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走西口”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移民浪潮，历来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据相关史料及调查数据资料，山西人在“走西口”的人群中占主体地位。本文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通过对走西口的移民数量、职业选择与人口构成进行论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走西口”的山西人以晋西北人为主，其职业选择呈现出地域上的差别，晋西北人从事农业、手工业、采药业、畜牧业的居多，晋中人大多热衷于经商。由于选择“走口外”的人群大多迫于生存压力，故其年龄结构以年轻男性为主，导致口外人口性别比例极不平衡。

【关键词】走西口；清代移民；职业构成；人口结构

经济发展决定人口迁移。经济发展导致人口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以谋求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根据扎林斯基“人口迁移转变假说”理论，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流向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变动。[1]（p219-249）同时，人口迁移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

一、西口移民数量

按照《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的计算，19世纪早期，归化城六厅大约有人口12万人；丰镇厅人口约15万人，再计人承德府道光七年人口，总数已达115万之多。若移民也算进去的话，则加上哲里木盟、察哈尔等地人口，总数当远远超过115万。[2]（p49-50）而据推算，当时的蒙古族人口约为103万左右。可见，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人口约在19世纪初就被汉族人口所超过，这说明内蒙古地区人口在清代出现了结构上的重大变化。

关于清末民初内蒙古地区人口的民族构成虽然未有全面的统计，但对局部地区的记载也不缺乏，据民国《绥远志略》记载：“绥远（包括归化地区）汉族约占十分之六，多来自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甘肃等省，多于清中叶移来，山西人数居各省之首。”[3]由于山西与内蒙古相邻，而山西的人口压力也甚大，因而朝地多人少的内蒙古地区移民，成为清中叶以后相当部分山西人的选择，以至导致内蒙古南部的部分农耕地区的居民变成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而山西人则占其中的大多数，如归化土默特地区的和林格尔“多系口内忻、代等州。祁县、太谷、阳曲、大同、左云、平鲁等县民人租种蒙古地亩，在内居住。”[4]位于内蒙古中部最南端清水河县，东南与山西省平鲁县、偏关县为邻，西隔黄河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相望，北连和林格尔县、托克托县，因而成为山西人移民的首选，该地几乎都是以内地移民为主，“所有居民并无土著，大抵皆内地各州县人民流寓。而附近边墙偏关、平鲁二县人为尤多。”据估算。从1875年到1940年，仅河曲县就有十万人在内蒙定居。[5]（p55）下面以绥远为例，来分析一下晋西北的人口流动情况。绥远地区在清代居民主要是蒙古族，是蒙古族的牧区。清代后期，口内晋陕汉族入口大批越长城向北迁徙，“走西口”移民在塞外延伸出跨地广阔的汉族移民圈。晋陕汉族移民主要集中在两省北部地区。根据史料记载，绥远各县旗汉族祖籍地分布情况见下表1：

由表l可见，到内蒙定居的晋西北河曲、保德、偏关人主要聚居在包头、临河、固阳、五原、土左旗、土右旗、乌拉特前、中、后旗等地。河曲人在有的地方又占绝对多数，如乌拉特中后旗的双美圣乡、此老图乡、石哈河乡、郜北乡；河曲人更是渗入到了固阳县红泥井乡的72个自然村，其中最多的竞占到了该村总人口的80％。河曲、保德、偏关移民的主要方向是后套、后山一带。

二、西口移民的职业选择

（一）活动范围

走西口主要产生于山西的河曲、保德、偏关、朔县、右玉以及陕西的府谷、神木、横山、榆林、靖边、定边等地以及直隶、山东等省的一些地区。而直晋秦三边“唯土默特横亘其中”[7]，归化城土默特、乌伊两盟、察哈尔等地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性便成为“走西口”移民活动影响最广泛的地区。乌兰察布、伊克昭盟和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汉族移民，“其初都来自山西，尤以晋北各州县为繁，惟绥西五原、临河、安北各县局．则颇多陕西、河北两省籍者，其它各县几全为晋民。”[8]

杀虎口是口内百姓进人口外地区的主要关口，杀虎口距离归化城比较近，所以，在一些人眼里“走西口”也就等于“去归化”。早在康熙时期，口内百姓就流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垦种。到雍正时期，当地蒙古官员从山西等地广泛招民垦殖，出现了“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千里，窑民与土默特蒙古人咸业耕种。”的景象。[9]而到乾隆年间，归化城郊的荒地已经大体上开垦完毕，而且还形成了许多村落，归化城日渐繁华。城西延伸到黄河边的大黑河平原，“迷漫千里，悉皆腴壤，人居颇广”，向北行至大青山脚下，到处都有“山西人携家开垦”的田地，“散布在山谷间，山土饶沃。”[10]

察哈尔西连归化城土默特，南和山西、直隶交界，该地在雍正中期开始募民垦种，到乾隆四年时已经出现“凡坝内之田皆已招民垦中，现征钱粮。”[1l]‘‘坝下居民由清康熙年间将地赐给有功旗员，招民开垦或移民垦种，经营之久民户自繁，故村庄距离较近，人烟稠密。坝上居民由清同治年间始行放垦，至光绪初年设立千总。”[12]

鄂尔多斯东北接归化城土默特，又与山西偏关、河曲二县为邻，而且与陕西沿边州县距离较近。所以早在康熙年间，就有山西、陕西等地口内农民流入这一地区。据《河套图志》记载，康熙三十六年（1697），汉人已经被允许开垦该地区与陕西的接壤地带。近人潘复查勘：“康熙末年以来，山、陕北部贫民，自土默特而西，私租蒙人之地垦种，而甘省边氓亦复逐渐开垦，因此汉人在伊克昭盟七旗境内，近黄河、长城之处皆有足迹。”

（二）从事行业

人口的职业构成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在各种职业中的分配状况和比例关系。它是人口经济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职业构成能够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状况。“走西口”的人群呈现多样性的职业结构特点，但一般来说，移民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而以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等为辅，也有部分人从事采药业或畜牧业；清中后期，随着内蒙古工矿业的发展，部分移民开始进人到工矿企业成为工人。随着走西口移民的增多，人口的职业构成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出现了从农业向其他行业扩散的趋势。

1．农业。内蒙东部地区在清康雍时期实行了招垦政策，这使得一部分流民变为自耕农，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安立家室，悉成土著。”这是当地汉民的真实写照，这些早期的移民所拥有的土地散布零星，也主要位于与直隶相邻的部分地区，如白马关、潮河川（今承德滦平县境），张三营、白马川（今承德市境），菠萝河屯（今丰宁县境）等处，这些地方土地较贫瘠，多分布在山巅溪曲。¨副因而这些数量有限的土地对于大多数移民来说，由流民变为有土地的自耕农希望是很渺茫的，因而他们一般只能选择做佃农或成为雇工。如“山东无业贫民出口往八沟、喇嘛庙等处佣耕度日者．难以数计。”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口外劳动力缺乏，而流民多只身前往，无依无靠，不得不忍受苛刻条件沦为佣工，以此谋生。其时，口外的蒙古王公和八旗官丁拥有大片土地，然而劳动力缺乏，因而每到农忙时节，他们都需要雇佣这些移民为其耕作或收割。虽然口外移民从事农业的工作并不稳定，雇主不需要时即被辞去，但因口外土地广阔，所需人力甚多，因而一般雇农反觉口外谋生较内地容易，故而流寓不归，不少人也因此渐渐定居下来，有资料记载：“此等流寓民人，在彼耕作得利，藉以成家业者甚多。”[14]流民经年累月扎住脚跟，逐渐不佣工与人，而是变为佃户租地耕作，这得益于他们多年劳动的积攒购置了牛具、籽种，并积累了较丰富的农耕经验，而土地拥有者将土地租与他们也较省心，并可获得较丰的地租，因而盛行于内地的封建租佃关系在口外也开始发展起来。

由于内地进入到内蒙古的移民日益增多，因而清政府也对此加以控制，故而在绥远等地区出现了合法移民与私垦移民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合法移民即类似于内地的自耕农，有合法身份，他们耕作于清政府批准开垦或默许开垦的土地上，这些土地在清末大规模放垦前主要位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以土默特、察哈尔为主，此外，绥远境内的部分台站地、马场地等也成为合法移民的耕地。但相对合法移民而言，未获得清政府准许而自行开垦土地的移民则占大多数，他们在官府眼中成为私垦者。所谓私垦移民也分为不同类型。一种类型为移居内蒙古较早，在内蒙古长期居住，早已安家，娶妻生子，有的是数代人定居于此，他们多租佃蒙古人的土地，成为佃农，每年定期缴交地租，与此同时，也自行通过垦荒等方式逐渐获得部分土地，并取得了对所佃租土地的永租权，但他们的身份未获得到官方的认可，仍然是被视为非法开垦者，因而他们所开垦的土地不可能取得所有权。虽然土地所有权未能得到认可，但不影响他们的生存，他们努力在此劳作，与这片土地已有浓厚的感情，并融人到本地的文化之中。因此他们愿意世世代代在此生活下去，故乡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此类已经本地化的移民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北沿线的土默特、察哈尔和乌兰察布盟等地，成为当地居民的主体，因而尽管清政府不承认他们的合法权益，但也不能采取过激措施，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基本上是予以默认。此外，私垦农民中有部分是候鸟式的垦荒者，他们每年春来秋去，主要是内蒙古周边省份的山西、陕西、直隶等省的农民，他们不愿举家迁居内蒙，但追于生存压力，不得不于每年春天成群结队（或者从只身入绥），携带简单的农具，租种蒙古人的土地，而到秋天后则将劳动所获携带回家乡。由于他们进入内蒙耕作并未得到官方许可，因而也被视为私垦农民。另外，在未得官方许可的移民中还有部分佣工者，“工人多山西或直隶人；每于务农时期，则结伙出口，······此地工资较内地为高，······故山西工人恒于嫌得钱后，而稍闲时，仍回家居住。”另一部分靠近长城居住的一些农民，他们利用家乡和绥远地区在农业生产季节上的差异，在农闲时到绥远地区做佣工挣钱以补贴家用，一般来说他们在佣工完毕后仍然要返回家乡料理自己的农作物。“此等工人多来自山西之应州、山阴、浑源、阳高一带。每届除草及收获时来，事毕即去。盖彼等原籍地方之气候，比集宁约迟一星期，俟此处事毕，又须赶回原籍，料理其自己所有之作物也。”[15]（p264-309）

由于热河八沟、塔子沟等处生长一种名叫礴椤树的植物，可以养蚕，因而在山东人的带动下，该地区兴起了养蚕业。“初，山东种地人携蚕种出，日试养以作茧，厚重宜寒，名礴椤茧，其后人争效之，建昌人尤工。”[16]“热河后府围场蒙古暨承德、永平两府所属十四州县，······计其大宗厥有九利：一日土丝。口外河边山中向有桑树，乡民蓄蚕，其丝有黄、白二色。曩时出产尚少，或缫作丝线，或织为棉绸。后来所出渐多，每年有干包之数。惟种桑养蚕，不能如苏湖之尽善，然风气己开，更加考究，丝数当可逐增。又有一种野蚕茧名曰山茧，即蚕之食菠萝叶而成者，所在俱有，数亦不少。仿照烟台设立缫丝厂，或设丝行收买，运往各口岸出售，此可获利也。”[17]（p181）

2．商业。从“走西口”人群职业构成的数量来看，赴蒙移民中除了农民外最多的即是商人。分类的标准不同，则商人的种类也不同，按从商特点来说，可分四类：一是行商，多称呼为出拔子，外路、外管、买卖家等，主要从事汉蒙贸易和中俄贸易；二是坐商，一般是指在城镇开设店铺的商人，其中大部分是小本买卖的小商人，另有部分则是拥资金甚巨的大商人；三是从事多种经营的商人，他们一般拥资较巨，除了在城镇开设有商铺外，还开设手工业作坊和账房，有的也从事骆马运输，或开设旅店及仓库等；四是从事票号钱庄者，清中后期随着内蒙古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山西商人为主，票号、钱庄、当铺等在内蒙古各城镇中普遍兴起，不少晋商在经营金融业的同时也逐渐渗入到商业和手工业。

清末民国时期，部分旅蒙商通过经营商业获取暴利，逐步转化为专营农业的地商。地商是封建商业高利贷资本与土地相结合，以修渠灌地、收粮顶租、贩卖粮食谋取高额利润的商人，它是清代内蒙蒙旗这一特殊地区、特殊环境的产物。地商的出现与部分商人拥有垄断特权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由于得到官府的许可，从事中俄贸易和汉蒙贸易，获取了巨额的商业利润，同时也向蒙古各旗的王公贵族发放高利贷，由此获取蒙旗的土地经营使用权，或取得兴修水利灌溉的特权，进而再通过土地转租收取地租获取利润。

如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所述，“存在着这样一些中间人。他们活动于中国政府和移民之间，为移民解决在那些曾是蒙古人的牧场上安家落户及开耕种地等方面的问题。这个阶层的人被蒙古人称做‘黍人’。通常情况下，他们都很会孥云握雾来为自己戴顶乌纱帽，谋有一官半职。他们家财万贯，拥有不下一万五或两万两银子。同时，精通钻营的他们处事圆滑，在社会上又处尊居显，在官府和衙门都人脉熟络。首先，他们从当地蒙古人的牧场中挑选一块合适的土地，之后先向最近的地方衙门提出开垦这些土地的申请，申请会逐级上报到北京。为保各级政府机关对申请的审核能够通过，官员们四处斡旋，用尽心机。假若地段能够如愿以偿地被顺利地分割出来，那么这个官员便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一地段的‘黍人’”[18]（p55-56）。

3．手工业。内蒙古的手工业长期不发达，因而这就为汉族手工业者入进内蒙古发展创造了条件。从17世纪末开始，部分内地手工业者就“走西口”，以后陆续不断地有各种手工业者进人内蒙古地区。走西口的手工业者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清军的随军匠役，以铁匠和箭匠为主，他们在清前中期随驻防内蒙的八旗进入，主要是制作、修理兵器，他们长期在军中劳作，其子弟或成为民间工匠；第二种是清前期随满洲公主下嫁蒙古王公而带来的“八大匠”，他们其中一些人则成为“随蒙古”的汉人，或娶蒙女人蒙籍；第三类则是蒙古王公贵族或活佛为了兴修王公府第、召庙等大型建筑，本地工匠不够，故而特地从内地各处招募部分工匠，特别是木匠、石匠、画匠等技术性较强的工匠，而这些工匠人蒙后，待工程结束，有相当部分人因各种原因而滞留下来，他们的人数从总量上看并不多，但由于他们都拥有各种不同的技艺，因而往往成为手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清末民国年间。中国内地的人口压力进一步加大，社会动乱加剧，因而北方数省的手工业者也多与破产失业的农民一样无以生计，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逐队成群，流徙到绥远地区，起初与垦荒的农民为伍，春来秋去，颠沛流离，最终定居下来，有部分人再重操旧业。

清代蒙古地区的手工业整体不发达，规模小，技术相对落后，以个体作坊为主，主要聚集在部分兴起的城镇之中或附近地区，也有部分手工业者将生产活动深入到牧区，为牧民直接服务。随着清政府开放蒙地，招民开垦，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大增，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内地的失业手工业者接踵而至。他们或以农产品为原料进行加工，如制酒、制粉、制酱、醋等，或在农业区给农民制造和修理农具、家具、建造房屋；有的还深入草原，为牧民制造和修理各种用品。清末民国时期大批内地手工业者进入蒙古地区后，对内蒙古城镇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改善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使蒙古地区逐步形成一批手工业产业，如酿酒业、锻冶业、土纸业、木器制造业等，使原本比较单一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二是由于大量手工业者的聚集，推动了内蒙古城镇的发展和空间结构的变化；三是由于手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农业的发展，满足了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各种生产工具。

4．雇佣工人。内蒙古除了丰富的农牧业资源外，还拥有丰饶的矿产资源，包括煤炭在内的5种矿产储量居中国第一，居中国前三位矿种约有28种，居中国前10位的矿种有67种。但是这些矿种多埋藏在地下，无人能识，无人开采。清以后，随着大批内地移民进入内蒙古，促进了煤、铜、铅等矿藏的开采，由此矿业在内蒙古蔚然兴起。较早开采有康熙年间的喀喇沁之四道沟、云梯沟等处的铜矿，喀喇沁杨树沟、雅图沟、大菠萝树等处的铅矿。[19]雍正初年热河之孝亡牛窖、四旗之添财沟、张家口之土木堡、八沟之高儿庙、独石口之东槽碾沟、喀喇河屯之虎道哈沟、塔子沟之柏树沟等地煤矿。由于各类矿业的开采都是手工劳动，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所需要的矿工数量甚巨，各矿所在地的劳动力根本无法满足，故而不得不大量招收内地移民。其时拥有矿产所有权的蒙古王公贵族对开采经营矿业完全是外行，同时开矿不仅需要资金、技术，还要进行管理，因而不少蒙古王公贵族们多采取将各种矿产承包给汉族商人开采的方法，由他们直接雇佣工人开采，而自己则坐收渔利。如归化商人张照禄与赵周于乾隆二十年即从蒙古人手中取代开采权，“合伙开采”煤窑，雇工生产。此外，也有部分内地商人或农民在内蒙古私自开采矿产，如嘉庆年间，赤峰、承德等地盛行内地人私挖铅矿，“或聚二三十人为一群，或聚三四十人为一伙，共有二十余起，聚有三五百人”。[20]（p398-456）清季，随着口外移民增多，可耕土地越来越少，因而移民进人到矿区开采矿产的人数不断增加，因而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工矿。如光绪七年（1881）喀喇沁左旗平泉四道沟煤矿的矿工达2000余人，官办喀喇沁旗承平银矿有工人达3000余人；商办喀喇沁旗三山银矿有工人约二三百人。[21]（p69）商办卓盟土默特左旗加马索煤矿工约800余人。[22]清季，内蒙古出现了开矿热，各矿规模大小不一，但为内地移民提供了一种新的谋生选择，由此进一步推动了内地人口向口外迁移。

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鼓励创办实业，因而内蒙古地区相继出现了一些新式工业企业，较著名的有官商合办的“漠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转山子金矿、土槽子银矿、甘河煤矿等，归化城毛纺工艺局、哲里木盟郭前旗的大布苏造碱公司、喀喇沁右旗综合工厂、蒙古实业公司和大兴安岭祥裕木植公司等，这些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近代工业的性质。此外，皮毛加工、地毯、制毡、酿酒业等工场手工业在内蒙古各城镇也有较快的发展。其时，外国资本也渗入到内蒙古，光绪二十八年“东清铁路”建成通车，沙俄在呼伦贝尔铁路沿线地区，强占土地60多万亩，组织采伐企业，掠夺森林资源。次年，沙俄又获得了在呼伦贝尔地方的开矿权，在满洲里成立“开拓厅”，开发扎赉诺尔煤矿。清末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而也推动了移民的增加。

5．采药业。内蒙古有着丰富的药材资源，在移民进入后得到了合理的开发利用。如内蒙古盛产的甘草、防风、黄芪、赤勺等药材原来只是当地人采用，随着直隶、山东移民增多后，他们开始对这些药材开采，并贩运到内地去，因而从清嘉庆到咸丰年间，随着汉人人蒙采挖和经销甘草始，出现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甘草资源的开发第一次高潮。“掏草者”以走西口的穷苦农民为主，其中尤以山西、陕西人为多。甘草等售价虽然便宜，但几乎没有种植成本，故而“掏草者”形成了一支劳动大军，解决了不少移民的生计。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随着清廷颁布在内蒙西部实施“贻谷放垦”政策，招致内地汉民走西口者蜂拥而至，从而出现了药材开采的第二次高潮，甘草等药材资源得到充分开发，既解决了移民的就业，也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6．畜牧业。部分陕西、山西北部的贫民在进入内蒙古后，因从事农业或其他行业的竞争过大，迫于生计，不得已“与蒙古畜养牲畜”。[23]“汉人之畜牧者，蒙旗草地，皆可任便纵牧。岁由蒙官收水草租钱，计牛马一头各约三百文，羊约三十文。又有分配于蒙人使代牧者，惟图食其奶酪，不给工资，且自认为佃户。主人至其家，妇女必盛饰以迎，老幼皆尊礼之。”[24]（p2276）

口外人民从事割洋烟这一活动则是民国年间的事。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洋烟便在中国大地蔓延开来，“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功又复减少；州县因之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处蔓延”。[25]辛亥革命以后，阎锡山为了支撑其庞大的军费开支，也进行鸦片生意，他不许在山西种洋烟，却下令在绥远大规模种植，由他派出督察员负责收购，以“军用品”的名义运销外地，牟取暴利。因而鸦片种植和运销也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吸纳了不少口外移民。

三、走西口人群的性别、年龄结构

人口性别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构成中，男性或女性各在其总人口中的比例，一般用“性别比”来衡量。[26]（p100）在区域社会处于正常状态下，性别比一般是是男性人口略多于女性人口，其数值在103—107之间。[27]

清代前中期，清政府严厉禁止走西口内地汉人携带家眷相随，规定：“种地之民人，······不准带领妻子前往。”[28]即使是合法的耕种移民也受到种种限制，此一规定直到清末才被废除。另外，走西口对内地人来讲也是充满艰辛，前途难料，其地天寒地冻，生活条件较差，因而他们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家属一同前往受苦，故多是只身前往，时人称之为“雁行”或“跑青牛犋”。只有当他们在口外立住脚后，才考虑将家眷一同迁徙过去。因此对走西口人群的性别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性别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的现象，即使到了清晚期已经放开了人口限制政策，但这种性别比仍然很突出。如据《归绥县志》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归化城登记在册的男性人口为16523人，女性人口为8279人，男女性别比为199．577：100，男性人口几乎为女性人口的2倍。光绪三十三年（1907），归绥县的在籍人口中，男性人口为65109人，女性人口36268人，其性别比为179．52：100；随着人口的放松，至民国元年，归绥县男性人口增加到150917人，女性人口也增加到91589人，其性别比降至164．060：100。[29]从以上的统计来看，随着清政府的人口政策放宽，有数量较多的女性人口也开始进入到内蒙古地区，使人口性别比渐趋平衡，但总体考察女性移民的数量仍然低于男性人口的数量。

对人口年龄构成进行考察也十分重要，所谓人口年龄构成，指一定时间、一定地区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人口年龄构成不仅对未来人口发展的类型、速度和趋势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将产生一定的作用。走西口人群的年龄结构由于相关数据统计资料的匮乏，致使我们无从斟酌细究。然而，以清代时期的移民政策为基础框架，结合内蒙古地区本身的自然条件和移民的性别结构，我们能够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年龄结构而言，走西口的人群在早期是基本处于年轻型的，且这种状态持续到了清代中期；在此之后．其年龄结构趋向复杂化。内蒙古全面解禁后直至民国年间，走西口人群的年龄结构才呈现出多样化态势。

参考文献：

[1]W．Zelinsky，The Hypothesis of the Mobility 1hnsition，Geographical  Review，vol．61．1971．

[2]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z]．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3]廖兆骏．亚洲民族考古丛刊（第5辑）[c]．台北：台湾南天书局，1987．

[4]《古丰识略》卷三三《艺文上》附《各厅查禀地方情形》[c]．咸丰十年抄本．

[5]秉荣．原鲁．九死一生“走西口”[A]／／郭裕怀．山西社会大观[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6]闫天灵．“走西口”与晋陕内蒙古毗连带民歌圈的生成[J]．西北民族研究，2004(2)．

[7]贻谷．绥远奏议[z]．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抄本，清查土默特地亩及现在办法折．

[8]傅增湘．绥远通志稿[M]．内蒙古图书馆馆藏，卷73．《汉族》．

[9]方观承．从军杂记(雍正十一年)[A]∥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c]．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

[10]阎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11]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卷十二)[C]．<艺文志>．中国方志丛书本，中国台北：成文书局，1983．

[12]陈继淹，许阄诗．张北县志[z]．铅印本，1935．卷5，《户籍志》．

[13]清高宗实录（卷2l0）[c]．乾隆九年二月壬子．

[14]清高宗实录（卷1009）[c]．乾隆四十一年五月甲午．

[15]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c]．

[16]张穆．蒙古游牧记（卷2）[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17]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A]／／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0辑）[c]．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

[18]（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着。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c]．

[19][清]张穆．蒙古游牧记（卷2）[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20]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清代的矿业（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1]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劳务（下）[M]．“纪实业”．

[22]胡哲如．热河及察哈尔特区矿产调查[A]／／引自邢亦尘．清代内蒙古的矿业[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6)．

[23]张鹏一．河套图志（卷四）[A]／／屯垦[c]．

[24]徐珂．清稗类钞[M]．农商类，“汉人牧于蒙”，北京：中华书局。1984．

[25]朱寿明．光绪朝东华录(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6]许涤新．当代中国的人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7]陈剑．人口素质概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28]金志章纂，黄可润增校．口北三厅志[c]．“地舆”附录．

[29][民国]归绥县志·民族志[z]．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