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嘉庆年问流行于成都地区的这首《竹枝词》，是四川历史上多次移民状况的形象写照，而“湖广填四川”这一耳熟能详的谚语展现的则是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由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发生的大规模流向四川的移民潮。

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界就对明末清初的人口移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谭其骧、窦季良、胡昭曦等前辈对移民问题的研究已有较为厚重的成果，其中《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胡昭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成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湖广填四川“的学术著作。近年来，围绕人口移动的研究日益增多，出现了一些系统而全面研究“湖广填四川”的专著。如《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陈世松．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湖广填四川”与清代四川社会》(蓝勇、黄权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就四川移民史的研究情况，粱勇分别从人口史视野下的移民史研究及区域史背景下的移民史研究，对清代四川移民史研究进行了较好的学术梳理，并从移民社会地方基层管理制度、移民会馆史、移民祖源地传说、地域社会长时段的演变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区域社会史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清代四川移民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西华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转换研究视野和研究路径成为未来移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早在2007年，梁勇就以巴县档案、族谱等资料从移民城乡社会的不同来探讨移民社会发展的特征、内部发展轨迹，并在此基础上对制度的实施和地方社会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讨论(<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巴县客长制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2011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她域社会史研究>(山田贤著，曲建文译)则从“地域统合”“地域变异”等概念出发，解析四川移民社会自起步到终结的社会变化过程，跳出了传统的从移民活动事件本身去考察历史的方法，从地域社会这一大概念的背景下来探讨移民这一事件过程，对研究四川移民活动以及四川的地域社会史可谓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地域整合过程中的向心力和统合压力无疑是该书的灵魂所在。那么，是什么成为了凝聚这种向心力的纽带呢?核心在于地域认同感和族群认同，移民通过姻亲结合、宗族建立宗祠、同乡建立会馆等形式来加强移民的地域认同感和族群认同。为了论证这一结论，作者选定四川、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地带的一角——四川省云阳县作为考察对象。以云阳县双江镇的涂氏、刘氏，凤鸣镇的彭氏、薛氏等来说明移民地主通过建立宗祠和山寨来维持强化周族结合，并以涂氏移民定居的具体过程，将氏族移民发展的轨迹进行还原，从而回到当时移民现场，体现了历史研究历强调的“在场”，回到现场，强调时间感与地点感的结合，以便我们切实地看到当时移民的状况。在这里，作者还是选择了传统的从微观对象入手去探讨宏观概念的手法。对云阳县以会馆为中心的“同乡结合”、以宗祠和山寨为中心的“同族结合”进行了分析，在云阳县移民地域社会整合的向心力就在于移民与生俱来的传统观念，他们渴望得到认同，迫切需要寻找到归属感。其实，这种归属感即是移民的“原乡感情”(strong sense of place of origin），会馆、宗祠、山寨在这里成为他们信仰的一个连接点。山田贤一直在探讨移民是如何向心聚集的。以移民作为探讨的面，却忽视了移民进入云阳县之后，与当地居民是怎样结合的。就是说在移民进来之后，对地域整合过程中的移民是否“土著化”或者“本土化”没有进行讨论。

在地域社会整合、构建秩序的过程中，有一股强大的统合压力在对抗着地域社会秩序的重建。这股压力最后衍生出的是与秩序内的向心力相背驰的反向向心力。即被排挤出的移民希望通过自己的向心聚集的方式，打破他们的秩序，重建“圣”的秩序。在此，山田贤采取具体个案的分析方法，对白莲教的一些具体的人进行探讨，如对高名贵、林氏与张氏这些具体的个人的研究来探析白莲教的传人与发展情况，对高氏、朱氏、李氏等的研究探讨了移民地主如何镇压自莲教。在移民地域社会整合的过程中。拥有雄厚经济基础的“成功者”逐步地构建了自己稳定的机制，然而在强烈秩序建立的向心力作用下，他们作为向心力(统合秩序)离析出来的移民，没有稳定安全的“定居”因素，致使他们得不到归属感、认同感，于是他们加入白莲教这一组织。从对嘉庆白莲教造反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移民之所以加入白莲教，是因为他们想通过白莲教来与黑暗势力(有实力的移民地主)作斗争，试图以此来回复到所谓“圣”的秩序，从而构建自己的稳定机制。在人口大量流入四川的过程中，也彰显了精英层的形成过程，四川地域社会由移民的初期开发阶段逐渐趋于成熟。全书围绕地域整合过程中的向心力和统合压力有序地研究，有种一气呵成之感，体现出作者的思维独特，逻辑性强，论辩细密。

在论证过程中，山田贤采取了实证研究方法，但在研究的对象上，只从精英人物(即一些大氏族)对移民的整合过程进行考察，缺乏对非精英人物(即一般的普通百姓)具体的事例探讨，，那么描述的这种整合一反整合过程是否适用子非精英人物?对此，实难说明。其次，云阳县的整合与反整合是否能推及其余移民迁入地?在地域社会史研究中，我们往往很难处理个案与共案、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回应与结合等问题。《移民的秩序》一书似乎可以作为研究地域社会史的一个导向：从研究视角来看，该书选择“大处立意，小处着笔”，一反传统的移民活动研究，从“地域统合”“地域变异”这一社会视角出发，解析四川移民社会自起步到终结的社会变化过程。在研究方法上，该书堪称“实证研究”的典范，作者亲自走访四川云阳县进行了实地调查，考察了当时的山寨、祠堂等，结合史料，将传统中国的同族结合和同乡结合的“成品”进行了史实重建，让我们对清代四川云阳县有了更为直观、立体的视觉体验，使文章更生动、活泼；同时，该书从微观的研究对象人手，在具体个案的分析研究基础上进行归纳演绎，一步步地层级分析，使得文章更具说服力。从史料运用来看，该书以《云阳县志》《合州县志》《合江县志》等地方志为主，辅以《云阳涂氏族谱》《三省边防备览》《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及近百篇的中外论文，在众多的史料面前，作者梳理了史料之间的内在脉络，将史料与所要研究的问题有机结合，在准确解读史料的基础上，建立史料和论点的逻辑关系。从谋篇布局来看，全书共三部分，分为七章：从探讨中国内地移民史的课题出发，首先以四川云阳县为例讲述了三省交界地带地域社会的形成及移民社会的展开，并结合云阳涂氏的发展轨迹探讨了移民和地域整合，再从云阳县中自莲教的造反及其造反思想分析了移民与地域变动情况，最后探讨了“公局一绅粮”体制的成立及清末四川的红灯教的造反等方面，论证了移民社会的终结。从移民和地域整合、移民与地域变动、移民社会的终结三个方面考察清代四川移民社会的发展历程，并附有“关于传统中国的同族结合、同乡结合的备忘录——四川省云阳县访问记”。从研究路径和范式来看，以往的研究都试图摆脱传统的研究路向，避免落入探讨原因、过程、影响的俗套的思维模式，都想在传统研究模式上有更进一步的研究突破，但似乎又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了传统的研究模式。山田贤认为应将地域社会史与实证研究结合在一起，将问题放入一个“场”中进行讨论，并确定研究取向、指出界定、阐明和评论。该书很好地将地域社会史与实证研究结合在一起，将探讨地域社会整合及秩序构建的问题放入到清代四川云阳县这个具体的场中去进行讨论，通过具体的县域秩序的构建以推导国家全体秩序，从多个个体反复离合的“场所”来发现“场所”中共有的规律。从个体秩序到全体秩序，这种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取向及路径值得我们学习。

地域社会史研究日益兴起，作为一个可大可小的领域，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17、18世纪的移民是被迫式的，由于经济落后这一劣根性，他们被迫离开原有土地，去外地开荒，要知道，古代中国人的乡情结十分严重，他们为什么愿意离开故土、出逃他乡，《移民的秩序》没有做过多的分析，该书着重分析了移民过程中的地域整合和反移民整合，这种反传统的研究思路以及“大处立意，小处着笔”的研究视角为我们地域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参考。但是，正如作者自己也意识到的，该书对地域秩序与国家秩序、地方秩序与乡村社会结构(中心与边缘)并没有进行深入确切的考察，对于移民个人的“秩序意识”没有进行全面深刻的探讨，这是一大遗憾，需要我们对移民秩序尤其是“秩序意识”进行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