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吴芳思 

翻译：柯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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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1843—1943）》（新星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是一部英国汉学权威学者努力沟通中西文化的用心之作。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由此开启整整一百年的条约口岸历史。作者通过大量侨民的回忆录、笔记，描述了侨民色彩斑斓的生活，见证了这一百年里诸多历史事件。作者是一位对中国历史富有同情心的英国人，娴熟中文，能熟练驾驭中美文献资料，因此，本书填补了中国学者因语言材料所限，难以一窥海外侨民在中国多重景象的空白。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二章。

在五个新开放的条约口岸中，上海的拓展最为迅速。1843年，上海的外侨人数为100人，其中女性7人；到了1850年，外侨人数增长到175人，不包括水手数量。不过，比人口增长更快的是港口的泊船数量：1844年有44艘外国船只抵港；10年以后，在黄浦江抛锚驻泊的外国船只一年就有437艘。

上海的迅速成长与它的位置有莫大关系。它坐落于长江三角洲，经长江可通达中国主要的丝、茶产地，却又与海洋相隔足够距离，免受近岸台风危害。这些有利条件早在1756年已经被记录在东印度公司的报告当中。1832年，胡夏米一行搭乘东印度公司船只“阿美士德爵士号”，开始中国考察之旅，航行到长江支流黄浦江。因为无法与任何贸易主管官员协商，胡夏米转而开始统计繁忙河段航行的戎克船，他觉得有希望通过取道长江，在更为寒冷的中国西部省份为英国羊毛织品找到市场。“鉴于此地拥有超乎寻常的外贸优势，”他早早断言，“它还没有被更多人关注，这真是太好了。”

胡夏米并非唯一作此评估之人。大约在80年之后，麦都思参观了上海，“查明此地适于分发传教小册子以及布道”，并将其描述为“中国东部海岸最佳商业中心之一……织锦从中国的‘阿卡狄亚’运来……当地的贸易即使不能超过广东，也不相上下”。

因为唐代（618—907）农业技术改良，人工开挖的排水系统使得今日上海的大部分高出海平面，上海获得第一次发展。及至宋代（960—1279），民生攸关的大米从长江中游运到上海，再通过海运转输北方，上海因此成为重要的中转港。在日益增长的丝、茶海外贸易中，特别是对日本出口，上海也凸显重要性。16世纪初，日本海盗入侵，1554年上海四周筑起城墙：城墙的形制以及大门所在（城门在1912年被拆毁），通过今日上海的街道样式和街道名还依稀可辨。

1843年条约口岸开放前不久，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温室部主任，苏格兰人罗伯特·福琼，被派往中国开始他的采集之旅。在首次访问中，福琼参观了全部5个口岸城市，还突破条约口岸限制，沿长江逆行，闯入安徽，并前往浙江及福建省。

罗伯特·福琼

福琼形容被富饶的农村环绕的上海“如同一个大花园”。这座有城墙的城市，会在晚上关闭城门，尽管居民能够交一笔小钱，从郊外重新进城，或者用不着交钱。据传言，“如果给某个人开了城门，一群早已准备好的人，会尾随第一个，也是唯一付过钱的人冲进城里”。内城中到处都是拜偶像的所在或者庙宇，有戏剧表演，街道和广场上有杂耍者、算命先生，还有一群乞丐和“快乐的流浪汉”。

街道通常都非常窄，白天的时候街道熙熙攘攘，有人售卖棉制品、瓷器、各种漂亮的丝线或者镶嵌毛皮的布匹，还有6英尺长的竹竿……画卷、铜器……但是交易最广的还是各种食物；有时候要费些功夫才能通过那些充斥着鱼、猪肉、水果、蔬菜的街道。

1843年11月，首位上海领事冒险进入这座人口密集的城市，随行的有麦华陀。总领事巴富尔此前随马德拉斯部队进驻中国，是《南京条约》赔款的接受者。首座英国领事馆建在一座当地富商的宅院之中，福琼暂住的地方与此类似：

住在某家银行或是政府的钱币兑换处，与两到三位绅士合住，他们来此地是因为贸易之故。（钱币兑换员是银元行家，受雇来检测鹰洋或其他形式的银币成色；后来也被称为讨债人）我们中没有人带来做饭的设备，因此我们的三餐极其粗糙，不是地道的中餐或英餐，而是两者兼有的大杂烩。我们的卧室寒冷彻骨；清晨醒来，每每发现自己躺在被雨淋得透湿的床上；如果下雪，雪花会从窗户里飘进来，在地板上形成“环状”图案……我们无论何时走出房子，数以百计的人都会聚拢在街头，尾随我们，目光所过之处都能引起轰动，如同伦敦街头人群争睹女王一般。

巴富尔的首要职责之一是为来到此地的外侨解决住处问题。上海城北有一块废弃的沼泽地。土地产权问题通过租借方式得以解决，外国政府“永久”租用这部分土地。如此一来，尽管最终的土地所有者仍然是中国人，但因为支付了象征性的地租，土地与建筑方面的外国投资受到保护。土地承租方负责道路以及码头维护，这些事项的收支，由总领事任命的“道路码头委员会”统筹安排。

移交给英国人的城北区域，位于街道脏乱狭窄的内城与苏州河之间。像新的条约口岸中大多数的外国人安置点一样，这是一块空旷的土地，其间有桑树地、棉花地以及祖先的坟地。福州的外国居民区同样位于一处墓地，按照后来的法国副总领事保罗·克洛代尔的说法，因为中国仆人害怕鬼魂，选择这样的地点，会让他们很难找到仆人，赛珍珠的传教士父母在镇江的家，周围也遍布坟茔。尽管这样的地方空空荡荡，没有其他冗杂的建筑物，却也容易让人起疑。之所以选择这些地点，也是一种不欢迎外国居民的刻意行为。

在上海，美国人迅速获取了驻留位于苏州河以北的虹口的权力，法国人则在英租界的西南部找到了地盘。1849年，首位法国总领事蒙蒂尼先生与上海的中国高官签订协议，与此前巴富尔所签协议类似，在上海建立了法租界。

法租界

然而，成立自治政府并不是早期定居者的首要考虑目标，直至1854年，英、法、美等国的领事们盘算的还是新的土地许可与新的自治协议。法租界继续由领事管辖，英租界举行了土地承租人年度会议，与会的大约300人，商定了捐税额度，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小组负责收费以及专款支付。该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工部局的建制开始。最初，英租界境内的中国居民寥寥无几，但是因为1850年初的小刀会起义难民涌入，中国居民数量激增。到1854年7月，中国居民达到约2万人。因为他们享用了安保以及街道照明服务，他们被认为应该支付房屋税，尽管他们并未被赋予投票权。

不过，对于早期在沪的外国商行来说，当务之急是开展贸易以及建立他们的总部。这些机构与广州、澳门的早期“工厂”惊人相似，希基在百年之前已经这样写道：

虽然在细节以及规模上有一定的变化，但所有的外国“商行”十分相似，因为这些建筑物的功能是相同的。它们耸立在空地当中，四周筑有院墙；占地从一英亩到两三英亩不等。

寓所是重要的建筑物，通常会坐落在宅地的前部，采用一种十分坚固的时尚风格，砌有厚墙，底楼和以上楼层通常都有环形走廊。房间数量不一。按照规定，商务官员全部在这座房子中。宽阔的回廊因为时常关闭的缘故，被用作办公室。其余的房间被用作起居室和卧室。厨房和仆人区通常位于主楼后面，有廊道与主楼相连。宅院的两旁，稍稍退后一些的是货仓……

买办和跑街先生们的办公室以及寓所……以及所有中方的商业助手，都被安置在货仓四周。大部分商馆……还有马厩和马夫住的地方。就这座大商馆来说，除了最主要的寓所，还有一处相对独立的附属建筑，有单独的出入口，助手们在那里生活和吃饭，称之为初级食堂。他们的伙伴占据的主楼，被称为高级食堂。为两地提供膳食的是同一个伙房。

在上海早期发展阶段，当这些建筑完成的时候……还没有外国建筑师，商人们自己绘制了设计图，很可能是在中国建筑师或者承包人的帮助之下完成。也许整个事情都是由买办一手安排的。建筑物的风格……被略带戏谑地称为“康白渡式风格”……

房子通常有两个门，马车直抵前门，一个为入口，一个为出口。有一座花园，栽种了玫瑰和英国花卉，它们在上海长得很好。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亚热带植物和花卉，例如正在开花的芦荟、丝兰以及类型多样的棕榈树；紫藤郁郁葱葱；玉兰树以及郁金香树比比皆是，偶尔还能看到银杏。因此，春天的时候走近这所房子，能够感受到如画美景。

在这些院墙之内住着商人们。在伦敦甄选出来的年轻人将要为这些大型商行工作。每天上午的最佳时间里，他们都要检验各式各样的丝制品。一旦他们掌握taysaam（至少有5种类型）与tsalee（同样也有5种类型）的区别，就会搭乘半岛东方邮轮公司（P&O）的蒸汽船前往中国，同行的还有其他生丝“格里芬”们以及茶人或茶商。“格里芬”之名原本用于称呼那些矮种野马，它们从蒙古被驱赶到北京和上海，供外国人骑用和竞赛，它们“野性未退，毛发蓬乱，样子邋里邋遢”，相信与那些初抵远东的外国人的精神面貌类似。

这些蓬头垢面的新脸孔不会令人吃惊，因为他们怎么说也在轮船上待了3到5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甫抵上海，一位“格里芬”得以到公司食堂进餐，与他的工作伙伴们一起吃早饭——煮熟的鲱鱼配黄瓜，随之还有烤鹬鸟和牛排。下午他在丝房里面度过，在换装吃晚餐之前，“为了振作我们的肝脏”，通常会散会儿步。晚餐会有6道或者更多的菜式，接下来玩纸牌、抽雪茄。

根据季节以及办公时间开展的工作并不严格。尽管一些大商行重点经营茶、丝或者鸦片，大部分商行在早期阶段都有多样的业务部分，涵盖茶、丝、曼彻斯特棉织品、船运以及保险，有可能还包括一家地产代理处。规模更小的商行可能会经营“杂物”，就是水牛皮、牛角、鬃毛、中国草料以及其他东西。与伦敦最快的联系方式是电报，要花3周时间（除了陆地电报线之外，还包括部分轮船运输），而邮件往来却至少需要7周时间。茶商们追随“该死的植物”，离开上海数月，在春末前往靠近茶叶产区的汉口、九江或者福州。他们仍然会被驱逐出那些地方，这令他们愤恨不已。自从发生以次充好的事情之后，所有的茶叶都要进行品鉴和检测。掺假并不是什么稀奇事，茶叶可能会用普鲁士蓝或是石膏染色，还可能混杂有像前外交官、后来成为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的翟理斯所说的这些东西：“喝过的茶叶，其他植物叶子，以及各式各样一文不值的废品”。

不过，与匪夷所思的货币混乱情况相比，这些原料采购上的困难就不算什么了。在中华帝国海关服务超过40年的马士写道：“在中国，有数以百计的商业中心，每一个人不仅有他自己的（银）两——秤（一盎司计量单位），而且在许多案例中，还有一些并行的规则；这些各式单位的钱以银计量，即使在同一个地方，对成色要求也各不相同。”他补充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总量以及换算体系：

上海两的重量由3个要素组成——重量、银子成色以及惯例规则。通用的计量单位是漕平两，565.65格令，上海两的银子成色降低到944，库平两纯度为1000，成例是98库平两银子作100两“上海规元”使用。在上海，所有正式的交易支付，适用这一地方性货币，规元与户部，或者库平两的换算如下：

库平两 100   = 漕平两  101.800

折成两块马蹄银的升水     5.600

                       　　　　107.400

除以“成例”0.98       109.592

加熔炼费用               0.008

                   　　    109.600

最终得出固定兑换率：100两库平银等于109.600两上海银，同样的方式，商人们缴纳进口关税，110.400两上海规元等于100两关平银。

加入这些明确数字行列的还有外埠银元（西班牙鹰洋，玻利维亚、秘鲁、墨西哥以及法国银币）。外埠银元与规元的兑换价从110.622到113.150不等，此外还有来自香港的“碎银”或破币。1847年碎银贬值5%—8%，有困难是常态，不会使人感到惊讶。

在早期阶段，大型商行都有银行部门或者办事处，为对华贸易提供极大的经济支持。对于规模更小的公司来说会有问题，因为这些办事处同时也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因此并不总是会给他们提供经济支持。实际上，银行的建立始于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有利银行、呵加剌银行（Agra & United Service Bank of China）则在1854年成立，紧接着的是1864年成立于香港的汇丰银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

尽管现代银行出现了，但汇兑问题却久拖不决，所以当上海以及其他条约口岸的居民在日常交易中采取“单据”的支付手段时，并不会令人感到意外。“那个时候，外国人携带钞票尚未成为习惯，唯一通行的货币笨重不堪，不易携带。于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通过‘单据’进行支付，或者命令手下买办操作。在早期阶段，这样的方式屡见不鲜。在前往中国内地期间，他们需要采购补给，一小张纸上用铅笔写几个字就是支付凭证。即便有时兑现这些原始支票的间隔期会比较长。单纯的农户真心诚意地接受纸条，而且不会有什么担心。”

早期抵达上海的人记录了他们打发闲暇时光的经验。1850年，有两个业余剧团（全是男性成员）在茶叶货栈表演。第一个剧团通常一连演两场《棋逢对手》，紧接着上演《屋顶上的爬行者》（一出无厘头的滑稽戏，创作灵感来自最近展出的一匹矮种马，马的名字就是剧目名）。晚上紧接着还有演出：《爱情、法律和医术》《狂怒的邦巴斯特》《楼梯下的上流生活》《筋疲力尽》《 温特里的巨龙》以及《拒绝》。一些商行觉得，他们的《格里芬》花了太多时间在业余喜剧表演上，因此他们只有在获得上级主管的允许之后才可以参加表演。消遣娱乐方式如此不足，以至于观众也把大把时间花在剧院，后来成为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从天津发回报告：“晚上，再度去观看‘游吟诗人’，我对此已经感到厌烦。”一个月之后，他抱怨在广州花了整晚时间观看《天生的诗人》《广州游吟诗人》以及《驯虎》：“表演很差，剧院里冷得不行，四处透风”。

音乐稀缺。1855年，仁记洋行的吉布森（Gibson）先生，为圣三一堂献上了格雷与戴维森出品的管风琴，虽说他有点担心：对这座房子（1850年房顶坍塌）而言，管风琴的气势过于巨大。管风琴幸存了下来，1920年，管风琴被移到共济会会堂，如一位当代学人的评述，就音乐标准而言，“在那个年代这种乐器被认为是‘极其壮观的’。”一部手工完成的竹制管风琴，于1857年安置在罗马天主教大教堂，尽管是本土制作，但与吉布森先生的礼物相比毫不逊色。

最初的几十年，上海的居民对于“令肝儿颤”的跑马运动情有独钟，虽然作为外国人，他们不允许离城太远。随着上海的外国人聚居区逐步城市化，“狭窄的街巷中奔驰的马匹，渐渐地成为人们躲不开的危险，尤其是对于顾客和店主而言。如果四轮马车出现，情况还要更糟糕……经常有恳请书见诸报端，请求禁止那些矮种马入城，无论是骑马漫步还是策马飞奔”。

商人们的矮种马激发了跑马运动，该项运动在1848年之前就已经在上海出现，但直到1851年，上海才有第一个跑马场。在一个中国人的记述中，“一个大赌场”宣告成立。此前一年，广隆洋行（Linsay & Co.）主营鸦片运输，其经理人霍格先生与其他4人组建了跑马总会。他们的第一个跑马场恰好位于“泥城浜”的东面，与河堤和苏州河相距不远，马场的看台设于今天江西路与南京路的拐角。随着上海人口增长，跑马场两度易地，迁往郊区。1863年，上海运动事业基金会买下跑马场的中心地块用作板球场地。1865年，毗邻板球场的一块土地，经过“平整、铺草坪、挖排水沟以及搭建篱笆，被出让用作棒球场”。运动事业基金会还资助了一所赛艇俱乐部（该俱乐部在苏州河上有一座船库）、一所滑冰俱乐部以及兰心大剧院。在跑马场的历史上不曾提及的一个事实是：为了修建跑马场、板球场以及棒球场，大约60户中国家庭的宅院和先人的墓地被征用，住户被迫搬迁。

尽管有了上述发展中的各项活动，但是跑马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上海较广州与澳门更适合饲养马匹，因为蒙古马商传统上不会越过长江继续南行。他们驱赶着数以百计的野马，“一群毛发蓬乱的小生物，与其说是马，不如说看起来更像大狗或熊”，参加一年一度的马匹集市。这些马的购买以及饲养费用并不昂贵，只是在它们的野性以及厚厚的毛皮之下，马的特征和潜力很难预判，所以收购马匹就是一场赌博。3月份，给马匹剪毛之后，它们展露了匀称的四肢、强健的躯体、有力的背部以及粗壮的脖颈。“与中国矮种马相处的第一个月是漫长的争夺战，主人的身上遍布瘀伤与咬痕”，还有就是，“因为它们总是把辔头咬在牙齿后面，很难控制它们的奔跑速度”。经历又踢又咬的过程以及每天的练习，主人们骑着马参加春夏之交举行的所有比赛。人们热衷于赌马下注，还为中国马夫专设“本土奖金”。

在上海开埠初期，开展猎狐活动并不容易，因为那里没有狐狸，而且进入郊野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越野障碍赛马开始于1855年。1863年，一些居民以及驻上海的军官开始玩猎纸，在克里米亚和印度他们已经这样做过，这是一种替代猎狐的运动。让一个人充作狐狸，骑马先行，沿路抛撒纸片留下踪迹，身后是其他想要抓住他的人。1863年12月位列第一的“猎手”是奥古斯都·布鲁姆先生，所骑矮种马名为“穆德”……第二名的获得者是戈尔—布思（E. H. Gore-Booth）先生，他骑了一匹名为“博格特洛特”的马。1866年，《北华捷报》报道，在猎鸟和野鸡的日子里，“若是这些鸟在市场上出售……中国人每天都有机会目睹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疯狂行为……猎纸是‘与之比肩的疯狂举动’，周末观察员们会看到两个男人……冒着生命危险飞奔在田野河道之间，不可避免地摔倒无数次，浑身透湿也是非常可能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撒纸片，让其他追随者身处同样的困境并得到乐趣”。

当地农民并不是简单地将上述活动视为“疯狂举动”。研究上海猎纸活动的历史学家称，反对该活动的人士是“一群偏激者”，他们坚持近乎不合情理的保护措施，要求毁坏的庄稼必须全部赔偿。中国农民就所受损失提出不实索赔要求的故事不断出现，比如说那些人在当地农田上空射击，中国人指控称，田地里到处都是**小弹丸，要求经济补偿。

开埠早期阶段，上海的社交活动绝大部分是男人的事情。最初只有极少数妇女在条约口岸，大部分还是传教士的配偶。首次单身舞会在1850年11月举行，5年之后，举办了第一次赛马舞会。迟至1864年，共济会举办了他们的第一次舞会，“现场男女比是10位绅士对一位女士”。尽管如此，第一位裙装裁缝大约在1859年就已经来到上海。1861年，上海巡捕房前督察的妻子克利夫顿夫人开始经营一家女帽店。

找到一位合适的单身女士也许不容易，但婚礼却在举行：圣三一堂第一位管风琴师麦克里尔·史密斯的女儿，嫁给了詹纳·霍格先生；上海的第二任总领事阿礼国先生（后来成为爵士）与上海首位随军牧师约翰·洛德的遗孀结婚（牧师在1849年溺亡）。像这样丧亲者之间的组合相当普遍。

上海的教会增长迅速。1848年，在更靠近内地的徐家汇建起了圣伊纳爵堂（现存的天主堂建于1906年），教堂用地属于中国最著名的天主教皈依者徐光启的后人所有。徐光启是利玛窦的学生，利玛窦是16世纪耶稣会在华传教的创始人。新教首次宗教仪式于1843年在英国领事馆举行，主持人是麦都思。1848年，宝顺洋行的比尔出资建起了不太坚固的主教区三一教堂，宝顺洋行的专项是“船运、飞剪船（鸦片走私船），诸如此类”。三一教堂的建制粗糙，经常需要翻修，终在1866年被推倒。就在同一年，年轻的建筑师吉尔伯特·斯科特在英格兰绘制了后来新教堂的图纸，采用“13世纪早期的哥特式”风格，但是建设资金不足。后来当地一位建筑师威廉·基德纳对图纸做了加工（圣三一堂的塔楼在1893年安置）。即使缺少资金，新教徒还是在1853年靠近山东路医院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小教堂，由伦敦会传教士雒魏林掌管。

一些早期的外国定居者相当长寿：阿礼国领事在88岁去世；广州领事麦格雷戈，虽然因为健康原因在62岁退休，但是活到了92岁；帕里什，厦门领馆的高级参赞，同样因为健康退休，81岁去世；还有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在35岁的时候辞职，后来成为国会议员，活到83岁。不过，更多的侨民还是早逝的。在领事馆的名单上，可以看到在条约口岸建立的早期阶段，有许多领事馆雇员早逝。伟烈亚力收集的新教传教士讣告（1867年）显示，除了那些淹死的、被海盗杀死或者在妻子“崩溃”之际提前离开的人员，剩下来的大部分人即便没有患上致命的疾病，也都饱受慢性病折磨。他们的健康在定居数年之后变差，许多人在返航途中死于圣赫勒拿岛附近，尝试摆脱热带疾病的努力往往徒劳。

一项对当地医疗条件的早期研究指出了部分问题，尤其是那些过度放纵的商人阶层碰到的问题。韩德森编撰了《上海卫生学或中国保健知识》（1863），在上海的医院工作仅仅4年之后，他本人就真切感到“健康指标每况愈下”，病魔缠身。他后来前往日本，将此看作改善健康的“最后办法”。他最终死于长崎，在去世数周之后，他的遗孀失去了他们的幼子。

韩德森承认“当长期身处闷热的环境之中，无可避免会有全身无力、虚弱之感”，他同时认为，海上航行会让人的身体变差，“一位英国人乘坐半岛东方邮轮公司的轮船抵达上海，因为饱食终日，他的身体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处于疾病的临界状态”，他曾经“身处闷热天气之中，所吃食物富含营养和刺激性；与此同时，身体锻炼在很多情况下被搁置……又暴饮不限量免费供应的五花八门的酒精饮料”。

韩德森的批评让我们对于上海商务居民们喜爱的餐饮有了一些认识。他奉劝侨民，在夏季不要食用水果或蔬菜，而且他坚信，“夏天住在华东地区的人，如果正餐喜欢来上一大盘羊肉、小牛肉、家禽肉杂烩米饭或是咖喱饭，再佐以两三杯满满的红葡萄酒，或者莱茵河谷地区的白葡萄酒，肯定会出现轻微腹泻、拉痢，或者肝功能失调”。

很不幸，他的大部分病人“以一道浓汤作为正餐开始，外加一杯雪莉酒；然后众人分享一两道菜，配香槟酒；接下来是一些小牛肉、羊肉或者家禽肉以及培根，喝更多的香槟酒；随后是咖喱饭和火腿；饭后游戏完了之后接着吃布丁、油酥糕点、果冻、蛋奶糊或者牛奶冻，香槟酒自然少不了；接着是奶酪和沙拉，还有面包和黄油，一杯波特酒；很多时候还会品尝橘子、无花果、葡萄干和坚果，喝上两到三杯红葡萄酒或者其他什么葡萄酒；如此可怕的餐食最终以一杯浓郁的咖啡和一支雪茄烟结束。”

因为上海的水过于危险，不适合饮用，摄入液体成为一个问题。在韩德森看来，喝茶时摄入的药剂量足以“杀死一只成年青蛙”，他总结道，“在如此这般的天气之下，适量饮用葡萄酒，对一个人的健康有所裨益……我指的适量，是每天3杯到五六杯波特酒或雪莉酒，或是半瓶法国或德国产的葡萄酒”。他认为在炎热的气候下饮用香槟酒是安全的，不过他警告不要过度摄入苏打水：“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刚来上海的时候，身体很棒，前途大好；他总是吹嘘，夏天的时候每天要喝下18瓶的苏打水，还吃各种各样的水果。只不过，这样的情况并未持久，来到上海的第二年年底，一场急病夺去了他的生命。”

锻炼身体只有在冬季和春季才会被考虑，目的是“刺激身体全部功能”，散步是最佳方式，虽然“辛苦且乏味，而且……常常办不到，因为糟糕的路况……骑马同样也非常不错”，“实在是太遗憾了，上海没有板球场地”（尽管在另外的记载中，上海首次板球赛事于1858年4月22日在虹口举行）。

韩德森相信，“许多腹泻、痢疾以及疟疾患者都是因为在秋天没有穿足衣服所致而不是其他原因……即使是在盛夏酷暑季节，肚子上也应该盖一条毯子。手和脚以及胸部暴露在外也许没什么，但是睡觉时没有盖好肚子，会很不安全。”他的建议得到采纳，一名住在汉口的居民在1863年4月写信给他的父亲：“告诉我妈妈，夏天的时候我系了法兰绒衣带，我想我告诉过她，贝拉（Bella）在亚历山大城做了两条给我。”

在关于衣物的评论中，韩德森推荐比亚麻布更凉快的棉布。他写道：“不必怀疑，这是最佳的热带气候防护用品，能减少皮肤出汗；我在这里再提醒一句，更换贴身所穿亚麻衣物不要过于频繁，新来的欧洲人常有这个习惯。”也许还算幸运，韩德森并不赞成那些反对淋浴的专家们的意见。

作为医疗传教士，韩德森同样关心灵魂的福祉，他建议，通过学习四福音书来掌控“激情”。尽管不少指控称“热带地区的情况有些特殊，这种气候令人兴奋，人的激情指数较温带地区更高”，但他本人“从未见过有人因为保持自我纯净而受到折磨”。他建议提升“对高雅文学的欣赏品位”，尤其是对这样一本“关于人的责任、人与造物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想知道的一切都能从中得到的书”。

对部分人而言，《圣经》能够作为生活准绳，但也有很多人觉得它的约束还不够强有力。包括赫德在内。早期领事馆的官员有相当一部分包养了中国情妇，他在1854年8月抵达香港后不久，开始记录他在领事馆的日常工作。韩德森一定会因为赫德8月27日的记录而兴奋：“为了活得虔诚且正直，我必须遵从上帝的指令；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知道它们是什么。因此我必须持之以恒地学习《圣经》……我必须小心，不能任由邪恶欲望或是罪恶想象的蛊惑而犯罪。”但是很快，在他到达宁波后，当年秋天，他写下这样的文字：“几位中国女子从我的窗户外偷窥我。我希望能自我控制。很多诱惑围绕着我。”到了1865年，赫德已与他的中国情人阿瑶生育了3个孩子。

韩德森用“概论”总结他的短文，他还讨论到多变的气候。夏季闷湿是所有条约口岸的特点，气候的影响十分明显：“靴子和鞋子发霉，胶水与糨糊很快失去了黏性，家具散架，墙纸很快就毁了。”居民们被建议前往高地居住，为的是能够“避开瘴气影响……黄热病、疫病以及持续且反复的发烧，此类病菌传播无法超越特定高度”。

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不长时间里，韩德森注意到上海可怕的高死亡率。他呼吁增加房子的层高，加速开挖排水沟、下水道，尽管在这座城市的沼泽泥地上，开挖工作难度很大。与此类似，后来的上海城市建设路线致力建设水管网以及卫生的乳品店，一切都再清楚不过：开埠初期，上海的卫生条件并不尽如人意。当地水质情况堪忧，充斥着垃圾、排泄物以及“腐败的尸体”，也就是说，即使是洗衣服也会染病。“干净的”衣物留有令人作呕的气味，“洗衣工”手痒不止或是患上湿疹的情况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宁愿花上两周时间，将脏衣物寄到日本去洗。

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上海的外侨直到1870年才开始大声呼求建立自来水厂，让工部局开始规划水厂项目并做出预算。不过真正的建设要等到1879年。那一年法租界发生一场灾难性火灾，因为缺水，火势失控，损失惨重。1882年，输水管网铺设完成。外国居民付费用水，但大部分中国居民继续从“挑水同业协会”（该协会反对任何免费供应干净水的提议）的成员那里买水，这些从黄浦江抽出的水被装入桶中出售。

和韩德森一样，早期在上海的很多传教士都是医生，他们将传道与治病加以区分，因为他们的意愿是接触中国人，改变他们的信仰，将他们的专业医疗技能提供给当地民众。韩德森工作的伦敦会医院，为了让更多中国病人受益而对外开放。该医院建于1843年，位于上海城的南大门不远处，1861年迁往山东路。1862年，第一家为在沪外国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法国医院，在法租界黄浦滩和科尔贝大街一角开张，工作人员是来自慈善团体圣云先会（圣味增爵会）的修女们，不过此前外国人也能得到医疗救治。随着蒸汽轮船速度的提高，大部分外国病患想方设法回国治疗，法国医院因为治疗“穷患者”出现财务危机。尽管市政基金的拨款很快就会到位，但为了“能够帮助医院摆脱困境”，有人提议，未来由工部局每年拨付定额款项，补足亏损，避免此类危机再度发生。此举措必然引发新教徒的抵制。匿名信件被寄往当地媒体，其中称天主教修女折磨病人，坚持不懈地想让病人在临终之前改宗皈依。最后，法国医院变身为上海公济医院①，从原先的地点迁往苏州河北岸。

虽然有医疗方面的努力，但是数十年来，由于卫生设施不足，加上饮食过量，对墓地的需求不断增长。上海第一处墓地建在山东路，20%的墓葬采用“石棺形式”，这是1844年一次居民大会的决议。埋骨于此的人包括宝顺洋行合伙人比尔。比尔曾经担任驻沪普鲁士领事，他是极少数死于上海并葬于上海的洋行首脑之一（开埠早期阶段，大多数洋行首脑都回苏格兰养老，那里有高屋顶的建筑和令人心旷神怡的气候）。曾任上海海关税务司的法国人、索邦大学前图书管理员史亚实（Arthur Smith），同样安眠于山东路的墓地。到了1863年，这块墓地开始不堪重负，32随后在上海出现了11块不同的墓地，其中一些特供区域内的指定人群。它们是帕尔西墓地、犹太人墓地以及一块单独的海员墓地。

如果上海的外国居民总是不能如所期望的那样生活，就不会有这座条约口岸的繁荣。1860年，上海的侨民数量实现了规模与类型的双增长。它的公共服务、自治性以及其他方面也都得到拓展。对一位领馆官员或是茶商而言，上海是相当舒适的。相比之下，其他一些条约口岸正在努力奋斗，当地的居民被迫迎战，遇到的各种困难远甚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