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一讲正式开场，来自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著名历史学家刘志伟教授作了题为“人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的精彩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黄兴涛教授和夏明方教授担任主持。

刘志伟教授，曾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主要著作有《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等。

讲座伊始，刘志伟教授明确指出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国家的历史”与“人的历史”两种研究路径，认为这两种取向一为自上而下，一为自下而上，但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不过从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或正统研究路径，就是记述“国家的历史”，近代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及社会科学的影响，史学研究开始向“人的历史”的转变。 

刘教授以《史通》、《说文》为证，阐明了作为国家记事书的历史，其影响甚至直贯近代，比如钱穆先生撰写的名作《国史大纲》就是在国家历史逻辑下的展开的。在刘教授看来，作为“国家的历史”，其书写特点包括：以治乱更替为研究中心，后在进化论观念影响下又以文明进步为中心；以官方档案、典籍（经史为主，子集辅之）为史料；在文人话语体系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同构；对历史“真实”和“正确”的迷信；国家和文化的本质化。与传统史学相比较，取而代之的新史学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比如从“英雄创造的历史”转变为“人民创造的历史”；从“帝王将相的历史”转向“劳动人民的历史”；从“眼光向上的历史”转向“眼光向下的历史”；从“王朝国家的历史”转向“民间社会的历史”。而其与前者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国家历史与人的历史的不同立场。

那么到底什么是“人的历史”？他认为，所谓“人的历史”是指两个方面：以“人”为历史的主体；以人的行为作为历史解释的逻辑出发点。向“人的历史”转向的动因又是什么？刘老师认为就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老祖宗”那里去。他引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内容：“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随之加以阐释道：历史就要有鲜活的人和人的活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人的历史”。他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所谓的国家的历史，其实就是一种意识，我们所设想的国家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人的活动形成的意识，因此国家的历史不过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而人的历史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

接下来，刘老师从历史学的社会科学转向谈及从“国家的历史”向“人的历史”这一反式转变的直接动力。他认为，19世纪以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直接影响了史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如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学科，均已以人为出发点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刘老师尤其注重人类学视野中的“人”，认为人类学所研究的是生物的人和文化的人，并以生命和肉体的生产与再生产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对婚姻、家庭和亲属关系的研究，以及对各种文化的探讨，而其焦点集中在我们怎样去理解人对自己的认知、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比较分析人类文化的不同，并一步步揭示全球化的过程。而历史学中“人的历史”，是与人类学的逻辑相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刘志伟教授一再强调，转向“人的历史”并不意味着否定以国家为主体历史。因为我们不能抛弃“治乱兴替”来谈历史，不能枉顾历史事实编造一部历史；再者，历史需要以国家作为主体去讨论文明进步的线索，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是无法被理解的。

讲座最后，刘老师以两个例子来说明“人的历史”在实际研究中的应用。首先，他以G·W施坚雅构建的“地方体系的层级结构”为例，阐释从人的行为推演出的理论模型和从国家立场出发推演来的理论模型的不同。他用“沙滩原理”作为模型演示了该理论的建立逻辑，并认为这项研究的真正启发意义并不在于“六角形”理论本身，而在于在“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框架下解释国家。接着，刘老师又以郑和下西洋为例，揭示了在单一“国家历史”逻辑下的认知偏差。在教科书及我们固有理解中，郑和以后中国人放弃了航海事业并远离了海洋世界。但史实表明，无论郑和下西洋之前，还是以后，都有大量中国人活跃在南海和印度洋，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东南亚与印度洋海洋世界的霸主仍然是中国航海家。这两个例子集中凸显了刘老师所主张的“人的历史”解释力度，前者是从人的互动过程对施坚雅的区域理论进行重新解释，破除以往以国家为核心的解释模式之局限；后者突出国家之外的民间力量的历史主体性，并将视野从大陆转向海洋，拓展了中国历史书写的空间。

讲座结束后，黄兴涛教授和夏明方教授分别结合自身研究交流了感想，并就研究路径及治学方法等问题与刘志伟教授进行了交流。刘老师耐心解答同学们的问题之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