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迁移基本上都是因为战争、灾害或政府强制性移民而引起的，但也有在安定时期人民出于自愿而进行迁移的。清代晋南地区乡村人口流动就主要集中在商业和出外谋生两个方面，而且主要趋向于近距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地形地貌、区位优势等自然地理原因以及清政府和地方官吏的政策、经济利益的驱使、人地关系紧张等人文地理原因都对晋南地区乡村人口流动起到了很大作用。

【英文标题】Flow of the Jinnan’S Rural Popul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Geographical Reasons

In Chinese history,the great flow of the population Was basically caused by War disaster or government forced immigration.But in the peace period,there was also immigration.In the Qing Dynasty.the rural population flow in the south of Shanxi Was mainly driven by the business and making a living.And the flow of the population mainly trend to short distance.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reasons and human geographical reasons have had great effect on the rural population flow Jinnan area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reasons,including terrain and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human geographical reasons,including the policy of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local officials,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tension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so on all promoted population flow．

关键词：清代；晋南地区；人口流动；地理原因/The Qing Dynasty；Jinnan Region； Population Flow；Geographical Reasons

当前对清代晋南地区乡村人口流动的研究成果很少，还没有出现专门论述的著作或论文，只是在一些移民史或研究山西人口流动的文章中提及。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对山西的人口流动做了整体性的研究，真实再现了山西乡村人口流动的特征、原因及其造成的影响，但对晋南地区乡村人口流动的原因分析缺乏时代特征，也没有系统的论述。梁四宝、武芳梅的《明清时期山西人口迁徙与晋商的兴起》分析了人口迁移和商业活动的关系，但只是对商业性移民的成因作了说明，并没有涉及其他类型的人口流动。刘焕波、陈同杰的《清代运城盆地乡村人口流动规模、原因及影响》主要谈到了属于晋南地区的比较典型的运城盆地的乡村人口流动情况，也不足以说明整个晋南地区的乡村人口流动。

另外，还有一些著作和论文只对特殊时期或事件的乡村人口流动进行了探讨，而对于清代这个稳定时期的乡村人口流动的研究很少，尤其是小区域的乡村人口流动的成果更少。事实上，清代晋南地区乡村人口流动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而且安定时期的人口流动对我们今天社会发展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本文研究的主体是乡村人口流动，在这里指的是广义上的人口流动，大致包括清代的流民、各种各样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以及各种类型的移民。研究的地域范围是山西晋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临汾市和运城市。文章主要是对清代晋南地区乡村人口流动的基本情况进行复原，进而以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一、清代晋南地区乡村人口流动的基本情况

清代初年(顺治一雍正)，因为资料的缺失，只是在一些地方志中有关于个人案例的记载，但难以判断晋南乡村流动人口的规模。

清代中期(乾隆一嘉庆)，晋南地区乡村人口流动规模相对于前期有了明显增长，尤其是乡村商业人口流动有了稳定增长。位于晋南的曲沃县，乡村商业人口的流动数量比较大，已经形成经商的民风，如《新修曲沃县志》中记载：“至于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服贾而走四方者，踵相接焉。”【1】（P121）地方志中也有对乡村人口流动的记载，如光绪十二年(1886年)《虞乡县志》卷8《人物》中有记载：“陈大宫，杜家营人，敦孝友，初将远商，后罢商。”“赵廷官，少商于洛南。”“王桂，字子山，本临晋人，….年十七，以父侨居南阳。”从中可以看出很多都是因为经商而出现人口流动的。

清代后期(道光一宣统)，晋南地区乡村人口流动规模又有了一定的发展，数量有所增加。其中，闻喜县从事商业的乡村人口较多。民国《闻喜县志》记载：“然而男子十三、四万，竭地利不足糊口，远服贾者二、三万人。”【2】（P402）从中可以看出，由于出外经商而引起的乡村流动人口的数量已占到当地男子的五分之一左右；临晋县的乡村人口流动数量也较大，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靠近黄河，过河即可到陕西)，该地区人口主要流向陕西境内，“民国纪元前，临民经商陕省者常万余人，凡子弟成年，除家无余丁及质地鲁钝者外，余悉遣赴陕省习商”【3】（P457），可见，临晋县在陕西经商的人数常达万余人，凡是成年男子，除了因人丁少或“鲁钝”的，其余都前往陕西从事商业活动；芮城县在咸同年间“营商于外者甚多”【4】（P324）；而平陆县乡村人口流动数量相对较少，到平陆县做生意的人也大多是运城盆地的乡村人口，“商邑多土著，无服贾，钱行、质库皆蒲绛解泽人”【5】（P463），可见，晋南地区的乡村人口流动规模此时已经相当大。

另外，在清代后期，晋南的孚山县出外谋生的乡村人口有了很大增长，“糊口于齐鲁燕赵宋卫中山问者十之五六”【6】（P193），出外谋生的数量已占到总人口的一半多；沁水县的乡村商业流动人口也比较多，《沁水县志》载“民勤耕稼务蚕桑，男多商贾，女多纺织，士勤诵读，贫者游四方，设皋比为生计”【7】（P416），可看出此地区的乡村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商业和出外谋生两个方面。

从清代晋南地区乡村人口流动的情况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村流动人口的规模在不断扩展，流动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集中在商业性人口流动上，它在清代后期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另外，清代晋南地区乡村人口流动的范围很广，遍布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山东等省，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但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流向河南和陕西的较多，主要趋向于近距离。

晋南地区乡村人口流动除了流向河南和陕西较多外，还有在山西省境内的流动和其他省份(如临近的河南和陕西)的乡村人口流人到山西境内的，只不过这部分乡村人口的流动规模较小，而且在时间上也缺乏连续性，在此不作论述。

二、清代晋南地区乡村人口流动的地理原因

清代晋南地区出现较大规模的乡村人口流动，应该说是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总体来看，乡村人口流动就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存环境。本文主要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自然地理原因和人文地理原因两个部分来对其进行分析。

1．自然地理原因

地理环境是影响清代晋南地区乡村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其中地形地貌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山地地形复杂，地貌类型多样，交通条件比较差，因此会阻碍本地区人口的流动，而盆地地形平坦，交通便利，则会促进该地人口的流动。晋南地区正是盆地、山脉纵横交错，地形地貌比较复杂，因此对当地人口的流动也会造成不同的影响。

如晋南南端的平陆县，其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运城盆地地区，乡村人口流动规模也不大，这就与其地理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平陆县虽和河南省临界，但它位于中条山中，交通十分不便，信息闭塞，这些都限制了平陆县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乡村人口的流动。而孚山县的乡村人口流动数量较大，在清朝后期出外谋生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总人口的一半多，这正是因为其位于汾河谷地，地势低平，交通便利，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加之临汾地区商业发达对其也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

除了地形地貌对人口流动产生一定影响外，区位优势也是促使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晋南地区的区位优势主要表现在运城盆地，它位于晋陕豫三省枢纽地带，人们可以在陕西、河南和山西之间方便地来往，这样的优势就促进了三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同时也必然会伴随着乡村人口的流动。临晋县就位于运城盆地，地理环境良好，地形平坦，交通便利，信息流通快，并且与陕西交界，区位条件优越，西边是陕西的关中平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因此临晋县与陕西的经济合作和交流比较多，有着商业发展的优越地理条件，这就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商业性乡村流动人口。另外，芮城县位于中条山南边，周围都是山地，交通条件也比较差，但因为其受到了好的地理区位的影响，与河南、陕西仅一河之隔，所以这个地区的乡村商业流动人口也相对较多。【8】而平陆县和河南省也临界，但没出现这个现象，这说明人口流动受地理区位和地形地貌等多重因素影响。

2．人文地理原因

影响清代晋南地区乡村人口流动的因素除了自然地理原因外，还应该从人文地理方面来考虑。

(1)清政府和地方官吏的政策

乡村人口要大量流动首先应该得到政府的允许或支持，所以清政府的政策对人口流动有一定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商，重官轻商，至清代仍未改变。但是随着清代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商业利润的追求日益增加，皇权对商人群体的依赖也越来越重，国家政策和法律也开始重视商业的兴起，逐步在商业政策上进行调整，一方面提倡“恤商”、“利商”，另一方面则通过法律和政策加强对商人组织和活动的保护与控制。这一切使得清代商人的法律地位相比其他时期有所提高。

清朝前中期，中央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推动商业发展的政策，商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顺治初年开始实行保护和鼓励商业的政策，在康熙和雍正两朝也得到了很好地保持和进一步发展。对于关口设置官员和征收关税都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时代，这样的政策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晋南地区乡村商业人口的增加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这些政策给了商业足够的发展空间，对小商小贩和农闲时从事商贩活动的乡村人口都起到很好的保护和推动作用，并保证他们可以自由的在城乡间和周边省际间进行活动。【9】这就促进了商品交换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也使乡村商业人口流动规模不断增加。另外，清代初年改革赋役征收制度，到雍正时实施了“摊丁入亩”政策，将赋税的征收摊人到土地中，按土地多少征收，放松了对人丁的控制，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自由度增加了，这也就促进了乡村人口的流动。

除了清政府实施的好政策外，地方吏治的好坏也会间接影响到乡村人口的流动。清朝初年，晋南地区的吏治相对较好，他们招民开垦荒地，缉拿盗匪，消除苛政，安定社会，恢复集市以便乡村人口进行商品交换，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乡村商业流动人口数量也随之增大。

(2)经济利益的驱使

在前面分析晋南地区乡村人口流动情况时我们可以看出其主要集中在商业性流动人口上，而商人大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可见经济利益是驱使乡村人口流动的又一重要原因。

经济利益对乡村人口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达地区因为经济水平高，产业结构较合理，商业获利快，为了赚更多的钱，从事商业的人口就会比较多，这必然会促进乡村商业人口的流动；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有一定的吸引力，优越的生活条件也会拉动落后地区的乡村人口流动。如晋南地区的运城盆地经济发达，有丰富的盐业资源，当时很多的盐商到运城来运盐或从事其他的商业活动。“惟是地濒鹾海，五方杂处，富商大贾、游客山人骈肩接踵，阑阆之夫，率趋盐利，握算佣工不务本业”【10】（P485），可见，来运城盆地的人除了商人外还有游客山人等，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为了盐业的丰厚利润。这也就促进了运城盆地经济的发展，使从事商业的乡村人口增多，为运城盆地的乡村人口流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3)人地关系紧张

经过清初的恢复和发展，社会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增加，人口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上升，加之有不少山西境内的和省外的人口来此定居，这就使晋南地区人口数量有所增加。特别是康熙时期“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的实行，使得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在土地承载力不变的情况下，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就会出现人地关系矛盾，这从另一面会对乡村商业人口的增加和流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清实录中有关于人地关系紧张的记载：“晋省地狭民稠，人多服贾。”【11】（P923）可见，乾隆时期山西省因为人地关系出现矛盾，人们出外经商的现象变多。在此时期，曲沃县就出现人地比例关系失调导致乡村人口流动的现象，其服贾四方是因为“则固土狭人满，恒产不赡之所致也”。【8】曲沃县位于太岳山南端，土地资源较少，清中期乡村人口大量增长，而土地却没相应增加，土地所产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为了生存，一些人不得不走出家乡，出外谋生，因此乡村人口的流动比较普遍。

三、结语

总之，清代晋南地区乡村人口流动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各个地区又有所不同，流动类型多种多样，主要集中在商业和出外谋生两个方面，流动范围也很广，但主要趋向于近距离，其中流向河南和陕西的较多。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来分析，可得知地形地貌、区位优势以及清政府和地方官吏的政策、经济利益的驱使、人地关系紧张等都会造成乡村人口的流动。这些人口流动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而且它对我们今天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新修曲沃县志：卷23风俗[z]．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闻喜县志：卷6生业[z]．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3]临晋县志：卷4生业略·商业[z]．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4]芮城县志：卷5物产略[z]．成文出版社印行，民国56年．

[5]平陆县续志：卷上舆地·风俗[z]．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6]孚山县志：卷27风俗[z]．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7]沁水县志：卷4风俗[z]．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8]刘焕波．清代山西乡村人口流动[D]．陕西师范大学，2007

[9]刘焕波，陈同杰．清代运城盆地乡村人口流动规模、原因及影响[J]．运城学院学报，2009(6)．

[10]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2风俗[z]．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1]清高宗实录：卷56[M]．中华书局影印，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