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所讨论的市镇，是指明清时期介于县城和村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尽管众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明清长江中游的市镇进行了研究，但系统研究该地区市镇类型的论著尚未发现。大体上，可从市镇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人口规模、经济功能等四个方面，划分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十分完备。市镇类型的划分，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考察市镇的发展历程，并对市镇在区域市场网络中的作用和特点作出准确的历史评估。

【关 键 词】明清/长江中游地区/市镇类型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市镇，是指明清时期介于县城和村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所谓市镇类型，是指通过考察市镇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人口规模、经济功能诸方面，将市镇划归不同的类型。本文讨论的长江中游地区，是指明清时期的湖北、湖南、江西三个区域。
    在长江中游市镇的历史变迁方面，苏云峰等学者作了初步梳理①。林济等学者对明清至民国时期黄州的市镇兴起与宗族社会非组织化，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市镇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②。市镇经济研究离不开历史地理学的支撑。尽管目前长江中游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尚有待完善，但现有成果有助于强化市镇经济的基础性研究③。人口规模是考察市镇变迁的重要指标，张国雄、曹树基的相关成果可资参照④。
    关于长江中游市镇的经济功能，日本学者分析了清初湖广定期集市及湖南粮食贸易专业市镇⑤。李华对湖北农村市场的兴盛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论述，吴量恺指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镇经济具有过渡性的特质⑥。刘石吉认为，明清江西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带来众多墟市的蓬勃发展。这类墟市是乡村产品的主要市场，也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组成的基本单位⑦。有学者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对赣南农村墟市进行了研究⑧。
    前此学者多将研究重点放在长江中游地区的超级市镇上，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梁淼泰对景德镇的研究，美国学者罗·威廉对汉口镇的研究，堪称代表⑨。
    从总体上看，尽管众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进行了研究，但系统研究该地区市镇类型的论著尚未发现。对这一问题予以梳理，将促进明清长江中游市镇史的研究。下面结合相关史料，逐一论列之。
    二、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划分市镇类型
    就历史沿革而言，明清长江中游市镇大体上可分为“湮灭型”、“新生型”、“新旧交替型”三种类型。所谓“……昔之城砦，今且为市镇。聿稽关隘，益以叹美。两阶之舞，其化洽久矣”⑩，即流露出一股对世事沧桑的历史感怀。
    属于湮灭型的市镇，如江西南城县之磁圭市，“唐宋元人烟辏聚，市延四里，屠肆七十二”。后经大火，明正德年间逐渐恢复，“止延二里，有店肆”，市况不及前代(11)。这一历史悠久的集市，在清代文献中不见记载，可能已成废市。对此《茶陵州志》的嘉靖版本和同治版本，市镇兴衰存废一目了然。如中坝市、南门市均为明代市镇，殆至清代俱成废市。有的市镇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商业机能萎缩，最后废为村落。如江西里子县之查家市、龙安市即是。
    新生型的市镇，在每个历史时段都有大量涌现。粗略统计，长江中游地区唐宋时期的市镇计有285个，明代及清初增长为1744个， 晚清时期获得飞速发展，骤然增至3656个。
    新旧交替型市镇，在历史演变进程中最为常见。市镇的新旧交替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徐徐展开：其一，由唐宋草市成长为明清市镇。如江西庐陵县之永阳镇，“在县西南六十里，旧名草市。宋签判胡裕改今名。其地山障磅礴，江清而驶。……乾隆三十年，改敖城巡检司于此，为永阳司”(12)。湖南宁乡县之唐市镇，湖北枣阳县之草店，均州之草店镇等，皆属此类。其二，由唐宋军镇演绎而为以商业机能为主的市镇，这是长江中游市镇发展的重要线索。湖南醴陵县之渌口镇，永州府祁阳县之乐山镇、大营镇，永州府永明县之镇峡关，岳州府巴陵县之鹿角镇，常德府武陵县之崇孝镇，均属此类。
    此外，也有少数市镇，在唐宋时期就以商业功能著称于世，殆至明清更趋繁盛。湖北沙市是典型例证，所谓“知其盛，在唐世已然矣”(13)。
    在历史变迁过程中，有的市升格为镇，如湖南长沙府湘阴县之新市，为水陆通衢，清雍正十一年（1733）置镇，并有巡司进驻。有的镇降格为市，如长沙县之乔口镇定名于宋代，明洪武元年（1368）设有巡检司，清代前期更名为乔口市，巡检司一并裁撤。有些市镇在设置上屡有更易。湖南永州府零陵县之顺化镇，初置于五代，宋代改为驿道，明代复置镇，清代因之。也有县治变为市镇者，如湖北商业名镇——一刘家隔，唐宋时期为湖北汉川县治所在地，明清时期成为市镇(14)。
    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的兴衰更替，与天灾、兵戈大有干系。据清嘉庆《湖口县志》，石矶镇、文桥市、流芳市等，均在清顺治初年“叠遭兵火，居民差少”。清季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长江中游市镇有重大冲击。有的市镇收起死回生之效，如汉口镇“虽经咸丰乙卯粤逆一炬荡为平地，而复业以后，比屋鳞次，市廛之盛，肩摩踵接，东南于此称巨镇焉”(15)。更多的市镇从此一蹶不振。清同治《襄阳县志》称，距县城10里的新打洪，“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商贾云集。咸丰十一年，合镇皆毁于贼，至今未复”。又，清光绪《潜江县志续》记载：“长脑镇，在县西七十里荷花月堤。咸丰甲寅，毁于发逆，今迁长一外滩。”
    明清方志学家常将市镇归入“关隘”条下，似可说明二点：其一，明清市镇原由唐宋军镇演变而来，其战略地位依然十分凸显；其二，明清市镇多为便利的交通枢纽，是人员往来、商品汇聚、城乡交流之通衢。交通便利是市镇赖以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如湖南衡州府常宁县之河洲市，在县西25里，其前身为河洲驿。江西鄱阳县之石门镇，彭泽县之马路口镇、澴溪港市、黄土岭市、横山口市、太平关市等，均系驿道必经之处。又，清乾隆《沅州府志》所载麻阳县之岩门市、滥泥市，均因设置驿站，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市场顿趋活跃。岩门市“在县东北五十里二都里，旧当营哨之冲，故设巡检司于此。近时又增置站马、扛夫、邸店，市廛亦渐次繁盛”；滥泥市“在县东九十五里一都里，居茅坪、桑林之间，为境中要道。近亦置站，夫马如岩门之数，而旅店、村沽食用之物，稍便往来及近乡贸易”。
    交通条件的变易往往直接导致市镇的兴衰。湖北宜城县之王旗营、龚家脑、安家脑均临汉江，后因河道淤塞，市场不存，清代废为村落。清同治《公安县志》载，“因水久废各市”多达30个。殆至清末民初，近代运输工具及交通线的兴起，对传统市镇的影响极为巨大。那些靠近铁路交通线的市镇，因运载条件发生了质的飞跃，其商业进步由是迈上新的台阶。那些依靠水运发展起来、但远离铁路交通线的市镇，却命运不济。这一现象同时发生在湖北蒲圻县。新店，是一茶叶专业市镇，商务素称发达，“自铁路兴，百货用火车转运，影响于新店者实非浅鲜”。无独有偶，泉口镇亦难逃厄运，“泉镇之名渐归销灭，则又等于自刽以下矣”。而另一传统市镇——汀泗，“其便河运与新店同，近更辅以铁路，商务必大有进步”(16)。
    三、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划分市镇类型
    就地理环境而言，明清长江中游市镇大体上可分为“流域型市镇”、“内陆型市镇”、“山区型市镇”、“边际型市镇”四种。
    所谓流域型市镇，系指该市镇拥有畅通的水运条件。如湖南长沙县之涝塘市，在“县北十五里大贤乡。水道通枫林市、春华市、麻林市、浏阳等处”(17)。湖南湘潭县之樊田市，“县西南水路二百余里，人烟甚密”(18)。此类事例甚多，不赘述。
    所谓内陆型市镇，是指倚重陆路交通的市镇。如汉阳县之永安保集，“在城西南八十里九真山南。雍正间，居民相聚成集，抱布而贸者不绝于道，惜舟楫不通”(19)。湖南湘潭县之姜畲市，“县西三十五里，通宝庆大路”(20)。当然，更多的市镇是水陆交通兼容型市镇。清道光《衡山县志》虽然将市镇分为水路、陆路二类列入《关隘志》，但是多有重叠，如草市、吴集市、白果市、大堡市、霞流站市、石湾市等。也有因水道变迁，由流域型市镇变成内陆型市镇者。清光绪《潜江县志续》记载：“蚌湖镇，滨襄河。道光八年汉决，中冲断三里许，分为上蚌湖、下蚌湖，而河流渐移，遂成陆镇。”
    所谓山区型市镇，顾名思义这类市镇为青山翠谷所环抱。清同治年间，湖南永顺府73个市镇，以“市”、“镇”、“场”命名者只有4个(21)。这种市镇名称极不规范的现象，正好说明湘西土家族苗族居住区域的市镇经济尚处于较为低级的阶段。应该指出，交通不便是山区型市镇发展的“瓶颈”。岳州府巴陵县之黄岸市，“县东三十一都，山路崎岖，不通舟楫”(22)。诚如时人对少数民族众多的永顺府所下的定论，“崇山激湍，险阻之区也。……境内地势闭塞，商业难兴”(23)。与平原地区的流域型市镇相比，山区型市镇规模较小，无大型市镇。清同治《通山县志》记载：“通山无巨镇，各乡通道之处，集店贸易即谓之市。”清光绪《长乐县志》亦称：“邑在万山中，无大市镇，衣冠器用概从俭朴。”
    所谓边际型市镇，是指与邻县邻府邻省接壤的市镇。如果细分，可分为县际型市镇、府际型市镇、省际型市镇三种。县际型市镇，如湖北石首县之塔市，“在县东一百里，其市为监利、石首、华容三县交界，街道各有分隶”(24)。府际型市镇，如江西万年县之陈营街，“在新进乡，通饶、广大路”(25)。省际型市镇，如湖南彬州桂阳县之山口镇，在县南40里，东接江西南安府崇义县界，南接广东韶州府仁化县界。
    纵观上述四种类型的市镇，当以流域型市镇最为典型。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著《湖北通志检存稿》对此交待得极为清楚：“湖北地连七部，襟带江汉，号称泽国，民居多濒水，资舟楫之利，通商贾之财，东西上下绵亘千八百里，随山川形势而成都会，随都会聚落而大小镇市启焉。”章学诚之感叹，一语道破湖北市镇依水而兴的地缘优势，这也是整个长江中游市镇聚落的共同特征。
    四、从人口规模的角度划分市镇类型
    就人口规模而言，明清长江中游市镇大体上可分为小型市镇、中型市镇、大型市镇、超级市镇四种。
    人口在数百户左右甚至更少者，为小型市镇。史称，“宜昌全县除城市而外，无一千户以上之市镇”(26)。这种小型市镇在一府一县占绝大多数的状况，是明清长江中游市镇分布之常态。湖南湘潭县之市店，“少自数十烟，多至数百烟不等”(27)。长沙府长沙县之桥头驿市，在“县北五十里临湘都。……居民百余家，已成市矣”(28)。最小者莫如湖南宁乡县之洗马市，“在县南四十里，古有市，今惟茅店数家”(29)。人口少至千户、多数至数千户者，为中型市镇。江西玉山县之三里街七里街，在县西门外，乃一“水陆马头，行铺千余家，江浙闽粤仕商往来如织”(30)。清同治《枣阳县志》载，县南40里之吴家店，“地势平旷，烟火千家，水陆交通，商贾云集，为县南巨镇”。再如湖南辰州府沅陵县之船溪市等3市，“皆烟火数千家”(31)。人口在——万户以上、十万户以下者，为大型市镇。据清同治《清江县志》，江西清江县之樟树镇，“阓千家，商贾四集”。殆至清末民初，人口已达3万。广信府铅山县之河口镇，清末人口超过1万，街市长约2里(32)。在十万户以上者，为超级市镇，如景德镇、汉口镇，人口均有数十万之多。
    市镇人口在历史文献中，有不同的统计标准。兹据方志，选取澧州、武昌县（今鄂城）、萍乡县之市镇人口材料，列如表1、表2、表3。

参考文献：

①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张建民著：《湖北通史·明清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泱泱著：《近代湖南社会变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许怀林著：《江西史稿》，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陈文华、陈荣华主编：《江西通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梅莉、张国雄、晏昌贵著：《两湖平原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魏嵩山、肖华忠著：《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②林济：《黄州宗族社会及其变迁（明清——1949年）》，华中师范大学1996年博士学位论文。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载《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胡水凤：《繁华的大庾岭古商道》，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③龚胜生著：《清代两湖农业地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伟然著：《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张步天：《洞庭湖地区历史农业地理的初步研究》，载《历史地理》第9辑（1990年）。陈国生：《明代长江中上游地区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1995年博士学位论文。傅云新：《鄂北襄樊地区历史环境演变》，武汉大学1997年博士学位论文。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张国雄著：《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4卷《明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曹氏《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载《商经论丛》1964年第3卷第1期。（日）重田明：《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记要》1956年第10期。
    ⑥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⑦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载《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版。
    ⑧谢庐明：《明清赣南农村墟市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变迁》，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⑨梁淼泰著：《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William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⑩乾隆《湖南通志》卷18，《关隘上》。
    (11)正德《建昌府志》卷9，《坊镇》。
    (12)同治《庐陵县志》卷2，《地舆志·墟市》。
    (13)乾隆《荆州府志》卷19，《乡镇》。
    (14)嘉庆《湖北通志》卷14，《建置三·关隘》。
    (15)同治《续辑汉阳县志》卷3，《疆域》。
    (16)民国《蒲圻县乡土志》，蒲圻，蒲圻县教育局1923年版，第79—80页。
    (17)嘉庆《长沙县志》卷3，《疆域·市镇》。
    (18)乾隆《湘潭县志》卷5，《疆域·市店》。
    (19)乾隆《汉阳县志》卷6，《城池·街衢市镇》。
    (20)嘉庆《湘潭县志》卷6，《城池上·各乡市店》。
    (21)同治《永顺府志》卷3，《坊市》及《坊市续编》。
    (22)嘉庆《巴陵县志》卷4，《疆域·市镇》。
    (23)（清）辜天佑编：《湖南乡土地理教科书》第4册，长沙，群益书社、群智书社、作民译社1910年版，第6、8页。
    (24)乾隆《荆州府志》卷19，《乡镇》。
    (25)道光《万年县志》卷3，《建置志·乡都·市廛》。
    (26)彭质均：《宜昌小志》，载南京中国方志学会编《方志月刊》1935年第4、5期合刊。
    (27)乾隆《湘潭县志》卷5，《疆域·市店》。
    (28)嘉庆《长沙县志》卷3，《疆域·市镇》。
    (29)嘉庆《宁乡县志》卷3，《地理志二·建置类·城市》。
    (30)同治《广信府志》卷1之1，《地理·乡都》。
    (31)乾隆《湖南通志》卷19，《关隘下》。方志中所载市镇人口，应作区分。如乾隆《汉阳县志》卷6《城池·街衢市镇》载：“柏泉，在城西北六十里，环居千余家。”这里所谓“环居”，似乎应该解读为柏泉附近的乡村聚落人口，而非市镇人口。
    (32)蔡源明：《江西之住民与都市》，载《地学杂志》1931 年第3期。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载日本明代史研究会、明代史论丛编集委员会编：《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版。
    (33)嘉庆《萍乡县志》卷3《建置·公所》引前志称，“皇华公馆，在县东门外。国朝乾隆二十二年，市民萧巨载等建”；“湘东公馆，在湘东市。明万历时，知县陆世绩建，后圯。国朝乾隆四年，市民刘鹏万等重建。四十六年，市民彭胜才等修”。又，同治《德化县志》卷2《地理志·疆域·市镇》载，“大孤山市，去县治三十五里，市民系女儿港移徙”。据同治《袁州府志》卷2《建置·公廨·漏泽园》，萍乡县芦溪附市有漏泽园数处，“萧芳桂等倡里人、市人置”。这里所谓里人，当指乡村居民，而市人则指城镇居民。
    (34)估算方法为：街道里数按算术积数计算，小街以半里计入。各市镇商民户数均取整数，如商民四百余家，只算作四百家。芦溪市未载街道里数及商民户数，故忽略不计。
    (35)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明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347、360－364页。曹氏《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4－769、772－773、814－827页。
    (36)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 卷《明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283页。曹氏《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23页。
    (37)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2－773页。
    (38)隆庆《岳州府志》卷7，《职方考·都厢》。按：这里主要就“通商”展开讨论，所谓“惠工”，因篇幅所限，当另文论述。
    (39)康熙《长沙府志》卷1，《建置志》。
    (40)乾隆《湖南通志》卷18，《关隘上》。
    (41)同治《安福县志》卷7，《城池·关隘》。
    (42)光绪《利川县志》卷7，《户役志·坊市》。
    (43)同治《广丰县志》卷1之2，《地理志·疆域·墟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