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书 | 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修订版）》 |
| 来源：新史学1902 作者：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3-1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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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修订版）
余新忠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
近代卫生机制的引建和发展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卫生的现代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嘉惠，也造成不少“现代性”问题。本书立足于中国社会近代的演变，展开对卫生现代性的探究和省思。从“卫生”概念入手，以从概念、观念到制度，再到相关实践的思路，逐步对清代与防疫、城市环境卫生相关的诸多问题及其历史变迁展开探讨，在中国近世社会自身的发展脉络中考察近代医疗卫生机制的转型，揭示中国社会变迁中自有的“现代性”。通过钩沉现代化过程中被掩盖的面向，呈现近代变迁过程中的复杂图景，从而反思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现任南开大学杰出教授兼历史学院院长，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和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社会史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主要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明清社会史研究。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入选2015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等，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百余篇。入选多项国家级高层次人才项目。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二等奖等奖励。
三、“卫生”概念变动的开端(光绪初年—1894 年) 064
四、“卫生”概念变动的深化(1894—1905 年) 080
五、近代“卫生”概念的确立(1905—1911 年) 095
五、余论:粪秽处置与近代公共卫生观念的形成 273
四、余论:作为近代卫生行政重要内容之检疫的成立 384
附录二 中国历代疫病应对的特征与内在逻辑探略
474
附录三 中国传统瘟疫叙事中的灾疫文化及其现代启示
490
附录四 真实与建构:20 世纪中国的疫病与公共卫生鸟瞰
512
重版序言
2003年年初，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刚刚出现，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恰巧问世。我在书的后记开头写道：
开始疾病医疗史的学习与摸索不觉已有五个年头，五年的时光，在学人的一生中，大概也可以是一段比较完整的学术经历了。然而对我来说，总觉得自己步入这一领域不过是眼前的事，对此的探索也才刚刚起步，回想起来，当初是怀着“发现新大陆”般的兴奋和浓烈的兴趣开始这一学术旅程的。
回想起来，当初对于疾病医疗史这一新兴研究的兴趣和热情依然历历在目。而今，又20年过去了，在21世纪里，我们不仅经历了影响重大但来去匆匆的SARS,以及禽流感、猪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猴痘等一众前所未闻的疫病，也遭遇了漫长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如今的自己，早已人到中年，其间也经历了研究主题由疾病而卫生，再到医学的转变，但不断探究疾病医疗史的初心一直未改，也始终和诸多同道坚持在医疗社会文化史这片土地上努力耕耘。虽然个人的能力微不足道，但借助现实和学理的力量，医疗社会文化史这一研究也终于渐渐不再令人感到陌生了。
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创新或许不是唯一重要的，但似乎只有不断探索创新，才能更好地践行其重构和维护文明价值、思索和守护人性之光、激荡时代思想、慰藉世人心灵的责任和使命。“不重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这一当前学术界颇有影响力的名言，很直白地道出了我们对于学术创新的信念。但实际上，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颇为困难，特别是一个学者要在自己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不重复自己，更是不易。记得在大学期间，曾读到近人廖平的一段话："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每变愈上，不可限量。”当时觉得很有意思，但不甚了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似乎越来越理解这段话的分量和意义，并以此来要求自己。所以，当我出版由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后，就期许自己大体以十年为一期，无论在研究主题还是学术理念上，都要做出具有内在逻辑关联和脉络可循的改变。此后，大概到2013年前后，我一直努力以社会文化史的理念为指引，探索清代以降的卫生机制，并在2016年年初出版了本书。与此同时，我又逐步将努力方向转向中医知识史研究，并希望融汇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潮，倡行“生命史学”理念和研究。
在本书出版后，本以为自己的卫生史研究可以暂告一段落，全情投入中医知识史研究之中。然而，四年后，不期而至的新冠疫情，自然就打乱了自己原来的规划，不由得将思绪拉回到疫病和卫生防疫等议题上。疫情中，特别是疫情初期的几个月中，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除了网上授课和必要的日常工作外，多数时间都是围绕着疫情在忙碌，如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为国家部委的一些活动提供咨询服务，在线上开展大众公益讲座或学术讲座，完成中央交办的紧急课题，撰写学术期刊的临时约稿，等等。这样的忙碌虽然偏离了自己原来的学术研究规划，但能让医疗卫生史这样原本书斋里的学问，可直接为现实提供一些知识和思想资源的服务，对于一个有些社会情怀的读书人来说，亦不可不谓是一种慰藉。
更为重要的是，三年的疫情，让一个医疗卫生史研究者，获得了难得的人类学体验的机会，自然也促使自己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和认识。这次重版，除了修正不少原书中的错漏之处，也对附录做了较大的调整，删除了原来的两篇论文，增加了三篇，这些都是我在疫情中的新探索。除此之外，经历三年疫情，我最为感慨的，似乎还是卫生防疫的地域性和文化性。面对疫情，世界各国、各地的反应与应对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差异。源起于欧美的现代公共卫生观念和卫生防疫机制，随着日渐迅猛的现代化浪潮而传遍寰宇，在东亚，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引入和建立现代卫生防疫机制都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识和内容。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世界渐趋成为“地球村”的当今，尽管有着世界共同认可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也几乎共享一套医药卫生知识与卫生防疫的标准和规章，但西方和东方，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的反应，却五花八门，千差万别。卫生防疫中的政治化倾向，是我在以往的研究中早已有真切认识的，不过政治化背后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属性则是以往缺乏充分考虑的。严谨的科学和统一的规则显然并不能救平国情的差异，每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都只能根据自身的治理方式和能力，以自己的国民和文化相对可以接受的策略来制定对策。面对瘟疫，无论怎样应对，都会有代价，寰宇之中，大概并无具有统一标准的所谓最好的防疫机制，而只有能在符合科学和适应国情之间找到较好平衡点的相对适切的卫生防疫策略。
人生真的有很多机缘巧合，20年前我第一部有关瘟疫史的著作问世，恰逢SARS之兴起，而如今重版这本有关卫生防疫的著作，则巧遇肆虐全球三年的新冠疫情形势有所好转。真心地期盼，人类认真地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让如此严重的疫情不再上演。本书的重版，最初源于负责本书初版的谭徐锋博士的提议，去年下半年，接替谭博士工作的宋旭景女史，以她专业而高效的工作，快速推动了重版工作的落实。在重版的修订中，责任编辑曹欣欣会同我的博士生肖鸣浩和郭燕同学，以她们的认真细致与耐心帮我纠正了很多的错漏。对于以上同人的重要帮助，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这次重版，让我有机会重读旧稿，阅读中，最感到遗憾的是，历史中的“人”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对照我近年努力倡导的“生命史学”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在我看来，所谓“生命史学”,就是关注生命，立足生命，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围绕着生命的基本特征(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而展开，并将生命置于整体的生态体系中来认识和探究的历史研究与书写。这样的历史，必然会不时显现具象而有灵性的“人”,让人感受到有情有理的场景和入情入理的分析。差距自然令人汗颜，但聊以自慰的是，这多少也说明自己一直在努力探索和前行。这些年的研究和思考，还让我深感，将历史研究的立足点置于生命本身而非社会和国家而展开的“生命史学”,不仅对于学术研究的深化不无助益，而且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颇有必要。显而易见，历史观和历史书写的革新，必然与时代的变革相伴随。19、20世纪之交，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吹响了“新史学”的号角，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系列论说的开篇《中国之旧史》中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所以他认为，要拯救咱们的国家，就必须开展“史学革命”,倡行叙述国家和人群的进化的“新史学”。这一论述，不仅宣示了近代史学从王朝的历史向国家的历史的转向，而且这样的转向，无疑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涵育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以来，在一代代国人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不仅逐步摆脱了民族危亡的困局，而且一步步实现了国家的强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华文明的接续发展，实现文明的升级，显然已经成为当下的迫切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不管怎样，离不开更好地提升国民的现代公民素质，离不开更有效地落实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当我们的历史研究进一步从国家的历史部分转向“人”的历史，无疑可以为涵育现代国民素养提供有意义的历史和思想资源。而以医疗社会史为重要内容的“生命史学”的创立和推动，对现实社会的发展，显然意义深远。
从“现代化叙事”到“现代性省思”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模式转换，但时至今日，“除了现代性，我们还可以再谈点什么”这样的问题也应呼之而出了。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我希望在疫病和卫生史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明清以来中医知识的演变和建构，那么自己又该以怎么样的理念和视角展开这一新的课题呢?我将以此期待自己，也期待诸位学界同好……
时隔七年，虽然我觉得“现代性”依然是需要不断思索的议题，但对于自己的研究来说，大概可以用“生命史学”的理念和知识史研究方法与路径来回答我当初的提问吧。
最后我想说，从事医疗卫生史研究，完全是源于自身兴趣以及对于学术发展趋势和需求的理解，能够服务于现实，当然是一个学者的荣幸和责任，但必须说，学术研究自有其内在逻辑和价值，其现实意义的实现，也必定是建立在基于学理而做出的深入和扎实的研究基础之上的，简单的迎合和附会，看似关心现实，但恐怕未必能真正实现学者和学术研究的责任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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