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政治史研究学术工作坊”第三十六期纪要

2020年12月31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政治史研究工作坊”第三十六期在人文楼四层大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主题为“君权与后权——论清帝对后权的控制和打压”，由清史所毛立平副教授主讲，刘文鹏教授担任主持，祁美琴、董建中、曹雯、刘贤、胡祥雨等老师，以及本所部分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清史稿·后妃传》言清代后妃，“二百数十年，壸化肃雍，诐谒盖寡，内鲜燕溺匹嫡之嫌，外绝权戚蠹国之衅，彬彬盛矣。”毛立平老师认为，清代皇帝从制度、礼仪、空间三个层面严明宫禁内外之分，严格限制皇后权威，实现了君权对后权的限制。

毛老师指出，君权对后权在制度层面的压制表现为皇帝限制朝臣向皇后进“笺”。“笺”是文武官员向后宫女主致敬的重要方式。顺治朝定，京官及五品以上直官三大节时可进笺；乾隆初扩大至八旗驻防官员。乾隆六十年时改革后礼，停止三大节向皇后进笺的制度，同时明令，册后只需祭告天地宗庙，无需撰拟恩诏布告天下。嘉庆朝以后，皇帝恪守“内外之别”，对外臣觐见皇后时的礼仪做出了更加严格的限制。

礼仪层面表现为“皇后-命妇体系”的坍塌。“皇后-命妇体系”在礼仪上通过三大节与亲蚕礼维系。按礼制规定，三大节时，公主、福晋命妇向皇后行礼，皇后率妃嫔、公主、命妇等向太后行礼。为了限制皇后在礼仪方面发挥作用，皇帝频繁停止三大节命妇入宫行礼、筵宴，尤以嘉庆与道光为最。从国家祭礼来看，亲蚕礼是唯一以女性为中心的国家祭典。据毛老师统计，168年内共举行了151次亲蚕礼，但由皇后亲行的亲蚕礼只有2次。此现象的出现大致有如下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宫无皇后，其次是因为皇后健在时也常由妃嫔或官员代为行礼，第三是在嘉庆朝尚有命妇主动参与亲蚕礼，而至道光朝却并无命妇愿意参与，礼仪之衰落可见一斑。

孝贤纯皇后亲蚕图（局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君权对后权在空间上的限制集中表现在清帝对太后“礼隆尊养”却使其“不与外事”，严格限制太后宫与宫内外的消息往来，宫内外事务咸禁太后干预。顺康时期以降至道光，都对外官与太后之间的礼仪做出了明确限制。此外，诸帝还限制妃嫔会亲，极大程度上隔断妃嫔与家人的往来。

毛老师总结认为，顺康时期皇帝就有意识地逐步切断后宫与外界的联结；至乾隆朝中期开始对后权进行全面地控制和打压；道光帝则将乾隆帝的管控措施推向极致，使皇后与太后不仅失去了母仪天下的途径，甚至在后宫中的权威也相当有限。毛老师也表示，如何解释作为太后的慈禧在清后期政治话语权的逐步加深这样一个问题，仍有待深入思考与研究。

讨论环节，在场师生分别就后权的制度性与惯性的界定、权力“公”与“私”的界限、常态化制度与非常态化事件的厘清以及文章的逻辑、结构、规模等问题展开提问，毛立平老师予以详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