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代江南的粮食短缺及其与其他经济区的粮食贸易是江南经济史上一个重要课题。直至18世纪末，作为一个整体，江南的米粮供应缺口不太大，存在严重粮食短缺现象的是江宁、苏州、杭州、太仓州以及松江东部，粮食短缺主要原因是庞大的城市人口的存在，太仓州和松江府东部诸县则是因为“土不宜稻”，而其余地区尚有余粮可以供应别地。因此18世纪江南的粮食短缺并不严重，常年数百万石的供给缺口，在丰年基本能够自给。18世纪大量关于江南米严重不足的记载，不是今天习称的“江南”全境。对于这些严重缺粮的地方来说，供给缺口的填补并不是全部依靠长途贩运的米粮，来自江南其他府县的内部调剂也是相当重要的。

【关 键 词】江南/粮食供需/粮食贸易

【英文标题】Another Discussion on Grain Demand, Supply and Trade in Jiangnan Area in the Mid-Qing Period

清代江南经济史上，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是：由于以桑、棉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种植和商品化生产的发达，粮食生产在农业经济中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早在明代，江南已需要从外地进口粮食，以弥补本地消费的不足，至清代这种长途贸易的规模逐渐扩大。有多位学者对此进行过估计，① 这些估计的方法大多依赖史料中的零星记述，如李伯重2400—3200万石的估计数字，主要依据冯桂芬《通江大江运米运盐议》“闻往岁以楚米接济江浙，实数不过三四千万石”的描述。郭松义、邓亦兵等学者，则从确定具体的四川、湖广、江西、安徽等省粮食的东输量出发，对长江水道上的粮食年运输量进行估计，其依据主要是各地方官员的奏折、税关的税率与年税收额等。
    王业键讨论了江南本地的粮食需求，他估计1778年长江三角洲共需粮食约7300万石。但在输入粮食数量的估计上，王业键依据的仍是浙江地方官员的报告：浙江在一般年份里至少要从外地输入300万石粮食，而这应该大部分是浙北诸府所需。在此基础上，王业键根据不同府州的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判断各府州可能的粮食短缺量，从而推算出长江三角洲全境年需输入粮食的总量。② 因此，王业键并没有将粮食的供给与需求结合起来，考察18世纪江南的粮食短缺问题，此外，他对粮食需求的估计也存在一定问题。例如，江宁、镇江和常州三府，经济作物的种植并不发达，其粮食短缺状况当不如浙北府州之甚，王业键仅根据两个地区人口密度相近，就断言其粮食的短缺比例相近，理由并不充分。
    这些研究的一大问题是结论多局限于点，缺乏历年数字；另一方面，由于选取的时间点各不相同，方法和材料各不一致，各家研究结论也无法相互比较和补充。因此总体上看，对江南粮食供需和输入规模的具体数字，我们仍缺乏一种整体、动态的印象。本文将从总量平衡的角度，对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江南的粮食供需状况及粮食贸易的规模作出估算。
    本文所称的江南，按目前为学术界广为接受的观点，定义为清代雍正之后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太仓、杭州、嘉兴、湖州这八府一州。江南居民食用粮食的种类，主要是大米，麦类的食用也较常见。因此，本文的研究以米、麦为主，而尤以米为核心。
    一、江南的粮食消耗量
    对清代江南居民的粮食需要量，不同学者的研究也相去甚远，较高的估计如方行认为，明末清初嘉兴、湖州“农户五口之家，如大小口牵算，可以人日食一升计，全年食粮为3.6石”。③ 较低的估计如王业键年人均仅2石的数字，其依据来自于民国年间广东45个县和卜凯在江宁县的调查，而且在这2石粮食中，真正用于食用的不过75％而已。④
    清代史料关于粮食消费的记录，可以列举若干：第一，沈氏《农书》关于农业雇工饭食量的记载：“一年中牵算，每人日一升五合。妇人半之。”这是方行上述估计的依据，但首先，雇工是在农忙期间承担重体力劳动的，在农村中又属于特别贫穷的阶层，粮食的需要量当比一般人多；其次，沈氏对待雇工的原则，“供给之法，亦宜优厚”，⑤ 因此制订的伙食标准是相当高的。一般小农家庭的成年男子，年食米量应当达不到五石五斗。第二，嘉庆时包世臣说：苏州地区“合女口小口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⑥ 第三，苏州地方宗族所设义庄的优恤规条：“族中例应按口给米者，无论男女，十七岁以上每人日给白米七合，十一岁至十六岁，每人日给五合，四岁至十岁，每人日给三合，三岁以下不给。”⑦“凡族中男女无力自养者，年过十七岁以上，每日给米一升，十一岁至十六岁，每日给米五合，五岁至十岁，每日给米三合，四岁以下不给”。⑧ 第四，洪亮吉的估计：“今时之民，约老弱计之，日不过食一升”，⑨ 吴慧认为“约老弱计之”的这一估计偏高，“日食一升”应属于壮劳力的一般口粮标准。⑩ 第五，清初海宁陈确记友人给仆人的待遇：“人日给米一升，不为不厚矣。”(11)
    从最后一条材料来看，“日食一升”确应为成年男子的食米数。按照1936年费孝通在震泽开弦弓村的调查，成年妇女和50岁以上的老年男子食米量只及成年男子的75％，40岁以上的妇女食米量只及成年男子的67.5％，10岁以下小孩食米量只及成年男子的37.5％。(12)
    民国年间社会调查材料中关于农民食米数量远不止王业键所用的两项，可见表1。
    
    无锡荣巷和江宁太平门紧邻城市，荣巷农户中成年男子出外工作而不在家消费的比例很高，此外两地食用麦类的情形也很普遍，这部分解释了食米的低调查数字。冯紫岗在嘉兴和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在吴兴的调查，建立在大样本量的基础上，在估计时应占有更大的权重。因此，就苏、湖、嘉、杭等蚕桑区来说，居民年消费米的数量大概可以估计为人均2.3—2.7石，平均为2.5石。
    麦类的食用，以棉花种植广泛的松江、太仓最为普遍，蚕桑区则很少。1939年满铁在嘉定澄塘桥、丁家村调查的13家农户，当年共收获各种麦类58.3石，出售3.5石；收获稻米199.3石，出售2石，购入稻米按市价约22石。13家农户该年拥有口粮，稻米为每户16.87石，麦类为每户4.22石，后者为前者的25.01％。(13) 因此，估计两地居民食用麦类数量约为大米数量的25％。无锡荣巷每户年均消费麦类0.55石，仅及稻米消费的10.17％。江宁太平门每户消费麦类92.5公斤，亦只及大米消费的11.07％。(14) 可估计江宁、镇江、常州三地居民食用麦类的数量约占大米数量的10％。在此基础上，估计松江、太仓两地居民人年均消费大米2.0石，麦类0.5石；宁、镇、常三地，居民人年均消费大米2.3石，麦类0.25石，消费粮食的总量折合大米大致仍接近2.5石。
    按曹树基的估计，将1776年和1851年江南地区的分府人口列为表2，并按照以上估计计算各地年食用大米的数量。
    
    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江南居民作为主食食用的麦类，1776年406万石，1851年约为572万石。
    除了作为主食食用之外，米麦的其他用途还包括饲料和酿酒。作为饲料的粮食消耗，多为糠秕或剩饭，似可包含在上述主食消费额中，此外主要的粮食消耗出现在酿酒方面。李伯重估计，“清代中期（19世纪中期）江南每年酒的消费总量可折黄酒720万石，而酿造这些酒，大约需要米500万石”。(15) 农家酿酒多用糯米，作坊酿烧酒则多用粳米、麦和高粱，可估计19世纪中期江南酿酒所耗粮食为米450万石，其中多数为糯米，麦、高粱等耗费50万石。18世纪中期人口较少，酒的消费总量也应当较少，估计酿酒耗米约350万石，耗其它粮食40万石。
    总计1776年前后，江南居民年需大米约6195万石，麦类约450万石；1851年前后的数字分别为大米约8484万石，麦类约620万石。
    二、江南的土地利用与粮食生产
    对江南的粮食生产进行估算，必须确定可靠的粮食种植面积和单位产量数字。江南的分府（或相应政区范围）耕地面积数字，表3中的几种统计较为常见。
    
    何炳棣曾将1887年的官方土地记载与相对可靠的1979年耕地数字加以比较，发现江苏省1887年的数字为1979年数字的91％，而浙江省1887年的数字却为1979年的155％。(16) 19世纪以前江苏土地数字的低估，应当主要是由江北的大亩制造成的，江南的情形则更可能接近于浙江，土地数字也是被高估的。如太仓州是典型的植棉区，传统上耕地的七成用于植棉，1930年代相应的政区范围内棉田面积约为178.2万亩。(17) 若以嘉庆一统志的数字来计算，则棉田的比例还不足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中国实业志》的数字计算，则达到68％。这样看来，民国年间的两套数据当比嘉庆一统志的数据可信，下文的估计以《中国实业志》的数字作为基础。
    清代江南各地的种植结构，可分几个区域加以讨论。首先是植棉区域，包括“冈身”以东的太仓州全境、松江府东部以及常熟（昭文）、江阴等县的部分地区。这些地方由于地势较高，土壤沙质，适于植棉而不适于种水稻，种植结构普遍形成了“棉七稻三”的比例（实际上是“两年植棉，一年种稻”的轮作）。松江府西部的华亭、青浦、娄县、金山等处，也有一些棉花的种植，但比例要低得多，1930年代旧属松江府的各县（市）棉田面积仅约占耕地总面积的40％，(18) 考虑到民国年间当地棉花的种植可能有所衰落，估计清代松江府水稻的种植占耕地面积的50％，大概是合适的。
    江南蚕桑区主要集中在湖州府、嘉兴府、杭州府的平原地带以及苏州府沿太湖一带。蚕桑生产对水稻的排挤远不如棉花之甚，根据民国年间的统计数据，旧属杭、嘉、湖三府各县的桑田面积还不到耕地总面积的20％。(19) 1935年冯紫岗在嘉兴的具体调查，五个乡镇的5113家农户中，1934年度播种稻米的土地面积约占经营土地总面积的72.6％，桑地面积则占17.3％。(20) 由于19世纪后期以来生丝对外贸易的兴盛，1930年代江南桑树的种植也可能更为广泛。考虑到杭州、湖州等地有较多的山地，并有部分土地用于养鱼、种菜及种植其他经济作物，估计18、19世纪杭、嘉、湖三府水稻种植占耕地总面积的75％，是合适的。苏州府的情形更为复杂，吴、吴江、震泽等县蚕桑业较为发达；常熟、昭文是重要的棉产区，1930年代常熟棉田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25％；(21) 昆山东南部也有棉花的种植，但总的来说，与长洲、元和等县一样，经济作物的种植不太发达。考虑到苏州府人口密度大，城镇人口比重尤其高，必然有较多的耕地投入瓜果园圃业的生产，整体上可估计该府用于粮食种植的耕地也为耕地总量的75％。
    最后是北部的江宁、镇江、常州三府，这三个府除了江阴和江北的靖江等地棉花的种植较为普遍以外，经济作物的种植均算不上发达。1930年代，江阴、靖江的棉田面积也只占耕地面积的9％上下，(22) 江宁、江阴、无锡等地的蚕桑业，也是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才得到发展。因此，这三个府的耕地绝大部分用于粮食种植。卜凯1923—1924年在江宁淳化镇、太平门以及武进三地的调查显示，水稻播种占耕种面积的比例，分别为87.5％、73.1％、98％。(23) 这是在平原地带，从三府的地理环境考察，丘陵地带较多，耕地面积中山地和旱地的比重相对较大，总体上水稻种植面积当不如上述三地之高。估计三府水稻的平均种植比例为85％，应当是合适的。
    关于江南的水稻亩产量，前人的探讨多限于牧集一些零星产量或地租数据，加以推论或计算平均数。例如，珀金斯收集了16、17世纪的11个数据，18世纪的6个数据，19世纪的8个数据，通过计算平均数的方式，推断这三个时期江苏江南的稻谷亩产量，分别为3石、3.8石、3.4石。(24) 这样估计的可靠性当然是有限的，但因材料缺乏，对亩产量的讨论仍只能以此为基础。对清代江南水稻亩产量的估计，多在米2石上下，李伯重则认为，18世纪到19世纪，江南水稻的亩产量比明代和清初有显著增长，19世纪中叶可达米2.3石。(25) 李伯重文的推论方法，是结合粮食的消费、生产和输入数量而作的宏观分析，对本文的研究方法极富启发。而且李伯重从气候、土壤改良、耕作制度、施肥等方面，证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江南的水稻生产条件优于前代，因此亩产量有提高的条件，是很有说服力的。前引珀金斯的数据，18、19世纪也显著高于16、17世纪。
    近代社会调查资料中粮食亩产量数据较为具体，征引如表4。
    
    对于19世纪中期至民国时期中国的粮食亩产量的变化，通行的观点认为有较大的下降。如珀金斯认为，若以1821—1830年间全国的平均亩产量为100，则1901—1911年间的产量指数仅为78。(26) 赵冈也认为，近代的粮食亩产量比之清代中叶有显著的下降，近代全国亩产量的加权平均数为每市亩195.4市斤，比18世纪下降了34％。(27) 表4的调查数据也证实，民国时期江南西部稻米的常年产量，不过亩产1.6—1.8石左右，低于历史记载中的一般数字。若珀金斯的亩产量指数可以适用于江南，则19世纪前期江南的稻米亩产量至少可达2.1石。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同的年份，太仓的两个调查数字显著低于邻近的常熟，这说明，历史文献中关于江南“冈身”以东的植棉地带“土不宜稻”的记载是确实可靠的，这一地带的水稻亩产量不可能如西部各府县那般高。
    尽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期江南水稻的平均亩产量要高于清初，也大大高于民国时期，很可能达到2石以上。但是，首先考虑到，在产量数据中应将种子数量扣除，根据民国年间的调查，无论粳稻、籼稻还是糯稻，其种子用量都约为稻谷6至8升；(28) 其次，江南的稻作中，糯稻占有一定的比例，而糯米的亩产量比粳稻要略低。因此，在估计18、19世纪江南的稻米产量时，仍以亩产2.0石为基础；苏州、湖州、嘉兴三府是水稻生产条件最好、农业生产力最高的地区，其稻米亩产量可估计为2.1石；太仓州的稻米亩产量估计为1.5石；松江府东部大片地区也处于“冈身”以东，但西部华亭、娄县、青浦等地的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则近于嘉兴、苏州，估计其平均亩产量为1.8石。根据以上分析，列为表5。
    
    三、粮食的长途贸易：从18世纪到1930年代
    根据以上分析，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江南的农业生产结构、生产力水平及居民食粮结构大体不变的前提下，可得出如下结论：1776年前后当地大米供应的缺口约为每年725万石，至1851年前后，这一缺口扩大为约3000万石。当然，这只是一种建立在长期观点上的总量分析，并不意味着在近80年的时间里江南输入大米的数量是持续匀速增长的。短期或具体年份内的米粮贸易状况，受江南本地水稻生产的丰歉、转运稻米数的多少、政府的米粮贸易政策、稻米输出地粮食供需状况等因素的制约。从史料和前人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18世纪以降江南与其他地区间的大米贸易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格局。
    18世纪江南的粮食短缺还并不到严重的地步，常年数百万石的供给缺口，在丰年基本上就能够自给。这一结论乍看似乎与18世纪大量关于江南食米严重不足的记载相悖，但实际上，这些记载涉及的地域范围，大体上集中于苏、松、太等地，而非今天习称的“江南”全境。对于这些严重缺粮的地方来说，供给缺口的填补并不是全部依靠长途贩运的米粮，来自江南其他府县的内部调剂至少在18世纪也是相当重要的。对于这一点，张海英曾作过详细分析。(29) 结合表2和表5的数字来看，在江南九府州中，18世纪末期存在严重粮食短缺现象的是江宁、苏州、杭州三府和太仓州，松江府短缺的数额不大，宁、苏、杭三府的粮食短缺主要原因是庞大的城市人口的存在，太仓州和松江府东部诸县则是因为“土不宜稻”，而其余四府以及松江西部都尚有余粮可以供应别地。因此总的来说，直至18世纪末期，作为一个整体，江南的米粮供应缺口并不太大。
    根据对雍正末年至乾隆初期若干奏报材料的分析，这一时期江浙商人由湖广贩运的大米，或通过九江的大米运量，常年在1000万石以上，有的年份仅8个月的运量就达1200万石。(30) 把1776年以前江南的人口增殖考虑在内，乾隆初年江南的粮食需要量当比1776年前后小，大米供应的缺口可能最多不会超过500万石，常年超过1000万石的输入量，无疑不是全供江南本地消费的。张海英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曾经详细阐明，输入江南地区的商品粮，除了留在本地消费以外，至少还有三个流向：第一是转输到闽粤；第二是从江浙沿海走私出洋；第三是作为漕粮充兑。(31)
    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漕粮都由长江东下后经运河转运，安徽的漕粮也有大部分经同一路线北运，这些省份的漕粮征额，正兑、改兑正耗米合计每年约170万石。(32) 由江南转输至闽粤和走私出洋的大米贸易的规模，范金民估计约为150万石，王业键估计转运至福建的大米数量最多不超过70万石。(33) 从有关的历史记载中来看，这些数字可能是偏小了。康熙末至乾隆初，苏州的地方官员多次论及福建米商的购运活动导致江南米价上涨，(34) 如乾隆十二年（1747）江南粮食丰产，但十三年春却发生米价腾贵，乃至各地爆发抢米风潮，(35) 当年通过九江的米船运载量则仍可在千万石以上。(36) 全汉昇认为，人口的急剧增长、白银的大量流入，以及政府买补常平仓存谷，是造成当时米价上涨的主要原因。(37) 但人口的增长、货币流量的增加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致于使物价产生短期的剧烈波动。当年米价上涨最为剧烈的地区仍是长江流域，特别是江南，除政府购买增加和商人囤积的原因之外，粮食转运和走私的数量也是相当巨大的。根据前面的数字估计，这种转运和走私的合计数量可能会达到300—400万石。
    至18世纪末期，江南的米粮输入量似乎出现了萎缩。张瑞威的研究显示，乾隆五十三（1788）年至六十年间，这一输入量非常之小，在某些年份更是几乎完全停顿。(38) 罗威廉也曾综合日本学者的研究指出，在18世纪末，从汉口输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大米数量有急剧的下降。(39) 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当是由于这一时期江南本地的粮食丰收年份较多，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考虑到由江南转运闽粤及走私出洋的米粮减少的可能性。清政府对沿海贸易一直怀有戒心，康、雍、乾各朝，对江浙沿海偷运米粮出海的行为都曾有厉禁，有些年份甚至福建官方在江浙一带的采买活动也被禁止，(40)乾隆中期以后又开始执行广州独口通商的政策，这都可能对大米南运造成负面影响。也许更重要的是，18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台湾的开发，福建大陆地区可以从台湾得到米谷的大量供应，同时东南亚地区的洋米输入闽广的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这两类贸易且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41)
    19世纪中叶江南粮食的大量缺口直接根源于人口的增长，以往研究者对清代江南粮食输入数量的估计，普遍没有注意到江南本地人口和消费的增加对粮食输入数量的影响。范金民认为江南输入粮食最多的时期出现在乾嘉之际，就无法解释半个世纪之后，江南新增的大量人口从何得食的问题。当然，消费数量和质量下降的可能是存在的，方行曾经认为，清代中叶以后，江南农民种植和食用杂粮的日益增多，并依据晚清人的估计，认为其时江南农民食用杂粮在粮食消费中的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42) 方行这一结论的证据不足，特别是他的清初的材料来自于反映嘉兴、湖州地区状况的沈氏《农书》，清末的材料则来自反映东部植棉区状况的《租核》、《蒲溪小志》，而如前所述，这两个地区的食粮结构本来就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别。尽管如此，考虑到人口增长带来生态压力的加剧，19世纪中期江南居民食用杂粮的比重高于前文的估计。但方行给出的三分之一的比例，并没有坚实的根据。(43)
    从江南本地麦类的出产来看，即使假定江南的耕地只有半数在春作中种植麦类，其亩产量以0.7石计，所得年产量即近1400万石，与前述麦类需要的数字相比，显然即使在19世纪中叶，也颇有余裕。当然，除了作为主食食用和酿酒外，制作糕点、合酱、制曲，都要消耗大量的麦或面粉，江南居民更广泛地用麦粉来浆洗衣服。(44) 即便如此，麦类和其他杂粮的供给仍应是相当充裕的，而且从18世纪以来，江南从北方输入豆麦杂粮也有较大的数量。在人均占有粮食量下降、米价上涨的情况下，人们以麦类和其他杂粮替代大米是完全有可能的。这种替代的规模仍有待于深入考察，可以确定的是，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江南输入大米的数量不会与江南的人口同比例增长，但后一时期的输入量仍应大大超过前一时期，也应没有问题。在具体数字上，前文3 000万石的估计缺口最多只构成大米实际常年输入量的上限，更有可能的输入数字，也许接近于李伯重估计值的下限，即2 400万石。
    民国年间江南的粮食供需状况可作为以上分析的一个佐证，经历太平天国战乱之后，江南地区人口剧减，至1930年代尚未恢复到1776年前后的水准。(45) 这一时期粮食贸易的特点，首先是洋米的输入，洋米主要是供应闽粤地区，输入江南的则主要供应上海，1930—1937年全国净输入量平均每年约1800万市担，(46) 约合1080万旧石。据实业部的记录，1929—1931年上海、南京、镇江各口岸进口的洋米总数分别约为49万担、806万担、89万担，1930年的大量输入显系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洋米倾销所致，总的来说数量并不太大。(47) 其次，长江中上游大米的输入大为衰落，据侯杨方统计，1912—1933年间，川米东运已完全停止，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输出的米数每年约可达700万关担，约合500万石，其中约只有半数输到江南。(48) 江苏省输入的外省米粮，其时已“到数不多，未能与进口洋米相比数”。(49) 同时，上海、南京、硖石等重要米市，都充当着转运口岸的功能，大量洋米、外地米乃至江南本地米都由此转运到闽广、华北和浙东地区。(50) 再次，江南本地余粮区增加，粮食的内部贸易比前大为兴盛，樊树志指出，在清代为典型缺粮区的松江、嘉兴等地，在民国时期已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很多传统的棉布业市镇转变成了米市。(51) 据当时的调查，松江、青浦、吴江、昆山、常熟、江阴、武进、宜兴、溧阳、溧水、嘉兴等地，都成为大米的重要输出地，其输出方向则以上海、无锡、南京、杭州为主。(52)
    从这种情形来看，1930年代江南地区食米的自给率相当高，洋米和“上江米”的净输入量实为有限，估计合计每年平均最多不过三四百万石。这个数字还低于前文估计的18世纪中叶江南地区大米供应的年平均缺口，这主要是因为1930年代江南地区的人口数量还低于18世纪中叶，同时，尽管稻米的亩产量可能较18、19世纪有所下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在这一时期却已走向衰败，从而有更多的耕地可用于种植水稻。(53)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出，对18、19世纪江南地区的粮食输入及其变迁过程的分析，牵涉到江南和其他地区经济史上许多复杂而迄未解决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很多问题无法在此充分讨论，特别是向江南输入米粮的地区，其大米的生产和当地需求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变迁，仍有必要作系统的分析和整理。因此在这个课题上，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
    注释：
    ① 全汉昇《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一文中估计，雍正十二年（1734）由湖广运往江浙的食米，约达1000万石左右，参见氏著：《中国经济史论丛》第2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第573、581—582页。吴承明在《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中估计清代前期江南每年从安徽、江西输入米500万石，从湖南、四川输入米1000万石，转运至福建的米不足200万石，参见氏著：《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56—258页。王业键估计，18世纪后期江南净输入的米粮数量为每年1100—1600万石，Yeh- chien Wang. Food Supply and Grain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 in m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89, p.451。李伯重认为，鸦片战争前夕，江南仅从长江中上游净输入的稻米就在2400—3200万石之间，参见氏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49—350、359页。郭松义、邓亦兵、范金民等学者也有深入的讨论，其具体数字不一一列举，参见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粮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43—45页；邓亦兵：《清代前期内陆粮食运输量及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80—92页；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6页。另外，对于江南从东北和华北输入豆、麦杂粮的数量，各家估计都有较大的数量，不一一列举。
    ② 王业键所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除了江南九府州外，还包括江北的扬州、通州、海门三府州和浙东的宁波、绍兴等府，见Yeh- chien Wang. Food Supply and Grain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426－430。
    ③ 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92页。
    ④ Yeh- chien Wang. Food Supply and Grain Prices in the Yangtze De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454.
    ⑤ 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69页。
    ⑥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齐民四术》，庚辰杂著二，上海图书馆藏道光二十六年白门倦游阁刊本。
    ⑦ 《常熟邹氏隆志堂义庄规条》（道光、咸丰年间），见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2页。
    ⑧ 《延陵义庄规条》，见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第276页。
    ⑨ 洪亮吉：《卷施阁集》文甲集卷一，《意言》二十篇之《生计篇》；《续修四库全书》第1467册，据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刻洪北江全集增修本影印。
    ⑩ 参见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80—81页。
    (11) 陈确：《陈确集》文集卷一，《寄祝二陶兄弟书》，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7页。
    (12) 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第116页。
    (13) 参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满铁调查资料第33编，昭和十四年十一月，附录第5、第7、第14；太仓1939年的米价：粳米每石17元，参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苏省太仓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满铁调查资料第35编，昭和十五年一月，第115—116页。
    (14) 参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附录第12；卜凯：《中国农家经济——中国七省十七县二八六六田场之研究》，第494页。
    (15)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104—105页。
    (16) 参见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98—99页。
    (17) 民国十六—二十年各地棉花种植面积的平均数，数据来源于中华棉业统计会：《中国棉产统计》，第58—61页。
    (18) 南汇、奉贤、川沙、上海、松江、青浦、金山七县棉田面积的加总，其中松江、青浦、金山为民国十八—二十年平均数，其余为民国十六一二十年平均数，民国十八年后上海的数据为上海县与上海市合计。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华棉业统计会：《中国棉产统计》，第58—61页。
    (19) 参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第四编（浙江省），第167—168页。
    (20) 参见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55—56、30页。
    (21)(22) 民国十六一二十年平均数，数据来源于中华棉业统计会：《中国棉产统计》，第58—61页。
    (23) 参见卜凯：《中国农家经济——中国七省十七县二八六六田场之研究》，第270—271页。
    (24) 参见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宋海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426—427页。
    (25) 参见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28页。
    (26) 参见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31页。
    (27) 参见赵冈、陈钟毅：《中国农业经济史》，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9年，第468—477页；赵冈：《农业经济史论集——产权、人口与农业生产》，北京：农业出版社，2001年，第174—206页。
    (28) 参见顾倬等：《江苏省无锡县农村经济调查第一集·第四区》，第101页。
    (29) 参见张海英：《清代江南地区的粮食市场及商品粮流向》，《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6期，第11—12页；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8—119页。
    (30) 参见全汉昇：《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第573页；吴建雍：《清前期榷关及其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86页。
    (31) 参见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第121—122页。
    (32) 参见昆冈等修、刘启端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九四，“额征漕粮”。
    (33) 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66页；Yeh- chien Wang. Food Supply in Eighteenth- Century Fuki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86, No. 2, p.95。
    (34) 参见全汉昇：《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第572页。
    (35) 参见周郁滨纂：《珠里小志》（嘉庆）卷一八，《杂记下》。《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据嘉庆二十年刻本影印。
    (36) 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59页。
    (37) 参见全汉昇：《乾隆十三年的米贵问题》，《中国经济史论丛》第2册，第547—566页。
    (38) 参见Cheung Suiwai. Grain Transport and Pric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转引自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见《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第327页。
    (39) 参见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彭雨新、鲁西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40) 参见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影印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第233—235页。
    (41) 参见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第225—228页；王业键也认为，18世纪台湾的逐渐开发使得苏州在福建粮食进口贸易上的重要性日渐降低，见Yeh- chien Wang. Food Supp]y in Eighteenth- Century Fukien, p.95。
    (42) 参见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第96页。
    (43) 强汝询称：“八口之家……一岁食米十七石二斗八升，麦当其三之一，”为方行所据，但这种议论恐怕臆测的成分更多。见强汝询：《求益斋文集》卷四，《农家类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53册，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四年江苏书局刻求益斋全集本影印。
    (44) 参见沈赤然：《寒夜丛谈》卷三，《谈琐》，《丛书集成续编》第91册，影印“新阳赵氏丛刊”本。
    (45) 根据曹树基的估计，1910年江南九府州的人口总数为1552.1万人，1953年人口普查中，旧属九府州的地区人口总数为2697.4万人，按照这一时期的人口平均增长率计算，1930年代初这些地区的人口数量不过2100万人左右。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第691—692页。
    (46) 参见徐畅：《民元至抗战前夕粮食进口问题简议》，《安徽史学》1995年第4期，第62、63页。
    (47) 参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第五编（江苏），第38—39页。
    (48) 参见侯杨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米谷长途贸易（1912—1937）》，《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70—75页。
    (49) 参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第五编（江苏），第38页。
    (50) 参见侯杨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米谷长途贸易（1912—1937）》，第73—74页。
    (51) 参见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1—415页。
    (52) 参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第五编（江苏），第22—25页；《中国实业志》第四编（浙江），第51—52页。
    (53) 参见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第411—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