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报刊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对近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女性小说创作也不例外，作品大多首先载于报刊，从数量观之，则以女报为最。本文以三十三种近代女报为考察对象，选取最能体现刊物编纂方针和主旨政策的发刊词、章程和征文广告为材料，追踪主持者拟想和预设的小说作者性别，进而落实女报与中国女性小说创作发生的某些关键性的结点。

一、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女性并不涉足小说创作。二十世纪以前，已知为女性所作的小说仅有三部——汪端《元明佚史》、陈义臣《谪仙楼》和顾太清《红楼梦影》。其中，留存下来的只有《红楼梦影》。然而“五四”之后，小说却一跃而成为占据女性文学版图成就最大、数量最多的文类。对于这种鲜明差距，已有论者指出，清末民初是连接两个时段的关键节点，是中国女性小说创作的“发生期”——此时不仅出现小说女作者数十人，她们的作品亦有一百多部[1]。但是，任何文化上的偏见都不可能消除于一夕之间；除了基础性的生平追踪与作品考订，笔者更为感兴趣的是，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域之中，究竟蕴含着哪些促使女性小说创作发生的文学机制？女作者又是如何现身、参与到小说创作领域，乃至最后在小说文坛上获得一席之位？

报刊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介，对近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早在1908年，黄伯耀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小说一门，隐与报界相维系”[2]。女作者小说自然也不例外。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这些作品大多首先发表于报刊。然而，当时报刊也经常会出现由男性代笔的小说；另有一些自署“某某女士”，因资料缺乏而真伪难辨，为小说女作者的甄别增添了不少障碍。事实上，报刊既是文学传播的媒介，同时也是商品，拥有自身的编排运作方式——它会将版面内容、生产传播、作者团队和读者受众等，一并纳入自己的构想中。因此，与其用力统计在清末民初报刊上实际出现的小说女作者的数量，陷入一片“雌雄莫辨”的“某某女士”考证中不知所措，倒不如转向更为确定的报刊编纂政策与征稿方针，从中观察编者拟想中的小说作者性别，进而落实报刊与女性小说创作之间的某些关键性的结点。

从这个角度来说，黄锦珠《从发刊词与征文广告看小说女作者的存在位置：以清末民初小说杂志为观察中心》，无疑是一篇重要的论文。作者选取的小说杂志自1902年《新小说》始，至1918年《小说季报》止，总计32种，从“主流论述的无名化”和“文人团体的排他性”两方面，得出“缺乏善意的冷对待，大体便是清末民初小说杂志表现出来看待女作者的态度”的结论。文章还指出，直到1914年《小说旬报》和《朔望》，才对女作者发出邀请，女作者也终于进入编辑视域，成为预想中的写作族群[3]。

小说杂志在近代中国可谓层出不穷，不仅是小说演进的一大动力，也是观察当时小说状况最佳的媒介场域。因此，黄文选取小说杂志作为观察对象，自有其意义所在。然而，据笔者搜集的资料，清末民初女作者刊于报刊的小说作品，在数量上乃以女报为最，次之大报的文艺副刊，最末才是小说杂志。如此看来，小说杂志似乎并不是追踪女性小说创作发生的最好选择，其对女作者的“冷对待”，也无法代表清末民初报刊的总体态度。因此，本文别辟蹊径，以刊载女作者小说最多的女报为观察核心，希冀这一论述框架得以重新搭建。

虽然清末民初的众多报刊，均可统摄在“女报”这样一个不无笼统的概念之下，但其实性质大不相同。最早的《女学报》伴随中国女学的起步而出现，兼有中国女学会会刊与中国女学堂校刊的双重性质。1904年创刊的《女子世界》，大抵是女报中最早的同人刊物。1907年秋瑾创设《中国女报》时，属意为将来“中国妇人协会”之机关刊物[4]。类似的还有《女子白话报》、《神州女报》等。又如，晚清《惠兴女学报》、民初《竹荫女学杂志》等，都是女校校刊，在社会上流通较少。此外，1911年创刊的《妇女时报》，是我国第一份商办女报，此后的《女子世界》、《妇女杂志》等亦属此类。

尽管这些女报的性质不一、主旨各异，但作为女界传媒的重要工具，本文在选取时一并纳入，自1898年《女学报》起，至1918年《南汇县立城南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校校友会杂志》止，总计33种。具体到讨论材料，除了“弁言”、“宣言”等交代刊物定位的“发刊词”，和直接面向读者组织文学生产、规范投稿内容的征文广告外，一些应酬性质的“颂词”、机关报的“章程”和招揽读者的广告，只要能够体现刊物宗旨与编纂方针，本文全部纳入考察。

二、早期女报的“女性”与“小说”

中国之有女报，始于1898年7月24日创刊于上海的《女学报》。然而，直到1904年的《女子世界》，才首开女报设置“小说”栏、发表小说作品的先例。可以说，最初的女报与“小说”之间完全没有关系。

据徐楚影、焦立芝《中国近代妇女期刊简介》可知，在《女子世界》之前，除了《女学报》之外，至少还有两种女报现世：其一是1899年开始、1902年续出的《女报/女学报》；另一是1903年出现在广州的《岭南女学新报》[5]。这三种女报虽然在栏目设置上各有不同，但不刊小说作品，却是共同选择。不仅如此，杂志有时还会流露轻视小说的态度。如《女学报》主笔潘璇认为，识字女子“手不释卷”地阅读小说，导致“满肚子里都是神仙鬼怪、才子佳人的典故，因此以致逾闲荒荡的不少”[6]。无独有偶，另一位主笔康同薇也对“海内淑秀”中“其尤下者，且以小说弹词之事，陆沉于其间”的现状提出批评[7]。此外，《女报/女学报》的创办者陈撷芬还称，“我们中国女人读书识字的狠少，就有几个认得字的，就喜欢看小说”，并劝告大家“把这个看小说的工夫，看别样书或者看报，再不然做别样事，大小总有些益处”[8]。

1904年1月17日，《女子世界》在上海创刊。从诞生之日起，“小说”栏就位列其中——尽管后来杂志栏目多次调整，但均与该栏无碍。其实，《女子世界》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是首创“小说”栏的女报；更重要的是主创者对女军人、女游侠、女文学士“三分天下”的格局，为“女性”与“小说”的结缘开辟了一条隐秘的通道。

 《女子世界》创刊号

在创刊号上，丁初我和金一分别撰有《<女子世界>颂词》和《<女子世界>发刊词》。《颂词》称，“军人之体格，实救疗脆弱病之方针；游侠之意气，实施治恇怯病之良药；文学美术之发育，实开通暗昧病不二之治法”，《发刊词》也开列了一份女性典范的名单，大抵可以对应上述三类。在《女子世界》上，最能体现两位主创者构想的，无疑是“传记”栏。观杂志首年，该栏刊出的文章涉及聂隐娘、花木兰、梁红玉等，基本对应了“女军人”和“女游侠”两类。对此，大概丁初我感到了不安，第二年一开篇，由他亲自撰写的《女文豪海丽爱德斐曲士传》刊出，并特意在标题上提升了著述之意。此篇传主为美国著名女作家斯托夫人，而文章赞扬的《安克尔德姆木屋》，便是脍炙人口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只是，文章并未将传主置于“小说家”的地位加以观照，而是极写文字具有“左右世界”而“造成事实之母”的能力。换言之，丁氏之所以看重“女文学士”，是因为“文学”具备的启蒙能量与新民效应。说到底，“女文学士”与“女军人”和“女游侠”还是殊途同归，最终的目标都是——救国。

这样的逻辑不仅使人立即想到在“小说界革命”中，梁启超们所认定的小说具有“改良群治”和“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反观《女子世界》所载小说，也大多践行这类主张，可以说，丁初我所谓之“文学”本就与“小说”存在某种“同构”关系。因此，他笔下的“女文学士”与“女小说家”之间，也就共享了一脉相承的内部逻辑和相同的文化政治空间。至此，女作者通向小说创作的一条隐幽、狭窄的通道也就形成了。

观《女子世界》之“小说”栏，最先发表作品的是徐念慈、柳亚子、高增等人，还属该刊的“同人”范畴。这种局面到了第八期才有所改变，化名为“萍云女士”的周作人发表了小说《侠女奴》。关于与《女子世界》的结缘，据周作人自己回忆，是看了江南水师学堂同班朋友订阅的《女子世界》后，主动寄了稿件过去[9]。可见，虽然《女子世界》并未公开征集小说，但周氏作品能够刊出、并由此晋升为杂志后期重要的撰稿人，却是源于自动投稿而被采用。

查丁初我日记，丙午年阴历十二月廿六（1907年2月8日）的“通信往”中有“周作人”，可见他了解周的真实身份[10]。而且，在翻译《侠女奴》和《玉虫缘》期间，周作人也在日记中保留了与丁氏频繁的通信记载。此时，他一直在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甚至过年都未回家[11]。江南水师学堂不招女生，因此丁氏绝无可能搞错“萍云女士”的真实性别。但他依然听之任之，允许周作人“女扮男装”在“小说”栏频频出现，或许可以表明丁初我对女作者小说稿的欢迎态度。前文已述，在丁初我“女子世界”构想中，“女文学士”本就有资格与“女军人”和“女游侠”三分天下；然而在当时，有能力写作小说的女作者却凤毛麟角。所以，《女子世界》的小说，只能勉为其难先由男性代笔，以维持刊物内容与编辑构想之间的名实相符。

在《女子世界》之后，晚清还出现若干女报，尽管宗旨各不相同，但“小说”栏均已进化成为常设栏目。同时，“女性”与“小说”之结缘，也越发明朗化。1905年的《北京女报》称“主笔、翻译、校对，皆当延聘女手”[12]、号召“我女界同志，如有撰述，惠寄本馆”[13]，并不对征稿文类加以预设。而1907年出现于日本的《中国新女界杂志》，稿件来源除“创办人担任撰述”和“社员投稿”外，“女界名著”和“男界佳章”赫然并列[14]。可以说，随着“小说”固化为女报的常设栏目，以及对女作者稿件文类的不设限，“她们”已然成为杂志预设的小说作者。此外，由于清末民初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一些女报对供稿者的性别预设，还出现了极强的“去性别化”特征。

三、革命语境的“去性别化”

除了上节所述报刊之外，晚清还有几份著名女报，如《中国女报》、《新女子世界》、《神州女报》和《女报》等。其中，前种为秋瑾自办，后三种都由与她关系密切的陈以益主持。此外，堪称《中国女报》和《新女子世界》“亲密盟友”的《天义（报）》，也不妨归入此类。上述报刊已经溢出此前女报提倡女学、开通女智的讲论框架，自觉将“女权革命”与“种族革命”相结合，呈现出激进的革命色彩。

由于这类女报为特定宗旨服务，所以很难遇到同路人。秋瑾在创刊《中国女报》时怀有远大理想，望能“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15]。开始，她本打算“集股万元”，不料“越时甚久，入股者仅四五人，集款才数百元”，只好“集编辑、校对、发行之责于一身”[16]，创刊号也只能先用劣质纸张。此外，陈以益也曾感慨历主女报的艰辛“非笔墨所能形容”[17]。尽管他对三种女报苦心经营、勉力支撑，但出版几期就难以为继，只能惨淡收场。

上述状况反应到女报中，即主持者预设的供稿者只有唯一特点——宗旨相同。因此，尽管上述女报均设“小说”栏，但编者征稿时从不带任何性别指涉。例如，《中国女报》称：“本报如有海内外同志以所著诗词、传记、小说及新闻等类见赠，当择尤登录。”[18]其中，“同志”这一称呼，对同路者表现出一种极强的亲和性和号召力，是一个“去性别化”的中性用语。在类似女报中，使用此种用语来指代杂志的拟想作者，已是一种惯常表现，兹再举一例为证。《女报》之《章程》云，“如有热心诸君其撰著与本报宗旨相吻合者，请即惠寄”[19]。可见，在陈以益心中，投稿者不仅要志同道合，还需“热心”——因为稿件登录也不过“酌酬本报”，没有稿费。同样，“诸君”也是一个没有性别指向的中性词语。

武昌首义之后，举国压抑已久的民族情感骤然得到集体释放。“女国民”也不甘示弱，“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20]。然而，随着革命成功、民国肇建，本该“同尽义务，即应同享权力”[21]的要求却未能实现。于是，女界为争取政治权力展开斗争，先后有三大团体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万国女子参政会中国分会。为了增强舆论效应，机关报《女子白话旬报》、《神州女报》和《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月报》也应运而生，编者对拟想作者的性别想象，同样呈现出与前述晚清女报的相似特征。如前两份女报分别表示征稿对象为“各界热心著述，与本报宗旨符合者”[22]及“海内外同志”[23]。至《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则更直接地宣布“延聘女界博学之士及男界素重人道而尊崇女权者为编纂员”[24]；其中“女界”与“男界”并举，进一步体现了该刊的开放姿态。

综上，在上述革命性较强的女报中，尽管刊载小说已成常态，并以之作为斗争工具，但编者并未对供稿者有任何性别预设。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在“革命”的道路上，需要尽可能吸收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无所谓年龄、阶级和种族，更不用说性别了。更进一步言之，中国女子教育刚刚起步，像秋瑾这样的女性先觉实在少之又少。因此，被编者称为“同志”的供稿者，反而更可能是男性。《新女子世界》的征文即说，“海内外文人学士，如有崇论宏议、诗歌小说，不拘体裁，均请惠赠”[25]；《神州女报》则表示，“尚希海内鸿才硕学以鸿篇巨制、笔记小品惠寄本报”[26]。此处“文人学士”和“鸿才硕学”等尊称，指承担一定文化、道德使命的文人，通常是对男子的称呼。与之相对，既有修养又擅长写作的女子，一般被称作“闺秀”或“才媛”，不太可能进入“文人”、“学士”的行列。

四、正式现影于女报视域

1911年6月，狄楚青于《时报》旗下增设《妇女时报》，包天笑主编，开创商办女性刊物之先河。该刊以“提倡女子学问、增进女界知识”[27]为宗旨，原定月出一期，但实则是不定期出版，末期为1917年4月出版的第二十一期，是辛亥革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女性刊物。

据笔者目力所及，《妇女时报》是第一份正式向小说女作者发出邀请的女报。早在该刊正式出版之前，《时报》之《发刊<妇女时报>征文》已经宣称，“本报除聘请通人名媛分司编辑、撰述之任外，更募集四方闺媛之心得”，在下方列出的征文类型中，就有“小说”一项[28]。随后，创刊号《发刊词》也明确表示，希望“明敏通达之闺彦，与夫忧时爱国之女士，时锡伟论，靳以唤醒同胞之迷梦”[29]。可见，自《妇女时报》创刊伊始，便确定女性为小说供稿者的编辑方针，主编包天笑也说“里面的作品，最好出之于妇女的本身”[30]。

《妇女时报》第一期

《妇女时报》出版后，专辟“编辑室”一栏，通常置于杂志最后，表明编者对本期文章的基本态度，有时也会指出今后杂志的取材方向，或直接面向读者征稿。其中，第五期说：“吾国女界不乏文豪，或能编述女子从军美谈、如小说体裁，或能迻译他国革命战争事件、而关系女界者，尤为本志所盼望。”[31]其时正值辛亥革命女子从军的高潮，在报刊舆论界激起一片喧腾，《妇女时报》向女作者征求的小说类型，适逢其时。如果说第五期的小说征稿还局限于某种特定类型，那么，随后的第六期无疑更加开放——“文学为吾华国粹。吾素以优美著称于世界之女子，更宜有以发扬之。小说、传记、诗词、歌曲，尤盼惠赐”[32]。很明显，此时女作者已经正式走入女报的编辑视野，成为拟想的小说供稿者。

其实，《妇女时报》最早将“潜在”的小说女作者“公开化”，并非由于该刊思想开放、锐意出新。相反，细读杂志，可以发现《妇女时报》是一份持论平稳、基调温和、且始终与思想政治环境保持一致的女报。加之主编包天笑“发扬旧道德，灌输新知识”的办刊宗旨，更决定了该刊对女性角色的定位，不会超出其所处的时代。然而，就是这样一份期刊，首次向小说女作者公开发出邀请致意。或许可以说明，“女作者”现身于小说领域，绝非一二文坛先知的超前预想，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并且，相较于女作者直到1914年才被小说报刊注目，这个时间足足早了三年，且直接开启此后女报的发展趋向。

在《妇女时报》之后，女界刊物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以论述女学宗旨、传播家庭实用知识为主；另一种是女性文艺杂志，以刊载文艺作品，标举消闲娱乐为目标。这两种刊物虽然风格迥异，但是在女性身份指涉上，却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力图反拨民初女权运动之“乱”，复归传统女性的角色身份。有趣的是，无论哪种类型，都直承《妇女时报》余绪，将女作者正式纳入拟想小说供稿者的范畴。

就前种类型而言，早在1911年的《妇女时报》，就已显露出重视女性家庭角色的倾向。与《妇女时报》同期的《妇女日报》、《女铎报》和《女界报》等，虽然偶尔也会流露出相似论调——如《妇女日报》称“发挥妇女固有之道德，增进妇女普通之知识”[33]；但主要还是继承晚清女报提倡女学、注重女性知识启蒙的主导倾向。但是，1914年之后，倡导女性复归家庭的报刊骤然增多，如《妇女鉴》宣称“不主妇女之参政，不嚣然以倡妇女之权”[34]，《女子杂志》则“专求所谓贤母良妻之教育”[35]。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和中华书局的《中华妇女界》。这些女报也注意到小说女作者的存在。例如，《创办妇女日报意见书》先列所辟十二门，“小说”于其中；随后又称，“倘女界同胞肯惠来稿，无论何门，皆请择撰见寄，以便收罗众美，按日刊登”[36]。又如，《妇女鉴》明确宣布“请通人名媛分司编纂、撰述之外，尚望诸姑姊妹惠以鸿著”，下列“征文种类”即有“小说”一项[37]。再如，《妇女杂志》也希望中外名闺时彦”能“惠寄佳篇，增敝志光”，随后附录的“征文简章”也包括“小说”[38]。

第二种是旧时文人创办的女性文艺杂志，主要以《香艳杂志》、《女子世界》和《眉语》为代表，这三份杂志均创刊于1914年。需要说明的是，除《眉语》之外，另外两种刊物并不仅仅着意小说。《香艳杂志》非常看重所谓的“香艳文字”，明确表示征求“合于本编宗旨之传记、小说、谐文等及其它之香艳文字”[39]；而《女子世界》则有意张扬“古近体文”[40]，骈文、曲稿、传奇和弹词的稿费也高于小说[41]。尽管如此，在这两种杂志上也经常会有女作者的小说出现。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眉语》杂志。创刊时便宣称“本社乃集多数才媛，辑此杂志”、“以许啸天夫人高剑华女士主笔政”[42]，同时表示“无论长短小说，一律征收，出于闺作者尤所欢迎”[43]。随后第二号又说：“本杂志第三号征求女界墨宝汇作临时增刊，或字、或画、或诗、或文、或说部、或杂记。”[44]可见，《眉语》不仅已经非常明确女作者亦是小说文坛的一份子，而且还对她们表示了格外的注目与邀请；目前，在笔者检阅的清末民初报刊中，如此频繁、如此密集地向女作者发出邀请的杂志实为少见。当然，这一现象的背后其实隐藏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心理和市场逻辑，笔者已撰专文分析，此处不再赘述[45]。

《眉语》

综上，与小说杂志界中女作者长期处于一种孤立境地、承受着被“无名化”和“边缘化”的“冷对待”相比，女报界则显得热闹许多。早在晚清时期，由于《女子世界》的首开之功，“小说”便固化为各大女报的常设栏目。同时，《女子世界》对女军人、女豪侠和女文学士“三分天下”的格局主张，也开启了“女性”与“小说”结缘的隐秘通道，让女作者逐渐成为女报“潜在”的小说供稿者。而1911年创刊的商办《妇女时报》，首次正式向女性征求小说，将此前“潜在”的小说女作者“公开化”——这个时间也比小说杂志足足早了三年。此后，多数女报均以开放的态度，明确向女作者发出邀请，甚至出现了《眉语》这样专门刊载女性小说的杂志。值得一提的是，后期女报大多属于商办期刊，编刊宗旨也大多以消闲娱乐为旨归。由此，本文除了再现女报与中国女性小说创作之发生的文学图景以外，小说女作者由晚清的“启蒙资本”转向民初的“商业资本”的历史轨迹，亦清晰可辨。

（原文附有“女性报刊章程、发刊词、征文知见一览表（1902-1918）”，因版式限制，此处略去）

注释：

[1]马勤勤：《隐蔽的风景：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的兴起与呈现（1898-1919）》，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2]耀公：《小说与风俗之关系》，《中外小说林》第2年第5期，1908年3月。

[3]王风等编：《解读文本：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179页。

[4]《补登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中国女报》第2期，1907年3月。

[5]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四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0-684页。

[6]《上海<女学报>缘起》，《女学报》第2期，1898年8月3日。

[7]《女学利弊说》，《知新报》第52册，1898年5月11日。

[8]《莫看小说》，《女报》第3期，1902年7月。

[9]《学校生活的一叶》，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25页。

[10]《丁祖荫日记》藏上海图书馆，此处据栾伟平《小说林社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附录之《<丁祖荫日记>中的小说林社史料》。

[11]《周作人日记（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412页。

[12]《创设北京女报缘起》，《大公报》第1075号，1905年6月28日。

[13]《本馆广告》，转引自姜纬堂、刘宁元主编：《北京妇女报刊考》，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14]《社章录要》，《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6期，1907年3月-7月。

[15]秋瑾：《发刊辞》，《中国女报》第1期，1907年1月。

[16]秋宗章：《六六私乘》，见《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

[17]陈以益：《本报之成立》，《女报》第1期，1909年1月。

[18]见秋瑾《补登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

[19]见陈以益：《本报之成立》。

[20]《复女界共和协济会函》，载《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53页。

[21]江纫兰：《说女子参政之理由》，《妇女时报》第8期，1912年9月。

[22]《女子白话报简章》，见《唐群英史料集萃》，第68页。

[23]《本报征文启事》，《神州女报》第1-3号，1913年3月-5月。

[24]《<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简章》，《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第1期，1913年4月。

[25]《大征文》，《女子世界》第2年第6期，1907年7月。

[26]《征文》，《神州女报》第1期，1912年11月。

[27]《发刊<妇女时报>征文》，《时报》，1911年3月19日。

[28]同上

[29]《发刊词》，《妇女时报》第1期，1911年6月。

[30]《钏影楼回忆录》，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63页。

[31]《编辑室》，《妇女时报》第5期，1912年1月。

[32]《编辑室》，《妇女时报》第6期，1912年5月。

[33]《妇女日报社简章》，《申报》，1911年5月26日。

[34]津沽佘余焘：《小启》，《妇女鉴》第1期。

[35]《发刊词》，《女子杂志》第1期，1915年1月。

[36]《创办妇女日报意见书（续）》，《申报》，1911年5月25日。

[37]《妇女鉴征文》，《妇女鉴》第1期，1914年10月。

[38]《征集文字图片》，《妇女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1月。

[39]《征文条例》，《香艳杂志》第1期，1914年6月前后。

[40]《征文启》，《女子世界》第1期，1914年12月。

[41]《征文条例》，《女子世界》第1期，1914年12月。

[42]《<眉语>宣言》，《眉语》第1号，1914年11月。

[43]《本杂志征文例》，《眉语》第1号，1914年11月。

[44]《本社征求女界墨宝宣言》，《眉语》第2号，1914年12月。

[45]马勤勤：《作为商业符码的女作者——民初<眉语>杂志对“闺秀说部”的构想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3期。图片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