
    ①《岭南文史》1995年1期。
    ②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出版。
    ③《羊城今古》2011年3期。
    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香港)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5页。
    ⑤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04页。
    ⑥王韬：《淞滨琐话·画船纪艳》卷一，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⑦赵翼：《瓯北集》卷4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0页。
    ⑧蒋建国：《青楼旧影：旧广州的妓院与妓女》，第17页。
    ⑨李调元：《南游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光绪十七年刊本。
    ⑩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6页。
    (11)刘叙堂：《粤游草》，道光十六年刊本，第22页。
    (12)张心泰：《粤游小志》卷12，光绪十七年刊本。
    (13)俞蛟：《梦厂杂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
    (14)刘世馨：《粤屑》卷三，光绪十七年《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15)王韬：《淞滨琐话·珠江花舫记》，第10页。
    (16)刘钧瀚：《青楼：繁华背后的苍凉》，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80-81页。
    (17)赵翼：《詹曝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2页。
    (18)[法]伊凡：《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张小贵、杨向艳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19)徐珂：《清稗类钞》第11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179-5180页。
    (20)黄任恒编纂，黄佛颐参订，罗国雄、郭彦汪点注《番禺河南小志》卷2，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21)黄佛颐撰、钟文点校《广州城坊志》卷5，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22)《番禺河南小志》卷2，第81页。
    (23)转引自蒋建国：《青楼旧影：旧广州的妓院与妓女》，第22页。
    (24)张心泰：《粤游小志》卷12，光绪十七年刊本。
    (25)刘世馨：《粤屑》卷3。
    (26)何慕华：《广州玻璃刻画》，《广州文博》2002年第4期。
    (27)《旧中国杂记》，第2l页。
    (28)《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第105页。
    (29)《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第119页。
    (30)《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第121页。
    (31)程含章：《岭南续集》，道光刊本。
    (32)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175页。
    (33)《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第115页。
    (34)《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第122页。
    (35)约翰·汤姆森：《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森游记》，杨辅仁、陈宪平译，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36)《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第105页。
    (37)蒋建国：《青楼旧影：旧广州的妓院与妓女》，第170页。
    (38)刘诗平：《洋行之王：怡和与它的商业帝国》，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39)李占材：《清朝禁止西方女性来华导致的冲突》，《文史天地》2010年8期。
    (40)郭卫东：《鸦片战争前后外国妇女进入中国通商口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1期。
    (41)单光鼐：《中国娼妓——过去与现在》，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42)汪兆镛：《岭南画征略》卷五，民国铅印本，第36页；参见欧安年：《旧广州娼妓问题之历史回顾》，《岭南文史》1995年1期。
    (43)蒋建国：《广州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1页。
    (44)蒋建国：《广州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第411页。
    (45)赵翼：《詹曝杂记》卷4，第63页。
    (46)《龟鸨宜惩》，《述报》卷9，第92页。
    (47)《麻风病相传之患》，《申报》1873年5月16日。
    (48)蒋建国：《广州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第414页。
    (49)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第6页。
    (50)转引自蒋建国：《青楼旧影：旧广州的妓院与妓女》，第120页。
    (51)《广州城内——法国公使随员1840年代广州见闻录》，第122页。
    (52)转引自蒋建国：《青楼旧影：旧广州的妓院与妓女》，第120页。
    (53)蒋建国：《广州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第384页。
    (54)何惠群等：《岭南即事杂撰》上卷，光绪二十八年刊本，第37页。
    (55)何惠群等：《岭南即事杂撰》上卷，光绪二十八年刊本，第37页。
    (56)何惠群等：《岭南即事杂撰》上卷，光绪二十八年刊本，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