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7日至29日，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安徽大学、黄山市人民政府、中国明史学会、安徽省历史学会联合主办，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中共黄山市委宣传部共同承办的“千年徽州：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黄山市举行。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陆勤毅教授主持开幕式，黄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宋国权致辞，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施立业研究员做会议学术总结。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徐东平，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洪永平以及来自海内外徽学研究名宿、新锐共60余人莅会。与会专家学者提交学术论文40篇，主要就徽州人才的总体风貌、徽州人才千年兴盛的发生学图景、徽州人才的分布状况、徽州人才与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内在互动的历史轨迹、徽州杰出人物等议题以及相关个案展开了多维度、多视角、多方法与深层次的历史揭示和理论阐发。

一、徽州人才的总体风貌

缘于徽州文化历史的长期性，徽州人才除分享人才一般的概念内涵外，更拥有着突出的地域性与历史性的丰富具体内容。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叶显恩研究员在《徽州人才杰出繁盛探秘》一文中指出，从徽州的历史可以看到，明清时期徽州人才，“无论在杰出超凡、多样性、广泛性，抑或人才总体结构的合理性，都居全国的前列。”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伯山副研究员的《徽州人才的整体特征》，借助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总结概括出徽州人才的四大特色：一是“人数的大规模性”，二是“行业的多样性”，三是“人才的高质量性”，四是“时间的长期性、持续性”。与叶显恩研究员的观点不谋而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徐道彬副研究员在《论明清徽州实学与经世人才的涌现》一文中特别强调了徽州人才强烈的实践性品格。

他指出，徽州人才以学术求实与通经致用为特色，体现出匡时济世的思想倾向以及对社会政治与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怀。

二、徽州人才兴盛的发生学图景

千年徽州，人才辈出，璨若群星，正所谓：“商成帮，学成派，名人成群。”要对如此重大、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获得理性的认知，进而汲取历史的启迪，尤其需要进行具体细致的发生学考察与揭释。或许职是之故，会议论文则集中指涉这一论域。

叶显恩研究员的《徽州人才杰出繁盛探秘》系统、全面论析了徽州人才成长的社会历史因缘。他指出，“‘崇文重教’和‘徽骆驼’精神是徽州英才繁盛的两个文化基因”，“徽商是明清徽州人才的孵化器”，“徽州大族是抚育人才的摇篮”，“流动的文化是促进人才成长的温床”，一言以蔽之，徽州精英人才的繁盛是徽州社会所产生的“文化基因、道德动力、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合力铸就的”。黄山学院方利山研究员的《为有源头活水来————徽州人才辈出缘由初探》，从人才学的视野，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就徽州人才成长与环境、实践以及主体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关系进行了具体、深入的揭示。他认为，徽州“山的相对封闭与水的相对开放”的特殊自然环境孕育了徽州人才勃发的“徽骆驼”精神动因，徽州钟灵毓秀的山水催发了徽人的艺术才情。他尤其剖析了“徽州重视育人的社会氛围，掌控有力的宗族社会，影响终生的家庭教育，相对优越的崭新平台”等独特的人文环境对徽州人才成长的深刻构成力。除客观条件外，他还指出徽州人才成长更是徽州人敢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以及勤奋拼搏所彰显的主体创造精神之结晶。安徽省博物馆汪庆元研究员的《山水文化与徽州人才述论》，论析了徽州特殊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对徽州人才成长的境域化影响力。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徐学林编审的《徽州文化与精英辈出的徽州人才》，通过充分的第一手史料的发掘，分析了徽州深厚纯正的人文文化传承对徽州人才培育的基础性作用。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翟屯建研究馆员的《从五代北宋时期徽州人才郁起看越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一文提出，伴随着五代北宋时期连续的中原移民与山越土著融合的社会历史进程，越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交融激荡，由此生发出新质的徽州文化，从而构成徽州人才成长的精神源泉、文化基因。可以说，徽州人才代代兴盛，实质上就是徽州文化繁茂的主体体现、确证与实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常建华教授的《故家文献：程敏政的宗族论与人才观》认为，徽州大量的”故家文献”类型家族所秉持、推扬的重世德、文行的道德蕲向与精英意识，对于其人才的不断涌现有着深层的、持久的动力机制功效。安徽师范大学王世华教授在《徽商：人才培养的催化剂》一文中，深入全面地分析、阐释了徽商对于明清徽州人才蔚成大观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将徽商对人才培养的作用同时也是其培育人才的具体方式、基本路径归结为：一是“重教兴学，奠定成才文化基础”，二是“以饶养学，确保成才多方需求”，三是“藏书刻书，提供成才丰富营养”，四是“惺惺相惜，帮助人才排忧解难”，五是“贾而好儒，刻苦自励力学成才”。安徽大学历史系江小角教授的《清代徽州宗族重视人才培养及其影响》，通过对清代徽州宗族人才教育、人才开发与激励等促进人才成长的全程化措施的历史阐释，揭示出徽州宗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担负了社会化、组织化与制度化的保障功能，是徽州人才成长的真正摇篮。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徐彬教授在《徽州家谱与徽州人才教育培养研究》一文中提出，徽州家谱对于徽州人才兴盛产生了特殊的积极贡献，具体表现与作用途径是“敦本以御末”的人才教育功能、《家礼》所彰显的教育指导思想、“扬善隐恶”原则所推行的培养方式、家训家规所规范的培养手段以及家谱对商业人才充分的价值肯认。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赵华富教授的《游四方、闯天下————明清时期徽州人才产生的第二条道路》，根据大量史实提出，徽商“游四方、闯天下”的社会人生历练，广阔丰富的实践磨砺，大大加速了他们的成长，增强了他们的才干;而寄籍异乡的“大徽州”则十分有利于他们吐故纳新，汲取新的养份，从而更加茁壮成长。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胡中生副研究员的《明清徽州商业人才辈出的原因———以放贷商人为例》，则以徽州放贷商人的成功案例揭示出徽州人才尤其是商业人才辈出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徽州地区多元、开放、宽容与务实的价值行为取向以及长期浸润的重商文化。安徽师范大学李琳琦教授在《明清徽州政治人才的分布特点、群体品质及形成原因》一文中论析徽州明清时期政治人才形成的原因时指出：“我们认为经济的繁荣和教育的发达为明清徽州政治人才的腾飞提供了两只坚实的翅膀，而宗族的文化传统和终极追求则为明清人才的腾飞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这当然也是徽州各方面人才勃兴的普遍有效的基本结构要素。安徽大学历史系陆发春教授的《新学校、新知识与新人才的锻砺———以1906年胡适澄衷学堂日记为讨论中心》，通过胡氏的求学经历，揭示了近代新式学校、新式教育对于徽州人才现代转型的历程及其完成所释放的历史性、决定性影响，并进而指出正如胡适为典型代表，徽州人才的生生不息则堪为他们与时俱进精神的客观化外显态。

三、徽州人才的分布状况

徽州人才的显赫与茂盛内在地决定并相应地表现为徽州人才广泛的、多元的分布势态，而深入考察徽州人才的分布状况，显然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徽州人才兴盛的发生学理解。与会学者主要就徽州人才的时代性、地域性、宗族————血缘性、行业性、文化空间类别性以及职

能性分布状况进行了具体的描述与评价。

叶显恩、方利山、徐学林与李琳琦等先生的文章，或具体罗举出徽州从宋至清各朝文科进士及各界精英的数目，或全面介绍了各代中央政府中的徽州籍政要，或严谨统计了各代《人物志》、《儒林传》中徽籍传主数量，显现了徽州人才雄跨千载、历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赵华富、叶显恩等都注意到并考察了徽州人才“大徽州”与“小徽州”的不同地域承载状况。徐学林、翟屯建则分别详细述介了徽州六邑之间各个朝代科举中式的具体人数与北宋时代进士人数的具体分布，直观地证明了“徽州人才”的平衡性、整体性优势。翟屯建研究馆员在《从五代北宋时期徽州人才郁起看越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一文中具体叙述了北宋时期进士人数及其与徽州各大宗族血缘脉络。李琳琦教授在《明清徽州政治人才的分布特点、群体品质及形成原因》一文中对明清徽州政治人才的家族血缘性分布也作了严谨的划分与统计。虽然不少会议论文都关涉到徽州人才的职业分布情况，但较全面论述这一问题的是刘伯山副研究员。他接受了《徽州人物志》中职业划分的18个类别，并从历史事实出发认为“讼师”、“风水师”等亦属徽州社会基本职业范围。对于在历数、算学、军事、医学、造纸化学和印刷术等科技文化，诗词、文学、绘画、雕刻、制漆和收藏等艺术文化，哲学、朴学与古籍整理等学术文化方面徽州人才各领风骚、蔚成壮观的灿烂历史，徐学林、叶显恩先生的文章皆有相当篇幅的介绍。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吴兆民教授在《徽州文学创作群体的特点与成因———以〈清人别集总目〉为例》一文中，爬梳出了《清人别集总目》中的徽州籍文学家，其人数占《别集》2万总数之2．3%，而徽州府面积只占全国总面积的0．13%，数字对比不仅给人以强烈反差的视觉冲击力，更可对认识徽州人才之盛收蠡测管窥的效果。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瑞研究员在《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管理人才及其管理活动研究》一文中，通过充分再现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宗事、族长、房长、家长、尊长与执事人员等主导或参与的族内日常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凸显了徽州人才独特的职能化分布情形。

四、徽州人才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内在互动的历史轨迹

人才、人才培养、人才昌盛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层内在、双向互动的正向关联性，尽管只是一个浅显的理论常识，但其现实意义却值得充分关注。不少与会专家显然抱有服务现实、古为今用的学术旨趣，就徽州历史进程中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

就徽州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对人才成长与兴盛先在的决定性作用及表现这一维度而言，在前述徽州人才强盛之发生学理解与揭释的文章中有着全面的表达。因为两个论域结构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与重叠，为避免重复，仅择取会议论文中徽州人才对经济社会文化影响之一维来介绍。

江小角教授在《清代徽州宗族重视人才培养及其影响》一文中剖析了清代徽州宗族人才培养对徽州社会的影响。他提出“清代徽州宗族人才培养继承并弘扬以往的读书传统，营造了好学向上的良好风气，创造了科举史上的奇迹，对宗族和社会影响极大”，“为徽商发展和徽州社会进步，提供了人才保障”，“增强了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完善了宗族管体制”，有利于徽州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总之，徽州宗族崇儒重教，注重人才培养，源于振兴宗族、光宗耀祖的目的，但在实际过程中，收到了益于自身，功在宗族，惠及社会，利被后世的作用。”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日根教授的《明清徽州人才对扬州文化的影响》一文认为，寓居扬州的徽商在其社会活动中彰显了他们道德文化的崇高性，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进步，而徽商在私人生活空间里所展现出的优雅文化品位则直接引发了扬州地区社交文化、家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与园林文化臻于雅致化。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张小坡副研究员的《青年学生与近代徽州社会变迁》一文指出，从近代徽州社会走出来的青年学生，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洗礼，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勇于担当，富于理想。他们洋溢着拯救徽州社会经济于衰敝的强烈使命感，成立同学会，创办会刊，抨击地方政府颟顸无能，直陈社会陋俗之危害，探索振衰起弊的方案，为徽州社会的发展变化打开了一个通道，成为推动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的一支重要力量。徐学林编审指出，不仅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着徽州人才的突出贡献，在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艺术文化、古籍收藏整理编纂出版等文化传播事业多个领域的进步与发展道路上也都矗立着徽州人巨大的身影。

五、徽州杰出人物

在中华民族人才发展史的灿烂星河中，徽州人才绽放着夺目的光芒。对此，与会学者给与了深情的关注。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周晓光教授在《朱熹与严州理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由于浙江严州与徽州地缘相接，血缘相连，严州学界魁首或受朱熹亲炙，或披其教泽，皆得理学精髓，并笃持广播，最终促成了严州地区理学学者群体的涌现、“习理”之风的兴盛。由此以降，严州学术思想宗崇程朱理学，掊斥心学、朴学，严州风习也得其浸润，千百年规整纯正，斯文不辍。淮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余敏辉教授的《试论俞正燮对俄罗斯研究的贡献》，全面考察了俞正燮俄罗斯研究的内容、方法、特点、学术成就与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研教授的《徽人王茂荫简介》，深入解析了王茂荫货币思想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与具体内容。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曹天生教授的《王茂荫的军事思想研究》，详细分析了王茂荫关于反抗列强侵略、镇压太平军与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军事谋略思想以及有关军队建设的军事理论思想。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王振忠教授的《上海徽商余之芹的生平及其时代———近代徽州重要史料〈经历志略〉研究》，以《经历志略》为中心，生动再现了徽商余之芹曲折丰富的生平经历，从而折射出晚清民国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变迁。安徽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会诸伟奇教授的《论许承尧及其对徽州文化的重要贡献》，全面介绍了徽州近代著名诗人、方志学家、书法家、藏书家、文物鉴赏家许承尧的生平与革命、爱国事迹及其丰富的文化活动和杰出的学术文化成就，并附录许氏所藏古籍善本书目，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方英副研究员的《传统与趋新：晚清外交官崔国因的心路历程》，详细考察了崔国因的洋务活动与外交生涯，展示了他面对清廷颟顸昏慵、官场糜烂而报国无门的复杂内心世界。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员吴元康副研究的《胡适、辜鸿鸣与北京大学》，对胡适迫使辜鸿鸣离开北大的史实进行了信实的考证，并对胡适的这一行为作出了道德与政治上的双重批评。安徽日报鲍义来高级记者的《汪世清关于徽州人物研究的通信》，缅怀了汪世清先生关心《徽州历史人物》编撰的往事，并介绍了汪先生有关徽州人物研究富有指导意义的学术思想。

六、相关个案研究

会议主题论域的宽广决定了丰富的个案研究具有着内在必然性与必要性。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原政委汪承兴的《徽州汪氏宗族千年人才群体研究》，根据详实的史料，全面考察了汪氏宗族有史以来尤其是唐宋以来人才的构成类别、历史分布、根本特质等状况，指出了汪氏家族千年人才群体成长的特点、规律及其主要启示。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教授的《从分家书看徽商培育子弟之道》，以明后期至清末40例徽商的分家书为分析对象，着重考察了徽商进行职业教育与伦理道德规范建设的特殊方式与基本内容。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卞利教授的《明清时期徽商的职业道德和技能教育———以〈生意手册〉为中心》，以新发现的徽商商业书《生意手册》为中心，结合其它文献史料，对明清时期徽商在职业道德培养和经商技能教育中贯彻德才并重、以德为先的育人之道及其在徽商成功中的重要意义进行了系统论述。安徽大学历史系徐国利教授的《20世纪上半叶徽州家谱的族规家训所见职业观的革新与保守————兼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层社会传统职业观的变迁问题》，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徽州家谱中的有关家规家训进行梳理分析，揭释了徽州地区职业观变迁的多元性与复杂性特点及其成因，进而暗示了这一考察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文化变迁方面所具有的学术意义。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臼井佐知子教授的《宗族组织扩大化之样态研究———“扩大系统化型”族谱的考察》，详述了徽州族谱的收藏现状以及主要族谱编纂的历史面貌，深入分析了“扩大系统化型”族谱编纂的政治与社会根源及其重大意义。安徽大学历史系周致元教授的《明代徽州籍进士出身的官员的地域特征》叙述了明代徽州进士出身官员宦海沉浮的具体事迹，从而朗现出他们所秉承的徽州山民特有的鲠直纯介的气质风貌，宁折不阿的干云豪气，尤其是宗族文化化所塑造的忠贞爱国、清正廉洁、为民请命、舍生取义的政治人格。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朱万曙教授的《明清文学中的徽州图景》，在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的视域内对徽州图景大量出现于明清文学作品这一文学现象所折射的丰富人文意义进行了深度释读，无疑是对徽学研究的丰富与充实。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馆长陈琪的《郑之珍〈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产生的思想根源及其影响》，分析了郑之珍根据目连救母之事编写的《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产生的思想根源、主要内容、研究价值、传播影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刘道胜教授在《明代徽州程一枝与珍稀族谱〈程典〉的编纂》一文中指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徽州著名学者程一枝所纂的《程典》，援用史例修谱，特色鲜明，成就很高;《程典》多涉徽州地方故实，极具学术研究价值。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会议收到的论文多是佳制力作，充分反映了作者严谨的学风、深厚的学养。当然，千虑一失，也在所难免。比如，关于徽州人才的总体特点，给人的感觉似乎多从外延性、边缘性、表象性视角来概括，忽视了分析徽州人才是否存在独特的内在性精神本质特点，而如果有其本质内涵又是什么?应该说，这一维度更为根本。关于徽州人才成长兴盛的社会历史缘由，微观、中观解析的精当令人击节，但国家政策、社会思潮、时代兴衰乃至国际影响等宏观因素在学者的视野中好像并没有占据应有的位置，而事实上它们的影响与制约不仅客观存在，在一定时期甚至是基础性、方向性、关键性的。

与会专家学者指出，人才是当今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资源，加强人才研究是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历史学当然不能脱离时代。目前，徽州人才研究在徽学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领域，这也是徽学研究深入拓展的内在要求，有理由相信它将日趋繁荣。“千年徽州：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是学术界首次以徽州人才为主题召开的高规格、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其学术影响与社会意义非常显著，可以确定，它不但能有力地推进徽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对于当今我们如何将传统优秀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为现实社会智慧动力，尤其是如何科学培养人才、早日发现人才、合理使用人才与充分激发各类人才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都深有启迪，同时，对于安徽省进一步加强保护开发、传承发展徽文化的力度，加速实现文化强省、人才强省的重大战略也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