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解决来自俄罗斯和准噶尔的威胁，清廷于康熙朝中期起，在嫩江松花江流域设置了许多八旗驻防与台站，与此同时，民人以各种身份进入该地区。另一方面，出于驻防需求，一部分原住民迁出两江流域。这些导致了两江流域的人口变迁，以及民族构成的变化。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threat from Russia and Junggar, the Qing government set up a large number of garrisons and the stations guarded by the Eight Banners in the Sunghua and Nenjiang river drainage areas during the middle Kang Xi period. At the same time, Han Chinese entered the area with various identities, whereas a part of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emigrated to other places with the purpose of garrisons.These led in the changes of the population and ethnic composition in these two rivers drainage areas.

［关键词］人口变迁；嫩江松花江流域；清中期；驻防八旗

［Key words］populations’ change;Nenjiang and Songhua River drainage area;the middle period of Qing dynasty;the Eight Banners in garrison

清初，嫩江松花江流域的主要居民是蒙古、锡伯、达斡尔、卦尔察人等。尤其嫩江松花江汇流处一带，属于水陆通衢，不仅是战略要地，亦是各族交汇杂居之处。随着战略意义的突显，自康熙朝中期起，清廷在这一地区设置了驻防八旗和台站等新机构，并引发了当地人口的迁移以及民族构成的变化。这种现象在清代前中期的东北地区比较普遍，在研究人口变迁方面具有典型性。这也是本文选择该地区作为考察对象的主要原因。

关于清中期嫩江松花江流域人口问题，国内外已有一些研究。在国内，吴元丰、赵志强以锡伯族为对象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二位学者对锡伯编入满洲八旗始末，以及南迁、西迁等问题均有详实考证。①国外，则有柳泽明教授的研究。柳泽明在探讨康熙五十年代齐齐哈尔城风貌时，对该城的人口构成及来源作了详细分析[1]。另外，柳泽明在论述清代黑龙江驻防八旗与汉人时，亦对当地各类人口作了考查[2]。在上述研究的启迪下，笔者拟在研究角度、对象上另辟蹊径，即不以某个民族或驻防城为中心进行讨论，而是从区域研究的视角，以嫩江松花江交汇区域（以下，称作两江流域）为特定区域，其区域大体北抵齐齐哈尔、南到伯都讷、东达呼兰（呼伦）河、西至西拉木伦河一带，重点考察该区域内的人口迁移与民族构成的变化，时间则以康熙朝中期至乾隆朝中期为限。

一、康熙朝前期的人口构成

十六世纪中叶，科尔沁蒙古的一部分越过大兴安岭南下到两江流域游牧，并将在此一带生活的郭尔罗斯、扎赉特、杜尔伯特、锡伯各部，以及在呼兰河松花江一带的卦尔察人等尽收麾下[3]。同时，一部分达斡尔人也归属了科尔沁。科尔沁及所属各部的分布范围极广，嫩江中下游两岸向东到呼兰河流域、两江汇合口一带向南至吉林乌拉附近、向西至西拉木伦河流域都是其活动范围②。所以说，当时科尔沁及其属部是两江流域的主要居民。

随着清朝的大举入关，东北地区的人口分布产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在旧辽东边墙外的吉林、黑龙江地区只剩下少数原住民[1]52。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八月初八日的奏折中称：若将嫩江松花江一带的锡伯、卦尔察、达斡尔兵丁全部移驻齐齐哈尔与乌拉，则齐齐哈尔至乌拉间将无黎民[4]。这也充分说明，直至康熙朝中期，科尔沁及其属部一直是两江流域的主要居民。

另一方面，康熙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后，开始着手处理东北问题。当时东北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一个是俄罗斯，另一个是准噶尔。为此，康熙帝在东北排兵布阵，其首要内容就是设置驻防城和台站。驻防八旗兵和站丁的入驻，随之而来的民人迁入，以及锡伯、卦尔察、达斡尔人等的移动，彻底改变了两江流域的人口构成。以下，就上述几种情况分别加以说明。

二、锡伯和达斡尔的迁出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朝在雅克萨战争中大胜俄罗斯，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与俄罗斯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从此，黑龙江流域得以安定。但是，此前一年，受到准噶尔袭击的喀尔喀蒙古大量逃亡到内蒙古，寻求清朝的庇护。康熙帝给他们指定牧场，予以接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准噶尔再次进攻喀尔喀蒙古，导致一部分喀尔喀人和巴尔虎人越过大兴安岭，逃到嫩江流域，致使当地索伦和达斡尔人陷入混乱。第二年，居住在齐齐哈尔等村的达斡尔佐领们向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提出筑城聚居，以防上年的事件再次发生。经康熙帝批准，萨布素筑造齐齐哈尔城，并拣选1000名达斡尔壮丁为披甲，编为16牛录，进行驻防[1]53。萨布素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复于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十七日密奏康熙帝，称：如若准噶尔进攻东北地区，只能将嫩江和[第二]松花江作为最后防线，故应在嫩江和[第二]松花江沿岸台站路上的齐齐哈尔与两江汇合处设立新的军事基地[4]26-27。康熙帝批准了萨布素的陈奏，打算从内务府及诸王所属布特哈壮丁内挑选披甲，并将此案交议政王大臣议奏。七月初一日，议政王大臣复奏称：锡伯等所居之地，接近松花江、嫩江，相应咨文科尔沁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不论其所属锡伯、卦尔察，如有情愿披甲派驻者，容详列其数报部后奏闻，披甲遣驻[4]30。康熙帝准奏。康熙三十一年（1692）初，科尔沁将所属锡伯、卦尔察、达斡尔壮丁14458名全数进献。其中可披甲者11812名。年底，又续献漏查之7人。此项人等分为84牛录，编入上三旗，被派驻到齐齐哈尔、伯都讷和乌拉③。

齐齐哈尔地处要塞，附近居住的锡伯、达斡尔丁当中1200名被选为披甲，驻守齐齐哈尔，2400名被划为附丁。其中，锡伯兵丁2850名，分19牛录。达斡尔兵丁750名，分为5牛录。因24个牛录的佐领均由锡伯人担任，故24牛录皆称锡伯牛录。至于兵丁眷属，凡居住在台站路附近者，可居住原地。同时，远离台站路或在嫩江西岸居住者，则全部被迁至嫩江东岸[5]。如此，原来散居于嫩江两岸的锡伯和一部分达斡尔人，被集中到了嫩江东岸齐齐哈尔一带。

伯都讷地处嫩江松花江汇合口东南，系水陆要冲，也是锡伯最主要的聚居区，所以伯都讷被选定为新的驻防据点。原来散居在科尔沁诸王所属地方、西拉木伦河、养息牧场外以及辽河流域的锡伯人等，全部被集中到伯都讷一带。与此同时，居住在呼兰河松花江流域的全部卦尔察人也被陆续迁到伯都讷附近。原居伯都讷一带的锡伯、卦尔察丁中被拣选出2000名，作为披甲驻守伯都讷。后迁到伯都讷附近的锡伯、卦尔察丁中被选出2000名，作为附丁。锡伯、卦尔察兵丁共4000名，编成40牛录，其中，锡伯30牛录，卦尔察10牛录。分左右两翼，每翼设满洲协领、防御各一员，受伯都讷副都统辖制[5]43。这样，散居各处的锡伯和卦尔察人就移动到了伯都讷一带。另外，由于乌拉地方兵丁不足，所以居住在乌拉附近的一部分锡伯被编为20牛录，其中，16牛录驻扎乌拉，4牛录驻扎西拉木伦，统归宁古塔将军管辖[5]44。

经过康熙三十一年（1692）的编排和调动，锡伯、卦尔察及一部分达斡尔被集中到了齐齐哈尔、伯都讷和乌拉。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为了整顿东北八旗，加强京师与盛京防务，康熙三十八年（1699），清廷一声令下，在乌拉和西拉木伦驻防的20个锡伯牛录，全部被移驻到京师。同时，在伯都讷的全部30个锡伯牛录被迁移到盛京。康熙三十九至四十年（1700-1701）间，齐齐哈尔所有的24个锡伯牛录，分为两批，陆续移驻到了盛京[5]49-57。如此一来，几乎全部的锡伯人和一部分达斡尔人被迁出了两江流域。

三、人口迁入

（一）驻防城

1.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一带的主要居民是达斡尔人。如前所述，齐齐哈尔建城是康熙三十年（1691），当初在此驻防的是16牛录达斡尔披甲。第二年，又有锡伯和达斡尔组成的24个锡伯牛录进驻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驻地最初设在黑龙江城，《尼布楚条约》缔结后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迁到墨尔根。因墨尔根霜降较早，无法收获足够的粮食，经奏请，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又将驻地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迁移至齐齐哈尔。康熙三十九至四十年（1700-1701），齐齐哈尔全部24个锡伯牛录，陆续移驻盛京。因齐齐哈尔成为将军驻地，其驻防兵丁及人口亦急剧增加。关于此时期齐齐哈尔的人口及其来历，柳泽明教授已作了详细考证④。据其研究成果，人口迁入的情况大体如下：

齐齐哈尔驻防八旗兵丁由满洲、汉军、达斡尔、巴尔虎和索伦五个民族构成。截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驻扎齐齐哈尔的佐领数分别为：满洲16个，达斡尔16个，巴尔虎4个，汉军4个；领催马甲人数分别是：满洲580名，达斡尔1000名，巴尔虎240名，汉军220名。另外，齐齐哈尔水师营设有汉军四品官2名，五品官1名，六品官2名，以及全部由流人构成的水手319名。齐齐哈尔周围还设有20个官庄，每庄有庄丁20名。再加上黥奴和往来商人，以及后面将要提到的台站丁等，齐齐哈尔一带的人口已超过2万人。其中，满洲兵主要由新满洲构成，当初在黑龙江城设置驻防时，他们从吉林和宁古塔等地被调动到黑龙江城，随着黑龙江将军驻地的变迁，他们由黑龙江城移驻墨尔根，最终又移动到齐齐哈尔。齐齐哈尔的汉军4牛录，和满洲牛录一样，先从黑龙江城迁至墨尔根，又迁至齐齐哈尔，而他们的祖籍大多为山东。

约占齐齐哈尔驻防兵半数的达斡尔，亦来自齐齐哈尔和墨尔根一带，最初他们居住于黑龙江中游、结雅河流域，沙俄势力东侵到黑龙江流域时，南迁至嫩江流域。如前所述，巴尔虎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为躲避战乱逃到嫩江流域，康熙三十一年（1692）被编入盛京各地以及吉林驻防八旗中，离开了嫩江流域。康熙三十三年（1694），喀尔喀某旗奏疏清廷，请将自己管理不了的巴尔虎人进献给皇帝。随即，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领兵往喀尔喀，带回巴尔虎人637户，2729口，安置于齐齐哈尔附近。并将其中有独立生活能力的434户、511丁编为4牛录，使其在呼裕尔河一带游牧；将贫困潦倒、无自立能力的203户、328丁编成4牛录，使其驻防于齐齐哈尔北部的博尔多（今黑龙江省讷河市）。康熙四十年（1701），游牧巴尔虎4牛录的一部分，被编入齐齐哈尔八旗驻防当中。同年，在博尔多的巴尔虎4牛录被迁到墨尔根，五年后又移驻齐齐哈尔。这是齐齐哈尔巴尔虎人的来历。齐齐哈尔的索伦兵约70余人，与达斡尔混合成4牛录，所以有的史料或称之为索伦佐领，其实都包含于上述16个达斡尔佐领中。索伦人与达斡尔人同样，最初在黑龙江中游、结雅河一带居住，后随同达斡尔一起南下到嫩江流域，被编到布特哈八旗当中。康熙二十六年（1687），他们中的贫困者同一部分达斡尔人一起被编为4个牛录，在墨尔根驻防，后移驻齐齐哈尔。

此外，在上述地区还有水手、庄丁、台站丁和奴仆等，主要由流人构成。因史料缺乏，无法确定他们的具体来历。《龙沙纪略》“经制”载：水手，皆流人充役。又，《黑龙江外记》卷3载：旗下八部落外，来自内地编入八旗者，营、站、屯三项也。······三者流人戍卒子孙，而吴、尚、耿三藩旧户，站上居多，故皆无仕进之例，不应役则自食其力。而屯丁请还籍听之，营、站两项不能也[6]卷3。奴仆的主要来源，或是官方将流人赏与八旗兵丁，或是八旗兵丁自行购买。奴仆人口数量庞大。《龙沙纪略》“饮食”载：“今流人之赏旗者，且倍于兵。······故居人置奴婢，价常十倍于中土。奴婢多者为富，以其能致富也。”仅被赏与的流人人口已是八旗兵的两倍。在齐齐哈尔，还有作为自由民的商人。以现有史料无法推断其大体人口数，但《龙沙纪略》“屋宇”载：“商贾夹衢而居，市声颇嘈嘈。”可见商人数量也应该不少。

2.伯都讷

如前所述，伯都讷驻防是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建议下，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始设的，属宁古塔（吉林）将军统辖。设置当初，吉林副都统受命移驻伯都讷，充副都统职，分左右两翼，每翼设协领1名，两翼共有佐领12名，防御8名，骁骑校12名，领催73名，前锋36名，甲兵888名，共1032名。佐领内，公中佐领10名，蒙古佐领2名[7]卷50。这些官兵应是跟随副都统从吉林迁移至伯都讷的。同年，随着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入旗编佐，伯都讷又增设了协领2名，佐领、骁骑校各30名，防御8名，锡伯兵1400名，卦尔察兵600名，官兵共计2070名，另有附丁2000名。康熙三十八年（1699），伯都讷30个锡伯牛录全部被移驻盛京，而10个卦尔察牛录未被移动。康熙四十年（1701），伯都讷增设了蒙古佐领、骁骑校各2名，蒙古兵100名。五十二年（1713），又增设佐领、骁骑校各1名，兵400名[7]卷50。

另外，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廷于伯都讷城北35公里处，伯都讷与郭尔罗斯后旗交界之松花江岸设渡口一处，置领催2名，水手58名，铁匠35名，共95名[7]卷56。初属宁古塔（吉林）将军直辖，伯都讷副都统设置后，归其辖制。

3.呼兰

雍正十二年（1734），为查禁盗采人参，清廷在松花江与呼兰河汇流处的东北角设置八旗驻防，即呼兰城驻防，属黑龙江将军统辖。设置当初，从齐齐哈尔调兵320名，编为5个牛录，由伯都讷的卦尔察牛录当中抽调180名丁，整编成3个牛录，共8个牛录，设城守尉、佐领、骁骑校等官，同时官兵附丁及其家属也迁移到了呼兰⑤。乾隆元年（1736），呼兰设水师营，置委官1名，水手40名[8]。据现有史料，尚无法确定这些水手的来历，但可以推测，他们应是从黑龙江或吉林将军辖下的水手中抽调的。

呼兰河松花江交汇区域原为卦尔察人的主要聚居地，卦尔察人被编入八旗后，这一地区几乎变成无人区。但随着呼兰城驻防的设置，一部分卦尔察人以及从齐齐哈尔调来的八旗满洲与汉军、索伦和达斡尔，就成为这一带新的居民。

（二）台站

康熙二十二年（1683）九月，为扼制黑龙江流域的俄罗斯势力，康熙帝决定筑黑龙江城进行驻防，并设置连接吉林与黑龙江城的台站路。同年十月，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开始测量台站路线。经过反复测量和讨论，台站路线基本上确定下来。此时拟定的路线是，从吉林北上，经拉林河、松花江、呼裕尔河、纳穆尔河，翻越小兴安岭到达黑龙江城[9]。但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康熙帝命令设置墨尔根与雅克萨之间的台站路，因此，墨尔根成为台站路的基点，地理位置变得尤为重要。所以，此前拟定的台站路线方案也作了相应调整，变更为沿第二松花江和嫩江东岸经由墨尔根北上的路线。同年十一月，萨布素等联名上奏，提议共设25站，得到康熙帝许可，并于次年开始设站。其中，墨尔根至黑龙江城间5站的站丁，由索伦、达斡尔的贫困者中选出，每站30丁。其余20站的站丁，从盛京、宁古塔（吉林）将军辖下台站、柳条边的兵丁中选派[9]335-336，每站亦30丁⑥。松花江南岸伯都讷至吉林的6 站，归吉林将军管辖。松花江北岸茂兴至黑龙江城的19站，属黑龙江将军辖制。雍正五年（1727），茂兴站与北面古鲁站之间增设乌兰诺尔站[6]卷2。乾隆元年（1736），乌兰诺尔站与呼兰城之间又增设6个台，6台皆在松花江北岸，每台设领催1名、台丁9名⑤。这些新增设的台站全部归黑龙江将军统辖。

站官从旗人中选出，管理各台站事务。墨尔根至黑龙江城的5站之外，其余所有台站的领催与台站丁，主要由旧三藩人员构成[2]。也就是说，这些旧三藩人员最初被安置在盛京、宁古塔（吉林）将军辖下的台站或柳条边，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又被向北调动到两江流域各台站。站官和领催享有饷银，台站丁则无[6] 卷2。因此，台站丁每人分配到5天（垧）地，以资生计⑤。除了墨尔根至黑龙江城5站外，其他各台站的领催和台站丁、及其家属，同驻防八旗兵丁一样，成为两江流域最早的移民。

（三）民人

最早移民两江流域的民人主要是商人、雇工和农民。因为当时该地区还没有专门的民治机构，所以很难对他们的来历及人口作出准确判断，但从清人著作和档案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相关线索。如，前文所引《龙沙纪略》“屋宇”载：“商贾夹衢而居，市声颇嘈嘈。”又，同书“经制”载：“商贾往来无定，亦立册以稽。”说明康熙末年的齐齐哈尔已有很多商人，齐齐哈尔副都统衙门为便于管理，对商人进行登记注册。但是，清朝政府禁止商人携带家属在黑龙江将军辖区内居住[2]。虽然很难根据现有史料对伯都讷和呼兰的商人进行探讨，是可以推测其情况大致与齐齐哈尔相似。另外，位于嫩江松花江交汇处东北的郭尔罗斯后旗（今黑龙江省肇源县、肇州县和肇东县等地）属哲里木盟，军事上受黑龙江将军辖制。为防止蒙旗内民人人口的增加和蒙古人游牧地的减少，清廷曾于乾隆十三至十四年（1748-1749）发布“蒙地封禁令”，禁止民人迁入蒙旗境内。在此情况之下，乾隆二十六年（1761），郭尔罗斯后旗根据哲里木盟盟长Sewangnorbu（色旺诺日布）的命令，驱逐了旗内的民人，但并未驱逐持有执照的商人⑤。可见两江流域的蒙旗境内也有很多民人，其中包括商人。这些商人进入蒙旗行商时，事先在将军衙门或副都统衙门申请执照，方可进入蒙旗。当然，未经许可私自进入蒙旗的商人也有很多⑦。据《黑龙江外记》卷5载：“商贩多晋人，铺户多杂货铺，客居应用无不备。”说明商人中以晋籍为多。

由于两江流域渔业资源丰富，驻防八旗兵丁、台站丁和蒙旗不仅自己从事渔业，雇佣民人捕鱼的情况也较多。如，郭尔罗斯后旗境内设有3站4台，几乎所有台站都常年雇有数十个民人从事渔业⑦。郭尔罗斯后旗台吉雇佣民人从事渔业的现象更为普遍，据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档案记载，仅在该旗境内松花江北岸的Ailangkū（艾朗库）和Tarhūn（塔尔浑）两处渔场，就有本旗台吉们雇来的民人100余人⑦。又据乾隆三十年（1765）档案记载，嫩江东岸多耐站等各站，每站都雇有数十民人从事渔业；嫩江东岸杜尔伯特旗和西岸扎赉特旗的蒙古台吉们，雇佣的民人数量更多⑦。在伯都讷所属松花江右岸一带，也有大量民人受雇于驻防八旗兵丁或台站丁从事渔业。民人独立从事渔业的情况也很普遍⑧。

除了商人和被雇佣捕鱼的民人外，两江流域还有一些农民和浮民。以蒙旗为例，虽有“蒙地封禁令”，但仍有一部分民人进入郭尔罗斯后旗境内从事农耕，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获得蒙旗许可，向蒙旗缴纳地租⑦。这是蒙旗违背朝廷禁令暗中操作的情况。另据《黑龙江外记》卷3载：流人遇赦不归，例入官地安插，否则自入伯都讷民籍，然后可居境内，非是者谓之浮民，境内不留也，然今齐齐哈尔浮民无数，商贩私立家业者亦不少，皆例所禁。可见两江流域入伯都讷籍的合法民人及非法的浮民与商人家属，人口众多。

结语

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看出，清前期两江流域的人口原由蒙古、锡伯、达斡尔、卦尔察人构成；随着驻防八旗与台站的设置，两江流域的人口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是几乎全部的锡伯和一部分达斡尔迁出两江流域；其次是驻防八旗兵丁与台站丁及其家属进入两江流域；再次是以汉人为主体的民人，以商人、雇工和农民等身份迁入当地，并逐渐成为该地区居民中的主体。

注释：

①参见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西迁概述》，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历史探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58-72页（原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赵志强、吴元丰：《锡伯族南迁概述》，《锡伯族历史探究》第49-57页（原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入满洲八旗始末》，《锡伯族历史探究》第38-48页（原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5期）；吴元丰：《清初锡伯族居住区域及与相邻民族的关系》，《锡伯族历史探究》，20页（原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3期）。

②参见金海、齐木德道尔吉、胡日查、哈斯巴根：《清代蒙古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8页；吴元丰：《清初锡伯族居住区域及与相邻民族的关系》，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历史探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20页（该文原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3期）。

③参见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入满洲八旗始末》，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历史探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38-48页（原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5期）。关于锡伯编入满洲八旗一事，吴元丰、赵志强二位先生已作了充分考证。此外，楠木贤道先生也论文（《锡伯编入八旗再考》）当中作了详细探讨，所以本文主要依据先生们的研究只作简单叙述。

④参见（日）柳泽明：《驻防城齐齐哈尔的风貌——以康熙五十年代为中心》，（日）细谷良夫编：《清朝史研究的新地平线》，山川出版社，2008年，55页。另，方式济：《龙沙纪略》《经制》（四库全书本），（方式济于康熙五十二至五十六年（1713-17）居住于齐齐哈尔）。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Z].

⑥方式济.龙沙纪略[M].四库全书本.

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Z].

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1877-027/059-3346[Z].

参考文献：

[1]柳泽明.驻防城齐齐哈尔的风貌——以康熙五十年代为中心[M]//细谷良夫.清朝史研究的新地平线.东京：山川出版社，2008：52-73.

[2]柳泽明.清代东北的驻防八旗与汉人——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J].吴忠良，译.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4(1)：23-25.

[3]金海，齐木德道尔吉，胡日查，哈斯巴根.清代蒙古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9-10.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锡伯族档案史料：上[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35-36.

[5]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历史探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43.

[6]西清.黑龙江外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卷3.

[7]长顺.吉林通志[M].续修四库全书本.

[8]黄维翰.宣统呼兰府志[M]//黑龙江府县志辑.成都：凤凰出版社，1990：147.

[9]楠木贤道.齐齐哈尔驻防锡伯佐领的编立过程[M]//石桥秀雄.清代中国的诸问题. 东京：山川出版社，1995：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