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经济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清代物價史研究在二十世紀中葉起步以來，其焦點之一便是「市場整合」（market integration）問題，包括清代中國是否已經形成全國性市場、市場功能發達到何種程度、國家對市場整合採取了怎樣的政策等。張瑞威（Sui-wai Cheung）教授新著《米價：十八世紀中國的市場整合》是一部將糧價資料和記述史料結合起來、分析清代中國「市場整合」中若干重要問題的大作。

在題為「運輸、經濟成長及市場整合」（Transport, Economic Growth, and Market Integration）的序論中，著者對既往的清代市場研究加以評論，概括地提出本書的基本論點：長距離交易雖是經濟成長的關鍵，但除非有國家的干預，否則難以發展。清代中國最重要的長距離交易路線是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所指出的“ T” 型運輸線，即東西方向的長江路線，以及南北方向的大運河和東南沿海航路，而結合兩者的交叉點為長江下游流域。本書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大運河的物資流通為主題，第三章到第五章以長江流域的米糧貿易為主題。各章探討的具體問題雖有不同，但貫穿本書的目標是，重新考察清代中國市場整合的程度和實際情況，以及國家政策對長距離交易發展和市場整合進展所發揮的作用。

在第一章「運河的運輸與市場整合的範圍」（Canal Transport and the Scope of Market Integration）中，著者從兩方面來討論國家的漕運制度和大運河商品流通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政府為了彌補漕船旗丁的薪水不足，允許他們搭載一定體積以下的私貨。因為這些私貨不需要繳納關稅，所以富裕的商人也私下參與這項交易，對攜帶物品的限制也逐漸放寬，終於呈現出「京師百物仰給漕艘夾帶」的狀況。在此意義上，雖然國家干預對長距離交易起到了促進作用，但由於物價結構扭曲，大運河商品流通的發展未能將華北和華中形成統一市場。另一方面，大量的米糧經由漕運從長江流域運輸到北京。那麼，漕運對南北米糧貿易起到了甚麼作用呢？通過對米價變動相關程度的分析，可見除河南和江北之間有一定程度上的關連外，華中和華北的米價相關性其實並不大，這表明將長江流域和華北地區融為一體的米糧市場並未形成。原因有二：（一）大運河的運送成本太高；（二）大量漕米流入，造成北京的米價下降，導致南北米糧貿易無法獲利。

第二章「漕運與國家經費」（The Grain Tribute and the Imperial Budget）則討論了漕運對清朝行政所起的正負作用。明代中期以後，用銀納稅的制度逐漸普及，但漕運作為保障在京官僚、軍隊的糧食供給的制度，一直被保存下來。著者利用《漕運全書》及宮中檔、內閣檔案等來探討，清朝除了支付官、軍薪俸外，是如何使用漕米這一實物收入的。著者認為，清朝利用大量剩餘的漕米，能夠不僅在北京，而且在其他省份也順利地實行平糶、賑恤政策。就這一點而言，不受米價變動影響的漕米收入強化了清朝財政體制，同時有助於維持社會穩定。但另一方面，漕運制度給清朝帶來的負擔也不容忽視。除了用來支付旗丁的兵糧以及維護運河河路的費用以外，利用漕船販賣私鹽等走私貿易也給清朝造成不少損失。

第三章「十八世紀物價上漲的問題」（The Ques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Inflation）和第四章「市場整合與長江流域的生產過剩」（Market Integration and Over-Production in the Yangzi）分別從貨幣和生產兩方面來討論十八世紀長江下游流域米價變動的背景。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十八世紀末（1788–1795）蘇州米價的暴跌。王業鍵等學者已經注意到這一現象，但他們認為這一時期蘇州的數據存在問題，因為一般來說十八世紀米價一直呈現上升趨勢，比如浙江蕭山的宗族文書表明十八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米價相當高。對此令人費解的問題，著者提出了新穎的解釋。從貨幣方面看，當時銀貴錢賤現象日益明顯，在主要用銅錢的蕭山地區，以錢表示的米價騰貴。雖然蕭山宗族文書以銀表示的米價也飛漲，但這些數值未必正確，大概是由於銀錢換算時有誤，算出過高的數值。當時銀貴錢賤現象的原因之一在於海外白銀流入量減少。拿破侖戰爭開始後（著者指的是十八世紀九十年代），英國海軍禁止東印度公司帶出白銀，所以 1793 年到 1795 年的三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隻完全停止輸入白銀。蘇州米價的低落並不是由於數值出錯，它反映的是銀價高漲。

在蘇州米價下跌的十八世紀末，長江流域的米糧貿易也趨於衰退。既往的研究對此現象一般作如下解釋，即：長江三角洲非農業人口的增長和由此發生的米糧不足，是明末以來長江流域米糧貿易發展和市場整合化的原因；但在十八世紀後半期的湖南等長江中游流域，隨著人口增加，米糧不足，因此造成長江的米糧貿易逐漸減少。著者針對這一看法，提出反證說，十八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不僅在江浙，在湖南也沒有跡象表明米糧不足；相反，由於江浙的豐收，長江中上游流域的米糧缺乏銷路。著者認為，十八世紀末蘇州米價的低落是由海外白銀流入量的減少，以及長江三角洲的豐收這兩個原因重疊造成的。長江米糧貿易的數量依長江下游的豐歉而定──如果這一論點正確的話，十八世紀長江流域已經形成了統一市場這種說法便值得商榷了。在此著者提出「間歇地整合的市場」（sporadically integrated market）這個新概念，強調所謂的長江流域的市場整合並不是恆常性的。

在題為「政府在米糧貿易中發揮的作用」（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Rice Trade）的第五章中，著者討論了十八世紀清朝政府的糧食流通政策。這個問題一直為很多學者所關注，既往的論者一般對國家和市場這兩項採用二元對立（dichotomous）的思考方式，即：自動調節式市場只有在沒有國家干預的情況下纔能出現。但著者的看法與此不同，強調國家對長江流域米糧的自由流通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本章分析了清朝對糧食流通所採取的各種政策，例如禁止囤積、平糶、禁止遏糴等。其中著者最重視的是禁止遏糴，因為對自動調節式米糧市場的最大威脅來自地方官的遏糴政策。十八世紀清朝皇帝在原則上都採取禁止遏糴、促進米糧自由流通的政策。但是這一政策並非一成不變。在某些情況下，長江中游地區實行遏糴時，政府對此不採取嚴厲的禁止政策，卻通過採買等方式來把米糧運到長江下游地區。總而言之，清朝沒有建立起保障米糧自由流通的統一性制度。雖然皇帝站在促進自由流通的立場上，但他們採取的是因時制宜的臨時性（ad hoc）對策而已。然而在清朝皇帝享有絕大權威的十八世紀，米糧的自由流通是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纔得以維持下來的。

首先看事實問題。著者主要基於十八世紀末蘇州米價的分析來提出「間歇地整合的市場」這一概念。換言之，這個概念的妥當性取決於著者對十八世紀末蘇州米價的解釋正確與否。本書出版之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公開「清代糧價資料庫」供研究者廣泛利用。[1] 由於篇幅有限，這裏沒法進行深入的分析，可是我們可以利用這個資料庫，來簡單地驗證著者理論的正確性。[2] 圖一是長江下游三府每年九月份的中等米最高值的圖表。三府米價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水平和變動幾乎一致，這表明，正如著者主張的那樣，蘇州的米價數值是確定無疑的。

接下來看浙江的情況。杭州、寧波、紹興三府在「清代糧價資料庫」中以每年九月份的晚米為最高值，蕭山的數值是著者在本書中使用蕭山宗族文書中的數值。比較蕭山和三府的數值，可見蕭山的米價在其高峰時期，與三府米價明顯乖離，但在低落期則與三府米價差不多。蕭山數值過高，可能如著者指出的那樣，與銀錢換算時的錯誤有關，但現在沒法弄清。無論如何，與圖一比較，浙江三府的米價水平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和 1800 年以後，與江南三府差不多，但只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纔呈現乖離，這是令人深思的事實。

江蘇和浙江，到底哪個情況是特殊的？圖三是福建三府的米價（每年九月份的中等米最高值）。十八世紀九十年代的福建米價跟浙江米價比較接近，但泉州的米價高於福州、建寧 5 錢左右。在其他時期，福建米價與江蘇、浙江的米價沒有太大差異。

以上三幅圖表明，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的浙江和福建，米價未像江蘇那樣顯著下降。著者把蘇州米價低落的原因之一歸於海外白銀流入量的減少，但如果有此因果關係，白銀減少為甚麼沒有影響到浙江和福建的米價？實際上，像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的各年紀事所示，十八世紀九十年代數年間，儘管英國東印度公司船隻未從英國帶來白銀，但是公司能在廣州以期票（bills）等方法從地方商人（country traders）手裏得到數百萬元的銀元，因為地方商人對中國的貿易，與公司貿易相反，基本上是順差。[3]十八世紀九十年代，東印度公司從中國出口的茶葉和其他商品的價值並未明顯減少，[4]所以蘇州米價下降恐怕跟海外白銀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麼，十八世紀九十年代長江三角洲的米價下降到底是甚麼原因？像著者指出的那樣，該地區豐收固然應屬於其中重要原因，但浙江也有豐收的年份，[5]為甚麼浙江的米價與江蘇不同，維持著頗高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江蘇、浙江和福建泉州的米價之間出現乖離的時期，正值東南沿海地區的海洋交易由於海盜的活動暫時萎縮。[6]閩海關稅收在當時顯著減少，[7] 地方官將原因歸結為海盜猖獗。浙江蕭山人汪輝祖在《夢痕錄餘》嘉慶四年條指出，「溫州、寧波二府沿海各縣，四五年來常為艇匪所擾，……今年商船不敢出洋」，足以窺見海盜活動對浙江沿海經濟生活的影響。當時東南沿海雖然明文規定禁止米糧的海上交易（臺灣除外），但從嘉慶年間屢次重申禁米出洋令來看，沿海的米糧貿易似乎相當活躍。或許正是當時的海盜活動一時阻礙了東南沿海的米糧貿易，導致長江三角洲米價下降以及與沿海各地米價差距擴大。以上提出的不過是一個試圖解釋蘇州米價何以低落的假說，尚待驗證，但如果這個假說可以成立，那麼十八世紀末期蘇州的米價下降就不一定是市場整合的間歇性的反映，而是長距離米糧貿易因海盜活動被打斷的結果。

雖然如此，評者並非主張十八世紀已經形成了包括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在內的廣域市場整合。討論市場整合程度之前，我們應該考察的是「何謂市場整合？」這個十分基本的理論問題。著者對市場整合的概念作如下定義：「市場整合就是一物一價法則（the law of one price）。……在整合的市場裏，任何地點的價格變動都在同一市場內其他地點有所反映。」（頁 3）另外，著者在關於市場整合概念的注釋中提到，參照了吳承明的論文和 Thomas G. Rawski and Lillian M. Li（李明珠）的著作。[8]吳承明認為，「市場整合或稱一體化，是指一個區域乃至一國的市場由貿易網絡連接，形成供求比較平衡的狀況。整合狀況，一般是用區域內各地價格變動的同步性來檢測，同步性強，表示市場組織較佳，保持供求平衡的有效性較大。反之，反是」。Rawski and Li 說明：「市場整合亦即一物一價法則以如下假設為前提：由於買賤賣貴的普遍願望，買方被吸引於最便宜的價格，而賣方被吸引於最貴的價格，結局地區間的價格差距應該減少到相當於運輸成本的數值。市場整合成立的條件是，便當且便宜的運輸工具，有關成本的充分的信息，以及效率好的經濟制度。」乍看之下，關於市場整合的定義，學界內毫無二致，沒有甚麼複雜的問題。其實，市場整合的涵義並不那麼簡單。

一物一價法則本來是以人們追求買賤賣貴的合理性行動為前提而演繹出的理論假設。因此，在亞當斯密以來的經濟學理論中，一物一價應該是不僅對若干大宗商品，而且對所有商品都適用的，換言之，這樣纔算是整合的市場。但實際上，中國史家討論市場整合時所分析的不過是米糧而已。即使在長江流域的大城市之間可以發現米價同步升降，這能保證其他所有商品在長江流域廣大地區裏實現了一物一價嗎？我們應該怎樣劃定市場整合和不整合之間的界線？

另一問題是，一物一價法則本來並不意味著商品流動方向的固定性和恆常性。如果兩地間的價格差距不高於運輸費的話，商人一定會裹足不前，這在理論上是十分合理的態度，與市場的整合性並不矛盾。在這種場合下，可算是體現了一物一價法則，儘管商品並未流動。

在此仔細探討一下著者評估市場整合性時所用的標準。他在第一章討論長江三角洲和華北之間的關係時，以價格同步升降為標準來判斷市場整合的程度。但在第四章提出「間歇地整合的市場」概念時，他注目的與其說是長江流域米價的同步性，不如說是米糧流動的恆常性和流動方向的固定性。換言之，第四章中所謂的「市場整合」不一定是通過參與者的靈活判斷而自動調節的古典經濟學式的市場模式，而是歷史性形成的地區性分工和依存關係。[9]這兩種「市場整合」形象雖是部分重疊的，但存在不可忽視的不同。對於古典經濟學式「市場整合」論者來說，活躍的交易活動導致市場均衡這樣的看法被視為理所當然。他們往往對國家和市場這兩項採用二元對立（dichotomous）的思考方式，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為古典經濟學式市場概念的關鍵在於其自動調節機能，國家的角色與其說是在於直接干預市場調劑供求，不如說是在於為民間自由的經濟活動準備基礎性設施，比如商業法律、統一度量衡等。與此不同，歷史性形成的廣域市場不一定趨於均衡。廣泛存在「遏糴」式行動方式表明，市場的擴大與地區間矛盾的加劇是分不開的。正因如此，像著者指出的那樣，若不存在國家的干預，長距離貿易是難以發展的。

專靠數值來定量地計算「市場整合程度」的研究者，很少意識到這兩種「市場整合」概念的分歧。但在本書中，著者不僅採用定量分析，而且有效地利用大量的記述史料來進行定性分析，結果引導讀者深思「何謂市場整合？」這一重要且饒有趣味的問題。這樣的讀法或許有悖於著者的意圖，在此懇求著者海涵，同時謹向方家求教。

[2]王業鍵已利用糧價清單進行十八世紀中葉東南沿海米糧市場的整合性分析，其分析方法十分嚴密（相關論文收錄於王業鍵：《清代經濟史論文集（二）》〔臺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社，2003 年〕）。對十八世紀末期以後而言，似乎還未有用如此嚴密統計方法的研究，深入的分析有待於今後清代物價史研究的發展。

[3]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26–1929), vol. 2, pp. 256 (for 1794), 266 (for 1795), etc. 關於這種籌措方法自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發展過程，參看 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