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经济的运行与货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政府发行货币，提供了货币经济下清代经济发展最原始的动力，中央铸局和地方铸局的货币投入于兵饷、政府人员薪水、工程款等，从而成为GDP 来源的重要部分。乾隆朝是清代铸钱量的最高峰，中央钱局铸钱成本和数量构架了清代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称之为“铜政”。这一国家经济运行机制对GDP 的贡献应当注意。此外，基于中国传统经济模式及相应的经济学传统所提供的清代经济数据核算也是一种新的清代GDP 研究的思路。

Abstract:The issue of currency provided the most primitive power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Qing under the monetary economy.The money made from central and local casting bureaus beca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GDP.The period of Qianlong was the peak for casting copper coins.The cost and quantity of central and local casting bureaus,called “copper administration” by the Qing government,framed the Qing dynasty's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fact that the governmental economic operation had a contribution to the GDP.In addition,careful accounting of the economic data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conomic model could also be used as anew approach to the GDP estim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关键词】乾隆朝；铸币；GDP；铜政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Qianlong; Coin-casting;GDP;Copper administration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学者通过对明清时期中国GDP 的研究，得出了一些与以前看法并不一致的结论。现在人们一般用支出核算法对GDP 进行总计，即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1987 年，肯尼迪引用贝洛克的结论大大提升了1750 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弗兰克也认为19 世纪的中国经济是世界的中心。而近期麦迪逊对中国长时期GDP 进行了研究，更是得出了1700—1820 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为0. 85%，而西欧只是中国的2 /3，且此时中国的GDP 为世界的32. 4%，而整个欧洲不过为26. 6%，从而论证了中国经济在鸦片战争以前世界上的领先地位。2010年，李伯重先生发表了《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 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 研究》【1】，使用国民账户体系法进行分析。本文想通过对清代货币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对乾隆朝铸币量的分析，对清朝GDP 的核算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清朝自1644 年建立全国政权后，基本上实行的是一种银钱“相权而行”的货币制度，这是一种国家控制铜币生产及流通，而银由外贸提供的跛行本位制度。国家财政收支、大宗交易多使用银两，民间商贸及零星交易活动多使用制钱，与此同时，两者的使用范围尚有部分的重合。制钱担任了广泛的货币职能，到乾隆年间，铸钱业己经成为关系朝廷生存命脉的重要政治、经济活动。铸币机构几乎遍布全国，中央户工二部鼓铸钱文分别用于发放兵饷和京城周边地区的公共工程。各省局鼓铸钱文则用于当地兵饷、官员薪俸和公共开支等项。而在货币流通过程中，制钱也因计算简单，在清代前期，成为民用所必需。

清代经济的运行与货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一是货币经济，两者是一种依存而非对立的关系。中国自明代以来，国家经济特别是货币经济呈现出一种国家调控下自然经济的状态。国家发行货币，货币流通于市场，一个个的集墟构架了当地耕织结合为核心的自然经济。政府发行货币，提供了货币经济下清代经济发展最原始的动力，中央铸局和地方铸局的货币投入于政府人员薪水、工程款等，从而成为GDP 来源的重要部分。但相关清代GDP 与清代货币的研究尚少。

对于当时铸币的发行量，要想掌握到全面可靠的统计数据，暂时还无可能，就本文来说，有些年份因资料缺失，在不影响真实的前提下，或采时间靠后的档案史料，或依前人的成果，或据推算，不足之处，还望斧正。

一、乾隆年间铜政与GDP

清代货币与GDP 的关系，有几个方面应当注意，一是政府在铸造时的先期投入，重要的部分有: 对于铸币币材开采、收购的投入、币材运输的投入、铸币生产的投入，所有这些构架了清代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称之为“铜政”，可见其重要性。其次就是政府铸币的发行对GDP 的影响。

清代币材成份时常变化。清前期京师户工二部鼓铸钱文，在顺治元年“以红铜七成，白铅（锌）三成，配搭鼓铸”，雍正五年改为“铜铅各半配搭鼓铸”，乾隆五年，“按铜铅一百斤，内用红铜五十斤，白铅（锌）四十一斤八两，黑铅（铅）六斤八两，点铜锡二斤，配搭改铸青钱”【2】。终乾隆一朝，都是采用铜、白铅、黑铅、锡搭配鼓铸。其币材采买在经历了关差采办、民间收购、日中贸易（主要是铜）等阶段后，逐步形成了以云南（铜）、贵州（锌——时称白铅）、湖南（铅——时称黑铅）、广东（锡——时称点锡）为中心的币材供应中心。每年所需币材数量达一千余万斤。（乾隆朝户工二部鼓铸钱文所需铜铅锡数量见下表）下面按照币材的不同种类予以分别核算（币材均按额定办运数量计算）。

1、铜

清代云南开采铜矿，应自康熙二十一年，云贵总督蔡毓荣上“筹滇理财疏”【3】，奏请：广鼓铸，开矿藏，卖庄田，垦荒地为始。康熙四十四年，东川府在汤丹设经理一员，驻厂每年征收铜税，此为官方主持云南铜政之始。【4】随着云南铜矿产量的迅速提升，从乾隆四年开始，京师宝泉、宝源二局鼓铸所需铜料完全仰给于云南一省。币材收购也从早期的“听民开采、官收其税”过渡为“放本收铜”。乾隆四年，云南总督庆复奏称：“工本银两宜预拨协济也。查汤丹等厂每年约办铜七八百万斤，所需工本厂费等项银五六十万两，又每年办运京铜四百万【5】，约需脚价官役盘费银十四万两，又每年应解司库余息银二十余万两，应请每年预拨银一百万两，解贮司库。除按年支销外，如有余剩，照升任督臣尹继善题定之例，即归余息项下充公。如再有余剩，截作下年工本脚价，每年于铜务并运铜案内据实报销……”【6】学界也多认为从此时开始，每年拨滇省铜本均为100 万两。但是据笔者查阅档案史料，滇省铜本乾隆四年至乾隆七年，每年为100 万两，乾隆八年时，户部以滇省历年工本皆有余剩，余省银两抵作乾隆八年工本费用，定议从乾隆九年为始，应照实际应用之数给发，每年发放铜本银85 万两，【7】 乾隆五十年，云贵总督富纲奏明，滇铜年额递增，运费较多，请自乾隆五十一年为始拨发铜本银100 万两。【8】

另外，户部规定每年办运京铜应解户工二部饭食银64455. 2 两，又应需车脚吊载银4970. 18 两，于请拨铜本时将应需银数扣明咨部，行知拨解省份解赴通州交坐粮厅收贮。俟各运铜斤起程时仍由滇省备具文批交给运官，从坐粮厅衙门领出，按运分解应用。拨解省份于应解滇省银内将三正运自汉口以下水脚如数扣除，以10434 两解贮湖北武昌司库，以为自汉至仪之费，以16206 两解交江南仪征县库，以为自仪抵通之费。后为节省经费起见，将此项银两每年在于直隶、湖北、江南藩库就近照数动拨应用。【9】 余银由江西、湖南、广东、河南等邻近省份拨解滇省。

工本银按额办京铜6331440 斤，每百斤价银9. 2 两计算，脚价官役盘费等银按上文庆复所奏“每年办运京铜四百万（实际应为4440000斤），约需脚价官役盘费银十四万两”并考虑到后期运输成本加大的因素，我们推算每百斤约需4 两上下。总计乾隆四年至六十年解滇的铜本约计4800 万余两，【10】年均84 万余两。

2、锌

黔省所办京局锌料所需工本亦由该抚预行题请，由临近江西、广东等省拨解。其每年办解京局正额锌料4391914 斤【11】，由莲花、福集二厂收买，合算每百斤需工本银1. 45 两，共需工本银63683 两。发运永宁合算每百斤需脚价银1. 538 两，共需脚价银67548 两。又由永宁水次转运，每百斤水脚银3 两，共水脚银131757 两，由张家湾陆路至京，每百斤需车价银0. 128 两，共需车价银5622 两，另需沿途剥费银5000 两。【12】总计乾隆朝共拨解工本银约1600 万余两，年均27 万余两。

3、铅

京局鼓铸钱文配搭铅料始于乾隆五年，初由黔省办解，乾隆十四年因出产稀少，改归湖南办理。二十九年，湖南省郴州铅厂封闭，额办铅料令贵州湖南两省各半办运。四十年，贵州分办铅料全归湖南办解。四十八年，京局铅料自四十九年为始，仍令湖南贵州两省各半分办。【13】按额办京局铅料700571 斤计算，乾隆朝贵州共办运铅料1435 余万斤，湖南共办运铅料2485 余万斤。

其中贵州办解铅料按照柞子厂每百斤工本银1. 5 两计算。该厂发运永宁每百斤脚价银1. 6996 两，永宁水次转运每百斤水脚银3 两，由张家湾陆路至京，每百斤需车价银0. 128两，三共脚价银4. 8276 两。总计乾隆朝拨解贵州铅料本银91 万余两，【14】年均1. 5 万余两。此项银两由各省协解。

湖南郴桂二州收买铅【15】每百斤约银3. 4两，自郴桂二州运至长沙省城每百斤运脚银约0. 177 两，自长沙省城运至汉口每百斤给水脚银0. 1 两，自楚运局交收每百斤所需水脚车费起剥薪水等银1 两，脚价银共1. 277 两。总计乾隆朝湖南办运京局铅料共银116 万余两，【16】年均2 万余两。此项银两在于本省地丁银内动支。

4、锡

广东办解京局锡料始于乾隆六年【17】，每年额解点锡211713 斤【18】。每百斤价银13. 5 两，每百斤给水脚银1. 87 两【19】，总计乾隆朝办解广东锡料共银180 余万两，年均3 万余两。该银在于各属解贮司库田房税羡银内动支给发。

二、乾隆年间铸币量的估算

连续的货币发行量可以反映一定时期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统计与估算乾隆朝的铸币发行量无疑对深入研究18 世纪的货币流通问题大有助益。本节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对乾隆朝铸币的发行情况作一探讨。尤其对宝泉局铸钱量进行了比较精确的估算，或可与前人研究相互印证。（见表1、2。其中“价脚”项目为各项币材所需费用之和，依据见上文。铜每百斤价脚约为13. 2 两，白铅每百斤价脚约为6. 1 两，黑铅价脚取湖南和贵州价脚的平均数，每百斤约为5. 5 两，锡每百斤价脚约为15. 4 两【21】）

根据表1、表2 的数据，乾隆朝户工二部共鼓铸钱文8170. 5 卯77173153 余串，共用价脚银6500 万余两。各省局的数据因为资料较为庞大，本文暂引用林满红的观点【23】，整个乾隆时期（1736—1795），北京铸局的铸造量占铸币总量的48%，各省铸局合计占到52%。依次推算，乾隆朝各省铸局共铸钱83604249余串，统计乾隆朝中央地方铸局共铸钱160777402 余串，年均为2679623 余串。

关于清代GDP 总量的研究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24】。但是在已有成果中都没有提及清代铸钱工业与清代GDP 总量的关系，这固然是因为其所占比重很小，其变化不会对总量产生较大偏差。但是清代的铸钱工业从矿产开采到运员委派，从订做船只到招募水手脚夫，涉及政府支出、采矿、运输、货币发行等多个宏观经济领域。以矿业为例，云贵等地虽然僻处一隅，但是在清朝康、雍、乾三朝（1662—1795）时期，为全国规模的重要产业，清自称其为“铜政”。其资本数额，除了各省拨解的厂本脚费等银外，还有“三江两湖川广富商大贾，厚积资本，来滇开采。”【25】吸纳的劳动力数量也极为庞大，“从前大厂动辄十数万人，小厂亦不下数万，非独本省民穷，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26】当地商业亦得到长足的发展。而铸钱成本和数量无疑是衡量铸钱工业成效的最重要的参考指标，也是影响清代经济发展规模的重要因素。

表2 乾隆年间宝源局鼓铸钱文成本数量统计表【22】

三、乾隆朝铸钱与GDP 的关系

本节限于资料，只简单分析乾隆朝中央钱局铸钱成本和数量占GDP 总量的比重，试图为清代GDP 总量的研究提供相关素材。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清代货币数量引导清代GDP 思路。货币银行学里有一个马克思的经济学公式，即：

货币需求与流通速度的积等于总产品与总价格的积（M = PQ/V）

总产品与总价格的积不是GDP，但是也是与之相关的反映一个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数据。

具体到清代货币，从其跛行本位中我们可以知道，政府当时控制的只有铜铸币制钱，市场对货币体系中银和铜钱定价而维持其数量的平衡，银钱比价随行就市，因而铜钱是清代货币体系中最重要的可控指标。

马克思的这个公式，是当时人们进行的带有政策选择和操作意义的应用性研究。“1∶ 8”公式的诞生就是明显的例证。“1∶ 8”具体含义是：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每8 元零售商品供应需要1 元人民币实现其流通。其公式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流通中货币量（现金）

如果按这个公式计算的执行，则货币发行量适度，商品流通正常。这是上世纪60 年代初银行工作者对多年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的结论。中国人民银行用“1∶8”衡量货币流通正常与否，货币发行是多还是少，这是一个简单、实用的标准。直到改革开放后80 年代初期之前，这个著名的公式成了马克思货币必要量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化。很多现象都可以用它来解释：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货币流通比较正常，在此这个比值均稍高于8；60 年代初市场极度紧张，这个比值一度降到5 以下，1963 年以后经济迅速恢复，这个比值又回复到8，从而成为1∶8公式的最有力的证明; 十年动乱期间市场供应一直紧张，这个比值都明显低于8；1978 年以后经济迅速好转，这个比值很快逼近8。

“1∶8”这个比值本身能够成为标准尺度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一些体现和反映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性质和要求的重要规章法令，都必须相当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分配等各种重要比例关系的格局及整个经济货币化的水平稳定，计划价格体制保证价格水平稳定，现金管理制度保证现金使用范围稳定，如此等等才决定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与流通中现金存量应该并且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对应比例。而改革开放之前20 年间，中国恰恰具备这样的条件。

清代的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但是早期其经济结构及体系特别是运行机制的稳定性是无庸置疑的。

清代货币经济，特别是以制钱为交易的经济已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在北京：民间交易自一两以至数十两俱用钱文【27】，甚至远在甘肃，非特小民交易全赖钱文，即输纳正赋亦多以制钱代纳，若民间行使则皆系大小兼用，流布相沿，积有年所。【28】贵州穷乡僻壤的少数民族也使用制钱。【29】康熙帝也说：“钱法流行，莫如我朝。南至云南、贵州，北至蒙古，皆用制钱，从古所未有也。”【30】

制钱流通与清代产出必有关系，但是流通速度应当认真考虑，一是清代一些地区的制钱不让流出，如北京。而一些地区则要大量流出，如云南。另外还要考虑制钱的囤积，从而得出其大致的流通速度。

我们从表3 中也能看出，清代的铸钱量与现在学者估算的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

四、结语

进入18 世纪以后，传统社会经济很快走出了所谓的“康熙萧条”，进入历史上的又一繁荣高峰。以京师宝泉宝源二局为例，乾隆朝共投入币材工本脚价等银6500 余万两，鼓铸制钱77173153 余串，按白银1 两兑换制钱1000 文核算，总共收获铸息银1200 余万两。较之康雍年间动辄“每年共计亏折银二十九万八千七百三十七两零”【31】的窘迫局面，已然大相径庭。这固然和乾隆朝滇省铜矿产量大增，币材供应充足有关，同时按照一定时期的货币总量与GDP 的相关系数最高【32】的理论，乾隆朝中央钱局铸钱数量占GDP 总量的比重基本保持在0. 6‰，都充分印证着经济复苏的事实。18 世纪的铸币数量不断增长，到乾隆十六年（1751）已达到顶峰，并一直维持到乾隆末年，这一数值不论从铸钱数量还是持续时间上看，都大大高于后世的水平。

总之，乾隆朝铜政这一国家经济运行机制对GDP 的贡献应当注意。此外，基于中国传统经济模式及相应的经济学传统所提供的清代经济数据核算也是一种新的清代GDP 研究的思路。

注释：

【1】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 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 研究》，中华书局，2010 年。

【2】崑冈等修，刘启端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十四，户部·钱法，《续修四库全书（80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494—496 页。

【3】师范纂：《滇系》卷八之三《筹滇十疏》，1914 年补刊本。

【4】东川铜矿务局编：《东川铜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 年，第27 页。

【5】实际滇省乾隆四年办运正耗余铜4440000 斤，乾隆六年广西局停铸京钱后，每年加运正耗余铜1891440斤，共6331440 斤。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云南总督庆复题请拨给乾隆四年铜本等项银两事，乾隆四年三月初二日，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3162-002，缩微号：02-01-04-07-053-0714。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事务徐本题为遵旨核议滇省乾隆甲子年需用办铜工本银两补拨数目请旨事，乾隆八年三月初五日，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3577-008，缩微号：02-01-04-07-114-0209。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和珅题为遵旨议准云南省题拨乾隆五十八年办运京铜所需铜本运脚银两事，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7634-011，缩微号：02-01-04-07-883-0887。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于敏中题为遵旨核议滇省乾隆四十一年办运京铜所需铜本运脚银两例行预拨事，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五日，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6665-012，缩微号：02-01-04-07-687-1348。

【10】户部规定：每年题拨铜本时，查明实存铜息若干，除留备公银五十万两外，如有余剩，俱拨抵该年铜本之用，不敷银两仍于各省拨解。但是据目前所掌握资料看，滇省办获铜斤余息并拨卖铜斤获息只有偶尔年份超过五十万之数，所以铜息贴补铜本一项应可忽略不计。

院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第45 页。

【12】【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贵州巡抚陈淮题报收明广东省解黔铅斤工本银数日期事，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7683-007，缩微号：02-01-04-07-894-0755。另自乾隆四十三年改由通州水运至大通桥车运交局，所需运费照铜运每百斤给银七分三厘五毫。因节省费用相对较少，本文暂且将其忽略。

【1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十六，户部·钱法，第520—522 页。

【15】湖南解送京局黑铅来源由收买的铅和税铅组成，但是税铅数量较少而且各年份变动较大，所以本文暂且将其忽略。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大学士兼管户部事务傅恒题为遵旨查核湖南省乾隆十七年两运黑铅用过价脚杂费等项银数事，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4815-002，缩微号： 02-01-04-07-332-0033。

【17】【18】《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十六，户部·钱法，第520 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和珅题为遵旨查核广东奏销乾隆五十四年份办理京局点锡所需水脚银两事，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7634-013，缩微号：02-01-04-07-883-0930。

【20】前人对于乾隆朝铸钱的统计已有相当数量的成果，比如彭泽益（《清代宝泉宝源局与铸钱工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根据清代钱法档案资料得出，乾隆十年，宝泉局额铸钱69万串，宝源局额铸钱345000余串，岁铸钱共1305000余串，宝泉局在乾隆二十二年至五十八年平均每年开铸75卯，岁铸钱933773. 216串，宝源局在乾隆四十三年至五十八年间平均每年开铸72卯，岁铸钱447744. 732串；布威纳（《我的清代货币研究历程与成就》，《中国钱币》2005年第1期）也对乾隆朝的铸钱量做出了统计；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铜钱之区域流通—货币政策与时空环境之变化分析》，陈捷先主编：《清史论集》（下），人民出版社，2006年）则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钱法货币资料统计了乾隆年间中央与地方各省铸钱局的制钱发行量，本文对其统计数字有所借鉴。

【21】为计算方便，数据暂未考虑价格变动因素。

【22】此表根据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铜钱之区域流通—货币政策与时空环境之变化分析》，陈捷先主编：《清史论集下》，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22页。其中费用项目的计算根据是币材运京后按户二工一分配，结合表1 数据工部宝源局鼓铸所需币材价脚应为户部宝泉局的一半。

【23】林满红：《银线—19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页。

【24】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 年》（第二版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刘瑞中：《十八世纪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估计及其与英国的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3期；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 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 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刘逖：《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GDP 的估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等。

【25】【26】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印行，1948年，第68页；第65 页。

【27】顺天府府尹陈守创奏陈银钱交易事宜事，乾隆元年九月初八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227-004，缩微号：04-01-35-060-0161。

【28】署甘肃巡抚张廷栋奏陈暂停甘省鼓铸管见折，雍正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奏，《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3，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951 页。

【29】贵州总督张广泗奏陈调剂鼓铸钱文事宜事，乾隆九年四月初三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35-1234-016，缩微号：04-01-35-060-1336。

【30】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己未，《清圣祖实录》（三）卷二五九，中华书局，1985年，第560 页上。

【3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贵州巡抚开泰题为宝源宝泉两局鼓铸钱文办运黑铅请拨工本银两事，乾隆十七年六月初六日，户科题本，档案号：02-01-04-14609-008，缩微号：02-01-04-07-289-1265。

【32】刘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1927—1936）》，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年，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