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视角》 |
| 来源：历史研习社 作者： 王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04-25 |
文丨王涛
节选丨《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视角》
我们今天往往将“海盗”一词与抢劫、谋杀和人类公敌及骷髅旗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海盗是海洋贸易发展的一个产物。在明清时代的中国，统治者并不区分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与专门从事抢劫的海盗，而把他们笼统地称为海盗或者是海贼。实际上，见诸明清史籍，从事海外贸易的“海盗”，可能更符合“武装海商集团”这样的面貌。
西方国家对“海盗”抱有有极大的研究热情，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而中国一贯以来对海盗持有的敌意，专门研究少而又少。近年来随着海洋史研究的热潮，对海盗的研究有所加强。笔者试图采用分类法梳理现有研究并加以归纳和评述。目前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海盗爆发的原因和性质上，据此可以将研究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别，即侵略论、生存压力论和贸易扩张论。
侵略论：一种为现实服务的论断
事实上，对明清海盗的研究兴趣首先起源于对倭寇的研究，认为明清海盗是外国对中国的侵略，这在关于倭寇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大背景下，对明代倭寇问题的研究目的更多的是激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处在冷战的背景下，中日关系长期敌对，倭寇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学说在这个时期仍占据主流位置，如陈鸣钟、云川、王裕群先生都持此态度，但仅论述倭寇的发生过程，认为倭寇的猖獗是明王朝的腐败以及海防衰败造成的，对倭寇发生的原因以及组成成分、性质等问题未做更为深入的探讨。可以说意识形态因素仍然占据着此时期倭寇研究的主流位置。
▲明人绘《倭寇图卷》
80年代后，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加以及新的观点提出的挑战，持侵略论者不得不深化对此问题的研究，寻找更多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如陈学文认为从嘉靖时期倭寇的成分上来看，虽主要是中国人，但主导这场战争的是日本大名和武士。而首领王直，已在日本十五年，代表的是日本海商的利益。此观点后来被张声振进一步发扬光大，他认为如果古代存在国籍法，那么在日本长时间居住的王直已算是日本人而不再是中国人了，因此王直、徐海等发动的战争完全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
此观点显然没有很好的理解商业原则，他们认为这些侨居海外的商人完全是天朝弃民。古代从事远距离贸易，由于路程遥远的缘故，总会有一些人居住在其他国家，他们收集与销售货物，并与当地统治者沟通，尽量创造有利的贸易环境，社会学中一般称为“离散社群”，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利益上，他们都更多与本国保持一致而不被寄主社会同化。王直在日本建立的居留地完全属于这样的贸易“离散社群”，尽管他们与日本官方联系密切，但仍不是日本人。
生存压力论：“官逼民反”的海洋版本
一些学者则将明清时期海盗活动的爆发归因于一般人民难以生存情况下的反抗活动，笔者称之为生存压力论。
明清时期明显兴起了三次海盗高潮，分别在明嘉靖时期、明末清初和清嘉庆时期。三次海盗高潮虽然各有不同的特点，但是海盗的爆发还是有很多共性，每遇到饥荒、战争或者经济停滞，就会爆发大规模的海盗活动。饥荒使米价高涨，人民无以为生，纷纷下海为盗，而此时政府往往因内外部压力，如嘉靖时期的胡虏，明清易代的战争以及清中期内乱和安南叛乱，无暇顾及东南沿海，海盗活动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
郑广南先生在对中国历史上的海盗全面考察以后，发现自宋代以来，海盗斗争的目的已经不同于以往，冲破官府的贸易垄断或者海禁是宋以后海盗活动的主要目标。但是从海盗的组成成分考察，可以发现海盗大多数是由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不如意的书生等组成，他们参与海盗活动完全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海外贸易活动只不过是为这些人改善生活提供了条件。一旦海外贸易受到官府的阻碍，这些人为了生存便会反抗官府。很显然，尽管看到了海盗与海外贸易的密切关系，但这样思维仍然停留在阶级斗争的框架内，海盗只不过是“官逼民反”模式的海洋版本。
将海盗视为生存压力，虽然并不完全算错，但学者们对生存压力内涵的解释极为模糊。明清以来，东南沿海地区虽然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但其经济发展程度一直高于北方，而且也很难通过人口密度等概念界定生存压力的大小，由于粮食产量、贸易手段的差别，一些地区可以集聚大量的人口而不至于产生动乱。
贸易扩张论：海禁政策的矛盾冲突
与侵略论逐渐式微，生存压力从来没有成为研究明代海盗的主流不同，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明清海盗与大规模的海外贸易相联系，在此，笔者将之归结为贸易扩张论。贸易扩张论与中国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密切相关。
早在20世纪50年代，吴晗、尚钺等学者即指出这是一场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中国16世纪前期的海外贸易，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高涨，产生了一批从事海外贸易的地主，他们将资本转移到海外贸易上谋取利润，而身处内地的地主则仍然坚持传统的统治方式，顽固地禁止海外贸易发展。这就导致了利益对立的双方为是否要进行海外贸易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戴裔煊对“倭寇”头目的分析，他发现其中徽州人占很大比例，而明朝恰是徽商兴起的重要阶段，严厉的海禁政策阻断海外贸易，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冲突，才导致倭患的发生。林仁川更进一步，认为明朝的商品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自然有一个向外扩张的动力，需要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就促进了明代海外贸易空前的发展，出现了诸如王直、洪迪珍、郑芝龙等规模庞大的海商集团。但海外贸易的发展与明朝的海禁政策产生了冲突，导致了嘉靖时期倭患的发生。
▲郑芝龙的私人海上武装
贸易扩张论者虽然注意到了走私贸易是造成明代海盗的主要原因，海盗其实是走私贸易商人，但是其对海外贸易扩张形成的分析仍然存在着很多缺陷。如林仁川将海外贸易扩张归结为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然是简单地套用了马克思对西欧历史发展的总结，但是很多历史研究已经证明这个模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全球经济发展视角的研究展望
以上对明清海盗的研究，显然都站在中国内部的视角上，至多从中日贸易的视角上进行观察。西方虽然进入了研究视野，但是仅作为陪衬性的角色，很少有学者能够注意到明清时代的贸易扩张是全球贸易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史籍中所称的海盗，并不单纯只是打家劫舍，而是从事贸易的武装海商集团，他们既是本国政府压迫的产物，同时也是西方海商武装扩张的结果。实际上，在中国史研究者更多地从国内看问题的时候，一些世界史研究者已经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化了一步。
站在全球经济的高度，才能准确地把握明清海盗的实质，明清时期正是西方贸易不断扩张的时期，他们使用武力占领全世界，而中国则仍然将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当作海盗，因此中国海商在与西方海商的竞争中落败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尽管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思路，但是他们对此问题并没有展开深入讨论，例如，中国武装海商集团的形成是否与西方的扩张有关，明清政府又为何如此对待武装海商集团，武装海商集团是否与中国海外贸易的衰落存在密切关系，如果武装海商集团能够存在，中西方关系是否会因此发生改变等。
作者：王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定价：8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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