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方法、新視角、新史料之探索：香港明清領域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於2016年3月11日至12日在香港理工大學成功舉行。本次會議榮獲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局（Hong Kong Research Grants Council）「研究生會議/研討會補助金」（Postgraduate Students Conference/Seminar Grants）以及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的資助。會議項目主持人為現任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香港孔子學院院長、中國文化講座教授朱鴻林先生；會議召集人則為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中國文化學系博士研究生莊興亮同學。

本次會議冀為獲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資助的八所高等院校研究生提供一個跨學科交流的平臺。明清時期（1368-1911）為晚期帝制中國史上充滿劇變與挑戰的時代，當中更呈現出以下的新特征：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重構、大眾文化教育的發展與士大夫階層的擴大、明代陽明學的傳播及清代考據學的興起、地方活動的商業化與貿易的興盛；私家修史、方志、文學與繪畫的繁榮，以至於中西文化互動。本次會議希望通過長時段的觀察或對某個特定時期的研究，重新審視上述諸多方面的具體進程以及其中的複雜性，進而認識明清兩朝這一中國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特殊時代的重要性。同時尤其注重通過對新方法的探索、新視角的開拓以及新材料的發掘，進一步加深我們對這一重要歷史時期的認識與理解。

大會很榮幸邀請著名中國思想史家，哈佛大學副教務長、東亞語言與文明系Charles H.Carswell講座教授包弼德先生（Professor Peter KeesBol）不遠萬里蒞臨為與會者發表題為“Is a Local Perspective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worth the Work?”的主題演講。會議總共收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其中7所公立高校（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教育學院）10個不同院系研究生同學近40篇的投稿。經慎重評審甄選，其中25篇論文最終入選。它們涵蓋明清時期的政治、思想文化、藝術、中外關係等各項領域。

包弼德教授在主題演講中首先說明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特殊身份，即在受到統一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心繫天下的同時，又是作為地方精英（local elite）的在地化存在（exist locally）。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種地方的身份，給士大夫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是否也應當具備地方的視角？

包弼德授於是指出，我們或許可以由不同的角度來界定「地方（local）」這一概念，從行政管理的角度講，它可以被劃分為「府、州、縣」；它承載著一種被建構出來的歷史記憶，也是一個社會經濟體。在包教授看來，由思想史的視角出發，地方志或圖經的纂修反映出地方意識的崛起以及地方史的建構過程；地方史的研究也可以使我們了解地方景觀的形塑過程；而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國家所制定出來的政策及其委任的官員如何與地方發生互動。

主題演講的後半部分，包弼德教授則強調過去地方史研究中工具的匱乏，由此向大家介紹了前沿的由哈佛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機構聯合製作開發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ina Historical GIS）兩個數據庫的特色與應用。

會議第一場次：「思想、文學與符號」

在第一場主題為「思想、文學與符號」的報告中，五位報告人分別圍繞明清之際陽明學者的內部反思、文學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或服飾等符號的建構過程和運用兩個主要議題展開討論。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研究生何璇在《仙化才女的形象構建——作為「符號」的葉小鸞》一文中分析了葉小鸞怎樣由一位早夭的多才少女，被一步步構建為「仙化才女」符號般的形象，而仙化的葉小鸞形象又會反作用於人們的書寫與宗教生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何宇軒《「男兒中亦有巾幗，女兒中亦有鬚眉」──明清女性構建的「女中丈夫」形象》一文指出，前輩學者頗致力於女性著述中所塑造的病弱才女形象，其實明清女性亦曾構建剛強的「女中丈夫」形象；在中國歷史上「男性氣概」之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女性亦不無參與痕跡。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博士研究生黃濤《略論清初江西、浙江陽明學者的「由王返朱」趨勢——以謝文洊、向璿為中心》一文探討清初儒者謝文洊、向璿對陽明學由信奉到懷疑、否定的過程，指出其中的關鍵在於對陽明「心即理」的態度，這種轉變並非迫於清廷提倡朱學等外在壓力，而是一種自發的行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劉訓茜《陽明學的內部反思：明儒薛甲的生平與治學歷程》一文通過分析明儒薛甲的生平事跡、思想轉變以及《明儒學案》薛甲學案的編寫問題，把繁複多樣的思想人物作簡單的學派劃分是遠遠不夠的。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林稚暉“The Speaking Garment: Clothes in Women’s Everyday Practice in Ming-Qing China”一文則利用詩詞和書畫，將明清女性有關服飾的活動放置於日常生活實踐的背景之下，考察女性怎樣應用服飾來表現、寄託她們的生活與感情。

會議第二場次：「版本、傳播與翻譯」

第二場報告以「版本、傳播與翻譯」為主題。文本在生產與流通的過程中，經過編纂、注釋、刊印、翻譯等環節，會產生稿本、注本、印本、譯本等形形色色的版本，其間的結構差異和微妙變動蘊含了大量可資研究的文化資訊。本場聚焦於這一現象，通過發掘稀見版本、還原文本的傳播與流變的圖景，研究文學作品與外來學說的接受、家學的流變、史著的翻譯、新語體的形成等問題。

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及文化學系博士研究生許建業《試析晚明印刷文化底下題李攀龍編〈唐詩選〉的早期流傳及接受情況》評述了《唐詩選》真偽問題的學術爭議，提出此書很有可能面世早於《古今詩刪》，並觀察在晚明印刷文化影響下，《唐詩選》的文本既有穩定版本又有多樣派生版本的多元異相。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彭展賜《〈經義述聞〉初刻本稿本考析——兼論作者問題》根據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的稿本考察書中作者題名的早期面貌，提出王引之並未掠其父王念孫之美，且對其父學說進行了闡發，有青出於藍之處。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博士研究生周中梁《遼寧省檔案館藏《〈明太祖實錄》〉寫本性質考論》提出這一版本並非如整理者所論為「初修本稿本」，而是從滿文譯本回譯而來，應與清初明史館將《明實錄》譯為滿文的工程有關。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博士研究生黃若澤《從想像官話到創造白話：論官話和合本〈聖經〉翻譯與白話文的興起》觀察狄考文、富善、鮑康寧這三位官話和合本《聖經》的核心譯者從個人活動到集體翻譯的軌跡，揭示他們的理想官話觀念的差異及其對聖經翻譯語言的影響，如何使得此書的成書成為白話文運動的另一源流。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博士研究生莊馳原《神壇之上的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學說在清末的譯介及傳播》研究晚清時期西方傳教士、改良派、革命派等團體有關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的政論刊物及相關譯著，重現這一學說被引入清末知識界並引發論爭的傳播圖景，討論翻譯文本在其中呈現的知識傳播與宣傳引導功能。

會議第三場次：「經世理念與政治實踐」

第三場報告主題為「經世理念與政治實踐」。這場報告以明清時期的政治為中心，涉及帝王藝術鑒賞、外交禮儀、官場文化、士人經世之學等諸多方面，涵蓋各階層人物的政治思想與政治活動。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博士研究生詹鎮鵬《藝林生面認前朝——乾隆皇帝對明代雕漆器之賞詠與政治引申》研究乾隆帝對清宮所藏明代雕漆器的題詠詩文，指出乾隆帝的鑒賞涵養來自晚明文人的賞玩心得，並結合文獻和實踐觀察增進對漆工藝的認知。從詩文中可以見到他對江南漢地的文化想像和對前代史事的評論。乾隆帝將明代官方器物編為皇室收藏並銘刻詩文，以此宣示滿清王朝的正統性，並為器物打上強烈的個人印記。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博士研究生陳妤姝“Qing Government's Diplomatic Attitude to Britain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s Drawings”一文通過研究馬戛爾尼使團成員的繪畫作品來觀察清政府對待他們的外交態度。使團成員時常受到清政府的監視乃至禁閉，因此只能描繪清政府允許他們觀察到的景象，譬如因不許進入城市中心，故畫作中僅有從船上或河邊看到的景象。可見英國使團首次來訪令清廷感到威脅。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博士研究生莊興亮《略論陳建宗藩改革之議》根據明代東莞學者陳建的經世著作，發掘這類下層士大夫對明中晚期宗藩問題的議論與獻策。通過解析書中對宗室制度弊病的掌握及其管制建議，結合嘉靖朝廷調整宗藩政策的大環境，發現陳建瞭解國朝層面事務的信息來源其實是橫跨地域且符合當時時局所需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孔德維《古經即時政：梁廷枏經解與經世論述》集中討論梁氏《論語古義》中對「攻乎異端，斯害乎已」一句的理解，以解釋其在經世著作《海國四說》中對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的寬容態度，以圖「經世」與「經學」兩個面向互相發微來理解梁氏儒學思想與西方觀念的關係的目的。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博士研究生余勁東《朝覲贈序與地方文官考察》研究明代地方官朝覲前所獲贈的序文，認為此類文本不僅承載了友人送別的職能，還在朝覲考察制度運作過程中，發揮了類似「推薦信」、「介紹函」的作用。朝覲序的寫作與流通構築了中央、地方與民間三個層面的資訊溝通管道，同時成為上官考語和撫按廉訪之外的第三種考察決策參考依據。由此可見偏文學性質類的文獻在制度史研究領域的意義與價值。

會議第四場次：「藝術、形象與流派」

第四場報告的主題為「藝術、形象與流派」。本場報告涉及書畫、陶瓷、篆刻、竹刻等眾多藝術門類。某一類特定圖像或藝術風格（流派）的形成與運用，及其與明清時期政治變遷或社會文化史之關係，是本場討論的重點。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李鈾的《地志，勝景與山水：明代金陵實景圖像的類型與功能》分析了明清時期金陵盛景圖式的流變，指出明初「金陵八景」的出現明顯受到宋元以來瀟湘八景題材流行的影響，明代中期類似圖式漸有流行的趨勢，在中晚明士人階層旅遊風氣盛行的背景下，金陵盛景的格局最終得以確立。而在清初的政治情境中，創作者與觀賞者間的默契則成為畫家隱晦表達具有政治隱喻的實景的前提。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博士研究生高洋在《從誤讀到釐清：乘槎圖像在明清陶瓷上的應用》一文中以張騫乘槎圖像在明清瓷器上的應用為中心，通過對考古材料和現有藏品的分析，歸納出乘槎圖像在明清瓷器上的應用規律，同時結合對前代及同時代和乘槎有關的文學與藝術作品，解釋這些應用規律產生的原因。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研究生陳抒《文人山水與台閣界畫在盛清的融合與調適——以盤山景圖為例》一文指出既要存真寫實，又需迎合帝王的皇家文人意趣，成為盛清詞臣文人山水畫面臨的問題，而董邦達調和了其中的矛盾，犧牲部分正統派山水的空間呈現，將重心落實在台閣之上，最終贏得了皇帝的欣賞與信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博士研究生陳文研的《胡正言的印譜與印藝》一文分析了明人胡正言篆刻藝術的風格特征。同時，探究這位的通才型人物於江山易代之際的生活與生存狀態，以豐富這一時期的篆刻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博士研究生溫麗娜的《明清竹刻下的仕女形象》一文探討了明清竹刻中女性的形象與意涵，指出在晚明至清初張揚張揚人情人慾學說盛行、好色好貨之風瀰漫的背景下，竹刻藝術相應地呈現出雅中見俗的痕跡，其中尤以仕女題材的作品為代表。這些仕女形象在借鑒同時期的版畫與繪畫的同時，也延續了時人對於女性的觀察和慾望。

會議第五場次：「文本的詮釋、接受與應用」

最後一場「文本的詮釋、接受與應用」探究明清時期流傳的理學、聖經與出土文獻等不同類型的文本，如何經過知識精英的重新塑造與推廣，回應具體的政治、社會與學術問題，進而影響傳統的知識精英、甚至平民階層對特定議題的理解與接受。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研究生陳嫣雪《新見出土材料對清代陰陽五行學說研究之影響》以清人徐灝《說文解字注箋》為例，通過分析徐氏運用當時新見的出土文字材料以及新方法考證文字形義，參以當代新見的文字材料，探討清代考據學的興起及新材料的發掘，對傳統哲學思想所產生的影響。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研究生張雅斐《晚清保羅形象之演變——以郭實獵、安美瑞為例》則從聖經接受史的視角，利用《保羅言行錄》、《保羅言行》這兩種晚清時期的保羅傳記文本，探討重寫後的保羅，與聖經原型相比產生了何種變化；這種變化回應了當時何種的歷史語境；重述後的文本，如何處理聖經文本與晚清語境的衝突之處？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博士研究生林展《明嘉靖年間士人對陽明學的回應與挑戰——以羅欽順〈困知記〉的撰寫與編刻為例》探討在王學興盛的情勢下，程朱學者如果通過塑造新的理學讀本的方法回應并挑戰其學說；這種回應與挑戰，諸如羅欽順的《困知記》，亦有未能準確把握陽明宗旨之處。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碩士研究生衛婥怡的“PortrayalofReligioninSecularEroticTextinLateImperialChina”注意到《思無邪匯寶》與《品花寶鑒》兩種文獻彙編中為數眾多的涉及明清時期僧尼形象的情色文學作品，嘗試從性與文學兩種面向討論「宗教」與「情色」這組看似相悖的議題。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研究生鄺智良《〈聖經〉的清末處境詮釋與應用——以時新小說〈夢治三癱小說〉為例》探討《夢治三癱小說》作者鍾清源如何論述基督教與富強、救國的關係以及對《聖經》的接受與應用，指出鍾氏強調在華基督教必須採取「自上而下」傳教進路才能救國的觀點；鍾氏也因應自身處境，對經文作出相應詮釋與剪裁，其中涉及《聖經》與本土宗教觀念的融合。

在會議的「綜合討論與反思」中，五場討論的主持人分別對每場的發表情況進行了簡要的總結與匯報。之後，朱鴻林教授和包弼德教授在總結本次論文發表會時指出，這次會議的25篇論文，都在一定程度上為各自的領域貢獻了新知；兩位教授分享了自己的治學經驗和參加論文發表會的經歷，并對參會同學進行了方法上的指導：均強調怎樣報告、呈現自己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報告應重點突出、條理清晰，確保聽眾在短時間內了解一篇論文的論點、論據、方法、創新性等方面的內容。朱鴻林教授特別指出，本次論文發表會的文章多側重於個案研究，但個案研究的價值與意義，如何透過個案研究呈現出特定歷史時期或某一方面的整體面貌，是我們必須注意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必須防止以偏概全，同時還要避免所呈現出的整體面貌太過含糊。有關歷史研究中所運用到的資料，朱教授認為，我們既應當重視文字記載，也應當注意書籍、繪畫、器物等實物，因此藝術史研究者在關注器物的同時也應當多了解歷史背景，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等領域的研究者也應當多去博物館，關注實物類型的資料。最後，主持人強調，歷史包括時、地、情（事情、心情），每一段文字、每一件器物都是在特定的語境下產生的，都會涉及一些具體的人事，如果我們在歷史研究中忽略這些特定語境和具體人事，那麼就會產生出比較多的主觀臆見。

為期兩天的會議在緊張而充實的氣氛下圓滿落幕。相信通過和頂尖學者們的近距離請益、學習以及研究生同學們科際間的交流、切磋，確實有助於開拓目前明清研究領域中可能的新方法、新視角及新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