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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永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博士。主要从事明代以降社会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致力于明清乡村礼仪、乡民生活世界、跨地域流动、文本流通与读写能力、时空范等问题的讨论。代表专著：Confucian Rituals and Chinese Villagers：Ritual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 Southeastern Chinese Community,1368-1949(2013)、评论集《时间与主义》（2018），担任“历史—人类学译丛”共同执行主编。
本书目录
内容小结
本书开篇梳理了礼仪研究的学术史，指出中国古代礼仪发展是一个逐渐融入普通民众仪式实践的过程；其后又用西方文化批评和地文化史研究中的“挪用理论”来解释儒家礼仪是怎么被地方性仪式实践改变和补充的，而这个“挪用”的中介便是礼生。
同时作者提到了对他影响较深的两个学术群体：
1.在华南进行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丁荷生、科大卫、刘志伟、宋怡明、赵世瑜、郑振满等学者，“在他们看来，礼仪在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建构权力关系和国家认同的一个文化策略”。这也是本书的主要对话对象。
2.从事《家礼》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尹佩霞对作者的影响很大。但作者和她研究的对象（《家礼》/礼仪手册）不同，并且尹佩霞主要要讨论的是一系列儒家礼仪文本的复制、流通、改编和“消费”，但本书侧重的则是礼仪文本的生产机制和相关文本引入乡村之后带来的社会文化变动。
在第二章，作者对汀州的地理环境和区域历史进行了介绍。汀州在经济地理学、政治的意义上都是边缘地区，在进入18世纪后，所谓“国家空间”才出现了某种拓展之势，这主要归功于地方精英的努力。同时论述四保地区的内部认同，“四保人”，同时四保因为产出原料成为了重要的出版商聚居区，许多出版商通过捐纳银两进入了士绅阶层（或被认为是“儒商”），出版的书籍中大量存在礼仪相关的书籍。
作者认为，从17世纪后期开始，随着印刷出版业的兴起，以书商为主体的监生—商人群体，成为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推手，而礼生也多数来源于这个群体。
第三章将重点放在“礼生”身上。首先梳理了在历代王朝礼制中的礼生，作者总结到，虽然这些礼生们都与王朝礼仪有关，但所属机构、身份、职责定义是不断变动的；明清有关礼生的资料更丰富，明初，太常寺就设置了礼生一职，在各王府也有专设的礼生一职，在地方，各州县也曾一度有职业性礼生之设，后来渐渐用儒生充任；清代情况大致同明代，总之，礼生参与进了王朝国家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各种礼仪中，是“十分重要的仪式专家群体”。
随即作者开始讨论这一角色如何渗入中国乡村，简单来说就是乡村中的礼生会在哪些场合，做哪些举动。从中国的各个区域到作者所关照的汀州四保地区，礼生的身影在民间各种仪式场景中随处可见。作者列举了汀州四保的几种主要礼仪：祖先祭祀、地方神祭祀、人生礼仪、乡约礼仪和其他，并一一交代了礼生在其中承担的职责。
最后，作者分析了礼生的身份特征：这既是一种职业、一种行当，同时也是士大夫身份的一种体现——“学习礼仪在四保地区，成为了庶民进入士绅群体的必修课”。
第四章考察四保礼生所使用的的文本和参与的仪式，探讨礼生的礼仪传统是如何借用王朝礼仪和道教科仪的。
1. 仪式：通过比较四保祭礼和文庙释奠礼、里社坛祭礼，发现四保祭礼和这些在州县、乡里层面推行的王朝祭礼相当接近。作者认为对于四保人而言，四保的下层士绅和普通乡民，其实都有机会接触王朝礼仪和士大夫礼仪，在参与和观摩的过程中，挪用了其中的基本要素，逐渐创制了自己的仪式传统。
2. 文本：作者通过文本分析，指出祭文本的某些内容，可能是从方志、会典等文献中传抄而来的，这体现了祭文本受到了官方文献的影响；同时，祭文本和道坛科仪本之间也存在密切关系（符咒；建醮祭文、驱虫、驱虎祭文），作者认为，礼生和道士在长期合作、互动的过程中，礼生可能挪用、传抄了道士科仪本的部分内容，并因应后者的科仪，创制了相应的祭文。
第五章和第六章集中讨论了明代以降四保宗族的发展，这些讨论包括收族、修谱中的冲突、族田和租佃、主导者在宗族理念上的践行等等。在这一部分，作者主要使用了宗族发展的“文化创制”“社会化”以及“宗族的发展突破国家礼制为条件”等几个前人对宗族发展的解释，来阐述四保地区宗族的发展，但作者特别关注到了宗族建构对地域社会的影响，即表现在如下的三个方面：
1. 新式祭祖礼仪的引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四保早期关注近祖、注重风水的祭祖方式；而礼生及其礼仪应该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进入四保乡村的。
2. 系谱的书写与重编。和宗祠祭祖类似，士大夫倡修的族谱，注重超越近祖，对始祖进行认定。
3. 族产的形成与扩张，使得土地开始集中，并出现了“社区分化”——这一地域的宗族/村落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得日益分化。
在第七章，作者将目光放在“乡约”这一地方组织上。先是探讨了明清四保乡约的一般情况，比如何时兴起、规模和性质在历史中的变化等，而后指出礼生“在乡约组织的象征生活中也扮演过不容忽视的角色”。
而后用上保约的特殊性（上保约是由处在四保盆地南端几个小单姓村在16世纪末建立的）说明这种乡约成为了小族们联合起来与大族或盗匪抗争的途径，而之所以人们选择了“乡约”而不是其他什么组织进行联合，是因为乡约被士大夫推行过，具备更强的正统色彩与合法性。
但有趣的是，我们实际看到的乡约早已经偏离了宋儒的乡约理念，四保的生员、监生、地方精英和普通民众，根据当地情形，积极诠释和改变了国家推广的礼仪和制度。
第八章和第九章主要讨论了四保的三组神明：土神（以邹公为代表）、社公与乡厉、关帝和天后。在这个部分，作者重构了这些神明及其相关仪式步入四保历史舞台的过程，讨论了它们在明清两代发生了何种变动。
由此，作者提出四保地域的社会演进，有别于科大卫、刘志伟对珠江三角洲宗族的研究（宗族的兴起对寺庙网络带来很大冲击），也有别于丁荷生和郑振满对莆田平原的研究（明中叶以后“社坛和地域寺庙系统才逐渐取代以宗族为中心的地域空间支配模式”）。四保的宗族建构过程，并未对寺庙系统有压倒性冲击或压制，寺庙未降格至次要地位，但在地域社会的运作中，这些寺庙也没有强大到足以挑战、取代宗族的主导地位。
随后，作者反思为何四保的个案拥有此种特殊性：作者认为，一个地域的社会文化景观的塑造，不仅与这个地域进入王朝体系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更重要的，它是王朝制度、士绅群体、区域生态、商业化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简评
本书看似并不是按照时间脉络编排，却十分清晰地揭示了四保地区社会的结构过程——这些结构过程，可细分为“收族实践”“乡约的践行”和“祀典神明的进入”。从中，我们能理解何为作者所说的“礼仪下乡”——在我的理解中，“礼仪”就像一种药引或催化剂，在礼生们的参与和推动下，明清四保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关系、象征生活等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近代乡村的基本结构于此底定。
诚如作者所说，本书希望揭示的不是儒家思想如何在明清社会传播的传统儒家大叙事，而是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要素如何被合成一个新兴文化拼图。从中，我们看出了一种同传统的“上层礼仪逐渐向下层推广”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式——地域社会如何引入并挪用儒家礼仪；礼生们是如何协调不同的仪式和文化传统，为儒家礼仪与地方仪式传统的接触和融汇提供可能——即作者提出的“文化合成cultural hybridization”的过程。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回归礼生本身，强调礼生这一群体的特征——是17世纪末开始的书籍印刷和出版业发家致富的商人们，本身对新儒家思想的理解往往一知半解——因此在对待仪式传统时，表现出某种“折中主义而非本质主义”的态度，最终从他们手中和身上产生的祭文本和礼仪，成为了“文化合成”最突出的节点。同时，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作者与结构主义和实践理论对话的鲜活例子，即某个群体或个人的策略性行动，如何成为文化再造和社会秩序重塑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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