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同时也是大机器工业产生并迅速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直接导致各地区经济面貌及发展轨迹的转变。传统的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区域经济格局，开始逐渐被以资本主义工商业为核心的新兴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所替代，沿海及开埠地区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进步的先导。

［关键词］清代 ;区域经济 ;转型 ;特征/ the Qing dynasty; regional economy; transition; characteristics

[英文标题]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y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Qing dynasty China’s economy reaches another climax and in the meantime machine industry develops quicklyThe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way of national economy's increase lead to the changes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regions are gradually taken place of by capitalist industry and commerce，and the coastal regions and the regions open to the foreigners take the lead． 

清代是中国社会经济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重要时期，新的生产方式与经济体制的出现和发展，逐渐改变着原有的经济结构与性质。在社会经济从传统农业向工业化生产转变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探讨，并就教方家。

一、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清前期地区经济

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鸦片战争爆发前，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清前期，乃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历程中最后一个高峰时期。在结束了明末清初战乱，清政府采取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以后，社会秩序开始稳定，经济逐渐复苏，进入 18世纪，社会生产持续发展。期间不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其生产水平和规模均超过了前代。其中，农业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耕地面积不断扩大，高产作物得到推广，粮食产量持续增加。商品经济也随之进一步活跃，手工业生产范围愈加广泛，产量增加，农村市场数量增多，部分商品已经形成较固定的流通路线和网络，并以某些大、中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区域性市场。

清前期社会经济虽然取得很大发展，但就地区而言，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劳动者素质和历史传承不同，因此在生产水平和经济特征及进步方面亦存在着差异，并始终呈现出不平衡状态。例如，在蒙古地区，大漠与草原造就了游牧业经济模式。在西部的藏族区域，三千米以上的海拔高度以及高寒气候，形成了以高寒牧业为主，辅之以农业种植的混合型经济。在西南地区，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湍急汹险的水道，致使该地平原少，山地多，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而在黄河流域，由于大河灌溉的便利条件，以及悠久的文明开发历史，形成了华北平原传统的农业旱作区。在长江中下游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广阔的平原，丰富的水资源，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气候以及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使得这里的农业生产具有较高的收获量，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突出地反映在农业生产之中。粮食的亩产，标志着一个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下。清代，南方与北方，经济发达区与落后区之间在这方面的差距相当大。譬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粮食亩产一般可达三石左右;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亩产平均也在两石上下;而在同样是传统农作区的华北及黄河流域地区，农业亩产量则要低得多，所谓 “内地之田，虽在丰年，每亩所收止一二石”［1］(卷231，《康熙四十六年十月已亥》)。

耕作技术方面，也存在着显著差别。清人陆燿在《切问斋文钞》中讲 : “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多则二十亩。力聚而功专，故所获甚厚。北方地土辽阔，农民惟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以至百亩不等。”［2］(卷17)这里叙述了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耕作方式，即精耕细作与粗放经营。落后的粗放型生产方式更普遍地存在于边疆地区。如在未习农艺的蒙古地区，农业耕作 “岁易其地，待雨乃播，不雨则终不破土，故岁饥恒多 ”［3］( P16—17)。即便在热河一带，也多是即播种，则四出游牧射猎，秋获乃归，耕耨之术，皆所不讲，被清乾隆帝多次称为 “刀耕复火种 ”［4］(卷92，《物产》)之地。东北的宁古塔地方，仍在使用抛荒法种粮，“地贵开荒，一岁锄之尤荒也，再岁则熟，三、四、五岁则腴，六七岁则弃之而别锄矣”［5］( P93)。

区域之间的差别，也同样表现在商品经济领域。以江南与西北地区为例，江南是明清以来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其手工业生产门类较全，产品种类多，商业贸易兴盛，城镇经济繁荣。苏州、杭州、江宁、扬州、常州、湖州等大中城市，物阜民丰，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成为当地工商业中心。城乡之间，一批手工业、商业市镇兴起，“物阜民殷，巨贾辐辏 ”［6］(卷2)，成为连接城乡经济的纽带与桥梁。西北地区商品经济是随着当地农业经济的开发，以及同内地经济联系的不断扩大而发展起来的，但直到清末，其经济规模和水平仍十分落后。这里的手工业和商业多集中于一些较繁华的城市之中，介乎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工商业市镇则非常之少。手工业生产的门类比较单一，主要是矿物开发及与畜牧业相关的皮毛加工业，不少地方与外界尚无贸易往来。而且从事工商业劳动的人数，在当地人口中也只占极小比例。另外，西北地区的城市为数不多，且历史较短，特别是在北疆。城市的功能也多以行政和军事为重，官兵及其家属在城市居民中的比重很大，这与江南的经济型城镇相比，形成鲜明反差。

经济发展的程度，还表现为地区人口数量的悬殊。在主要以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方式来提高产品产量的封建社会，人口数量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社会生产能力。基于这样的规律，清代社会生产较发达地区的人口密度，要远高于边疆及经济落后地区。以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同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作比较 :清嘉庆十七年( 1812年)，广东、福建两省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公里 107人和 123人，而云南、贵州两省则分别为 15人和 31人①（此处数据系根据梁方仲 “清嘉庆十七年各直省人口、田地及其平均数”计算而得。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400页）。东南地区人口密度高出西南地区数倍，而两地之间经济水平与生产能力的差距更是人所共见。

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清前期社会，由于自然条件、劳动者素质、人文环境、历史传承等多种因素的交错影响，形成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从经济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人口密度的角度看，全国则呈现出东部地区普遍高于西部地区，南部地区普遍高于北部地区，大河流域区普遍高于其他地区，并呈现出由高向低、梯次递降的基本格局和规律性现象。

二、近代工业的发展及其传导途径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商品的大量涌入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和推动，中国近代工业在艰难曲折中悄然兴起。这种发展，集中表现在下述四个经济领域：

重工业中国近代工业最先起步于重工业，其中主要涉及采矿、机械制造、冶炼、修造船等。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开始于 1860年代，完全由清政府主导，后被人们称之为“洋务运动 ”。在三十年间，官府主持建立了大大小小各类新式工业企业共计 40余个，其中半数为生产武器、船舰的军事工厂。除此之外，大都是矿冶、机械制造等重工业企业，以“上海机器织布局 ”为代表的轻工业工厂为数寥寥。期间，一些民间商业资本也尝试着涉足重工业领域，创立了诸如安徽池州煤矿、江苏利国驿煤铁矿、山东平度金矿等新式工矿企业。据统计，民办煤矿、铜矿、金矿、银矿、铅矿企业共有 22家［7］( P487—489)。甲午战后，民族资本厂矿数量迅速增加，同时外国资本也将重工业作为投资重点。

轻工业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轻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棉纺织品的大量涌入及其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促使中国机器棉纺织工业的诞生。1890年，李鸿章建立的中国首家现代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投产。1892年，张之洞建于武昌的“湖北织布官局”也开机生产。甲午战后，《马关条约》签订，允许外国在华设厂。同时，清政府迫不得已改变限制民间开办纺织厂的政策，中国机器棉纺织业进入较快发展时期。据统计，中国资本建立的机器棉纺织厂，在 1890年只有 1家，而到清朝灭亡时的 1911年，已增加到 21家。标志着生产能力的纱锭数目，也从最初的 3. 5万枚，扩大到 50. 9424万枚，猛增了13． 6倍。而在 1911年，外资在华开设的棉纺织厂也已达到 8家，纱锭 23. 8884万枚［8］( P158、160、166)。除棉纺织业外，粮食加工业以及服务于进出口贸易的加工工业，如机器缫丝业、轧花业、制糖业、茶叶加工、制革业、打包业等也均发展较快，在晚清轻工业中占有重要位置。

需要指出的是，轻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为其提供原料的农村种植业的活跃及规模的扩大。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由于手工业生产的需要，农业中存在着一定规模的以提供工业原料为目的的生产活动，诸如棉花、烟叶、甘蔗、花生、桑、麻等的种植。步入近代社会，伴随着轻工业生产能力和规模的日益扩大，对原材料的需求迅速增加，进而持续推动着农村相关种植产业的发展，从种植区域、生产规模，到生产技术、生产管理、劳动形式等，都因此而出现了积极和显著的变化。

交通运输 现代化交通运输是近代工业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命脉。缺少现代交通，大规模的机械化大工业生产将无法进行。中国近代交通运输业主要包括陆路运输与水路运输两个部分。在陆路运输中，最重要的变化是铁路的兴建。1874年 12月兴筑于上海的吴淞铁路，虽然在建成后不久即被清政府收赎拆毁，但却掀开了中国铁路建设史的篇章。1881年，由中国自主建设的从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的建成并运营，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步入铁路运输的时代。到辛亥革命爆发时，全国共建设各类铁路近万公里。铁路运输具有载重量大，快速安全等优势，在长途运输中日显重要。

在水路运输方面，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逐渐取代传统的木船，成为大宗商品运输的主要载体。两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航运主权的丧失，以及倾销西方商品的需要，外国航运公司争相进入中国市场。1873年，轮船招商局成立，中国本土的轮船航运业兴起。近代先进的轮船航运不仅在远洋运输，而且在内河水运中均得到迅猛发展。中国水上运输能力的增长变化状况，海关材料从一个侧面有直观反映。1873年，进出各海关的中国轮船吨位数为 21万吨，1911年时则达到 1788万吨，在不到 20年时间里，增加了 84倍［9］( P140)。这里虽然有国际贸易量迅速扩大的因素，但本土航运能力的短时期大幅提高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近代航运业的长足发展与进步，有力地促进了中外经济及国内市场间的联系。

商品贸易  鸦片战争后，随着与世界外部经济联系的逐渐密切，以及社会经济层面出现的深刻变化，中国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国内外商品贸易数量大增。其中，增长最快、最明显的是国际贸易部分。19世纪，进入中国的西方商品中，鸦片、棉布、棉纱所占比重超过 50%。据海关统计，1867年至 1911年，棉纱进口由3. 3507万担增加到 186. 0126万担，增长54． 5倍［9］( P46)。棉制品的进口，在 1868年到 1913年间，增长4． 5倍②（此处数据系根据中国棉制品的进口值换算而得。1868年中国棉制品进口值为 2000万两，1913年为 1. 1亿两。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 21页）。中国出口的商品中，茶叶和生丝为大宗。1843年，生丝出口仅有 1430担，到 1910年增至 6. 6639万担，增加45． 6倍［10］( P85、643)。茶叶的出口，从 1868年到 1913年，增长了5． 5倍［11］( P23)。另外，该时期进出各海关的轮船运载量之变化，也真实反映了中国外贸规模不断扩大的事实。根据海关对于进出各通商口岸中外船舶载重吨数的统计，1895年为 2974万吨，1911年是 8577万吨。十七年间，中外贸易商品的运输量增加了 188% 3（需要说明的是，海关统计中包含有数量不多的帆船。参见杨端六、侯厚培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1931年版)，第 141页）。从包括内地商业在内的商品贸易总体情况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市场规模、商品交易数量始终在稳步扩大和提高4（据研究，1840年至 1894年，中国埠际贸易额年增长1． 8% ; 1894年到 1920年，年增长6． 4%。参见徐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 ) (人民出版社 1990年出版)，第 996页）。

商品贸易的发展，还表现在商业经营方式的改变。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以经营外国货物为主的新式商号店铺，在全国城镇不断涌现。以股份制形式，采取股东大会及董事会进行经营决策和管理的现代商业经营管理模式 ———大型百货公司，20世纪初相继在上海、广州、香港等繁华大都市产生。存在于各地的大量旧式商业，也开始持续不断地向新式商业转化。而与此同时，外国商业财阀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扩大市场份额，建立触及乡镇的推销网络，其试图垄断和控制商品销售的行动及努力从未停止。

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发展、演变历程，总体上体现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但同时也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鲜明的自身特点。这种工业发展路径上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生产领域。欧美各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大多发端于市场广阔、投资需求相对较少的轻工业领域，然后随着生产的持续扩大，资本的不断积累而逐步拓展于重工业。在中国，情况正相反。近代工业首先兴起于以采矿业、军事工业为重点的重工业，而轻工业的受重视及获得较快发展则是稍后的事情。其二，地域分布。在空间上，中国机器工业循序着由东部向西部，从沿海沿江交通便利之地向其他地区扩展的行进路线。具体讲，就是从开埠口岸向其以外地区的不断延伸和辐射。这些特征因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力的推动，以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

三、晚清社会地区经济的变化与特征

晚清社会经济由传统的农业主导型向近代工业化的发展转变，导致并促使地区经济的格局、结构、功能及特征发生显著变化。在近代工业出现之前，影响传统农业生产的诸因素，如自然气候条件、土壤肥沃程度、水资源及灌溉情况、必要的交通道路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区经济的状态与质量。而鸦片战争之后，一切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素，诸如与西方经济的联系、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丰富的资源、现代交通、人才与技术等，则开始改变和重塑各地区的经济面貌，形成新的地区经济格局与框架。

不过，从生产能力以及生产技水平来看，晚清区域经济总体格局与清前期相比较，并未发生颠覆性的改观，即大体上仍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大河流域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高于其他地区的特征。形成这种局面主要缘于两大因素 :其一，促使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生重大转变的外来因素，即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基本是从中国沿海地区以及长江等大河流域进入并影响内地，形成由东向西，从沿海沿江地区向内陆的传导途径，并由此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其二，传统农业经济对近代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讲，具有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作用，特别是在人才、资金、技术、工业原料等方面。

在此总体框架之下，局部地区经济则发生了很大改变。晚清社会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莫如现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及其生产方式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整体经济的进步，同时还强烈地撼动着中国原有的经济格局，导致地区经济面貌的改观。由此启动了区域经济布局由传统农业主导型向以工业生产为重心的转变，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鲜明的新特点。 

1.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出现与不断增加

一批新式工商业城市出现，中国开始了城市近代化历程。1840年鸦片战争后，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区域不断增加。1842年的《南京条约》，首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辟为开放口岸。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确认将牛庄 (后改营口 )、登州 (后改烟台 )、台南、淡水、潮州 (后改汕头 )、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等列为对外开放城市。到清末，相继开埠的城市多达 82个［12］( P46)。凭借在开埠口岸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西方商品大量涌入这些地区，并不断扩大其市场份额。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向中国内地进行资本输出的闸门被打开，西方列强遂争相在开放口岸投资建厂，建立商品生产基地，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开放地区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转变。这种转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社会经济结构的较快调整。经济增长迅速，近代机器工业生产及其商品贸易在国民生产中的比重迅速提高。其二，城市功能的转变。城市管理及城市建设、城市功能向着工业化社会的需求迈进和发展变化，中国古代社会城市所具有的传统政治性、军事性功能不断被削弱。在转型中的近代中国，随着历史的演绎变化，这些近代新式工商业城市在整个社会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经济功能和作用与日俱增。 

2.局部地区经济剧变

社会经济的转型，直接导致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及其在区域经济中所处位置和影响力的重大变化。原本服务和服从于传统农业生产的经济格局、地区分工，在面临蓬勃发展的新经济时不得不随之改变和调整。近代工业的发展，将一些以往未曾引起人们注意，在区域经济中无足轻重的地区，推向了时代进步的前列。那些适宜于大宗商品流通，便于海内外经济联系，地处现代交通枢纽的地方，首先获得迅猛发展。最突出的事例，即是上海的变化。鸦片战争前，上海虽因地处中国海岸线中部，成为南北洋海运的连接点，贸易相对发展，但实际上它仅是松江府的一个属县，在政治地位与经济作用方面，无法与周围的苏、湖、杭相比。在外国人眼中，当时的上海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地方，“县城周围约五里 ……人口据说约有 12万……在建筑、外貌、富裕等方面，均次于宁波 ”［13］( P556)。但鸦片战争后，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辟为通商口岸，1845年设立租界，上海地位迅速崛起，很快成为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成为近代中国工业资本最集中、生产能力最强大的地方。与近代上海发展变化相类似的地区还有天津、青岛、哈尔滨、大连、重庆等。但在不少地区也发生了相反的情况。它们曾经长期受益于传统经济体制，并由此繁荣和辉煌。然而，在近代工业经济来临之际，却因不能适应和满足新变化的需要，经济面貌大变，发展迟缓，地位下降。譬如，清代的漕粮体制曾保持了大运河的畅通，漕粮的源源北运以及南北商品的流通，带动了运河沿岸经济的持续繁荣，临清、聊城、德州、济宁等一批城镇因之蓬勃发展，“每届漕运时期，帆樯如林，百货山积 ”［14］(卷11，《市廛志》)，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市场。但 19世纪中叶后，黄河北迁，运河河道淤塞，漕粮运输受阻并最终废止，直接导致沿岸商业、交通运输业等的大幅萎缩，经济衰落，临清、济宁等昔日繁华之城镇，市井萧条，发展滞缓。 

3.东北经济圈崛起

就全国而言，从区域的角度讲，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最显著者，当属东北地区。这种显著变化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第一，地区经济形态从封闭走向开放。东北地区自然环境较好，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适宜于农业耕作与开发。但在清朝，由于被视作所谓 “龙兴 ”之地，为维系 “龙脉 ”，清政府长时期对该地区实行了较为严格的“封禁 ”政策，采取种种措施，禁止内地汉族农民徙入生活，禁止林木砍伐及矿藏开采。其结果，极大地削弱了东北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与融合，致使社会生产发展缓慢，经济落后，许多地方仍停留在渔牧狩猎的生产阶段。1860年代后，伴随边疆危机的步步加深，清政府迫不得已改变实行了两百余年的封禁政策，陆续放垦禁耕之土地。由此，大批中原农民持续涌入辽河以北地区，并不断向更北的地方迁徙。东北与内地的人为隔膜被打开，长期封闭的状态最终结束。与此同时，由于 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营口成为东北地区首个通商口岸，其后陆陆续续又有多处开埠，至清末仅辽宁即有十一个城镇开埠通商。由此，东北地区又逐渐与西方资本主义建立起愈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区域环境向世界开放。

第二，社会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封闭状态的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地区人力资源极度匮乏的局面。大批内地农民的入关，带来的不仅是充裕的劳动力，而且还有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直接推动了当地农业生产的长足进步，使东北地区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与粮仓。1880年代，官僚资本在东北建立起首批近代工厂。甲午战后，随着辽东半岛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东北的近代工业快速发展。长达 2000余公里的东省铁路，包括南满支路以及京奉铁路的建成，构筑起现代交通网络。抚顺煤矿、宽城子煤矿、瓦房店煤矿、辽阳烟台煤矿、本溪湖煤铁公司等一批企业的相继建立与扩大，以煤铁矿冶为中心的重工业成为近代东北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银行如日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纷纷在奉天 (治今沈阳 )、大连、旅顺、长春、哈尔滨、营口、吉林、开原、铁岭、辽阳等重要城镇设立分支机构。国际贸易增长迅猛，1871年至 1873年之际，东北地区进口与出口贸易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为0． 3%和0． 1%，到 1909年至 1911年期间，则上升为9． 8%和16． 7%，大幅增长 32倍和 166倍［12］( P67、68)。一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在近代工业经济的潮流中，也随之迅速发展为诸如哈尔滨、本溪、鞍山等重要的工商城市，同时也改变了原有的地区经济结构。 

4.近代工业格局雏形初现

中国近代工业自 1860年代初兴，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全国工业的分布与格局已呈初步形态。中国近代工业布局始终受到各地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沿海、沿江的开放口岸城市，因其交通便利，易于商品进出口的优越自然条件，以及受到“租界”和不平等条约体系保护的特殊社会政治环境，很快成为外国资本、近代中国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建立机器工业企业的首选之地。而广州、上海因其相继作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的独特地位，成为了近代企业最早和主要的集结地。天津、汉口、青岛、哈尔滨、大连、重庆等，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也吸引了大量各类企业投资建厂。东北三省亦因对国内外开放及迅速开发逐步发展成为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新兴工业区。

就行业生产而言，也基本反映了这样的格局。上海始终是棉纺织企业最集中，生产能力最强的地方。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江浙地区棉纺织业获得长足发展，并开始向其他口岸城市及内地辐射。缫丝业当时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无锡等地。面粉加工业的工厂则多分布于哈尔滨、天津、济南、上海、无锡、汉口诸大城市。对于煤矿的投资，则多数集中于华北与东北地区，其时大型之煤矿，如开滦、抚顺、本溪湖、中兴、鲁大、临城、扎赉诺尔、萍乡等大都分布于上述区域。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受到传统贸易体制以及地理区位等因素的影响，广州所具有的优势地位逐渐下降，商品进出口贸易速度放缓，在全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也逐年下滑，1860年代被上海超越。1854年，从广州进口的外国船舶为 320只，进口货物 15. 4157万吨 ; 1855年，上海进口外国船舶 437只，货物 15. 7191万吨［15］( P68—69)。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北移，外国对中国金融业、制造业投资的重心也由广州转到上海，并扩展到天津、青岛、大连、汉口等重要口岸城市。 

5.区域间经济差距增大

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形成的中国东部与西部、内地与边疆之间的经济差距，并未因近代社会经济的转型，即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和过渡而缩小，恰恰相反，在局部区域，这种差距正在被逐渐放大。由于自然环境及社会因素等多种原因，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主要集中于长江三角洲及沿江沿海开埠地区 5（这种特征在 20世纪初尤为明显。据清政府商部报告，1905至 1908年的五年间，共注册各类工业公司 126家，就地域而言，“江苏一省内所设立者四十有九，占全体百分之三十八，而以生丝业、纺绩织布业、制粉业、豆粕搾油业为最盛。次则沿江诸省，其工业公司，为数三十有九，而炼瓦、制磁、纺绩、织布、精米、豆粕诸业为多 ;而江汉间则制铁业特盛焉。又次则北部沿海诸省，其业以纸烟、胰皂、洋腊为盛。此其大较也 ”。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 (科学出版社 1957年版)，第 727页）。据统计，到 1910年，全国共建立规模在 500人以上的中外资厂矿企业 156家，其中江苏有 66家，广东 38家，分别占总数的 42%和 24%［16］( P1183)。全国大型及较大型近代企业的 2/3，分布在江苏、广东两地。纺织业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投资的重要领域，纱锭数量反映了棉纱的生产能力。1911年，全国民族资本纱厂纱锭已发展到近 50万个，但其中 60%集中在上海、武汉和南通三地，而上海即占 33%［12］( P108)。资本主义工业以及现代商业贸易的繁荣和发展，促使开埠城市及相关联区域的社会经济结构改变，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市场规模空前扩大，并带动农村经济发生相应变化，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而在那些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然缓慢，经济结构的转型严重滞后，当地的社会生产几乎仍然停留在旧有的状态之中。工业与农业产品价格的 “剪刀差”问题，进一步扩大了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这种状况之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代，其社会经济承继既往发展趋势，创造出被人们称为 “康乾盛世 ”的又一个封建经济高峰，但同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自身矛盾的积累和爆发，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社会经济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痛苦转型。期间，区域经济特征逐渐从农业经济型向以现代工业为主导的社会经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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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严中平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Z］.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5.

［13］姚贤镐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1840—1895):第 1册［Z］.北京 :中华书局，1962.［14］张度 .临清直隶州志［M］.清乾隆五十年 ( 1785年)刻本 .

［15］孙毓棠集［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6］汪敬虞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 2辑［Z］.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