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会议2 _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22年3月17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春季学期第四讲“中国古代的滨海地域”在线上举行。此次讲座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鲁西奇教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

鲁教授首先介绍自己开展中国古代滨海地域研究，除受到陈寅恪对天师道与滨海地域的研究启发外，还因完成对汉水流域的一系列研究后意图转换研究空间。而调往厦门大学工作的契机，最终促使他选择中国古代的滨海地域作为研究主题，研究时段则集中于汉唐，兼及宋元。

地貌学将海岸带定义为“海岸（海岸线）向海、陆两侧扩展一定宽度的带状区域，由彼此相互强烈影响的近岸海域和滨海陆地组成”。鲁教授对滨海地域的界定即依据这一定义展开。他主张从人类在海岸地带的生存、活动及对于海岸带的认识出发，融合地貌学对海岸带的界定，将滨海地域定义为“濒临海洋、当地居住人群之生计与海洋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或受海洋环境影响甚巨的地区”，不同程度以海为生的人群是界定滨海地域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滨海地域是一种立基于自然地理区域的经济区域，借由与海洋有关的生计方式与经济形态来界定。鲁教授强调，自己对滨海地域的定义是从人类主体出发去看海岸带，它与海岸带所指称的地理区域基本相同，但却转换了主题。

鲁教授指出，与滨海地域有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海域史（海洋史）、航海史和海洋贸易史、海疆史、经济史和社会经济史、政治文化史等领域。海域史（海洋史）的成果，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地中海世界的研究、乔杜里（K. N. Chaudhuri）对印度洋贸易体系的研究和滨下武志对亚洲港口网络的研究为代表。这类研究的视角是从海洋出发看陆地边缘，关注的焦点是海上的联系与以海洋为中心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网络。航海史和海洋贸易史研究侧重于考察航海工具与设施及其演进、航海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海上航路及其演变、海港及其航海地位的演变、中外海上交通和贸易及其相互影响，立足点是以陆地为主体的中国，港口和岛屿是此类研究的重要内容。海疆史研究的立足点是国家对于海疆区域的控制与经营，关注的焦点是国家控制的海疆边界之所在，以及国家对海疆的控制程度与方式，海疆的外部边界是此类研究的重心。传统经济史对滨海地域的研究集中在海盐产销和管理、渔业生产和管理与渔民组织等方面，华南学者围绕滨海地域开展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则注重在滨海地域的社会历史脉络中理解王朝国家的渗透和表现方式，实质是区域研究在滨海地域的实践。政治文化史视野下的滨海地域研究，以陈寅恪对滨海地域在汉末至北魏政治变局与文化演进中的意义的研究，和王子今对秦汉海洋开发史与海洋文化的研究为代表，关注点是滨海地域多元的政治与文化生态的形成、特点及其对王朝国家政治与文化的多元性的影响与意义，是立足于权力中心去看滨海地域，并分析其在政治结构与文化体系中的意义的研究。

在分析与滨海地域有关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鲁教授指出自己的研究是站在滨海地域（海岸带）的立场上，既看背后的陆地及王朝国家，也看面前的海洋及海外的世界，更关注立足的海岸，基本思路是从“物”到“人”，从“自然”到“社会”，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滨海道路”的内涵及其意义。这样的研究可归结为四个主题：一是历史时期滨海地域的景观和环境演变，内容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于潮汐、沿海岛屿、沿海港口和海岸变化的认识与描述的研究，旨在探究滨海地域的“物质形态”，以及环境演变反映的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的变化。二是滨海人群的身份、生计方式和经济形态，内容包括在滨海地域生活的“向海的人群”和“背海的人群”的身份属性与获取身份的方式，滨海人群的资源利用和生计方式，滨海人群与内陆人群交往而形成的社会经济网络，以及滨海地域经济形态和海洋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旨在揭示滨海人群来源、身份与生计方式的多样性，以及滨海地域经济形态的多元化和结构性短缺。三是滨海地域的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内容包括王朝国家对滨海地域的军事控制、政治管辖和行政管理的进程与制度变化，王朝国家诸种社会治理方式在滨海地域的实行，滨海地域内在的社会秩序与组织。旨在揭示王朝国家控制滨海地域及其活动人群的强化过程，和滨海人群对王朝国家的认同服从的复杂性。四是滨海地域的社会建构、信仰及其文化表达，内容包括滨海人群为适应、利用、处理其所面对的特定海洋环境而创造或形成的神话传说、禁忌仪式和思想文化，王朝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它外部文化因素影响改造滨海地域的信仰与文化的过程，旨在透过滨海与海上人群的日常生活呈现他们创造的海洋文化。

在此基础上，鲁教授概括出一条针对中国古代滨海地域的研究理路。这一理路分析了历史时期滨海地域在环境、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探究滨海地域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最终落实到“中国历史上的滨海道路”。其中，海潮、海岛、海港和海岸线是滨海地域的“物质形态”。滨海人群的来源与构成、生计与经济形态、信仰与文化、国家对滨海地域的控制及其进程，是滨海地域的“人文形态”乃至“文化景观”。由“物质形态（自然）”到“人文景观（社会）”，由地理研究到历史研究，是这一理路的基本样态。

最后，鲁教授对“中国历史上的滨海地域”这一主题进行了精要的总结和高屋建瓴的畅想。他以发问的形式道出自己的关怀：既然中原、南方、草原、高原和沙漠-绿洲各有相当不同的历史发展模式（历史道路），那么滨海地域的历史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值得考察的独特性——它是否有属于它自己的“历史道路”？鲁教授举了既有的理论工具“赞米亚”（Zomia），在尝试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反思这一理论工具本身。认为“赞米亚”，特指特定群体逃避“国家空间”的产物，一般呈现为“遥远的山地”及其山地人群，具有生存环境恶劣、生计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自我选择性较高、政治安排逃避于国家统治、社会结构相对平等、拥有口述文明传统和多元神明信仰等特点。在空间上，“滨海地域”和“滨海人群”具备和“赞米亚”相似的一些特征。但一方面，“赞米亚”这一概念是被人为制造出来与“现代国家”“强权政府”相对立的一种“观念类型”，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构想色彩”。滨海地域不可能是这样的“赞米亚”，整个世界上都不会有这样的存在。另一方面，权力圈无所不在。普通民众即使逃离了王朝国家的权力范围，又会被新的权力所支配。在滨海地域，这常常呈现为“大首领”“大豪”“砂主”的支配，而散逸出王朝国家体系的人群，如“海贼”，其权力组织和运行方式，实际上也是王朝国家权力体系的“仿制品”。鲁教授点出了滨海地域的一个关键性质：它是“国家”的“边缘”，而非“对立面”。在中国古代，“滨海地域”受到“国家”的影响，向“国家”的靠拢，始终是一个持续性的趋势。所以，滨海地域历史发展的总体脉络有两条：一为其内在的，具备“地方性”的发展脉络。二为“国家”的因素对滨海地域的扩张与渗透。这两条线索的矛盾、冲突与融汇，构成了滨海地域历史进程的完整面貌。

夏明方教授对鲁教授的精彩讲座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研究关怀宏大，思路谨严。各个议题经过反复琢磨，蕴含可贵的治学态度。鲁教授不囿于某个固定的视角，而具备综合性的视野，这种学术风格很具启发性。夏教授还咨询了两个问题，分别是关于“滨海道路”之与明清史话题（如“海洋道路”）在研究进路上的接续性，和“滨海区域”与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结问题。鲁教授也予以回答。

在提问环节，历史地理专业的江震提出如何定位关于滨海地区较小港口的相应研究。鲁教授点出，针对“滨海地域”的港口研究，并没有将一个较大范围的、跨区域的港口关系网囊括在内，落脚点在于滨海地域的人本身。考古专业的邱四平同学就“是否存在‘背海而生’之人和‘向海而生’之人共同构建集体记忆的现象”与鲁教授讨论。古代史专业的骆勇同学则提出“海寇”和“山贼”的互相转化现象以及用文字史料研究“无文字人群”如何避免偏见的问题，对此，鲁教授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转化”，而在避免偏见的问题上，史无定法，只能灵活应对。外校同学也踊跃提问，鲁教授均给予了针对性回答。

（文：2021级中国古代史骆勇，2021级历史地理学江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