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班凯乐

翻译：皇甫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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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这个世界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甚至迟在15世纪便已经构成了一个整体。早期全球化的贸易网络给欧洲带来了香料、给美洲送去了茶叶，也将烟草送给了亚洲。烟草透过种种途径进入中国腹地，和番薯、辣椒这些美洲作物一样构成了今天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它不但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同时也塑造了新的烟草文化，给予烟草以独特的社会意义。例如，明清妓女们的烟枪象征着风情；民国上海文人指间夹着的卷烟代表着现代城市景观，老北京嘴里叼着的烟袋意味着沉淀在古老历史中的浓浓乡愁，在大航海时代以来传入中国的诸多事物中，恐怕没有任何一种舶来品可以实现如此程度的本土化（或许辣椒可以相提并论，但它们的性质并不相同），以致古人、时人谈及烟草时，都不会认为它是一种完全来自国外的作物。

《中国烟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是一部讲述烟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作者班凯乐（Carol Benedict）利用方志、农书、笔记、游记、诗歌、清末报纸、民国小说与香烟广告细致地探索了烟草以及烟草文化的传播过程，以此探讨中国参与早期全球化的历史以及独特的消费文化的形成。凭借史料丰富，视角的新奇，此书获得了2011年费正清东亚研究奖。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名妓、娼妓和艺妓的烟草消费

17世纪初，吸烟成为高级青楼提供的商业化招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打茶围”仪式的一部分，向男性客人呈上烟管成为惯例，顾客借此礼节性地拜访房间中的女子，表明他设宴款待的意图，希望最终与她交欢。名妓不仅向其顾客提供烟草，而且由于和他们聊到深夜，名妓自己也与之一道吸烟。许多晚明时期沉湎声色的年轻人在江南风月场所里寻欢作乐，他们很可能从花钱雇来的女性同伴那儿学会了吸烟（反之亦然）。

17世纪40年代的事件使江南名妓文化遭受重创：许多艺妓居住的南京秦淮区被摧毁，直到18世纪末才得以恢复。扬州等其他城市，在清军占领的几年之内开始重建风月场所。随着对城墙的修复、当地名胜的重建，以及官府衙门的恢复，用于娱乐和性消遣的设施也在清代初期重建和扩张。名妓经常出席像王士禛在17世纪60年代举办的那种文学聚会。尽管世事变迁，对于许多士大夫而言，晚明名妓文化还是代表了“一个失落的优雅世界，被残酷的满洲人入侵所破坏”。然而，梅尔清指出，至少在扬州，“欢娱不仅仅是对前明怀旧的简单幻想，而且也是城市重建的非常真实的一面”。随着以江南为中心的奢侈品长途贸易得以恢复，许多在名妓及其顾客中流行的产品，包括优质地方烟草，再次出现。在秀丽的私家园林或扬州风景名胜，当王士禛的朋友和熟人点燃他们的烟管时，他们的女伴可能会一起进行这项消遣。

或许因为美丽而成熟的名妓与她们的顾客一起享用烟草，中国男性和欧洲男性一样，经常将吸烟和性联系在一起。清秀的女子吞云吐雾令一些清初的诗人着迷，其中的几位写了“闺阁诗”，包含美人在闺阁独自吸烟或与情郎一起吸烟的形象。虽然在之前几个世纪美人指的是宫廷女子，但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这个词主要指的是理想化的名妓，在人们的想象中，她们具有迷人的外貌，并从事特定的活动，诸如备茶、捕蝶，或者春晨赏花。清初的美人谱录将这些消遣分类编目，将之概括成可以被用在一首诗中的短语。随着“上秋千飞红如雨”，一位美丽的女子也“玉唇[烟杆]含吐亦嫣然”。上述这一行为见诸一段描写吸烟美女的长诗，尤侗（1618—1704年）认为此诗是其友人董以宁所作：

起卷珠帘怯晓寒，侍儿吹火镜台前。

朝云暮雨寻常事，又化巫山一段烟。

乌丝一缕塞香荃，细口樱桃红欲然。

生小妆楼谁教得，前身合是步非烟。

剪结同心花可怜，玉唇含吐亦嫣然。

分明楼上吹箫女，彩风声中引紫烟。

 天生小草醉婵娟，低晕春山髻半偏。

还倩檩郎轻约住，只愁紫玉不如烟。

斗帐熏篝薄雪天，泥郎同醉伴郎眠。

殷勤寄信天台女，莫种桃花只种烟。

形管题残银管燃，香奁破尽薛涛笺。

更教婢学夫人惯，服侍云翘有袅烟。

在某种层面上，这首诗可以被解读为一位效忠明朝之士对他的青春岁月的怀念和哀悼，那时尚未改朝换代、山河破碎。从另一个层面讲，这是一首情诗，突出了一个美丽女子对烟草的喜爱，暗指混合了吸烟和性的活动。

吸烟与性之间的联系形成于17世纪，并在整个盛清时期得以延续。18世纪江南风月场的乐趣包括大量旱烟、美味的河畔野餐和不分昼夜的赌博。华广生在19世纪收集了不少关于名妓生活的流行词曲，罗溥洛（Paul Ropp）对之进行了翻译和分析，其中一些诗句显示，在商业化性行为之前的殷勤款待的仪式化表现中，烟草一直非常重要。例如，《叹五更》的作者无名氏表达了她对不得不与醉汉交谈，然后交欢的沮丧和绝望：

二更里，窗前月光寒。

可怜奴家应酬难；

好心烦，人来客往把话谈。

烟茶我亲手递；温存带笑颜。

怕的是：酒席筵前遇醉汉；

红颜薄命说不尽羞惭。

不知何日才跳出是非关？我的天哟！咳，为银钱，才吃这碗饭。无论诗歌、叙事散文，还是流行的视觉表现，通常都以色情挑逗的方式，将传统清代“美人”描绘成独自在闺房里吸烟。这样的表现是更为悠久的文学和艺术传统的组成部分，这一传统通常展现一个孤独的女人在奢华的房间里苦苦思念她在外或去世的伴侣。这些“闺怨”传承了16世纪情诗和唐代唱词的主题和惯例。孤独的吸烟美人在清代成了一种常见的隐喻，并最终在20世纪的卷烟广告中被重新定义（参见第九章）。

例如，女诗人朱中楣写于明清更迭之际的《美人啖烟图》就描写了一个孤独却充满欲望的女性吸烟者：

惜惜佳人粉黛匀，轻罗窄袖晓妆新。

随风暗度悲茄曲，馥馥轻烟漫点唇。

朱中楣的作品表明，这是一首描写某位吸烟女子真实形象的题诗。笔者并未找到任何17世纪描绘吸旱烟女性的画作，但此类图像后来变得颇为常见，尤其在19世纪年画之类的商业画中。例如，一幅嘉靖年间在苏州桃花坞作坊制作的印刷品，正是展现了这样一位独处华丽闺房的美人，端庄地吸着一支银质水烟管。

最终，人们普遍认为，可吸食的鸦片是一种性事的辅助品，在“房中术”中配合烟草使用。事实上，从18世纪末开始，名妓就经常将鸦片烟枪和烟草一起提供给她们的顾客。19世纪，中国许多地方的妓院被称为“花烟间”，而“烟花”则是妓女的委婉称谓。在清代医学文献中，烟草被建构成具有强烈的温补特性（参见第四章），被认为能够激发身体的阳气，这种治疗功能对增强男女两性的生殖力都有好处，而对患有阳痿的男性特别有益。此外，烟草的阳恰好抵消了鸦片的阴性，这被认为可以防止早泄并延长性耐力。在发生性关系之前，烟草和鸦片通常以不同的烟管被一起吸食，两者被混合起来或者相互交替。

因此，对于生活在明清时期的精英男性而言，一些女性烟草消费的形式从很早开始就与性有关。无论是在普通妓院还是上等青楼，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场所与男性一起吸烟的女性都被认为可以和不止一个男人发生关系。尽管如以下章节所讨论的，女性吸烟也有许多其他的意涵和关联，然而，公然吸烟和滥交之间假定的联系是清代烟草文化中持续不断的一股潜流。

在整个晚期帝国时期，高尚贞洁的妇女可以在隐蔽的地方与亲朋乃至男性宾客一起吸烟，而不用担心有伤清名。吸烟行为本身并没有被视为女人行为不检的标志；重要的是女性吸烟的地点和方式。

盛清时期“体面”妇女的吸烟

到18世纪，男性知识分子恢复了研究经典文本的兴趣，加上清朝的国家政策聚焦于妇女和家庭，以致出现了曼素恩（Susan Mann）所说的盛清时期的“人伦道德”（familistic moralism）。17世纪的浪漫主义渐行渐远，色情的“闺阁诗”也变得不太常见。虽然从17世纪开始，吸烟就在妓院和青楼的社会交际和性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吸烟从来都不是只有“堕落”的妇女才做的事情。事实上，在整个18和19世纪，对于不同社会出身的妇女（包括上流士绅的妻子）来说，吸旱烟都是一种得体的女性行为。

精英家庭的妇女通常在隐蔽的房间里，或在府邸内的园林中私下吸烟。卧室是许多女性吸烟者最喜欢吸烟的地方，无论是独自吸烟，还是和丈夫或女性密友一起。一位只知是静海（天津附近）吕氏之妻的无名女诗人塑造了一个孤独的女子在梳妆台前独自吸烟的形象，她曾描写在一个如此狭窄的地方不便使用特别长的烟袋：“这个长烟袋，妆台摆不开。伸时窗纸破，钩进月光来”。

如前文所述，描写妇女独自在闺阁吸烟的文字可能被指责是色情的。事实上，“长烟袋”这首诗是以闺怨风格写的，令人想起一位思念在外丈夫的女子。然而，有时候，孤独女性吸烟者的形象仅表示，和男人一样，吸烟也是女人在闲暇独处时享受的日常娱乐。许多妇女似乎一觉醒来就要吸上一管烟。例如，金学诗（18世纪）描写了17世纪苏州小姐在中午下床前抽一筒烟的嗜好。女人刚醒时可能独自吸烟，但白天她们通常聚在一起吸烟。在家里，良家妇女和她们的丈夫、其他男女家庭成员，甚或男宾一起吸烟。吸烟作为女子同性交际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文康（1798？—1865？）的晚清小说《儿女英雄传》中得到了丰富的展现。其中一个场景是主人公安学海的妻子与另一个妇女坐在炕上一起吸烟、聊天。而在另一章中，女主角张金凤和她的母亲饭后一起吸烟。这部小说还对男人和女人在家里一起抽烟袋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一次，张金凤的丈夫安骥试图让她和二房何玉凤（又称十三妹）都加入一场喧嚣的饮酒游戏，当时张金凤正在吸烟。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妻子都对安吉的行为不满，而在何玉凤斥责他时，金凤静静地坐着吸烟。事实上，一起吸烟并不总是和谐的：戴真兰（Janet Theiss）讲述了（1740年）一个嫁入河南随州富裕士大夫家庭的进士女儿的故事。

 当她反对丈夫纳她的一个女仆为妾时，遭丈夫掌掴，丈夫还想将她正在抽的烟管塞进她的喉咙，借此杀了她。撇开变态行凶不谈，男女一起吸烟一般被视为家庭稳定的象征。男人通常前往女人的寝房吸烟。苏珊曼和白馥兰（Francesca Bray）都曾指出，男人在复杂而竞争激烈的世界压力过大，安静的“内室”房间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根据记述清代习俗的日文汇编《清俗纪闻》，白馥兰特别关注在隐蔽的女性空间内，男性与他们的妻子一起享受“惬意的亲昵行为”，指出他们会经常“去妇女的寝房饮茶和吸烟”。良家妇女的交际性吸烟也扩展至与男性宾客一起吸烟。在《儿女英雄传》中，安学海拜访一位老当益壮的昔日高手邓振彪，小说中他是何玉凤的师父。当邓振彪的姨奶奶被邓振彪的女儿（诸大娘子）唤来帮客人上茶点时，她将长烟袋（她已经在抽的）递给安学海和诸大娘子。而两人都不愿吸。农村小妾向社会地位更高的人递上自己的烟袋和她所谓的高级烟草，她的粗俗使一个妇女在客人面前吸烟的虚构故事变得更加幽默，而且这个故事与来华外国旅行者的观察相类似。例如，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记述了1824年他（还是个男孩时）在到达广州后不久参加的一个新年宴会，宴会上大多数妇女都吸着“细长精致的”烟管。妇女在家庭空间里与家人朋友一起抽烟袋的视觉形象经常出现于杨柳青等作坊制作的流行年画中，这表明此类形象在19世纪末相当常见（参见图5）。各方史料都表明，似乎在清代的大多时期，只要在恰当的家庭场景中，妇女在男人面前吸烟就不会与行为不检联系在一起。

在结束讨论清代妇女吸烟的主题之前，有必要提到一类妇女，对她们而言，烟草不仅与性、社交或休闲有关，而且与脑力劳动和文学成就联系在一起。至少有一些清代早期和全盛时期的女作家吸烟，而且她们和士大夫都认为烟草可以净化心灵，并激发作诗的灵感。与男性同行一样，描写烟草的女性吸烟者（至少作品流传至今的那些）往往通过各种文学网络相互联系。袁枚（1716—1798年）的一位女弟子骆绮兰（1755—1813年？）不经意间提到，她在作诗时吸烟。在袁枚的另一位女弟子归懋仪（大约1762—1832年）描写烟草的一首诗中，将创造力和吸烟联系在一起：

谁知渴饮饥餐外，小草呈奇妙味传。

论古忽惊窗满雾，敲诗共讶口生莲。

线香燃得看徐喷，荷柄装成试下咽。

缕绕珠帘风引细，影分金鼎篆初圆。

筒需斑竹工夸巧，制籍涂银饰逞妍。

几席拈来常伴笔，登临携去亦随鞭。在这首诗中，归懋仪挪用了男性士大夫的情感，将烟草和烟袋作为学者生活的必要装备。其他名气稍逊的女诗人也描写了在写作时吸烟的乐趣。例如，沈彩（18世纪末）写道：“自疑身是谪仙姝，沆瀣琼浆果腹无。欲不食人间烟火，却餐一炷淡巴菰。”无论是高级妓女还是名流夫人，精英妇女一般都被描绘为在隐蔽的地方吸烟。相比之下，普通妇女势必在公共场所吸烟，要么在市场上，要么在田地里。即便在家，她们也不一定在私下吸烟，因为逸出小房子或庭院的烟味会让邻居或路人察觉主妇在里面吸烟。无论在前文讨论的士大夫文化中，还是在鬼故事之类更为通俗的文化形式中，一个独自吸烟的女人通常意味着性欲没有得到满足。有时这样的行为被视为卖弄风情的挑逗。在戴真兰分析的几起18世纪的强奸案中，一个女人在家门口甚或在自己家里独自吸烟的事实，也被所谓的强奸犯（错误地）解读为一种女子愿意发生不正当关系的信号。保拉巴德妮（Paola Paderni）描写了一起1735年的谋杀案，案件中丈夫因怀疑他的兄弟和妻子有奸情而杀了他们，他将妻子不同寻常的夜间吸烟举动援引为她行为不检的证据。包捷指出，袁枚几篇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将向吸烟的妇女借火作为搭讪的一种伎俩。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受雇劳工使用了这一策略，1735年他被宣判谋杀了他女友的另一个情人。这个情人以借火抽烟袋为借口走进年轻女子的家门，开始了这桩风流韵事，嫉妒的劳工割开他了情敌的喉咙，这段不正当关系以暴力的方式收场。因此，早在卷烟被等同于自由而轻浮的20世纪“摩登女郎”之前，一个公然抽烟袋的女人就在某些方面与淫乱放荡联系在一起。

海派与京派，烟卷与烟袋

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特别是在与海派（或曰上海风格）相关的著作中，卷烟首先被视为现代城市景观。立足于上海的作家，尤其是那些为文学期刊或大众杂志撰写短篇白话文的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经常选择卷烟作为主题。诸如林语堂的《论语》等期刊贡献了有关吸烟的诙谐见解。林语堂自己在1929年和1935年之间写了许多关于吸烟乐趣的文章，包括一篇论戒烟“不道德”的讽刺名文。在这篇文章中，林语堂指出，“偏离”吸烟的道路而屈服于戒烟的“诱惑”三个星期之后，他兴高采烈地派仆人出去买一包白锡包。

新月社的作家也开始注意卷烟，将之作为他们所崇尚的某些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象征。例如，接受英式教育的浪漫诗人徐志摩（1897—1931）在1926年写了一篇题为《吸烟与文化》的文章，发表在新月派杂志《晨报副刊》上。这篇文章颂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烟雾缭绕的沙龙（徐志摩曾在剑桥大学学习了两年），培养了伟大的英国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才能。徐志摩表示，中国的大学也可以利用一点儿他所谓的“抽烟主义”，他的意思是一边进行立场鲜明的争辩和讨论，一边连续不断的吸烟，来开阔学生的眼界并唤醒他们的自我意识，就像剑桥对他所做的那样。

在现代派和新感觉派的几位上海作家的作品中，香烟的意象也至关重要。这些作家以他们对上海都市环境的印象派描述而闻名，他们用名牌卷烟以及其他商品来凸显现代都市文化的物质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穆时英（1912—1940），他正如李欧梵所言，“体现了一个真正都市化作家的性情和精神”。穆时英把他作为一个国家化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包括他对吸进口烟的嗜好写入了他的小说。各种卷烟品牌，包括骆驼、吉士、白锡包、金鼠、美丽和哈德门，以及他的最爱的黑猫牌香烟，都融入了他写的故事。正如史书美所指出的，穆时英在这方面效仿了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1898—1947）。横光利一的小说《点着的卷烟》在1930年被译成中文版《点了火的纸烟》。在这个故事中，男性作家自省式地探讨他对女性读者的吸引力，连贯的叙述中不时插入外文的进口卷烟品牌。穆时英同样将卷烟作为小说中的关键道具。他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就以英国卡雷拉斯公司生产的著名卷烟品牌Craven “A”为标题。在首次发表于1933年的故事中，Craven “A”指的既是黑猫牌卷烟，又是舞女余慧娴，她是男主角袁野邨欲望的对象。史书美分析，余慧娴的身份与一种外国商品合而为一，这种写法使她成为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其存在仅在诱发袁野邨被压抑的性渴望时才有意义。袁野邨只用余慧娴消费的卷烟品牌称呼她，如果说这种做法抹杀了余慧娴的人性，那么出于同样的原因，外国卷烟也被作为迷恋的对象而赋予了人性。袁野邨第一次注意到余慧娴是由于Craven“A”“纯正的郁味从爵士乐里边慢慢儿的飘过来”。他幻想着一个尚不知姓名的女人神秘而迷人的身体“地图”。在这段漫长的色情幻象中，他注意到她的嘴，像内核喷涌着火焰的“火山”，喷出Craven“A”的炙热的芬芳。

Craven“A”卷烟与性欲之间的关联贯穿了整个故事。在和袁野邨及其朋友一起坐下之后，余慧娴轻佻地让袁野邨到她的桌上拿Craven“A”卷烟。当他说：“我有烟”时，她说：“不，我要Craven‘A’”。他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我爱它那淡淡的，浅灰色的烟味。”然后他们调情的话题转移到包装上的图像：他拿回了盖上蹲着只黑猫的红盒子并说道：“我叫你Craven A，小姐”。她回应道：“留心，黑猫是带着邪气的”。他回答说：“黑猫也是幸福的象征。”她笑着说道：“我叫你黑猫，好不好？”最终，袁野邨和余慧娴之间的关系只是短暂的，但袁野邨对Craven“A”卷烟的迷恋和忠诚却得以延续。在小说的最后一幕中，他坐下来独自抽着烟，在烟雾中他看到了一个疲倦的、寂寞的、半老的妇人的影子。

穆时英也用不同的卷烟品牌名称来表示角色的阶级和社会地位，他在早期关于落魄的无产阶级工人的小说《黑旋风》中就采用了这种表现方式。一个角色在与工厂弟兄的谈话中归纳了劳工和大学生的差异：“他们（大学生）有钱，可以造洋房。风火墙，大铁门，不是现成的山海关吗？你有力气，有血性，只能造草棚，一把火，值什么的？……他们抽白锡包，汪大哥只能抽金鼠牌；……他们的头发擦司丹康，我们擦轧司林；他们读书，我们做工。”这个故事毫无保留地揭示了上海卷烟品牌所标志的阶级差异。

《烟》是另一篇以阶级为主题的小说，主角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学士，雄心勃勃地想要建立一家大公司，作者用不同的卷烟标志这位主角的成功或失败。故事开头，这位青年企业家拥有一副全新的烟具、新的派克钢笔以及其他的物质图腾，他用这些物品象征他进入了上海商务阶级。当他向他的大学同学们一再宣扬他的商业计划和致富蓝图时，他们一起抽吉士和骆驼。最终，他所有的宏图大志都化为泡影。当他发现自己已经完全破产而且一贫如洗，他把吉士牌的空包扔在地上，掏空口袋找零钱到纸烟店买烟，但他只有十六个铜子。当纸烟店的伙计问他：“买什么？”他羞愧地回答：“买一包哈德门。”当他拿了伙计抛到他面前的哈德门，他几乎要哭出来了，觉得自己和那包卷烟一样渺小而廉价。他打开包装，点燃一支烟，然后慢慢地走开了。

穆时英的故事虽然表明卷烟消费在上海普遍存在，但也凸显了上海都市吸烟文化的局限性。在穆时英想象的世界中，最优秀的品牌，诸如黑猫、吉士、骆驼和白锡包等，都是舶来品，或者是用顶级进口弗吉尼亚烟草制成的。用国产烤烟在上海制造的哈德门牌卷烟是低档和廉价的，配不上成功的现代企业家或老道的都市上流人士。在他看来，只有城市远郊工厂里粗鄙的工人才会抽金鼠或其他国货品牌。在他的故事中，上海的文化和知识先锋都强烈地希望拥有国际现代性的象征，其中就包括进口的名牌卷烟。一边崇尚只有富人才能享用的外国品牌，一边贬低普通人实际消费的本地产品，这样的小说表现方式将卷烟塑造成一种与独特的上海生活方式相关联的西式新产品，使卷烟的这种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卷烟一直和“西方”以及上海特定的都市环境联系在一起，与之并行不悖的是同时代的另一种表达，即用“传统”的烟袋象征乡村和北京这样“更古老”的

城市。

在“老北京”抽烟袋的乡愁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十年间，烟袋在北京持续存在，主要是因为对那些购买力有限的人而言，这是最便宜的烟草类型。抽烟袋被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学表达方式将抽烟袋纳入日常行为，构成了故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海被界定为一个高度西方化的现代城市，在那里一切都是新的。与之相比，北京是晚期中华帝国的权力中心，在20世纪30年代被普遍认为保留了文化传统和旧习俗。鄙视“陈旧”习俗的知识分子经常将此类“老北京”的形象强加给这座城市，但新传统主义者也乐于接受这种形象。面对高度商品化的上海文化所代表的全球化浪潮，他们在独特的本土习俗中保留了巨大价值。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老北京”日常生活的历史掌故是一种广受欢迎的文学类型。很多人怀念一种恐怕正在迅速消失的生活方式，受此启发，金受申（1906—1968）等作家为报纸和杂志写专栏，记录北京的传统习俗。在这类作品中，抽烟袋通常和斗蛐蛐、灯会、养鸟、地方吃食和手艺，以及季节性的节日并置在一起，代表了独特而节奏缓慢的北京生活方式。金受申自己也记录了几家著名的“老式”烟店，他们销售的烟丝和烟草用具深受北京居民的青睐。普通百姓如何点燃他们独特的长烟筒并吸上几口，这样的描写在文中比比皆是。金受申描绘的所有人物都穿着中式的长袍马褂，这表明他将抽烟袋塑造成一种过去的遗迹。

对“传统”北京的这种呈现，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北京的物质基础决定的，前章探讨过北京的经济不景气，同时这种呈现也反映了1928年国家政府迁往南京后，这座城市自我重塑的企图。正如董玥（Madeleine Yue Dong）所指出的，在20世纪30年代，寻求财政收入的城市规划者有意强化了北京作为古代传统保留地的形象。由于北京无法作为一个工业中心与条约口岸匹敌，也不再是首都，城市官员转而热衷于将之打造成一个旅游胜地。京剧、皇家建筑、历史遗迹和传统手工艺品都将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而城市的古老不再只是陈旧的标志，而是成了一种资产。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复杂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中，旱烟代表了更加悠闲的“生活艺术”，与“传统”的北京联系在一起。就像在以上海为背景的作品中一样，在关于民国北京的小说叙事中，卷烟作为“现代”的标志也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北京已被重塑为历史悠久的中国习俗仓库。在这种“古老”城市的背景中，许多京派知识分子都感受到全球化同质性力量所带来的危机，而卷烟就是其显著标志。当穆时英等上海作家利用名牌卷烟颂扬上海独特的现代性、商品化和国际主义时，在20世纪30年代描写北京的城市世界主义者往往消极地将卷烟等同于西方化、城市堕落，以及历史悠久的中国道德价值的沦丧。相形之下，这些作家怀旧地将烟袋与理想化的田园乡村联系在一起。

民国作家老舍（1899—1966）的名字几乎与北京这座城市密不可分，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就能找到这种对卷烟和烟袋的区别使用。在老舍描写20世纪30年代北京衰落和绝望的经典小说《骆驼祥子》中，卷烟就作为一种城市娱乐，诱惑并最终摧毁了主人公祥子。祥子年轻时从乡下来到北京。最初他不吸烟，那时他强壮、勤奋，并且决心为自己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他把拉黄包车的一些收入存下来，希望有一天能买自己的车。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必须放弃享乐，不能像院子里其他黄包车夫那样喝酒、赌博和吸烟，他偶尔对他的牺牲感到后悔，但并未放弃。三年之后，他终于买了自己的黄包车，但随后他被军阀士兵绑架，很快就失去了他的黄包车。此后，祥子不断努力摆脱贫困，但由于接二连三的不幸，他辛苦赚来的钱都损失殆尽。祥子一步步堕落，一开始沉迷于酒色，然后就染上了烟瘾。虎妞是第一个勾引他的女人，她假装怀上了他的孩子，骗他结婚。她后来真的怀孕了，但却死于难产。办完她的丧事之后，祥子开始拼命地抽烟喝酒，即便他并不是真正地享受：“越想越恨，泪被怒火截住，他狠狠的吸那支烟，越不爱吸越偏要吸。把烟吸完，手捧着头，口中与心中都发辣。”在后来的叙述中，祥子的绝望变成了逆来顺受，但他还是继续吸烟：“烟卷可是已吸上了瘾。一坐在车上，他的大手便向脚垫下面摸去。点着了支烟，他极缓慢的吸吐，眼随着烟圈儿向上看，呆呆的看着，然后点点头，仿佛看出点意思来似的”。虽然之前他不喜欢乱哄哄地喝酒赌钱，现在他却完全参与，经常把他的烟卷盒儿绕着圈儿递给大家，要是烟抽完了，他主动再买。最后，当他得知他爱上的一个妓女自杀了，他堕落到底了：“烟酒又成了他的朋友。不吸烟怎能思索呢？不喝醉怎能停止住思索呢？”祥子，一个正直的年轻农民，已经被城市折磨得自暴自弃、自怨自艾。最后，他慢慢往前蹭，低头瞧着地上，看有没有烟头可以捡起来。他染上吸烟的习惯，标志着他从骄傲的禁欲和正直沦为堕落与绝望。

老舍将卷烟作为象征，表现祥子从乡村移居到北京带来的道德沦丧，而他在小说中对烟袋的描写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思念家乡的时候，祥子回忆“老人们在冬日或秋月下，叼着竹管烟袋一声不响的坐着，他虽年岁还小，不能学这些老人，可是他爱看他们这样静静的坐着，必是——他揣摩着——有点什么滋味。现在，他虽是在城里，可是曹宅的清净足以让他想起乡间来，他真愿抽上个烟袋，咂摸着一点什么滋味”。对于祥子而言，或许对老舍也是如此，回忆中老年农民悠闲地抽着传统烟袋的形象，是他在废都中找到的逃避严酷生活的避难所。老舍笔下的黄包车夫，和上海的苏北车夫一样，都成了吸食卷烟的城市居民。由于习惯的改变而变成现代的上海人，上海的人力车夫可能会为此感到自豪，但在老舍看来，北京在20世纪30年代正经历经济衰退和混乱，而卷烟则象征着在此背景下西式城市化现代性的潜在危机。

由于毫无优势地被卷入了商品化的全球经济，北京正在发生变化。老舍的许多短篇小说都用卷烟来表达作者对此的矛盾心理。在《老字号》中，新掌柜向所有顾客派发免费卷烟，哪怕哪些“买半尺白布”的人也不例外，这种做法惹恼了一名有尊严的老伙计，他认为这无异于妓女在街头拉客。店铺里弥漫着愈发低档的顾客（“大兵，清道夫，女招待”）烧的卷烟，但这样做生意把这家“老字号”跟对门的竞争者拉到了一个档次，那家店铺的掌柜“踏拉着鞋，叼着烟卷，镶着金门牙”。粗俗的西式销售技巧、烟雾缭绕的房间，以及向所有顾客派发免费卷烟的愚蠢做法玷污了一家老字号绸缎庄的声誉。

老舍对卷烟的矛盾心理在20世纪30、40年代创作的几篇散文中也很明显。老舍自己也承认，他对卷烟上瘾，在20岁（大约1919年）就养成了吸烟的习惯。在1934年为林语堂的《人间世》杂志写的一篇散文中，老舍提到吸烟是他每个清醒时刻的一部分：无论读什么，看什么，听什么，都忠实地吸着烟。他的习惯决定了他去哪儿以及他见谁：例如，他不去图书馆，因为那里不准吸烟。书里告诉他吸烟有害他的健康，他也在某一瞬间想过戒烟，可是甚至还没等他想完，他就已经又点上了一支烟。

在另一篇1942年写于重庆的散文中，老舍描述了他的朋友何荣（1903—1990）戒烟的经过。战争中他俩一起从武汉逃往重庆，途中住在一个房间。在武汉，他们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袖非常活跃。在那儿他们喜欢抽英美烟草公司的“大前门”和“使馆”牌卷烟，因为“大英”牌不够味儿。等他们到了重庆，他们喜欢的牌子要么买不到，要么太贵，他们发现“大英”牌越来越够味儿了。渐渐地，英美公司低档的“老刀”牌与“哈德门”“又变成我们的朋友”。但当他们逐渐适应相对廉价和大众品牌的口味时，何荣由于吸烟的开支太大决定彻底戒烟。他的意志力只坚持了一天——这对他们两人都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因为何荣在屋里时，老舍也不敢点烟。第二天何荣带了一些廉价的土产卷烟回来。“你尝尝这个”，他让老舍。“才一个铜板一枝！”但是，他们谁也受不了土产卷烟刺鼻的烟味。

何荣第二次戒烟，只能坚持半天。到了下午，他买来了烟斗和烟叶。“几毛钱的烟叶，够吃三四天的，何必一定戒烟呢？”他说。但吸了几天的烟斗后，老舍的室友抱怨烟斗不便携带。后来他戒了烟斗，又吸上机制卷烟了，尽管卷烟非常昂贵。

最终，战时重庆的通货膨胀使卷烟变得非常昂贵，以致于老舍也试图戒烟。在写于1944年的一篇散文中，老舍谈到他面临着戒除令他愉快的烟瘾。根据他的叙述，战时经济带来的通货膨胀促使平时廉价的“长刀”牌也涨到了一百多元一包。当他只剩下一支“华丽”时，老舍提到这个牌子卷烟的价格每天涨十块。在这种条件下，他认为除了戒烟别无选择。但他很快发现“没有烟，我写不出文章来”。六天后他开始想，除非有人确保每天送一包“骆驼”直到抗战胜利为止，他才能完成他的小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决定他必须坚持下去，不向他的烟瘾屈服。

老舍在20世纪40年代的流行杂志和报纸上发表的关于吸烟的文字，较之于他在小说中用卷烟象征城市堕落和道德腐化的表述，多少轻松一些。但是，名牌卷烟作为世界性的欲望对象出现在这些文章中，代表了一个特殊的城市环境：现代工业城市。老舍提及他与何荣在武汉喜好的英美烟草公司品牌时写明了名称，但仅将何荣在重庆买的本地廉价烟描述为他无法忍受的“土产卷烟”。何荣试图用传统的中式烟斗抽廉价烟叶，但发现这样既麻烦又不令人满意。“始作烟卷者，其无后乎！”他说。他可能一语中的地表达了无法逆转的社会转变，他相信这是由工业化自身造成的。

老舍将卷烟作为“堕落、现代、外国”的标志，而将烟袋作为“道德、传统、中国”的标志，这种对比的用法令人想起许多文化历史学家在京派文学中发现的乡土中国情感。老舍本人并没有被笼统地归入京派群体，但他的“北京形象和北京心态是建立在与京派作家类似的文化结构上的”。文化历史学家张英进发现了几个将老舍的作品与其他“京派”，包括吴组缃（1908—1994年）和沈从文（1902—1988年）联系在一起的关键特征。这些特点包括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心态和物质文化的民族志兴趣，给文字赋予了强烈的平民主义和地方色彩；赞扬人性的善良并将童年理想化，造成怀旧的氛围；以及对自然之美和亲近自然之人的由衷欣赏，这催生了“独特的对乡村的赞美风格和对城市的讽刺风格”。老舍实际上在北方城市长大，并不像本章后面讨论的两位地方主义作家那样，直接跟他小说和短文中的农村打过交道，这在“京派”作家当中很少见。尽管他的小说中不断提到城市的卷烟，而乡村的烟袋只是偶尔出现——就像前文引述的《骆驼祥子》的章节。然而，这种工业化生产并且极为诱人的消费品不仅对“老北京”的文化城市，还将对想象中农业腹地的田园村庄将产生社会和文化影响，他在小说和散文中隐喻性地使用卷烟表明了对此的担忧。

在民国时期的文学话语中，卷烟一直被描述成现代的、都市的和异域的，而烟袋则被描绘为传统的、乡村的和中国的。但当某个作家在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背景下将中国的文化关系与工业化的日本和西方沟通时，此类二元化形象的含义显然根据他所采取的特殊策略而变化。抽烟袋无论在中国的城市还是乡村，而且不仅在小镇或古都，都是一种长期践行的普遍习俗。在一些中国作家，尤其是那些活跃于北京文坛的作家的语境中，将抽烟袋与乡村以及诸如北京的“老”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视为在“西方文明”的普遍主张面前，重申本土习俗的正当性。在全球大量销售的卷烟虽然高度便利，但是缺乏修养。在卷烟商品化的背景下，通过将抽烟袋重新定义为高雅中国人享受的悠然“日常生活艺术”的组成部分，吴组缃强调社群主义和社会团结的普遍价值超越了他所体会到的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和孤独。同样，通过将农民的烟袋等同于诚实、正直和道德纯净，而将工业卷烟等同于堕落、物欲和贪婪，老舍和沈从文明确表达了另一条以乡村为基础，通往现代性的道路。

对于许多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与基于北京的京派群体结交的那些文人而言，卷烟象征着现代、资本主义、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的入侵，而烟袋则代表了正宗而宝贵的地方传统的延续，这些传统可以作为构建一个崭新的、更为公平的社会之基础。作为都市的世界主义者，老舍、吴组缃和沈从文都将乡村的烟袋浪漫化地描绘成遥远过去的遗迹，他们认为，如今只有在远离工业化城市的地方才能找到。在他们眼中，抽烟袋和其他正宗的中国习俗，只有在故乡或乡村等不受时间影响的地方空间、较小的内地城市，或许在“老”城的小巷中才得以延续。当他们努力缔造一个新的中华民族时，许多人试图防止这些地方遭受以英美烟草公司等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商品化和大众营销带来的有害影响。红锡包、老刀牌或者哈德门牌卷烟在一个地方社区的出现意味着那里已经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罗网，而且诸如抽烟袋这样更加本土的文化习俗却正在受到侵蚀。吸烟自身本来就是一种舶来品，而且在中国地方市场销售的优质烟叶均来自遥远的地方，并由周边地区以外的客商经营，这一事实完全被忽视了。同样被忽略的事实是，许多在地方销售的卷烟，甚至有些看上去好像是进口的卷烟实际上是在作坊里由手工卷制的，这些作坊并不在上海或天津，而就在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