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因为写《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我曾经接触过一位曾氏后人。他是一位退休工程师。我问他，您对曾国藩这个人是什么印象？曾国藩家书、湘乡曾氏的家风，对您从小有什么影响？
他一开口，先咳了一声，说：“我对曾国藩，其实没印象。要说有印象，那就是这个人是我们家族的耻辱。为什么呢？因为在我成长的年代，曾国藩是‘汉奸’‘卖国贼’啊，所以我们家里有一个默契，从来没有人提曾国藩。曾国藩是我们的‘原罪’，我们都夹着尾巴做人。更别说读曾国藩家书，到哪儿找去啊。改革开放以前，全中国你上哪儿找曾国藩家书去？所以曾国藩家书，你们读过，我以前还真没读过。你要我说曾氏家族的家风对我的影响，我还真说不上来。”
媒体这两年经常讲“家风文化”。有一天，我去拜访戴逸先生，戴老是常熟人，常熟有很多文化世家。他说，过去那些大家族出来的人，很多人气质风度确实很好，特别礼貌特别有分寸。那是一个家族多少代滋长积淀下来的东西。他说，他还曾和湘乡曾氏的后人共事过。曾国荃的玄孙女曾宪楷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人大清史所工作。戴老说，曾宪楷的待人接物，真是有一股大家风范，为人修养极好，特别谦和，特别乐于助人。传统社会的大家族，是有所谓“封建落后”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有价值的传统。
戴老说，家风家教确实是一种看得见感受得着的东西，是切切实实地影响着每个人的，因此文化传统的主要传递方式就是家风家教。不过现在很多东西已经荡然无存了。要想延续家风文化，我们还需要从根上捡拾。
曾国藩像
二
曾氏家族的家风，最主要的塑造者当然是曾国藩。
作为一个儒者，曾国藩一生立身行事，是按《大学》的逻辑架构展开的，因此他的一生，只做了四件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有人比较曾国藩和胡林翼，认为曾国藩不如胡林翼“忠纯”。确实，在胡林翼的心中，国重于家，他一生立身行事很少虑及家族和亲人，为朝廷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相比之下，曾国藩的“杂念”要多很多。
曾国藩虽然自诩治军严明，对诸将一视同仁，但是谁都能看得出，曾国藩对自己的兄弟们一直明显偏向。湘军当中，曾国荃、曾国葆的势力扩充得非常迅速，军饷、器械比其他人要充足得多。安庆之战和天京之战中，他都安排自己的兄弟曾国荃围城，城下之后可以获得头功，却安排其他人担任更为艰苦也更不易建功的打援任务。结果安庆功成之后，曾国荃所获独丰，多隆阿却怀恨离开湘军集团。
曾国藩虽然自身非常清廉，但是对弟弟曾国荃在战争中的劫掠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知道，曾国荃并不是为自己一人贪，而是为了“照顾”整个曾氏家族。正是在他的放纵下，曾国荃积累起了数万身家。
曾国藩在家书中不停地讨论自己家族的兴衰，“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他自己的出处进退考虑，很多时候都是和对家族命运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的。“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 危。”
到了晚年，天心已定，国运难挽，精力衰疲，诸事棘手，曾国藩唯一感到欣慰的，就是家中添丁进口，家族日渐兴旺。“吾自五十以后百无所求，惟望星冈公之后丁口繁盛，此念刻刻不忘。”“兄年来衰态日增，他无所图，专盼家中添 丁。”
总之，曾国藩一生有两个核心焦虑：一个是自己能不能成为圣贤，挽救国家，另一个是曾氏家族能不能光大和永久。在曾国藩心目中，家族的兴衰，不亚于朝廷的兴亡。毕竟，没有了大清王朝，曾氏家族也要继续生存下去。
曾国藩和胡林翼之所以有如此差别，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两人身处于不同的家族之中：胡林翼是独生子，又膝下无儿，领兵之时父亲也已经去世，没有太多的直系亲属可以挂念；而曾国藩有兄弟四人，姊妹四人，上有父母，下有二子。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里面，家大于国，孝高于忠。一个人，可以为父绝君，却不能为君绝父。因此曾国藩必须家国兼顾。在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同时，他对家庭、对家族也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这些努力的印迹，就是今天的《曾国藩家书》。
左起：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和曾国葆
三
读《曾国藩家书》，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曾国藩对家族极强的责任心。
曾国藩是家中长子，族中长孙，是家族中责任最重的一个人。曾国藩对诸弟的学习和成长是非常尽责的。现存《曾国藩家书》中最早的一封致诸弟书，写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八日。在这封信中，曾国藩说：
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
这是曾国藩的自谦之语。事实上，曾国藩一直在努力“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刚到北京为官之时，他就要求弟弟们把作文定期寄京，不惮烦苦，亲加批 阅。
有一句话，说湖南人只有“出湖”之后，才有出息。意思是说，湖南人虽然有奋斗精神，但是湖南毕竟封闭偏僻，风气保守。所以湖南人不出洞庭湖，终是井底之蛙。
如果这样说，那么万山之中的湘乡荷叶塘就更是井底中的井底了。曾国藩作为一只幸运的青蛙，一跃到了北京，他眼中的大千世界，无比新奇壮阔。所以他在京期间，一有所见、所获、所得，都急着第一时间汇报与诸弟，与兄弟们分享，唯恐一日之迟。所以曾国藩京官早期的家书，就是井外之蛙向井内的殷殷致语。这部分家书，多长篇大论，其功夫不在写翰林大卷之下。诸弟的成长、成就，就是他的责任。这个责任，他负得辛苦，也负得愉快。
带兵打仗期间，他写给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的家书，仍然同在京时一样，殷切详尽，只不过分享的内容，从诗文写作、理学修炼，变成了如何带兵打仗，如何与上下级相处。正是在他手把手的教导下，曾国荃从一个土秀才变成了天下名将、封爵开府。如果没有曾国藩的提携，曾国荃很可能以一个乡村塾师的身份终老此生。
四
《曾国藩家书》的第二个特点，是真实、坦率。
作为一个理学家和老资格的官僚，曾国藩在很多时候说话做事是非常有保留的。甚至他的日记都记得非常谨慎，绝少品评政治。
但是，他在家书中的状态却非常真实，毫无保留。他在这些文字当中分享了自己最深刻的人生经验，表现了自己最真实的生命状态。曾国藩在家书中公然和家人讨论他年轻时是否得过梅毒，汇报自己娶妾的过程。他对家人说话非常直接，正如他自己所说，“余之行事，每自以为至诚可质天地，何妨直情径行”。有的时候不免因为过于直接惹得家人恼怒。“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亲之地，亦有时须委曲以行之者。吾过矣，吾过矣。”
曾国藩家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平易”。
曾国藩是一个“平庸”的人。他没有同时代的胡林翼那样的手段、左宗棠那样的凌厉、李鸿章那样的明快，更没有前人诸葛亮那样的智谋、曹操那样的雄霸、王阳明那样的超绝。他是古今中外名人中，最没有天分的一个，常常被他人甚至自己的弟弟曾国荃瞧不起。
他一生没有说过什么惊人之语，家书也都是老生常谈。但和他人不同的是，首先曾国藩所说的，都先经过了自己的反复思考，确有所得、确有体会，他才会对别人说。其次，他所说的，自己都做到了，或者说，要求别人做到的，他都首先做到了，这就让他的家书有与众不同的说服力。梁启超在谈到曾国藩所总结出来的人生道理时也说：“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他所说的话，字字都是从阅历中来，符合实际，所以亲切有味，可以使我们受益无穷，不是唐宋之后的那些儒生所能比拟的。
那么，曾国藩对兄弟子侄们老生常谈的都有哪些呢？
第一是和。儒家兄弟伦理当中，首重“和”字，最怕的是“不和”。曾国藩自己曾在家书中说过：“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 败。”
因此，兄弟之间不能有妒忌和机心：“我去年曾与九弟闲谈，云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弟。何也？盖使父母心中有贤愚之分，使族党口中有贤愚之分，则必其平日有讨好底意思，暗用机计，使自己得好名声，而使其兄弟得坏名声，必其后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
曾国华去世之后，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嗣后我兄弟当以去年为戒，力求和 睦。”
第二是立志。“立志”或者说确立一个终生的奋斗目标，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人的巨大潜力。
曾国藩对这一点体认极深。他曾说过，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只有基础广阔、结实，才能在上面盖起宏伟的生命之殿。
曾国藩在京期间“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圣人”“完人”。
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
第三是勤。曾国藩说：“勤如天地之阳气，凡立身、居家、作官、治军，皆赖阳气鼓荡。勤则兴旺，惰则衰颓。”
曾国藩认为，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要在这个世界上站得住，首先要勤劳：“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
他认为勤劳可以磨炼精神，让人一天天强大精明。他说：“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又说：“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勤可以补救愚拙，不知者将渐知，不能者将渐能”。
第四是恒。曾国藩曾说：“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
恒就是坚持、有规律。他说“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他说，每天只有踏踏实实做几件事，而不是虚度，才不会有愧于心：“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图之，此劳字工夫也。”
第五是诚。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在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在老家写信给弟弟曾国荃说：
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就是说，你在外边，千万不要走入机巧这一路，要是习惯了用机巧，那就会一天比一天堕落。纵使别人都对你使心眼，你也要坚持假装不知道，一直以笨拙、真诚来回应他，时间长了，他也不好意思和你耍心眼了。如果你也和他钩心斗角，进入恶性循环，那事情只能会越来越坏。
五
《曾国藩家书》的第四个特点是因人施教。
由孔子开创的中国教育传统就是“因材施教”。
曾国藩的诸弟当中，能力最强的是曾国荃。曾国藩对他全力培养，花费了极大心力。
对曾国荃，曾国藩常讲“强”与“弱”的关系。
曾国藩一生推崇“强”这个品质。他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但是，强也分多种。一种是“自强”，也就是能战胜自己。“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 拔。”
另一种是“刚愎”，那是虚张声势的逞强，处处争强好胜，凡事都要占尖，“以客气胜人”。曾国藩说：“然强毅与刚愎有别……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曾国藩的这段话当然有特指。曾国荃不患不好强，患在过于好强。他天性“霸蛮”，年轻气盛，一味好强。在湘军内部，处处争强好胜，因此和其他诸将相处得不好。他自己的说法是，当今之天下，乃“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他还说：“在军办事日久，过于纯良，每为人所欺压，又行不动，不得不倔强于强者之前。”
曾国藩经常向他强调，凡事过犹不及，强也是这样：
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
曾国藩说，强这个品质，如果把握不好，可以成事，更可以败事。他说：“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
曾国藩认为，曾国荃之强是匹夫之强，这种强固然可以取胜于一时，却很可能取败于长远。古往今来，很多人都因为逞强好勇而大败。
因此只有“自强”才是真正的强，“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处处皆强就是弱。如果处处都争强好胜，各种好处都想得到，很容易犯错误。做人当强，亦当弱。立身当强，待人当弱。做事当进，享受当退：
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另外，曾国藩还把强分为“蛮横”和“明强”两种。曾国藩认为，明是一切的基础。“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因此“强”由“明” 出：
强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谓明强二字断不可少。第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余亦并非不要强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见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轻于一发耳。又吾辈方鼎盛之时，委员在外，气焰熏灼，言语放肆，往往令人难近。吾辈若专尚强劲，不少敛抑，则委员仆从等不闹大祸不止。
只有明强才靠得住，只有明强才是真正的强，站得住的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有此二字，必能成事。曾国藩就是这样，他一生有几次大胆顶住朝廷命令，比如在练兵期间多次拒绝咸丰皇帝让他仓促出兵援救湖北和安徽的命令，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拒绝让鲍超北上勤王，任两江总督后拒绝按朝廷规划全面出兵江浙，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为人所不敢为，实际上正是基于“明”的“强”，他“强”得有道理，“强”得有底气，因此也才能“强”得通。
六
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潢性格和曾国荃很像，都是粗蛮强横。但是才力智商较曾国荃差了一大截。对他，曾国藩不多讲大道理，只提具体要求。
和大力提携其他三个兄弟不同，曾国藩给资质最差的曾国潢只安排了一个任务，让他在家专心管理家务。因为他吃得了苦，肯于付出。虽然能力平平，但是曾国潢以高官长兄为靠山，在地方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以“湘乡第一绅士”甚至“唯一绅士”自命，到处帮人办事，出入官场。
曾国藩主要是劝他少管地方事务，劝他生活俭省，劝阻他为自己买田起屋：
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吾家于本县父母官，不必力赞其贤，不可力诋其非，与之相处，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渠有庆吊，吾家必到；渠有公事，须绅士助力者，吾家不出头，亦不躲避。渠于前后任之交代，上司衙门之请托，则吾家丝毫不可与 闻。
除了不干预公事外，要求他保持俭朴的劝谕更是稠稠叠叠。他反复说：
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
即如四轿（是指四人抬的轿子）一事，家中坐者太多，闻纪泽亦坐四轿，此断不可……即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
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弟以为然 否？
另一个弟弟曾国华，是几个弟弟当中最让曾国藩甚至是全家操心的。曾国华的文笔在几兄弟当中是最出色的，思路奇崛，情感丰富，所以曾国藩称他有“不羁之才”。然而文学天分好的人敏感、脆弱、偏激。曾国华正是这样。曾国藩经常批评他“牢骚太多，性情太懒”，不能承担起家族责任。
所以曾国藩一直致力于纠正他身上的缺点，让他化懒为勤，化偏僻为正大。曾国藩还针对他的性格特点，给他起了个字“温甫”，教他谦抑、平和。
曾国藩说，别人读书不成，可能是天赋不够，只有曾国华原因在于自身：“温弟所处，乃读书人中最顺之境，乃动则怨尤满腹，百不如意，实我之所不解。以后务宜力除此病……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本惟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此和气，可以消减病患。万望温弟再三细想，勿以吾言为老生常谈，不直一哂 也。”
在曾国藩的教导下，曾国华的性格也渐渐发生变化，“温弟少时性情高傲，未就温和，故吾以温甫字之。六年，在瑞州相见，则喜其性格之大变，相亲相友，欢欣和畅”。
最小的弟弟曾国葆性情谦退，是兄弟当中最听曾国藩话的，对曾国藩的每句话都奉之唯谨。曾国藩充分肯定曾国葆的“天性笃厚”，但又指出，过于谦退也不好，“季弟信亦谦虚可爱，然徒谦亦不好，总要努力前进”。
曾国藩经常告诫弟弟们不要过度执着于功名科考，“此中误人终身多矣”。他在家书中一贯主张，读书重在明理，要通过先贤文字，体会修身为人之道，领悟办事处世之方，才能有益于己，有益于世。他的科举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勿以考卷误终身”。如果读书能明理，就算没有考中，也可以著书立说，或者做幕僚做实事，总之不怕没饭吃；反之，如果没有真学问，即使侥幸考中了，一生也是失败的。他说：“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之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
曾国藩的科举观，深刻地影响了曾国葆。曾国葆的生平轨迹因曾国藩的这些主张而发生变化。他在中了秀才后写信给曾国藩说，以后的学习，将不再以举业为目的，而要多为有用之学，“从事于心身伦事之间，……不敢自暇自逸，以渐求其贯通，又必随时随事以求践其实。至于文艺，则参而习之。总之，一切尽人事以待天”。
曾国葆因此走上了经世致用之路，跟随哥哥一起带兵打仗。可惜未及成功，不幸病死在南京城下。
七
当然，深入阅读家书，我们也会发现，曾国藩不是天生的完人，他在处理家庭关系时也有缺点。
曾国藩是家中长子。一般来讲，长子面对弟弟，特别是年龄差距较大的弟弟们时，会不自觉地扮演起“准父亲”的角色。他们会尽心尽责地为弟弟们付出，同时也有着较强的支配欲，希望在弟弟们面前树立起自己的权威。而宗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这种心态。
在家书当中，曾国藩有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居高临下、喜欢独断的“长子性格”。我们在读《曾国藩家书》的时候，肯定认为曾国藩的兄弟们对曾国藩如此苦心孤诣又如此高明正大的教导心悦诚服，为有这样一个哥哥感到幸运。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曾国潢曾在家书中说曾国藩的这些教导是“老生常谈”，叫他不要“纠纠缠缠”总写又臭又长的家书回来。曾国荃从军后期，对长兄的教导几乎封封辩驳，搞得曾国藩恼火地说：“弟向来不肯认半个错字。”
在处理与女儿的关系上，曾国藩之失在于重“理”而轻“情”。他的女婿袁榆生浪荡胡为，导致曾国藩一怒之下和他断绝了翁婿关系，然而在那之后，曾国藩却不许女儿曾纪静住回湘乡老家，把她送到袁家去尽“妇道”，让她在袁家人的敌意与冷漠中度日。因为在理学家的世界观当中，只有这样做才是符合天理的。天地之间，人各有各的角色，各有各的义务，必须恪守本分，安于命运。即便命运如此冰冷，也要无条件地接受。
曾国藩是本着他的道德原则来处理这件事的。然而在今天看来，他秉持的这种道德当然是建立在最不道德的基础上的。曾纪静在回到袁家四年之后，抑郁而终，终年二十九岁。可以说，曾国藩涉嫌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人，以“天理”为凶器。
八
十多年前，第一次读《曾国藩家书》的时候，我和大部分普通读者一样，有很多很多难解的疑惑。比如曾国荃在北京的时候，为什么和曾国藩夫妻闹矛盾？曾国藩的女儿们又为什么一个个命运都很悲苦？因为构思着要写一本比较全面的《曾国藩传》，我开始从家书出发，研究曾氏家族的内部关系，发现了很多以前没有想到的情节。曾氏家族内部的关系远比我们一开始想象的要复杂生动。比如曾国藩的二弟曾国华，开始因为在北京嫖妓，让曾国潢不得不装病骗他回湖南，后来又因为要娶妾，在家族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如果不弄清这些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很难真正读懂《曾国藩家书》，也很难真正读懂曾国藩的一生。
（本文为《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的序文，张宏杰著，岳麓书社，2017年2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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