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经济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周健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维正之供》一书的最大贡献，不在于推翻前人成说，发为翻案之论，而在于在前人研究业绩基础上，以多维、平衡、缜密的思路，爬梳丰富史料，既旁征博引，亦复细针密线，解读论析，微观宏观兼顾，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发之覆，为这一重要研究领域添补一更为完整全面而周延的解释。

周健，1983年生于浙江萧山，2001年进入南开大学学习，20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目前关注清代以来的赋税、财政与社会，晚清漕务变革，近代中央与省、州县财政关系等问题。已在《近代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清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它长期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以上，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田赋联系着皇帝、官僚、绅衿与小民，以其为切入点，可以观察到国家、社会的运转方式及其相互关系。清朝以“永不加赋”为祖训，雍乾之际“耗羡归公”后，田赋正额的规模相对固定。在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吏从田赋等税收中建立起额外收支体系，以应对18世纪中期以降日益显著的额定经费缺口。咸同年间的一系列财政合理化改革，也未能改变这一基本结构。田赋制度运作中的两重性（额定、额外收支并存），与高度中央集权之下的分散性（表现为“包征包解”模式），成为清代财政管理之常态，对于当日之吏治民生与国家治理产生重要而深远之影响。本书依据大量的清代档案、政书、文集与方志，贯通“古代”与“近代”，结合制度、人物与史事，对清代田赋制度、政府财政与国家治理问题进行坚实的讨论。

第一章陋规、摊捐与19世纪初期的地方财政——以嘉庆二十五年清查陋规一事为线索

第五章清代的地丁银制度——以19世纪中期湖北各州县收支结构为中心

本书的各篇章，完成于2009至2018年的十年间，是博士与后博士阶段研究工作的结集。大约从2004年以来，自己最主要的研究关注点一直是赋税、财政与社会。在南开读书时，受张思师影响，对清代以来华北地区的基层治理较有兴趣，就跑去“一档”阅读《顺天府档案》，撰写毕业论文。那些西华门内读档的日子，让自己开始明白原创性研究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其间，在张思师指导下，论文题目从本科阶段的社会组织——近代华北最重要的村庄公议组织青苗会，自然而然地进入硕士阶段的政府财政——清代直隶的差徭，因承应差徭正是青苗会最为关键的机能。

2007年，我从南开大学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第一次见导师茅海建教授，他便建议我延续此前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并以清代田赋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茅师对于治学最推崇大道至中、朴实无华，用最不讨巧的方法，小心稳当地推进大问题的解决。在他的启发下，我一方面回到20世纪30年代社会调查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汤象龙、梁方仲、罗玉东等前辈学者开启的近代财政经济史研究，尤其注意他们利用清代档案进行经济史研究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更加关注20世纪中期以来日本学者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茅师和狭间直树等教授的帮助下，我于2008至2009年在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东洋史研究室访问学习一年。本书最早起笔的第三章，便草成于整整十年前早春的京都。当时正准备以“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为题，在森时彦教授主持的“长江流域的历史景观”共同研究班报告。为了北白川人文研旧馆那三小时的报告，我把此前积累的史料变成了四万余字的札记稿。当时的写作格外铺张，似乎有意详尽地呈现细节，不想浪费任何一条史料。后来这一章修改成书，花费的功夫也最多。京都的一年是至今难忘的。两位导师夫马进、岩井茂树教授在学业上的提点、生活上的关怀，让人感到春阳般的温暖。我依然记得夫马老师在洪大容《湛轩燕记》演习课上读通了材料后怡然自得的笑容，那是沉醉于学问之中的纯粹。在那门课上，我也像日本同人那样，对18世纪朝鲜士人的汉文记述进行训读、译注。尽可能把自己置于“一无所知”的状态，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字的准确解读。而一旦自以为“明白”而轻巧地放过，望文生义、似是而非的错误便随之而来。这种不一样的经历，使我对史料阅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岩井老师在点评前述共同研究报告时，提醒我回到“问题”来接续积累丰富的先行研究，也使我深切地意识到，清代的财政问题并不遥远，这与他的大著《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给我的启发是一致的。

夫马进
2009年秋天，我通过博士论文开题，开始进入写作阶段。当时茅师提醒两条，至今受用：一是保持写作状态与稳定的发表量；二是表达时要考虑读者，努力让更多的人读懂，而不能仅以相关专家为预设读者。博士论文的写作是“计划学术”，必须克期完工。尽管面对各种压力，我却庆幸自己基本是以相对从容的心态完成写作的，读书、札记、整理、成文、定稿，并没有“想太多”。在此，特别感谢我的博士论文答辩、预答辩委员夫马进、罗志田、牛大勇、郭卫东、王奇生、章清、黄兴涛、金以林诸位教授，他们中肯的批评与建议，使我获益良多。当然，清代的田赋并不是一篇博士论文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一研究自然延续到博士毕业后。2012年夏，我从北京到上海，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在不短的时间里，我不太适应环境与角色的转变，对于自己的研究该向何处去，更是感到迷惘。我的研究时段主要是18、19世纪的清代中后期，而我处理的赋税财政则属于传统社会的关键问题，更接近明清史研究的范畴，而非“近代史”的课题。因此，自己的研究究竟是前溯到18世纪之前的“古代”，还是步入20世纪以降的“现代”；是继续注重结构性的制度史研究，还是尝试在更小尺度的地方社会中讨论问题；自己这略显“专门”的课题，其意义究竟应如何理解，又如何清楚地向读者、听众表达。当我逐渐走出研究的停滞，这些问题也就慢慢有了答案。2013年8月，我作为学员参加了史语所与北大历史系合办、赵世瑜教授主持的第三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晋城营十余天考察与讨论，让我真正明白在书斋之外的田野中阅读文献的意义。其间，我结识了吴滔教授和于薇、谢湜两位畏友，得到很多直接的指点与启发。幸运的是，此后我常常有机会参加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组织的系列学术活动：运河田野工作坊、明清社会经济史基本问题论坛……在这些场合，我得以充分地报告通常鲜有共鸣的政经制度研究，表达自己尚不成熟的见解，并得到刘志伟、郑振满、赵世瑜、吴滔、张侃、胡铁球、刘永华等老师，于薇、赵思渊、申斌、谢湜、郭永钦、侯鹏、丁亮、黄忠鑫、李晓龙等好友最直率的指正与反馈。这本应是学术的常态，当下却日益珍贵。更令我获益的是，面对明清史为主的同人，我必须走出近代史的舒适区，从贯通更长时段的基本问题来思考、定位自己的课题。每次面对类似“你说的这一现象，明代就有了”的质疑，都是棘手的挑战，却也刺激自己思考，我所讨论的问题究竟如何与明代不同。因此，尽管研究时段未有大的跨越，但视野上的开拓，势必使自己的研究有所不同。拙著中完成于近年的各章，大多曾在上述场合报告，得到过许多有益的刺激与启发。从燕园二院到思勉3215，京沪两地的诸位同门因为日常的读书课、论文“批判会”上的切磋问难，成为真正的“同学”。本书最早完成的几章，同门们曾在二院的小屋子里见过它们最初的拙陋样貌。昔日静园草坪读书、元旦出行国子监，近年在各地会议、考察中重聚畅谈，同门情谊，弥足珍贵。入职华师大历史系已是第七个年头，“闵大荒”的一草一木成了最熟悉的风景。感谢工作以来几任领导与同事们的包容与关照，使自己能够相对从容地读书教学。杨国强、邬国义、牟发松、刘昶等前辈教授对后学如我十分关心，常常语及学问与人生。2012年以来，几乎每年秋天都有幸参加杨国强老师的“神仙会”，报告读书治学之新思与困惑。王家范、杨国强、程念祺、周武等老师的提点，黄晓峰、孙青、沈洁、瞿骏、刘文楠、张晓川、裘陈江、王郡、王婧娅等好友在不同场合的教益、鼓励与各种“敞开说”，则是沪上最难忘的记忆。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成果（13CZS031），其中绝大部分篇章曾于2011至2019年间刊发，收入本书时均做了程度不一的修订，部分章节改动幅度较大。各章初次刊发情况如下：第一章原题《陋规与清嘉道之际的地方财政——以嘉庆二十五年清查陋规事件为线索》，发表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5期（2012年3月），收入本书时有所修订。第二章原题《尹继善的“漕耗归公”与18世纪江苏漕务》，发表于《史林》2016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第三章原题《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做了较大的增补修订。第四章原题《仓储与漕务：道咸之际江苏的漕粮海运》，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做了不少增补修订。第五章原题《道咸之际的地丁银制度——以湖北各州县收支结构为中心的考察》，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第六章原题《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发表于《清史研究》2018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有所修订。第七章原题《第二次耗羡归公：同治年间江苏的钱漕改章》，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有所修订。第八章原题《同治初年江苏减赋新探》，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第十章原题《清代中后期田赋征收中的书差包征》，发表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3卷（2012年），收入本书时有不小的增补修订。感谢以上刊物不弃，使自己的思考化为文字，可供同人批评。《中华文史论丛》《近代史研究》等期刊的精心编校，避免了拙稿的不少错误。周育民、范金民、刘增合等教授审读了上述部分文稿，他们的批评与鼓励，使我明白了自己研究的所短与所得。记得是2011年夏天，我收到一份审稿意见，学术的锐利与态度的宽厚并存，读来十分感动。2014年冬天，我第一次见到周育民老师，把那篇已发表的拙文呈他指正，终于证实了自己的猜想。再后来，我也成了审稿人，每当下笔时，总会想起当年周老师那份审稿意见。2015年秋天，我在苏州的某次江南史会议上见到范金民老师，会议间歇两次简短的请益，以及他关于江南重赋的先驱性研究，直接启发了本书第八章的写作。2012年以来，黎志刚教授对于轮船招商局与盛宣怀档案多有指点，使我获益良多。何汉威教授发表于二十年前的数篇近代财政与货币史的厚重长文，对我有着长久的启发意义。2015年底台北的明清研究大会上，经黎志刚老师引介，我得以向何汉威老师请教。此后，我发出的每一封求教邮件，都得到了他最认真、诚挚的回复，常常令我感动万分。拙稿经何老师一阅，心里便坦然许多。当然，本书中的一切错误概由本人负责，倔强与偏执大约也是学者难以避免的职业病吧。
拙著有幸在“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出版，特别感谢谭徐锋先生。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他给予了全力的帮助与最大的宽容。对于谭兄的厚意，在此深表感谢！十八岁时离开家乡，北上津门求学。到了今年，客居异乡的日子已和离家之前一样多。从那时到现在，父母对于自己在学业、事业上的选择，始终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与尊重。今年年初奶奶去世后，我在她的抽屉里发现一个文件袋，里面装着我从大二时第一份课程论文到硕士毕业前的每一篇习作，那是读博前夕父亲为她复印的。当时心中有万千感慨：自己成长的点点滴滴都在长辈关心之下，而我为他们做的实在太少了。内子冬琴在繁重的高校行政工作之余，一人承担了家务琐事和带娃陪读的重负。小女贻彤很少得到爸爸的陪伴，好在她正以惊人的速度成长。我想把这本小书献给我的家人——父母、岳父母、妻子和女儿，没有他们多年来的理解与付出，本书根本无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