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聊城山陕会馆保留下来的十九通石碑中，详细记载了会馆修缮过程中的收支情况，收入包括各家店铺的捐献，支出包括物料、工匠费用等。其中的变化反映出当时经济社会问题的某些方面。

［Abstract］ShanShan Guild Hall in Liaocheng is not very large among the existing Guild Halls ,but its architectural sculpture and painting art were rare in China.In the preserved 19 stone tablets,detailed records of the balance in the process of restoration of the guild were kept,including various shop donations，material costs and craftsmen expenses,etc.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hange of donations,material cost and the payment to craftsmen according to Beiyin Inscriptions in ShanShan Guild Hall,which helps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itu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关键词］山陕会馆；碑文；清代；工匠

［Key words］ShanShan Guild Hall；tablet inscription；Qing Dynasty；craftsman

清代，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工商会馆作为行业、同乡联络乡谊，洽谈工作，业务往来接待的场所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这类会馆的建筑不同于一般民居，又与官式建筑存在差异，1 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会馆建筑选材用料大多较为奢华，从留存下来的会馆建筑中可以看到当时建筑业的发展情况。工匠的身份地位以及所获得的报酬也随着建筑业的发展以及其他相关政策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本文利用聊城山陕会馆碑阴的碑文资料对上述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另外，会馆多是由商人、商号出资修建， 由商人捐银（钱）作为会馆修建、修缮费用，这部分的变化情况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经济方面的相关问题。

一、山陕会馆建筑特色及历次花费

聊城借京杭大运河的漕运之利，在清代逐渐成长为中国闻名的九大商埠之一。在当地经商的商人中，山陕商人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借运河之便，将南方的丝绸、竹器、茶叶、食糖，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杂品运输到聊城东关附近的码头。或者将聊城附近地方生产的商品集中运往他处获利。聊城当地至少建立了八个地方会馆，2现在保存最完整的为山陕会馆，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耗时六十余年修建完成，花费白银六万余两。聊城山陕会馆总体风格为秦晋之地的风格，木料从陕西终南山运来，木匠聘请自山西汾阳府，充满浓郁的西北建筑风格。

山陕会馆东西长77米，南北宽43米，占地面积3311平方米。坐西朝东，按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的基本格局排列各组建筑，强调中轴线两侧均衡对称，突出中轴线上建筑，通过屋顶的形式、面阔进深的大小、艺术构件雕刻的繁简等来区分建筑的主次级别。沿中轴线由东到西依次为山门、戏楼、钟鼓楼、南北看楼、碑亭、中献殿、关帝殿、春秋阁，共计160余间。从山门到春秋阁三个院落逐渐增高，错落有致，各单体建筑互相连接，布局紧凑。会馆建筑使用大量的砖、石、木雕构件，山门、戏楼、大殿屋顶使用黄绿二色的琉璃瓦，戏楼、大殿等建筑的藻井、梁檩通体彩绘。它的石雕、木雕、砖雕和绘画工艺更是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品。

聊城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八年，乾隆十二年，山门、正殿等主体工程竣工之后又逐渐进行扩建，至嘉庆十四年才具备现在的规模，在道光、同治、光绪朝均进行过修缮，先后进行过8次扩建和维修，在现在保留下来的十九通石碑中，详细地记载了会馆修缮过程中的收支情况，收入包括各家店铺的捐献，支出包括物料、工匠费用等。表1中列出了历次修缮情况及相关费用。山陕会馆置买园地花费白银812两，画字银24两。3乾隆三十一年重修戏台、建立看楼，工匠料物等项共使银999.38两。4其中第4次维修从嘉庆八年（1803）到嘉庆十四年（1809），历时7载，用银49643.43两。第5次维修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用银18028.78两。同治六年重修旗杆大门，油匠、铁匠、木匠工钱花费制钱92280文， 按照当时的银钱比价折算，大概花费不到100两。

表1 聊城山陕会馆历次修缮物料、工价等花费  单位：两5

从表1来看，嘉庆十五年的碑刻中记载的山陕会馆历年进出银两，物料费包括木料、砖、石头、石灰、颜料金箔、油木石铁、麻绳苇席、做灯并买绸缎纱布、家具零物、做铁罩、立木花红等。木料花费10867.25两， 占最大宗。由于木料是从陕西终南山购置， 所以买木料石头等物运输花销较大，达到九百余两。砖的花销达到六千余两， 砖瓦是清代建造房屋上等的建筑材料，6石灰、油木石铁、铁罩的花费也较大，由于砖瓦、石灰主要作为商品来生产，当时建筑对其的需求说明这类公共业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颜料、金箔等装饰性材料花费更是达到两千余两，可以说，从建筑的物料来看，在清代民间建筑中是较为奢侈的。

道光二十五年的修建在物料中加入了琉璃砖瓦脊兽，花费银922.59两，明清琉璃瓦的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超过以往任何朝代，贴面材料的琉璃砖多使用于牌坊、照壁、门、墙等处。7而中国琉璃瓦的繁盛地区在山西，从晋东南、晋中等地延伸到了河南、陕西等地。8在该次的修缮中，铁货钢的花费达到二百余两，铁的使用比之前有所增加。

道光二十五年建立旗杆狮子碑共花费白银823.09两， 物料花费达238.87两，据记载， 石狮从山西选料精凿细刻而成， 耗银633两。同治六年重修旗杆大门，此次修建商家捐助为制钱，说明当时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山陕商人在聊城的业务也大不如前，收入锐减。到光绪二十五年，重建山门外石栏杆时商户的捐献达不到修缮所需的资金，“余欠款由铅元会拨入银叁拾伍两贰钱玖分”。9

二、修建过程中支付给工匠的工资

手工业的发展，和手工业者身份的转变与待遇的提高等都有关系。在清代，顺治二年废除了工匠的匠籍制度，但是在工匠编为民籍后，将班匠银摊入地亩。到乾隆年间，匠级制度和班匠银全部废除，在法律上获得了一般民户的地位，由之前的单纯受征服徭役的手工业劳动者转化为作坊主和工场主，独立的手工业者以及手工业雇工。10随着区域贸易与经济的发展，手工业逐渐开始实现与农业、商业的分离，又反过来刺激着区域间贸易的扩展及经济的发展。在聊城山陕会馆的碑文中也记载了建设会馆过程中支付给工匠的报酬，这部分资料可以直接反映专门的手工业工匠身份、报酬的变化等。

嘉庆十五年会馆竣工， 碑文中记载了物料及工匠报酬等支出情况， 其中总支出为49643.41两，工匠的报酬包括：木匠工价共出干白银9093.13两，铁匠工价共出干白银784.02两，石匠工价共出干白银2101.57两，油匠工价共出干白银1709.06两，······小伙并裁缝工价共出干白银248.23两，工匠所得的报酬占总支出的近30%，除此之外，匠人来回费用辞行伙食共出干白银471.9两，匠人零用物件共出干白银642.92两，匠人谢礼共出干白银42.5两。

道光二十五年重修山门、戏台左右二门、南北殿小鼓棚，重修春秋楼、墨摩、油洗各处， 石碑上记载了各项费用支出情况，总支出为干白银14028.76两，其中泥木匠工使银5558.2两， 石匠工使银514.02两， 铁匠工使银444.7两， 油匠工使银1009.06两，工匠获得的报酬超过总支出的50%，匠人来往骡脚盘费408.68两另外支付。建立旗杆狮子碑， 总支出为823.09 两，石匠获得报酬银429.88两， 占到总支出的一半以上，石匠路费41两另外支付。

同治六年重修旗杆大门，油匠、铁匠、木匠工钱花费制钱92280文， 总支出为343722文，整体上工匠酬劳在总支出中的比重接近30%。同治六年，河南省舞阳县山陕会馆枟重修关帝庙正殿并补修各殿碑记枠中记载，十四项支出中木匠、泥匠的工钱超过总支出的20%。11上述碑刻中的记载说明，油匠、木匠等专门的手工业工匠由于掌握较为独特的技艺而获得较高的报酬， 聊城山陕会馆总体风格为秦晋之地的风格， 工匠多是来自于山西省，说明这类工匠成为自由的劳动者，不必再服劳役，可以在其他地方进行劳作并获得相应的报酬。

同时，工匠自身的价值实现，参与会馆建设的捐献，嘉庆朝油工张清镜捐纹银四两五钱，木工赵聚捐银十二两，12说明收入和社会认知都有一定的提升。

在传统社会，手工业是仅次于农业的一个生产部门，手工业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经济是否有所发展的重要指标。清代，官营手工业走向衰落，民间手工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手工业逐渐实现了与农业、商业的分离，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清代废除了工匠的匠籍制使之成为自由人， 以及工匠地位的提升和自我意识的彰显有关， 不论是转化为手工业作坊的工匠， 还是手工业工厂的雇工， 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其报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另外， 专门的手工艺人如石匠等不必服劳役， 可以在地域之间流动， 其所获得的收入也得到了提升。

三、建馆的资金来源

山陕会馆的管理和使用由山陕商人负责， 建设和维修均由两省商人集资进行。表2中列出了历次修缮捐银（或钱）的商号数及捐款总数， 由此计算出每户商家所捐的银（或钱） 数。乾隆十一年，会馆初建成功时捐资超过百两的商号就有20家，而到光绪二十年重修石栏杆时，捐资商号只有28家，所捐银1644两尚不敷使用。13

表2 山陕会馆历年修建商号捐献情况

会馆经费主要依照各商号的经营额以抽厘的方式筹集，抽厘比例嘉庆十六年之前为四厘， 十六年起减为一厘，每年夏秋两季抽厘，五年之期一满，降为三毫。14会馆商号捐银的变化也反映了其所经营业务的变化。从碑刻中可见，山陕商人在当地不下300家。主要经营铁器、煤炭、棉布、茶叶、皮货、烟草、纸张、海味、日用杂货。而从当时聊城的物产情况与商户经营的品类来说，聊城农业并不发达，当地具有特色的是枣业加工，棉花种植在周围地区也较为繁盛，山陕等地的商人，或收购转卖，或加工销售。明清时期的许多山陕商人汇集于聊城，在东馆设立行栈，收买茌平、博平、东平等地出产的乌枣，远销天津、镇江等地。布店则是山陕商人代为收购、加工本地所产土布而开的，山陕商人在当地设立布庄、布店收购棉布，然后销往西北口外及东北各地。除了收取乡村的土特产，在夏秋两季，通过运河分散到全国各地外，山陕商人们还从外地运来货物，在集市上进行零售，聊城市场上的西货、铁货、茶叶、海味、食盐等都是外来商品，由山陕商人从外地贩运。

就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品种而言，随着盐、铁等完全开放民营，山西本地生产的铁器、潞油、木材、西丝、皮革等物品，由商人从产地运到聊城销售，实现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分离。山陕商人经营的布店原料由当地采购，在当地生产，手工业和商业之间存在结合。随着煤炭业的发展，山陕商号中经营煤炭的商家增多。

另外，从山陕会馆碑刻中可见，聊城山陕商号经营的商品类型经历了一定的变化。乾隆年间从事布、铁货等业务的商号较少，在嘉庆朝得到了较好的发展。道光朝以后，从事金融业的商号如当铺、钱铺、票号开始出现并增加。

碑刻资料显示，山陕商人在乾隆三十七年到道光二十四年，开设的布铺主要有丰泰、信成、文盛、永元、景泰、天章、师元、德和、重盛、新丰、复泰、魁泰、双和成等商号。他们在城镇设立布庄、布店，通过集市或者其他方式收购当地的棉花，加工之后，将布帛就地销售，或销往西北、东北等地区，以此获得丰厚的利润。咸丰年间以后，外国布匹大量充斥在中国市场，并渗透到乡村的各个角落。棉花加工盈利锐减，以此获利的山陕布业商人受到了很大冲击。同治、光绪年间的碑刻里，再也没有出现这些商号的影子。

清代中期以前，山陕商人在聊城典当业中不占优势。中期以后，随着临清地位的衰落， 聊城的商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契机。典当店铺数量增多，山陕商人逐渐在典当业中站稳了脚跟， 票号的业务范围也扩展到了聊城，但当时一方面道光朝起由运河北上的商品转而改用低廉的海运，运河商税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随着东部沿海贸易的发展，山东的经济重心开始东移。运河不通畅，没有货物流通，各省商人纷纷撤退，聊城山陕商人的经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 清朝后期经济整体凋敝，工商业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到民国时期， 据民国枟聊城县乡土志枠记载，当时工商业凋敝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 “殷商大贾晋省人为最多， 昔年河运通时水陆云集， 利益悉归外省， 土著无与焉， 迄今地面萧疏， 西商俱各歇业， 本地人之谋生为倍艰矣。”15

四、结论

清代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对建筑的要求也有所提高，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刺激着建筑业的发展，从聊城山陕会馆的建筑形制、建筑特色来看，其用料、人工等都花费较大，建筑业的发展不仅体现了当时的经济情况，同时也能带动部分手工业如砖瓦、石灰业的发展。但是清代后期随着经济的萧条，建筑面临着修缮费用不足的情况。

在会馆修建过程中，工匠报酬的支付占到了支出的30%左右，建筑业的发展也使得建筑工匠的收入有所提升，部分工匠不仅参加修建，同时还在修建的过程中捐银，体现出其身份、地位、收入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会馆运营来自商人的捐献，前期为捐银，后来逐渐规范，按照一定的比例收取厘金， 从碑阴的相关记载来看，前期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收到了较大的利益，经营的品类也较多， 后期随着东部沿海贸易的发展，再加上经济整体上萧条，聊城山陕商人风光不再，其捐输甚至不能维持会馆的运营。

注释：

1中国会馆志编纂委员会：《中国会馆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页。

2赵生玲：《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的聊城商业： 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3《山陕会馆置买园地阔步数目四至及买价书字税契书列碑》，乾隆八年。

4《山陕会馆重修戏台建立看楼碑记》，乾隆三十一年。

5同治六年的费用为制钱。

6李绍强，徐建青：《手工业经济通史· 明清卷》，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07页。

7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408页。

8孙大章：《中国古代建筑史· 清代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 第498页。

9《重建山门外石栏杆序》，光绪二十五年。

10萧国亮：《清代匠籍制度废除述略》，《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 第109-111页； 范金民：《清代废除匠籍的历史意义》，《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1期，第108-115页。

11张正明等：《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第524页。

12春秋阁碑文，嘉庆十四年。

13赵红娟：《聊城山陕会馆碑刻分类及其史料价值》，《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4《山陕会馆接拨厘头碑记》，嘉庆二十二年。

15向植纂修：《聊城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四年石印本，卷一， 方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