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闯关东”的由来

关东是指以今天的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为主的东北地区，因这一地区处在山海关以东，故名。清前中期设禁，前往关东要“闯”，因为那是越轨犯禁的行为。但自1860年（咸丰十年）解禁后，前往关东谋生就已合法，“闯关东”一语之所以仍被沿用，是积习成俗使然。

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关内流民出关觅事，来去自由。清王朝建立之初，流民出关也不必“闯”，相反还得到清政府相当的鼓励。因为关东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上明末清初战争的影响，人民走死逃亡，导致关外“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但关东又是“龙兴之地”，为强根固本，清廷即屡颁诏令，命地方官“招徕流民”，开垦荒田。1653年（顺治十年）设辽阳府（下辖辽阳、海城二县），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燕鲁穷氓闻风踵至”者不少，也由此引起清廷的不安。《条例》颁布15年后，也即1668年（康熙七年），清政府宣布关闭山海关的大门，《条例》废止。清廷所以要封禁东三省，当然有许多理由，如关东为人参产地，旗民生计所系，流民入山偷采者成千累万，屡禁不止（杨宾《柳边纪略》），成为清廷不得已而封关的原因之一。还有，东北设有围场，供皇室狩猎之用，但围场地面辽阔，无法禁绝“游民借开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猎藏牲”（《清朝续文献通考》），于是，干脆封禁。再有，清廷深恐流民如猬之集，抢了旗民的饭碗，“必致（旗民）生计日蹙”。

这些理由，固然很充分，但保护满族固有的文化则是清廷“闭关（山海关）”尤其不可忽视的根本原因，类似“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的上谕，屡有颁行。在清廷看来，满族的尚武之风不能丢，满族的风俗习惯不能杂糅，要想不使满人“习成汉俗”、被中原文化同化，只好把“自我”封闭起来。加之有清一代“反清复明”之声不绝于耳，更使“满汉之见”难以消散，因而也促使清廷屡颁禁令，一次比一次严厉，不仅要“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而且下令“逐客”。

1740年（乾隆五年）上谕命“寄居奉天府流民，设法行遣……定限十年，令其陆续回籍”。十年后，流民归籍期限已满，再颁严令，“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庶此后流民出口可以杜绝”。（《大清会典事例》）当然，清廷也清楚，仅“闭关”仍不足以抵制“汉俗”的侵袭，流民泛海可至辽东，经蒙古亦可进入关东腹地。有鉴于此，康熙年间清廷又花了几十年时间设置“柳条边”以期禁阻。尽管清廷煞费苦心，但北方流民入关谋事却屡禁不绝，而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上谕”称，仅山东流民入关者就达10多万（《清圣祖圣训》）。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据估计，在关东谋生的华北农民（包括已改变流民身份定居关东者）总计达180万人（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这些流民都是在“闭关”条件下犯禁闯关、私自进入关东的，所谓“闯关东”之说，即由此而来。

1860年，关闭的山海关大门重新向流民敞开，流民入关东谋生，不再视为非法，只因“闯关东”一词已约定俗成，也就成为流民去关外谋生的代名词了。

二、关内之民为什么要去“闯关东”

“闯关东”的流民，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1911年东三省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直隶、河南等省先后自发涌入的。进入民国时期，“闯关东”浪潮仍居高不下。从1912—1949年，流入关东的人口共约1984万人，平均每年约52万人，其中1927、1928、1929年连续三年超过百万。规模如此庞大，难怪“闯关东”被世人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是“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举”（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

“闯关东”浪潮持续了数百年，人们在惊叹其流量之巨的同时，自然会问一个“为什么”？笔者试以山东为例“解剖麻雀”。

“安土重迁”是中国农民的特性，山东作为孔孟之乡，这种特性更是根深蒂固。可是山东人不顾一切“闯关东”之举，“必是为了什么迫切的缘由所驱使。”（W.Young《美报之华人满洲移民运动观》）这“迫切的缘由”，当然复杂，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人口压力。山东“地少人稠”“生齿甚繁”“人满之患”自清代中叶以来日渐严重，“农村人口过剩，不待凶年，遂有离乡觅食，漂流各处，山东地狭民稠，其例尤著”。进入近代，人口压力更大。1850年山东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5.86人，名列第四，1911年升为第三位（每平方公里202.24人），1936年上升为第二位（每平方公里256.40人），虽然次于江苏，但如时论所评，“以江苏工业发展的程度，占全国各省第一位，故其过剩劳力的收容量，当然增加，比山东势优。故在山东发生农民的劳力过剩和生活困难，为自然的归结。山东农民经营的面积过小、分割过小的土地，为促进农民离村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农村人口增减趋势及农民离村部分考察》）。显然，“人口压力流动律”在山东农民“闯关东”流向中发挥着持久的作用。

另一个“迫切的缘由”是天灾人祸。山东是近代史上灾害多发区。有人统计，在清代268年历史中，山东曾出现旱灾233年次，涝灾245年次，黄河、运河洪灾127年次，潮灾45年次。除仅有两年无灾外，每年都有程度不等的水旱灾害。按清代建制全省107州县统计，共出现旱灾3555县次，涝灾3660县次，黄河、运河洪灾1788县次，潮灾118县次，全部水旱灾害达9121县次之多，平均每年被灾34县次，占全省县数的31.8%（袁长极等《清代山东水旱自然灾害》）。这种灾害的多发性、严重性令人震惊，自然成为山东流民“闯关东”的强劲推力。

与天灾结伴而行的是人祸。近代山东兵灾匪患连年不断，“益如火上加油”，如军阀张宗昌“祸鲁”时期（1925年6月至1928年4月），“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人，连年战争，除饷糈多半出自农民外，到处之骚扰、拉夫、拉车，更为人民所难堪。至于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集成《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山东省》）。天灾人祸并行，形成山东农民“闯关东”的狂潮，这是1927—1929年连续3年出现“闯关东”人数突破百万大关的基本原因。

种庄田，真是难，大人小孩真可怜！慌慌忙忙一整年，这种税，那样捐，不管旱，不管淹，辛苦度日好心酸，两眼不住泪涟涟。告青天，少要钱，让俺老少活几年！

这首载入《临清县志》中的歌谣，折射出山东农民生活的苦情。无法照旧生活，只有一“走”了之。“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这句妇孺皆知的谚语，正说明“逼上梁山”是山东流民关东之行的最“迫切的缘由”。

而关东，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对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且关东、山东比邻，或徒步，或泛海，均极便利，“闯关东”自然是山东流民的首选。

1860年山海关的大门敞开了，流民“如怒潮一般涌到满洲去”。他们通过海路、陆路，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关东，垦荒种地。根据193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学会所编《中国人口问题》一书的调查资料，77%的流民流向关东后“志在农业”。而随着关东的开放，工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化进程加快，流民无论是务工还是经商，都比较容易谋到营生的职业，这对流民同样具有吸引力。“东三省，钱没腰”，这句广为流传的口头禅，使人相信关东有着无限的谋生机遇。只要有“闯”的精神，不愁没有碗饭吃。

“闯关东”之风由来已久，这种“由来已久”，使“闯关东”逐渐演变成为具有“山东特色”的地区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积淀越深厚，“闯关东”的内驱力越强，“闯关东”越是普遍化，这种地区文化传统越厚重，形成一条不绝如缕的“因果链”。在胶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生活习俗而被广泛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现象了。

“闯关东”持久而普遍，意味着血缘、地缘关系的延伸和社会关系的扩大。关东是山东人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一旦生活发生困难或遭遇天灾人祸，山东人便首先想到“闯关东”，投亲觅友，以求接济。史书中有许多例子说明，关东、山东有着无法割断的社会联系（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社会联系的扩大化和“闯关东”现象的普遍化是互为因果的“因果链”，它使“闯关东”这种地区文化传统有了深厚的现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使“闯关东”的流民现象具有相对较少的“盲目”色彩。

三、“闯关东”与东北开发

流民如潮水般涌向关东，无论他们务农、务工经商，还是伐木筑路，都为关东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东地广人稀，“闯关东”浪潮不仅使关东地区“人稀”的面貌得到改观，与全国人口分布趋于平衡，而且，肥沃的黑土地得到开发，耕地面积处于不断增长之中。有资料显示，1873年关东耕地面积仅为2400万亩，40年后即1913年达到12300万亩，1932年更增加到30618万亩。荒原变良田，流民有拓荒之功。《东北集刊》曾发表评论，盛赞“山东人实为开发东北之主力军，为东北劳力供给之源泉。荒野之化为田园，太半为彼辈之功。其移入东北为时既久，而数量又始终超出其他各省人之上。登莱青与辽东一衣带水，交通至便，彼土之人，于受生计压迫之余挟其忍苦耐劳之精神，于东北新天地中大显身手，于是东北沃壤悉置与鲁人耒锄之下”。正是由于山东等省流民的辛勤开垦使“北大荒”成为远近闻名的“北大仓”。这其中，流民洒下了多少汗水，是不言而喻的。

流民大量流向关东，推动了关东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禹贡》刊载评论说：“盖拓殖东北者，日用所需时感不足，为供应彼等各种需要，遂有汉人商店出现。此类商店多系国内有巩固基础营业之分支，多取杂货店形式。贩卖品以强烈之酒居多，粗劣棉花、靴、帽、菜品等次之，兼营兑换金钱，发行支票，收发书信。后又设总行于各交通便利之地，用以统辖各支店，都市随之而兴矣。”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反过来成为吸引流民的条件，互为因果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1917年东北工厂企业发展到1785家，1945年达到6878家，发展速度与“闯关东”流民浪潮规模之巨一样惊人。

“闯关东”浪潮，有力地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关东的开放，意味着清政府保守满族固有文化的初衷呈不可逆转之势，逐渐走向它的反面。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流民大规模入关，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在关东，有许多山东村，就是齐鲁文化平面移植的突出表现。中原文化“喧宾夺主”，这样势必造成中原文化对以满族文化为主体的关东文化的同化局面。关东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包围之下，只能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受到“同化”，向中原文化看齐，所谓“渐效华风”是也。结果如外报所载：“到了今日，旅行满洲者，从辽河口岸直达黑龙江，至多只能看见从前游牧人民的一点行将消灭的残遗物迹而已，他们昔日跨峙塞北的雄威，已经荡然无存了。现在满人几与汉人完全同化；他们的言语，也渐归消灭，转用汉语了。”（Walter Young《美报之华人满洲移民运动观》）原有的关东文化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大面积“复制”到关东的中原文化，由于脱离“母体”和环境的改变，也不能不发生“异变”。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流民到了关东，不能不改吃高粱米、棒子面，为了对付严寒，也不能不学着关东人的样子烧炕睡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就使“复制”到关东的中原文化与“母体文化”逐渐拉开距离。而关东文化也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全盘“同化”。这样，一种脱胎于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而不尽同于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的新型的区域文化——新型关东文化逐渐形成。尽管在“闯关东”浪潮潮起潮落的近代历史条件下，这种新型关东文化还没有显示出绰约的丰姿，但已初见端倪，照史书上的话说，即“满汉旧俗不同，久经同化，多已相类，现有习俗，或源于满，或移植于汉”（《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

作者简介：

   池子华，1961年生，安徽涡阳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研究所所长。出版著作《中国近代流民》《曾国藩传》《张乐行评传》《晚清枭雄苗沛霖》《中国流民史：近代卷》《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等20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